23、盖世英雄

刘锦棠，1844年6月16日出生在湖南湘乡市，外号“大闯”，父亲刘厚荣。

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天国进入湖南。第二年，曾国藩招募团练，组建湘军，刘厚荣、刘松山兄弟俩一起加入湘军王錱部。1854年，刘厚荣跟随罗泽南部队征战岳州，在城下阵亡。那一年，刘锦棠十岁。

祖母陈氏把失去父亲的少年刘锦棠接到身边，悉心抚养。因为家境贫穷，刘锦棠没有进入私塾学习的机会，刘锦棠读书识字，是扒在私塾外面的窗户上垫下的一点底子。从刘锦棠留下为数不多的三首诗词看，他的文化程度确实不高，但天赋异禀，能熟练撰写文书，且言简意赅，没有废话。

少年不负青云志 踏歌而行九万里。1859年，十五岁的刘锦棠立志为父报仇，从湖南家乡一路跋涉，徒步行走到江西，投奔他的叔父、已经成长为湘军名将的刘松山。刘松山把刘锦棠当成儿子照顾，吃住起居，行军打战，都带在身边。刘锦棠的人生从此开花，打完太平军打捻军，家仇得报，余恨不消。

1866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刘松山率领老湘营从湖北转战陕西。西北风沙大，万里虎狼急，那时候的老湘营已经功败垂成，人心凋敝，很多人不愿意再到西北打战。刘松山发布战前命令，克日西进，违令者斩。老湘营作为左宗棠的先头部队，率先进入陕西、甘肃，从此踏上西北疆场。那一年，刘锦棠二十二岁，当初的热血少年，已经淬炼成身经百战的铁血战将！

左宗棠的西征之路并不顺利，湘军进入西北初期，处处被动挨打。1869年，已经接受“招抚”的回匪首领马化龙再度叛乱，陕甘回匪连成一片，甘肃四面着火，陕西回匪重新窜返陕西境内，扬言要进攻西安城。朝堂内外要求李鸿章接替左宗棠的呼声越来越高，左宗棠以时间换空间，命令刘松山加快进攻金积堡的速度。

清军围攻马五寨时，回匪马五向邻近的马八寨求援，马八派人到老湘营诈降，请求刘松山到回营接受投降。甘字营首领董福祥是土匪出身，长期与回匪纠缠，熟知回匪习性，苦劝刘松山，“马八条所言绝不可信。观来使目视高而色骄，愿少待，福祥亲往一探，纵为所害诚为甘心”。刘松山听不进董福祥的话，“人迎而我拒之，人信而我疑之。金积堡近在咫尺，马化龙闻之，恐阻其向善之心”。刘松山大义凛然地奔赴阎罗殿，被回匪伏击，左胸中弹。

刘松山临终之际，把董福祥叫到身边，“神已外散，扶枕而言”。刘松山嘱咐董福祥，“三湘子弟随吾深入不毛，犹子锦棠于军事，尚有经验，可辅则辅之”。可见，刘松山已经把刘锦棠当成儿子，放心不下。刘松山去世，湘军内讧，陷入混乱。董福祥不受左宗棠待见，在老湘营备受排挤，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刘锦棠一边，建议由刘锦棠统领湘军。

湘军老人骂董福祥是外人，“半底子的黑路出家”，没有说话资格。董福祥呼啦一声拔刀出来，大声呵斥，“萧何举韩信，非老成也；张耽荐谢艾，非旧德也；吴孙权用陆逊，非名公巨卿也。才之所推，即以之拒敌。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须人教也，必宿将而后总帅吗”？老虎生下来三天就会吃肉，没有人教过它们吃肉的本领，凭什么有资历的人才能担当统帅？

左宗棠担心老湘营哗变，举荐刘锦棠“总理湘军营务”，结束了湘军内部的混乱局面。1770年3月6日，机军处转发两宫皇太后旨意，正式任命刘锦棠统领老湘营，“赏加三品卿衔，接统刘松山旧部”。那一年，刘锦棠二十六岁。

名将陨落，朝野震动，社会各界对左宗棠能力严重质疑，舆论压力如山呼海啸，如果湘军继续损兵折将，左宗棠在西北战场将彻底沉沙折戟。他命令刘锦棠收缩兵力，“严守金积要隘下桥、永宁洞。如实不能支，不能不作退军之计，则需通盘筹划，分先后，分去留，不可一举而动”。左宗棠要求，尽量坚守下桥和永宁洞两个要塞，如果实在守不住，要做好全盘撤退部署，留下一支部队为后路军，掩护主力部队撤退。

我们实在不能理解古人的智慧，这份记录在册的原始文件，毫无策略可言。后路掩护前路撤退，是中国孩子从小就会的打架常识，用得着三军统帅苦口婆心作交代吗？后来的历史给左宗棠打圆场，说“坚守”与“退屯”，是左宗棠测试刘锦棠的军事才能，有意给刘锦棠出了两道选择题。为国赴难是军人的本分，但也没有哪个统帅敢拿两万多人性命下赌，来测试一个主官的个人能力！

十二年后，左宗棠在肃州向新疆驻军发布命令，兵分三路，备战伊犁。命令刘锦棠和张曜统领中路军，从阿克苏出发，“经乌什，经取伊犁，捣其巢穴”。这时候的刘锦棠已经有了“帮办新疆军务”的头衔，是新疆战场的副总指挥，有直接给朝廷呈递奏折的资格。刘锦棠向军机处呈递密折，认为翻越天山行军速度缓慢，达不到奇兵突袭的效果。刘锦棠建议，部队从喀什出发，越过伊尔克什坦边境，直接进入沙俄统治区，打到俄国人的腹地去。“天山南北有警，即分军喀什噶尔，从喀什噶尔外卡进，以张深俄境之势”，横扫中亚以后再迂回到伊犁，与东、西两路军“合力图之”。刘锦棠的军事计划看上去大胆，却不冒险，当时的沙俄主力被绊在土耳其战场，中亚地区只有五千多防卫部队，奇军突袭的成功率很大。

军机处实际上已经同意了刘锦棠的出兵方案。备战伊犁，新疆建省，两件事叠加在一起，才是左宗棠被调离西北战场的原因。左宗棠离开新疆，是清王朝为刘锦棠修桥铺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在沙滩上。“抬棺西征”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慷慨悲壮，左宗棠与刘锦棠相互成就，才是我们这个民族百年以前的最大福分。

刘锦棠是那个时代不出世的军事天才。在金积堡，他既没有选择“坚守”，也没有选择“退屯”，他的选择是进攻！刘锦棠向左宗棠禀报，“吾军深入乏食，不力战，贼即乘我，灵州旦暮失，大局不可支矣”“必勠力致死，而后军可全”。狭路相逢勇者胜，清军在西北战场已经没有了粮食和弹药补给，必须拼死一搏，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历史选择了刘锦棠，他挽救了左宗棠，也挽救了饱受战乱之苦的陕甘新三省。

1871年1月6日，金积堡城外570多座回匪营寨被清军攻破，匪首马化龙和儿子马耀帮出城投降。左宗棠授意刘锦棠，以金积堡内搜出1200余支洋枪为借口，斥责马化龙“里通外国”，尽杀马化龙及其兄弟子侄以及亲随部众1800多人。1871年3月12日，清军攻占王家疃，金积堡回匪全盘覆灭。

