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巡黄河无果  “友帮”起祸端

就在帝后两党以变法为幌子进行宫廷权力斗争的时候，中国广大民众仍在遭受着洋人的欺压与盘剥，他们的仇外心理和感情愈发强烈，一场新的风暴正在酝酿。

国内匪寇四起，李鸿章已得到不少消息，他在贤良寺中默默地等待时机，期待东山再起，重振当年雄风。慈禧太后训政后，提拔了一批在戊戌政变中起过关键作用的人，如荣禄、刚毅、袁世凯等人，但李鸿章仍受冷落。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一月，慈禧才发下一道懿旨，令李鸿章“为勘河大臣，会同东河总督任道镕、山东巡抚丁汝梅实地勘测山东黄河工程”。

李鸿章见旨不禁哭笑不得。太后总算想到他了，给他安排了一点儿活，但万没想到竟是这样一个苦差事。他认为这是慈禧对他的变相惩罚，让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翁冒着“风雪天寒”，勘察“积弊已深”的河道工程。懿旨中虽然冠冕堂皇地说“倚重”，实则却怀有“挫辱”之意。李鸿章心中愤愤不平，第一次对慈禧说“不”。第二天，他回奏朝廷说：河工“积弊已深，即使设法筹办，恐怕也没有什么把握”，加之“年近八十，精力颓衰”，难以胜任。

慈禧见一向听话的李大架子竟闹起脾气来了，这还得了，是不是对自己训政不满呀？不行，他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于是她又下严旨，命他不得推脱，不得延误。吴汝纶看出了其中奥秘，他对李鸿章的幼子李经迈说：“甲午之战后国人对老师的骂声还没有停息，戊戌政变中老师又态度暧昧，太后即使有心让老师官复原职也会顾虑重重，派这样的活也许是太后的一种试探。况且，朝廷视河事为重大政事，非我师莫属，消除灾害，在此一举。”

吴汝纶说的“在此一举”，还有一层意思：李鸿章以后还能不能做官，就看这件差事办得如何了。拼命做官的李鸿章觉得吴汝纶言之有理，于是“持节巡行黄河河道”，决定以老命一搏，表现出自己“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的气概。

十一月三十日，李鸿章带着熟悉河务的周馥、比利时水利工程师卢法尔、于式枚、孙宝琦、袁大化等随员，出京赴鲁，先往山东德州。

周馥，字玉山，号兰溪，谥悫慎，安徽至德（今安徽东至）人，初为李鸿章文牍，协其兴办洋务三十余载，在北洋海军、武备学堂、天津电报局及开平煤矿创办过程中均有作为，是后期洋务运动实际上的操盘手，而且助开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与安徽公学，有功于教育。周馥曾在直隶为官二十余年，凡遇水患，无不参与筹划治理。他深知直隶水患以永定河最为难治，“河十年八九决，每塞决费多或二三十万，少亦十余万，豁粮办赈又数万，历任直督苦之”，他认为要根治永定河水患，与之相关的河流也必须同时治理。因此他还对天津、通州等地河流进行治理，结果使直隶水患大为减轻。

十二月十一日，李鸿章一行抵达济南。

一路走来，李鸿章发现视河之事确实很重要。黄河自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今河南兰考西北黄河东岸，现已坍入河中）改道以后，多次决口，洪水泛滥，有时“水高数十丈，壁立而行，瞬息千里”，“农舍漂没”，“浮尸蔽水”，凄惨的景象触目惊心。地处黄河最下游的山东，灾害尤甚。

其实，早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时，就曾对黄河无道、洪水四溢等问题提出过与众不同的观点：黄河是一条很高的悬河，决口多为“漫决”，洪水加上雨水，大面积滞淤，没有疏通的渠道。比如铜瓦厢决口宽达10余里，水深流急，落差在两三丈开外。如果想让黄河恢复故道，必须挖一条3丈多深的引河。

李鸿章认为，让黄河走大清河河道，应该是最安全的流路。他将调查情况向朝廷汇报：“查黄河北岸张秋以上至开州（指河南濮阳）境内200余里，有古金堤可以依恃；张秋以下至利津海口800余里，岸高水深，应由山东抚臣随时将原有民埝加倍保护。南岸自安山下抵利津，多依傍泰山，可谓天然屏障。”他略有担心的是：“唯安山以上至曹州府（今山东菏泽）境内200余里，地势较低，为古时候的巨野泽，即宋代800里之梁山泊，自宋元明以至我朝，凡黄河决口入大清河，无不经由此处注入曹州、单州（今山东单县）、巨野、金乡各邑，甚至吞湖（泊）并运（河），漫溢数十州县，波及徐淮，为害巨大。其侯家林决口现在虽然堆筑坚固，但上下100余里的民埝，高则丈余，低仅数尺，绝对无法长久维持，此处若有一失，则西南的运道水库又会被冲淤，农舍民田更遭到毁灭，祸患无穷，而且黄河分流势缓，北行入海之道，也可能会渐行淤浅。请饬山东抚臣，于秋季河水泛滥之后，将侯家林上下民埝仿照官堤加高加厚，若能接筑至曹州西南，更为久远之计。”“这六七十里中，大水常漫的不过二三十里，水流湍急的不过三五里，任其游波荡漾，宽缓水势以渐趋下游，宽半里深数丈的大清河，则缓急得以节制宣泄，不至于逼激冲突另寻他路。其堤内民田，仍可随时根据洪水之远近，地势之高低，抢种米禾，必不至于颗粒无收，似于民生也无大碍。”

而针对救灾，李鸿章认为可漕运改海运，山东就不愁没盐吃，他说：“山东位于海口的盐场，虽然受黄河淤积而产盐不多，经抚臣竭力经营，从胶莱运盐，适时接济，引地（指定给请引行盐的盐商的专卖区）倒是不愁没有盐吃，只是盘剥过多，价格稍贵。黄河在山东虽不能说无害，但因地方官救偏补弊，设法维持，尚不至于引起大的祸患。”

朝廷也觉得李鸿章提出的办法不错，于是下旨给当时的山东巡抚：“着丁宝桢酌量形势，将张秋、利津一带民埝加倍坚固，侯家林决口