刘锦棠的血亲复仇一共有两次：第一次，在太平天国战场上为刘厚荣报仇；第二次，在陕甘回乱战场上为刘松山报仇。这两个人，都是他的父亲。苍狼嚎叱风暴裂，复仇犹如山铁声，冷酷的利刃，只为清算人世间那些沾满鲜血的账本。

金积堡之战后，刘锦棠护送刘松山的灵柩回湖南老家安葬。刘锦棠离开的这一年，又是左宗棠最难熬的一年，河州太子寺之战，提督傅先宗、总兵徐文秀双双战死，清军参将（团级）以上军官死难17人。

危难之际，马占鏊、马海晏、马千龄等人以胜利者的姿态主动投降，率领河州回匪集体调转枪口，充当了清军平定青海的开路先锋，西北战局才算稳定下来。河州回民交纳投名状的态度坚决而且彻底，劝降了西宁匪首马桂源的叔叔马永福，逼迫马桂源撤出西宁；还不够，马占鏊又设了一场假意投降的鸿门宴，诱捕了西宁匪首马桂源，将西宁回匪一网打尽。

1872年3月，马桂源等十三人被押送到兰州凌迟处死。这是左宗棠进入陕甘以后取得的最大成绩，但这些成绩并不是依靠战争本身取得的，陕西回匪已经流窜到河湟地区，白彦虎率领残部继续围攻西宁，平叛战争依旧处于胶着状态。

左宗棠于1866年接任陕甘总督，1868年到任，在整个西北回乱的中前期，左宗棠的前敌指挥部都设在距离战场较远的甘肃平凉。1872年8月，马桂源被处死五个月后，左宗棠才率领随行官兵，正式进入陕甘总督府驻地兰州。

1872年9月，刘锦棠归队，在兰州与左宗棠匆匆见面后，奔赴河湟战场，接过前线指挥权。刘锦棠命令余恩虎率领湘军主力强渡湟水河，占据南岸，重炮轰击回匪阵地；命令董福祥率领张俊、李双良所部甘军共十八营，在平戎驿造桥渡河，一举攻克陕西回匪在西宁城北布设的防御阵地。白彦虎率领陕西回匪向西逃窜到小峡口，被董福祥甘军围堵，白彦虎左胸中枪，从扁都口翻越祁连山，窜入甘州，西宁之战结束。

左宗棠的西进战略，兵分两路部署：湘军老班底携带投诚过来的董福祥、马占鏊两支降军，从兰州往西宁方向作战，负责围剿马桂源回匪和向南流窜的陕西回匪；徐占彪统领川军、宋庆统领河南毅军、张曜统领河南嵩武军、金运昌统领淮勇卓胜军、金顺统领满八旗二十四营、明春率领成禄编练的甘凉新军九营、陶生林统领楚军十五营，从兰州往西北方向，出征肃州。从军队分配情况来看，南路湘军是左宗棠的家底，董福祥甘军、马占鏊回军是两支投降部队，湘军是督战部队，甘军和回军在前线卖命，打得反而顺风顺水。西路军云集了大清国从全国各地征调过来的精锐部队，武器装备精良，忠诚度更没问题，战斗力却非常拉胯。

应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战略规划，如果肃州之战如期结束，则堵住了陕西回匪继续向西逃窜的通道。就算陕回胆敢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无人区，围剿肃州的清军也有时间和能力在茫崖到若羌方向布设防线，完成最后阻击。可惜左宗棠这一脚又踢到铁板上，他在肃州遇上了西北回乱的头号悍匪马文禄，西路军在肃州被紧紧绊了三年，一直到刘锦棠攻克西宁，肃州之战仍然遥遥无期。白彦虎正是利用这个窗口期，绕过肃州，窜入新疆，和妥明余党、阿古柏匪帮合流。

1873年8月，左宗棠抵达肃州战场，城垣久攻不下，战局仍在僵持，左宗棠命令刘锦棠统率西宁方向的清军火速赶往肃州驰援。刘锦棠带来了压垮肃州的最后一捆稻草、在西宁投诚的陕西回匪各营首领，禹得彦、崔伟、余彦禄、蓝明泰、阎兴泰、邹保和、陈林、马生彦、毕大才，他们在肃州城外轮番喊叫，劝回匪投降。

1873年11月4日，马文禄出城投降，马文禄、马永福、马照等八名回匪首领被处死，六千多回匪官兵被屠杀。从此以后，河西走廊再也没有回民聚居区。肃州被攻克，标志着持续十二年、蔓延陕甘宁青的西北回乱彻底结束，战场开始往新疆转移。在上报给朝廷的请功名册中，左宗棠特别强调，“刘锦棠功劳居首”。

1874年（同治十三年）10月，清政府发布诏谕，“擢升刘锦棠为署西宁兵备道”。在后来的收复新疆、经略新疆过程中，刘锦棠的正式职务一直是“甘肃西宁道”，职位略低于乌鲁木齐都统金顺，不存在谁领导谁、谁指挥谁的问题。由于刘锦棠在新疆的表现太过抢眼，军机处的大人们辣得睁不开眼睛，朝堂上下一致传颂他为“飞将军”，收复南疆后又获得“帮办新疆军务”头衔，大家也就顺理成章地认为他是新疆战场的最高指挥官。

1880年（光绪六年）9月26日，左宗棠奉召回京，清朝政府任命刘锦棠“署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短短二十一年，刘锦棠如凤凰涅槃，湘江之畔的复仇少年，成长为与卫青、霍去病比肩而立的百战名将，功盖西北，名垂青史。这一年，刘锦棠36岁。

从那一年起，备战伊犁、新疆建省等千秋大业，全部压到刘锦棠的肩膀上，他以军事为后盾，配合曾纪泽在外交战线上的正面斗争，迫使俄国降低要求，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伊犁大部分领土主权。

1887年（光绪十三年）3月，刘锦棠告病请假，请求“解职省亲就医”。清政府同意刘锦棠请假，但不许他回湖南老家养病，要求他留在新疆“在任调理”。1888年1月，刘锦棠病情加重，清政府批准他返乡休假四个月。刘锦棠回家路上，“所经之处，老幼妇孺闻风而至，热情迎送，常常数日不能前进”。 回到湖南，时任湖广总督谭继洵在长沙郊外早早迎候，他牵着刘锦棠的手，动情地说，“卒使俄归我伊犁者，公（指刘锦棠）之力也”。

24、收复南疆

1876年（光绪二年）4月，清军兵分四路，对阿古柏叛匪集团、妥明回匪余党发起攻击，清朝收复新疆之战全面打响：

东路军由徐占彪川军、张曜嵩武军组成，主攻盘踞在吐鲁番的阿古柏暴匪。

西路军由金顺统领，以满营清军二十八营为主力，收编乌鲁木齐都统辖区内的北疆各路民团，与署理伊犁将军荣全、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率领的西线清军配合，东西夹击，围攻盘踞在玛纳斯的妥明余党。

刘锦棠统领余恩虎湘军左营、罗长祜湘军右营、黄万鹏湘军马队、侯名贵湘军炮营、董福祥甘军，主攻盘踞在乌鲁木齐的阿古柏暴匪集团。

金运昌卓胜军、明春健锐营、徐万福白马营组成后路军，负责清剿东疆地区残余回匪，为前线提供战略支援。

1876年8月10日，刘锦棠夜袭黄田，初战告捷，8月17日夺取古牧地（米东区）。8月18日清晨，清军在六道湾山梁上架起开花大炮，往迪化城（青年路以南）方向发起炮轰，盘踞迪化城里的阿古柏伪政权“阿奇木伯克”马人得应声而逃，这就是著名的“一炮成功”。

陕西回匪首领白彦虎，是出了名的“白跑跑”，到哪个地方都不进城，时刻在做拔腿跑路的准备。古牧地被清军围攻，白彦虎率领陕回从玛纳斯赶赴“救援”，驻扎在红庙子，保持距离，两头观望，既不进迪化城，也不去古牧地。六道湾炮声一响，白彦虎如惊弓之鸟，立刻收拾铺盖向南逃窜，到回匪据点达坂城都不敢停留，一溜白烟，逃到吐鲁番。

被回维暴匪相继蹂躏了十四年的乌鲁木齐，宣告解放。

阿古柏暴匪多数来自南疆地区，来不及逃跑的暴匪全部缴械投降，刘锦棠命令，提供粮食和路费，集体释放，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刘锦棠要求他们，一路上劝告阿古柏叛匪，清军优待俘虏，只要放下武器，绝不秋后算账。刘锦棠对待战俘的宽容政策，对分化、瓦解阿古柏叛匪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后来的南疆平叛路途上，叛匪闻风而降，一路所向披靡，除了小规模遭遇战以外，基本上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激烈攻坚战。《剑桥中国晚清史》称，刘锦棠“非常明智地对待他抓到的俘虏，他给予这些人的待遇，可以预期会产生有利于汉人的良好影响”。

收复新疆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玛纳斯，抵抗最顽强的暴匪仍然是妥明的回匪残余势力。从1876年9月2日开始，乌鲁木齐都统金顺、署理伊犁将军荣全率领各自所部，从东西两线发起玛纳斯攻坚战。回匪负隅顽抗，历时两个月，清军伤亡上千人，玛纳斯仍然久攻不下。最后时刻，刘锦棠派董福祥、金运昌率部增援，终于在11月6日攻破城池，除伊犁以外的北疆和东疆地区全面解放。

1877（光绪三年）年4月14日，北疆冰雪消融，南疆绿意初俏。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也是打战的季节，刘锦棠率领来自全国各地的汉军官兵，整军出发，挺进南疆。

4月19日，清军在达坂城外围构筑炮台，用开花大炮轰塌城里的炮台、月城和城垛，攻克达坂城，击毙暴匪2千余人，俘获维匪1千多人，抓获浩罕国大小头目120余人。刘锦棠下令释放南疆暴匪，这些人在回去的路上，又被阿古柏的小儿子海古拉派人截杀，侥幸逃脱的少数南疆俘虏返回清军营地，要求加入清军，为平叛大军带路。

4月初，张曜嵩武军和徐占彪川军在盐池（伊吾县盐池镇）会师，于4月21日翻越天山，攻克七克腾木（鄯善县七克台镇），4月22日攻克辟展（鄯善县城），4月25日攻克胜金台（火焰山东口）。刘锦棠派罗长祜湘军所部从达坂城出发，接应徐占彪、张曜队伍，东西夹击，于4月27日收复吐鲁番。

4月24日，刘锦棠亲率骑兵14营收复托克逊。4月29日，张曜、徐占彪、罗长祜率领各部抵达托克逊，三军会师，南疆门户大开，雷霆之锤高举，形成破竹之势。前往北疆指挥作战的暴匪首恶阿古柏，携带陕西回匪首恶白彦虎，掉头南逃。阿古柏在库尔勒暴亡，死因成谜。阿古柏的两个儿子伯克胡里和海古拉争夺暴匪领导权，海古拉在火拼中丧命。

1877年10月15日，轮台收复。10月18日，库车收复。10月22日，平叛大军在拜城铜厂遭遇伯克胡里和白彦虎联合发起的阻击战，这也是刘锦棠在南疆遭遇到的、为数不多的规模性作战，刘锦棠以为是收割暴匪人头的最好时机，二话不说，挽着袖子上场，结果一脚踹到棉花上，暴匪一触即溃，扔下一千多具尸体立地起坟后，再次向西逃窜。

10月24日，清军收复阿克苏；10月26日，清军收复乌什。

在阿克苏，刘锦棠收到两份天赐的厚礼，和田“阿奇木伯克”呢牙斯率领阿古柏伪政权官员，穿越千里沙漠，前来投降；十二年前投降阿古柏的前喀什绿营军守备何步云，听到清军南下消息，发动起义，伯克胡里率领叛匪疯狂攻打喀什徕宁城，何步云派人到阿克苏请求清军救援。

刘锦棠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兵不卸甲、马不停蹄，兵分三路进军喀什：余恩虎率领湘军左军6营，从巴尔楚克（巴楚）南下，为正路，主力进攻；黄万鹏率湘军马队6营、张俊率甘军马队3营，在乌什出境中亚，从沙俄境内绕道到喀什，为偏路，奇兵突袭。刘锦棠命令，两支部队务必于12月18日同时抵达喀什，对阿古柏残余势力发动最后一击。刘锦棠亲自统领董福祥甘军步营、张曜嵩武军、徐占彪川军等其他主力部队，挺进叶尔羌（莎车）。

12月17日，西线军队兵临喀什，当晚攻克喀什回城，伯克胡里和白彦虎没有组织有效抵抗，率领残匪连夜逃往沙俄境内，喀什收复。12月21日，刘锦棠率部收复叶尔羌，然后兵分两路，董福祥率领甘军前往和田，刘锦棠统领各部奔赴喀什。12月24日，刘锦棠所部收复英吉沙尔；1878年（光绪三年）1月2日，董福祥率甘军收复和田。

维匪首恶伯克胡里、陕回首恶白彦虎出逃，十四年前赴浩罕国请阿古柏进来祸害新疆的回匪金相印（金老三）、回匪马元（马秃子）被全家处死；陕西回匪首领余小虎及阿古柏集团大小头目1166人被抓获正法；清朝收复南疆之战结束。

25、伊犁回归

1876年（光绪二年）4月，清军在北疆分兵，刘锦棠任南线总指挥，主攻占据乌鲁木齐的阿古柏暴匪；金顺任西线总指挥，攻打占据玛纳斯的妥明残余回匪。

玛纳斯攻坚战结束后的当年11月，金顺接替荣全，出任伊犁将军。按清朝惯例，伊犁将军不受陕甘总督节制。刘锦棠率军南下后，金顺向两宫皇太后和军机处上疏，请求出兵伊犁。

后来的历史把金顺出兵伊犁，歪曲成与刘锦棠争功。伊犁将军与陕甘总督平级，金顺要争功也是和他的老上级左宗棠争功，和刘锦棠争什么功？当时正值第十次俄土战争爆发，沙俄主力部队集中在土耳其战场，沙俄在伊犁的留守部队只有1000人，清军完全有能力一举收复伊犁。如果历史站在金顺这一面，则霍尔果斯河以西14000平方公里领土很可能还在中国版图内。

左宗棠性格偏执，新疆这张大饼只能由他一个人来吃，别人可以吃不饱，他不但要吃饱，而且要吃好。清军收复玛纳斯初期，沙俄继续强化对伊犁的事实占领，“为巩固地位计，设营卡于精河。为扩展势力计，将回乱平毁之塔尔巴哈台原有贸易圈，不待中国同意，指定地基，擅盖洋房七十余所，纵横约计数里。为侵占地界计，将拜吉格特哈萨克之帐房牲畜，移入塔尔巴哈台山阳、巴尔鲁克山。迹其用心，且欲囊括新疆西北部，不仅以获得伊犁为满足”。清政府收到奏报，要求左宗棠拿出应对方案。

左宗棠上疏说，“北路鲜当一面之才，即与旁缘旧说，要挟必多。而收回后，或别有意外之虑，反难兼顾。不如姑以委之，俾得一意进取天山南路，南路平则伊犁不索而还”。意思是说，我们老拿这些婆婆妈妈的小事认真，如果和沙俄交涉，他们必定会趁机要挟。不如连塔城这些地方都暂时给沙俄算了，等到南疆平定以后，我们不要伊犁，他们也会主动还回来。这是什么逻辑？左宗棠担心金顺抢功，就说北疆没有独当一面的将领。南疆平定以后，沙俄也没有主动归还伊犁。

金顺请求出兵伊犁，朝廷征求左宗棠意见，他把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吾在天山北路，兵力未必足恃，即有把握，亦无用舍堂堂正正之旗”。左宗棠说，我们在北疆的兵力不够，收复伊犁没有充分把握。就算有把握，也师出无名，没有正当、充分的理由。别人抢了我们的地盘，左宗棠却强调出兵没有正当理由，又趁机踩了金顺一脚，“为乘间抵隙之计，纵目前因事就功，后必更能了结”。他说，这是趁人病、要人命的小计谋，如果我们现在把伊犁拿回来，以后的麻烦更多。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左宗棠心里很明白，如果金顺出兵，收复伊犁是大概率事件，所以要搅浑水。从沙俄进犯尼布楚开始，沙俄对中国哪一年没有麻烦？哪一件事不麻烦？大清国每一次忍下小麻烦，换来的都是更大的麻烦。

在左宗棠的干预下，金顺进军伊犁被叫停。这一次的麻烦，是割让了伊犁、塔城、喀什三地共7万多平方公里领土，赔款九百万两白银，从张家口到通州、天津的陆路通商口岸被打开，沙俄在中国西北的贸易口岸延伸到肃州，等等，一连串麻烦。伊犁之争的本质，不是金顺和刘锦棠争功，而是陕甘总督左宗棠和伊犁将军金顺争功。

白彦虎出逃后，刘锦棠与沙俄突厥斯坦总督交涉，要求入境剿捕，也被左宗棠制止，“不可无此论，却不必实有其事”。意思是，放开嗓子喊几声，吓唬一下就行了，不能当真出境抓捕。在沙俄怂恿下，白彦虎叛匪三番五次到我边境骚扰，清军众将领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出境清剿，左宗棠再和稀泥，“东北、西北均与接界，兵端一起，事无了期，不能不逊以出之，彼若以作势为事，而用虚声，我且作势应之，而干实事，且静以待之，不可衅自我开，令彼得有借口”。俄国人上门抢劫，左宗棠给部队的命令仍然是，坚决不打第一枪，不给敌人制造挑衅借口。

左宗棠说，“俄恃其国大，英恃其兵强，各不相下。我且绸缪牖户，静观其疲。不以彼之强弱为意，而日夜思所以自强，亦不以彼之言我强弱为意也”。秦翰才先生在《左宗棠全传》中感叹说，“盖宗棠仍不欲用武力解决，犹冀帝俄能自动交还伊犁与白彦虎也”。左宗棠一直幻想，在他的兵威震慑下，沙俄能自动交还伊犁和白彦虎。

崇厚与沙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后，朝野震动，举国上下强烈要求惩办崇厚的卖国行径。1880年3月1日，两宫皇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给军机处连发七道上谕，大清国摆出不惜一战的架势，对东部沿海、蒙古沿线、新疆边防，做出全面军事部署：李鸿章统领北洋舰队，向大连和烟台方向集结，预备渤海、黄海各水路港口防守；湘军水师名将彭玉麟、李成谋统领长江水师，向下游吴淞口方向集结，对长江入海口和东南各省沿海防务负责；湘军名将吴大澂帮办吉林军务，负责东北地区陆地防线；调湘军名将鲍超、淮军名将刘铭传、多隆阿旧将曹克忠各部北上，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绥远、库伦、张家口、奉天等北部沿线，部署千里防御战线；任命刘锦棠为新疆军务帮办，全面负责进军伊犁的备战任务。

本次军事部署最大的亮点，是任命刘锦棠帮办新疆军务。清政府没有征求左宗棠意见，直接给左宗棠提拔了一个副手，并且明确要求由刘锦棠负责对沙俄备战事务，等于给左宗棠敲了一记警钟。左宗棠态度迅速转弯，于是有了那份慷慨激昂的著名陈词，“是俄还伊犁，于俄无损。我得伊犁，仅一荒郊。今崇厚又议畀俄陬尔果斯河及帖克斯河，是划伊犁西南之地归俄也。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加，遽捐要地，此界务之不可许者也”。“为今之计，当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

会读文言文的，就能从这份奏折中读出不一样的味道。左宗棠说，俄国人交还伊犁，他们什么损失也没有；我们拿回伊犁，仅仅是拿回了一块荒废的土地。现在崇厚要把霍尔果斯河和特克斯河西岸的土地也让出去，让俄国人不费一枪一弹拿走这么多土地，这就太过分了。左宗棠建议，仍然以和谈为主，但也要摆出军事解决的架势，用坚定而忍耐的态度，争取胜利。说白了，军事准备是威慑手段，能不打尽量不打。

把这个意思看明白，就能明白左宗棠“抬棺出征”的目的，他是演戏给俄国人看的，摆出老将出马、宁死不屈的架势。也是演戏给大清国皇帝看的，我已经为收复伊犁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也是演戏给大家看的，解决新疆问题，没有我不行。

左宗棠这场戏明显是演砸了。1880年7月6日，左宗棠抵达哈密两个月后，光绪皇帝下旨，调左宗棠回京。“左宗棠现已行抵哈密，关外军务，谅经布置周详。现在时事孔亟，俄人意在启衅，正须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左宗棠著来京陛见，一面慎举贤员，堪以督办关外一切事宜者，奏明请旨，俾资接替。关外军事，事关机要，该大臣举才具稍次者，不能胜此重任，有误事机，自问当得何罪？慎之慎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从哈密到北京，五百里加急的时间是二十天。消息往返，大约需要四十天。也就是说，清政府在得到左宗棠“抬棺出征”的消息以后，差不多就已经做出了召左宗棠进京升官的决定。“顾问”是顶好帽子，戴到哪个退休老人的头上都合适。

8月12日，朝廷没有得到左宗棠的回复，再发谕旨督促，“前有旨谕令左宗棠来京陛见，迄今未据覆奏，殊深廑系。现在关外军务，是否布置周密？接替之人，务须威望夙著，堪胜督办重任，俾朝廷得免西顾之忧，著该督一面筹画妥协，即行来京。一面迅速奏闻。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朝廷一再暗示左宗棠，举荐之人要“威望夙著，堪胜督办重任”，对刘锦棠的期望几乎已经从纸面上跳出来了，这也是全国人民共同的期望。很多历史著作称，左宗棠曾经召唤刘锦棠到哈密，甚至带着刘锦棠品尝了那里的哈密瓜。实际情况是，左宗棠对清政府两份上谕均不作回复，磨蹭了三个多月时间。光绪皇帝和军机处的大人们终于急了，再次发布上谕，直接任命刘锦棠接替左宗棠在新疆的事权，督促左宗棠离职。

“左宗棠现在料理起程来京，关外一切事宜，应即交替。刘锦棠威望素著，办理新疆善后事宜，诸臻妥协，著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俟刘锦棠到哈密后，左宗棠即将钦差大臣关防交给祗领。所有新疆一切布置，并著详细告知，妥为筹办，即行迅速北上。所请派署陕甘总督篆务，著听候谕旨。金顺驻扎西路，距伊犁较近，一切边防情形，著随时与刘锦棠和衷商办，以维大局。喀什噶尔逼近俄境，亦关紧要，刘锦棠起程后，须派得力将领，认真防守。毋稍大意”。刘锦棠赴哈密与左宗棠会面，是接到了朝廷旨意，前去赴任，办理交接手续。见面可能很亲切，可能一起游览了菜园子，可能一起品尝了哈密瓜，可能聆听了左宗棠的谆谆教诲，但他绝不是去和老师叙旧的。

1881年（光绪七年）2月24日，曾纪泽在《伊犁条约》上签字画押，并签订了关于赔款交纳办法的专条、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及其附件《俄商前往中国贸易过界卡伦单》。

1881年9月2日，清政府授权伊犁将军金顺，以中方全权代表身份，督办交还伊犁事宜。

1882年2月17日，新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升泰抵达伊犁，与俄国代表商议交收办法。3月22日，升泰与沙俄新任斜米列契省总督弗里德少将互换文约。

1882年4月30日，金顺率军进驻伊犁。

从1864年（同治三年）全疆暴乱，到伊犁迎来最后回归，清朝对新疆的失控长达十八年时间。这是清朝平定准噶尔、收复南疆以后，最大的一次动乱，代价十分惨重，教训十分深刻。中华民族在每一个危急存亡之秋，都会出现卫青、霍去病这样的英雄人物，戡内乱于偏远，御外寇于边塞。在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今天，历史悲剧不能重演，也不会再重演！

如果从事实出发，为清末收复新疆重新拟订一份功劳簿，最接近历史真实的五人榜单排序是：刘锦棠、景廉、左宗棠、荣全、金顺。

26、新疆建省

1881年（光绪七年）5月，刘锦棠上疏《新疆命盗案件请行变通办理折》，就新疆刑事案件处理提出办法和意见。在此以前，北疆郡县区的刑民事案件审理由甘肃管辖，南疆军府区的刑民事案件由地方伯克审理。同治暴乱后，南疆伯克制度虽然没有裁撤，但事实已经消亡，民事案件相对容易调停，刑事案件的审理没有了对应的窗口和渠道。

刑事案件审理需要相应的机构、平台和法律程序，这是关系到行政改革的大事，超出了刘锦棠“督办新疆军务”的权力范围。为避免刑部官员敏感，刘锦棠特意强调，“历代抚驭边氓，立法最宜简易。现在草创伊始，所办各节因地制宜，本无不合，应俟改设行省后，由新疆督抚体察情形，奏谘办理”。意思是说，他的意见只是一个因地制宜的临时办法，等以后新疆设立了行省，再由新疆督抚根据情况，制订政策。

这是清朝时期的往返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代表新疆省级行政权力的“督抚”二字。在此以前，清政府曾经给左宗棠等人多次下发过筹备新疆建省的谕旨，其中，1877年11月下发的一道谕旨中，曾要求新疆建省“先实后名”，先建立郡县，把行政建制工作做实了，再确定新疆的行政级别和省区名称。

1882年（光绪八年）5月13日，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根据清政府指示，上疏《筹度新疆南路情形折》，提出新疆建省“应当从州县办起”。谭钟麟的意见相对保守，他过于强调新疆建省的困难，“拟请饬下刘锦棠体察南路七城情形，分别地方广狭繁简，设立丞倅牧令等官。一城不过数十庄，不及东南一小县，七城各设一官足矣。更于喀什噶尔、阿克苏两处各设巡道一员，如北路镇迪之例，皆归钦差大臣统辖，庶地方有所责成，民心有所属系”。谭钟麟认为，南疆地广人稀，每个地方设一个官员就够了。他要求刘锦棠对南疆地区进行详细调研，拿出新疆建省具体方案。

军机处将谭钟麟奏折转发给刘锦棠，刘锦棠综合利弊，于1882年（光绪八年）7月3日上疏《遵旨拟设南路郡县折》。到9月5日，刘锦棠又分别上疏《新疆各道、厅、州、县请归甘肃一省折》和《各城旗丁并归伊犁满营添设抚标增置总兵等官额兵片》，全面细致地制订出新疆建省实施方案。他不同意谭钟麟在南疆七城各设一官、将北疆镇迪道等处郡县、南疆新设立郡县统归钦差大臣管辖的方案；他也没有支持左宗棠此前提交的、没有实质内容的模糊性方案。

刘锦棠建议，将哈密、吐鲁番、镇迪道下属的北疆郡县，以及南疆新设立的道、厅、州、县，并归到甘肃一省。考虑到陕甘总督驻所兰州距离新疆路途遥远，“窃恐鞭长莫及”，他建议“仿照江苏建置大略，添设甘肃巡抚一员，驻扎乌鲁木齐，管辖哈密以西南、北两路各道、厅、州、县，并请赏加兵部尚书衔，俾得统辖全疆官兵，督办边防。并设甘肃关外等处地方布政使一员，随巡抚驻扎”。“旧有镇迪道，拟请援照福建、台湾道之例，赏加按察使衔，令其兼管全疆刑名驿传事务”。

有清一朝，直隶、四川、甘肃是三个特殊省份，不设巡抚（省长）职务，由驻地总督（地方局最高领导）直接兼任这三个省的巡抚。所以，后来的“甘肃新疆巡抚”不是和“甘肃巡抚”平级职务，甘肃没有巡抚职务，甘肃巡抚职责长期由陕甘总督兼领。江苏又是全国行政建制另一个特殊省份，督抚不同城，区域总管两江总督府衙门设在南京，省区主管江苏巡抚衙门设在苏州。刘锦棠所说的“仿照江苏建置大略”正是这个原因，建议督抚不同城，新设立的“甘肃新疆巡抚”驻地乌鲁木齐，专管甘肃省下属的新疆区域事务，不包括甘肃省全境。

刘锦棠建议在新疆设布政使，这是一个专管民政事务的省级官职，相当于今天的常务副省长。“拟请援照福建、台湾道之例”，又是另一种情况，台湾收复初期，称“福建新疆”或“福建台湾”，是福建省管辖地区，没有省级行政地位。由于海峡间隔，在司法、税收、盐课等事务方面有诸多不便，中央政府在台湾设按察使，这又是一个负责司法等专项事务的省级高官，相当于今天省级公检法和税务部门大总管，与布政使平级，比今天的政法委书记权力范围要大，除了管司法，还要管税收、海关和盐务。

关于清朝行政建制中，“总督与巡抚”的权限，“道、州、府、县”的隶属关系，以及“厅、直隶”等特殊行政模式，请参看《血色天山：新疆同治暴乱那十年（题外）背后的新疆》，有专文介绍，不再重复叙述。

关于行政机构的设置，刘锦棠建议，哈密、吐鲁番和北疆郡县区，遵照前例，不再增设新的行政区和行政官员。

南疆东四城，刘锦棠建议：喀喇沙尔（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设巡道，相当于今天大一号的地区，巡道衙门驻阿克苏。温宿拟设直隶州；拜城拟设知县，归温宿直隶州管辖；库车拟设直隶厅抚民同知。乌什紧邻布鲁特部落，为极边冲要，拟设直隶厅抚彝同知。喀喇沙尔与土尔扈特、和硕特游牧地方，拟设直隶厅抚民同知。以上各厅州县，统归东四城巡道管辖。

以上情况，除库尔勒包含在阿克苏地区范围内以外，行政建制和今天大体相似：温宿直隶州地位相对较高，相当于今天的阿克苏市，但管辖了拜城县。中俄完成划界以前，边境地区仍然有大量的蒙古人游牧，乌什被确定为统领少数民族事务的抚彝直隶厅。喀喇沙尔的设置，和今天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略为相似，针对当地蒙古牧民，有相对的区域灵活自治权。

南疆西四城，刘锦棠建议：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拟设巡道，驻喀什噶尔回城。也就是说，今天的和田地区、喀什地区被整合为一个地区，巡道衙门驻地设在喀什。

拟设疏勒直隶州知州，治汉城；拟设疏附县知县，治回城，归疏勒直隶州管辖。也就是说，当时的疏勒直隶州等于今天的喀什市，但行政地位比喀什市略高，管辖了疏附县。

英吉沙尔情况与乌什略同，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拟设直隶厅抚彝同知。叶尔羌拟设莎车直隶州，治汉城；拟设叶城县知县，治回城，归莎车直隶州管辖。叶尔羌所属玛喇尔巴什（巴楚县境内），积年河水为患，为南疆东西咽喉要地，拟设直隶厅水利抚民通判，驻玛喇巴什城。这些情况和解放初期的新疆行政区域建制略为相似，莎车行政地位较高，专区级别，含今天的泽普县，管辖今天的叶城县。巴楚没有行政区域建制，归莎车管辖，但委派了一名主管水利的正县级官员。拟设和田直隶州；拟设于田知县，归和田直隶州管辖。以上各厅州县，统归西四城巡道管辖。

关于伊犁的行政建制，是新疆建省最大的难点，也是最头疼的问题。当时的伊犁，包括今天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两个行政版块。从乾隆收复新疆起，新疆西北边防的驻守任务一直由满清八旗承担，他们为伊犁做出了卓绝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即使到新疆建省阶段，伊犁仍然承担着外拒沙俄、内制蒙古的军事任务，设立郡县制必定要裁撤军府制度下的满清官民体系，战时流血，和平流泪，这是政治不可承受的道德重负。

新疆建省是否包括伊犁在内，从上到下的谕旨和奏报中，都三缄其口，上面没有明示，下面也不愿意碰触。还有一个原因，新疆建省工作由陕甘总督主导，伊犁将军与陕甘总督平级，伊犁不在陕甘总督的事权范围内。而且清朝以前的新疆，专指南疆，不是今天的新疆全境。

所以，新疆建省初期，不包括今天的伊犁、博州、塔城三个地区。刘锦棠方案中明确说明，“哈密镇迪道等处、即议设南路各厅州县，并归甘肃一省”，也不包括今天的伊犁州三地区。

1884年（光绪十年）11月17日，两宫皇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清朝中央内阁发布上谕，正式决定新疆建省，全文如下：

“光绪十年九月三十日，内阁奉，上谕，户部等部会奏议复刘锦棠奏统筹新疆全局一折。

前据刘锦棠奏，遵议新疆兵数饷数一切事宜，当经谕令该部议奏。兹据会议复陈：新疆底定有年，绥边辑民，事关重大，允宜统筹全局，厘定新章。户部前奏，以定额饷、定兵数、一事权三端为要图。刘锦棠所议留兵、改营、设官、屯田四条，与该部所奏用意相同。即著次第举引，以垂久远。

前经左宗棠创议改立行省，分设郡县，业据刘锦棠详析陈奏，由部奏准允设道、厅、州、县等官。现在更定官制，将南北两路办事大臣等缺裁撤，自应另设地方大员以资统辖。著照所议，添设甘肃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员。其应裁之办事、帮办、领队、参赞各大臣及乌鲁木齐各都统等缺，除未经简放有人外，所有实缺及署任各员，著俟新设巡抚、布政使到任后再行交卸，候旨简用。至伊犁参赞大臣一缺、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二缺，应裁应留，著刘锦棠等酌定具奏。

新疆旗绿各营兵数及关内外饷数，均照议覈实经理。国家度支有常，不容稍涉耗费，刘锦棠务当与金顺等挑留精锐，简练军实，并随时稽查饷项，如将领中有侵冒情事，即着具实奏㕘，从重治罪。

余均照所议，分别办理。如有未尽事宜，仍著刘锦棠妥为筹画，陆续陈奏，再由该部详核定议。另片奏会议，金顺、谭钟麟所奏兵饷各节，著依议行。钦此”！

军机处将皇帝上谕转发中央各部、地方督抚、道州府县。至此，新疆建省决议终于形成、通过，新疆成为清朝在全国建置的第十九个省级行政区。加上后来又设立的台湾、奉天、吉林、黑龙江四个省区，有清一朝，全国共有二十三个行省，以及蒙古、西藏两个行省级办事大臣管理区。

1884年（光绪十年）11月19日，清政府发布人事任命，“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仍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宜”，受陕甘总督节制。甘肃布政使魏光焘调任甘肃新疆布政使，甘肃按察使谭继询（谭嗣同父亲）调任甘肃布政使。

新疆省府治所设驻乌鲁木齐，巡抚辖四道：镇迪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伊塔道。镇迪道管辖迪化府及哈密、吐鲁番、镇西、库尔喀喇乌苏四个直隶厅；阿克苏道管辖温宿府、焉耆府、乌什直隶厅、库车直隶州；喀什噶尔道管辖疏勒府、莎车府、和田直隶州、英吉沙尔直隶厅。

1889年7月，陕甘总督杨昌浚、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甘肃新疆布政使魏光焘联名上奏，请求增设伊塔道，由甘肃新疆巡抚管辖，负责处理伊犁三地区民政事务，获清政府批准。伊塔道设立后，辖伊犁府、塔尔巴哈台直隶厅、精河直隶厅，统领民政事务。满旗事务和蒙古事务仍然由伊犁将军管辖。

至此，新疆全部完成行省建制。

刘锦棠是历任甘肃新疆巡抚中唯一加领“兵部尚书衔”的二品大员。为统领省内军务，清朝的各省巡抚通常加领“兵部尚书衔”，官阶二品。但甘肃新疆巡抚品级低于其他省级巡抚，官阶从二品，加领“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新疆不设按察使，加领这个头衔，等于巡抚统领地方司法权力，没有统军权力。台湾建省后也遵从这个惯例。

1885年（光绪十一年）5月18日，刘锦棠从哈密“晋驻乌鲁木齐省垣”；6月8日，魏光焘从兰州抵达乌鲁木齐。6月9日，刘锦棠召集在乌鲁木齐的省府官员，“筹商部署省会及全省官制营制”，落实建省以后的新疆各项工作。

根据刘锦棠部署，南北疆新设立的道、厅、州、县，多数官员从甘肃就近选派，在“左贰官”（副职）中成建制移调，副职升正职，吏员升官员，到任即可迅速形成有效运行的配套班子。然后开始行政划界，设立界址，疏通驿传台站，修建衙署、坛庙、仓库和监狱，设置州判、县丞、巡检、分防等辅助官员、分司官员和杂职人员，刻制颁发政府印鉴，举行热烈隆重的挂牌仪式，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体制改革在天山南北同时展开。

新疆建省是中国边疆史和新疆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新疆建省，削弱了新疆长期存在的宗教分裂集团和地方割据势力，实现了新疆和国内其他省区行政制度的统一，为防止内外勾结、制造分裂阴谋、煽动分裂叛乱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性保障，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具有积极作用。新疆建省以后，再没有一寸领土被外来势力瓜分，反而在更加积贫积弱的民国时期，收复了阿勒泰地区，充分彰显出中国自隋代以来建立的行政制度优越性。

新疆建省，撤除了全国人民热爱新疆、开发新疆、保卫新疆的制度壁垒，大量内地人口通过正常流动移住新疆，大量先进思想和科学文明进入新疆，各民族迅速团结在一起，相互融合，共同促进，携手发展，农业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

从张骞出使西域，到刘锦棠完成建省，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前赴后继，泪别妻儿，血洒疆场，在雪山之巅，在荒漠深处，留下他们的铁血忠骨。那些屹立在戈壁滩上老而不朽的千年胡杨，是前辈们英勇不屈的身影，他们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他们是“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的左宗棠，他们是“生为将，没为神，慷慨捐躯，一笑快酬擒虎愿”的刘锦棠，他们是“短榻孤檠眠未稳，终宵卧听马蹄声”的景廉。他们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至暗寒夜里的高声呐喊，“固然是山河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

我们这个修筑了万里长城、开凿了京杭运河的民族，在每个时代都能出现力挽狂澜的英雄人物，绝非偶然。我们有抵御外侮的内在力量，我们也有融合文化的民族精神。有他们，有我们，中国必然有光明可赞的美好前景！

27、建省以后

同治暴乱是新疆回归以来最惨烈的一次主权分裂，但也一举摧毁了汉唐以来在新疆长期实行的羁縻制度和军府制度，伊犁将军名存实亡，新疆王爵烟消云散，伯克和卓末日来临。在废墟上重建，是最低的行政成本，那些既得利益者再也没有能力阻挡行政改革的步伐。

过去的维吾尔王公，享受的待遇甚至超过满清八旗世袭罔替的八大铁帽子王。满清的王爷不过有上百个仆人，而维吾尔王公、维吾尔伯克、维吾尔和卓家里面拥有的“烟齐”（农奴），最多能达到上万人。在人口欠发达地区，基本上就是当地的人口总量。

满清时期的维吾尔农民很少有私田，租种政府官田的人必定要承受背井离乡的代价，绝大多数农民租种王公和伯克们的土地，他们的土地是不缴税的。这些老爷们萝卜青菜两头切，一面拿政府的好处，一面盘剥底层穷苦人民，除了征收高额地租，还要变着法子征收税捐。道光时期，喀什地区一年的国家税收折合白银不足十万两，但通过伯克分摊到农民头上，再加一个零都未必能够。所以林则徐日记里写道，南疆到处都是衣服褴褛、赤脚出门的穷苦人。

这还不够，他们会变着法子向中央要钱，要兴修水利，要修桥铺路。要来十个，花掉一个，其余的九个装进自己胸前口袋里。清朝在南疆委派的官吏很少，语言不通，根本监督不过来，明知道他们在骗，也得睁着眼睛被他们骗。他们在政府眼皮子底下吃的肥头大耳，朝廷却拿他们没有一点办法。有一个政策倒是和今天很相似，清政府要求伯克们异地当官，但不解决根本问题，因为语言不通，他们上任三天就能在一个地方混成油瓶子，和大地主们沆瀣一气、打成一片。

久而久之，新疆给人留下的影响，这是一个烧钱的窟窿，只能靠协饷过日子，不但没有一分钱财政贡献，每年还要消耗掉国家十分之一的收入。原始交通时代，新疆地处偏远，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连庙堂之上的官员们都以为，新疆是一只管吃不管拉的蟾蜍，有人极力主张放弃新疆，这是很大原因。

在废除伯克问题上，左宗棠态度消极，他不同意在南疆改设郡县，建议“暂从旧制，俟将来地方日臻富庶，再行随时奏明办理”。左宗棠认为，“其各城阿奇木伯克、伊什罕伯克等名目，缠回信之，如内地回民之信阿訇，番民之服土司”“不能废也”。他主张“所有办事头目”“自应给予顶戴，暂准署理各职，以其呼应灵通”。

刘锦棠态度十分坚决，在1882年（光绪八年）7月上疏《裁撤阿奇木伯克等缺另设头目并考试回童分别给予生监顶戴片》中，请求“将回官各缺既阿奇木伯克等名目概行裁去”。受左宗棠前折影响，刘锦棠的建议被理藩院否决，未获通过。

新疆建省后，有了独立的行政权，刘锦棠再不征求理藩院意见，“通饬南路各厅、州、县传集各该城关阿奇木伯克。各厅州县另行酌设头目，额数略如各省办公绅士，不可以官目之。遇有缺额，即行就地选举”。伯克们不再是官职，被下沉到地方担任文吏和乡绅，而且要通过选举产生，谁说王朝社会没有民主？刘锦棠给伯克们留足了后路，“谕以在所必裁之故，准其各留原顶戴”。告诉他们新疆改制是大势所趋，不要心存幻想。同时也保留了他们此前的官品和顶戴，“分送道、厅、州、县衙门，充当书吏、乡约，配给租粮，书吏酌给口食，以资养赡”。过去的伯克，被改制成文案书吏和城乡士绅，仍然发放工资，面子里子都给留了。

刘锦棠剥夺了伯克们的行政权力以后，进一步收回原来划拨给伯克充当工资的“养廉田”，“归官招佃承租，额粮照则收纳”。这一政策，将大量“燕齐”（农奴）从伯克控制下解放出来，过去的农奴变成了承租官田的农民，解除了伯克对农奴的压榨和剥削，使新疆的社会发展往前跨越了一大步。

经过两年实践，失去特权的伯克阶层悻悻然接受现实，并没有闹出大的乱子，“甚觉相安”。社会关系反而比过去好了，维吾尔老百姓和政府也亲近起来，“暂与官亲，若更需以时日，语言相通，则疾苦可以自陈，而弊窦可期永绝矣”。

伯克制度被裁撤，一举改变了新疆过去政令不下乡的被动局面。在伯克时期，政府文告仅发到伯克为止，再往下，白的黑的由着他们说，政府给了多少好处老百姓不知道，一有风吹草动就被他们鼓吹放大。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行政改革来了，地方伯克消失了。

接下来是思想阵地的斗争。建省以前，维吾尔人只知道有真主，不知道有国家，但凡有一点点好的东西，只相信这是真主的赐予。同治暴乱最大的教训，是思想阵地没有建立起来，白天听伯克说，晚上听阿訇说，就是听不到政府说过什么。龙旗一倒，人心自然散场，他们从来不知道伯克头顶上还有个国家。

清末以前的新疆历次暴乱，没有阶级矛盾，没有政治矛盾，甚至没有宗教信仰矛盾，极端民族主义是清朝新疆暴乱的唯一源头。尽管那时候还没有民族概念，他们模糊的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哪些人是他们自己的族群。他们的清洗对象并非异教徒，他们在著作中认为大清皇帝是神秘的伊斯兰教信仰者，所以他们也分辨不清哪些人是异教徒。因为语言不通，在伯克们欺上瞒下的鼓动下，他们长期以为，自己生活不好是因为受到满人、汉人、蒙古人的欺压。而那些真正欺压他们的伯克，因为有共同的民族成分，在每次暴乱中摇身一变，又能成为暴乱群体新的领导人。

所以，在新疆同治暴乱中，汉族、满族、蒙古族，以及其他语言和经文不通的人群，都是被屠杀对象，即使改宗伊斯兰教，也不能幸免。何步云率喀什绿营军投降，幸存下来，并非因为他们集体皈依了伊斯兰教，而是阿古柏很看重这支训练有素的抬枪队。伊犁锡伯营投降并皈依伊斯兰教，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一直遭受非人的凌辱。整个西北回乱期间，汉人皈依伊斯兰教而避免遇害的案例，几乎没有。

但是，在关外的陕甘回乱，各路回匪扛的都是伊斯兰圣战大旗，他们给清王朝留下了深重阴影，促进清政府对伊斯兰教的整体态度发生转变。

在此以前，清朝总体认为，从元明时期传播到国内的格迪目教派是温和的，俗称老教；清朝前期进入国内的各种教派都是极端的，如陕甘地区的哲合忍耶、新疆地区的白山派，俗称新教。清政府一直采用的“扶老抑新”政策，瓦解分化，树立花寺门宦打击哲合忍耶，树立黑山派打击白山派。同治暴乱中，所有教派不分新老，统统卷入进去，伊斯兰教在清朝政府面前再无新老、好坏的区别，不分良莠，一律打击。

具体到新疆，建省以后着力解决伊斯兰教的社会地位问题。

南疆收复后，没有恢复办事大臣领导下的伯克体制，行政权力交付给地方善后局，善后局工作自然由满汉官员负责，行政、民政、司法一体兼管，当地人口暂时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以外。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下，原来的伯克行政权力完全丧失，也杜绝了教职人员参与社会管理的可能性，伯克和阿訇们的政治利益被全盘没收。

清朝的新疆清真寺有公开合法的经济收入，第一个收入是乌守尔，农商家庭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给清真寺；第二个是扎卡提，如果非农非商，牲畜和其他收入的四十分之一捐给清真寺。清朝对新疆清真寺的收入是默认的，只要不强收抢夺，一般都不干预。

清朝对宗教土地免收土地税，和尚、道士、阿訇一律如此。新疆清真寺还要钻政策空子，大肆收购土地租种给佃户。到后来，信徒也把耕地假装捐献给清真寺，变成教产以后出租牟利。清朝对清真寺藏的这些猫腻是清楚的，睁一眼闭一眼，求个安稳。现在不行了，刘锦棠颁布命令，严格限制清真寺教产，制定标准，超出部分没收充公。这一项釜底抽薪的举措，把过去利用宗教搞破坏的经济基础彻底摧毁。

经过一系列彻底、决绝的行政变革，伊斯兰教在南疆地区的特权全部丧失。这是伊斯兰教进入中国以来最为尴尬的时期，阿訇们恃教而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和道士、和尚一样，只能从婚丧嫁娶等宗教活动中获得收入来源。

建省以前，南疆地区的维吾尔人一般都在清真寺和经文学校接受教育，脑海里除了真主安拉，再没有其他文化。新疆建省后，在全疆各地创办公学77所，要求每个县乡创办义学、私塾，启蒙教材是《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义塾学生的学费、宿费、书籍讲义费、冬炭费等，全部由政府供应。每所义塾配备汉语教师一名，政府以月薪二十两白银高薪聘请，雇佣一名当地人充当老师的翻译和佣人，工资由国家承担。

建省以后，新疆学龄儿童年满8岁，必须送进义塾学习汉语。如果孩子逃避教育，父亲要被治罪坐牢。辛亥革命后在和田策勒村爆发的大规模骚乱事件，就是由清朝遗留下来的这项政策引发，这是新疆民国史上的大事件，以后篇章会作详细叙述。

为鼓励维吾尔儿童入学读书，刘锦棠规定，“拟每岁令各厅、州、县考试一次，有能诵习一经，熟诸华语，不拘人数多寡，即送该管道衙门复试详由，边疆大员援照保举武弁之例，咨部给予生监顶戴，待其年纪长大，即准充当头目。如有勤学不倦，能多习一经或数经者，无论已未充当头目，均准各厅州县送考，由道复试请奖，再行递换五品以下各项顶戴，但不得逾越六品，以示限制”。维吾尔孩子只要能熟练掌握汉语、背诵一本汉语启蒙书，便可以保送参加武举人乡试，无论考中与否，长大以后分配领导职务。如果能背诵两本以上的汉语图书，便可以保举参加科举乡试，无论考中与否，都将获得五品（地厅级）到六品（县处级）领导职务。

1886年（光绪十二年），新疆完成伊犁以外的全部土地丈量，共清理出耕地1148万亩，当年征收税粮276051石，新疆驻军口粮实现自给自足，不再从内地调运军粮。

刘锦棠在职期间，新修水利干渠940多条，新修水利支渠2300多条，新增农业耕种土地1100万亩，为新疆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刘锦棠任甘肃新疆巡抚五年，大清国末代鹰派华丽转身，成为功绩卓著的地方行政大员，为新疆地缘政治留下了丰厚遗产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先辈们繁花似锦的荣耀背后，流淌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鲜血和泪水。今天的亚欧大陆腹地，高速公路联通天山南北，每一个地区都在通航，飞机呼啸，火车长鸣，是因为我们国家在危亡时刻，出现了刘锦棠这样的扛鼎之人。这或许就是气数吧，天佑华夏，中国新疆蒸蒸日上的气数，如朝阳旭日，生机勃勃！

——写完本篇最后一章，心情沉重。循环播放的古筝音乐恰到大话西游主题曲《一生所爱》，忍不住泪目，久久不能自已，我看见刘锦棠照片上的影子一直在眼前漂浮。我想在喀什为刘锦棠建一座祠堂，请他回来，看看他当年征战过和建设过的地方。

上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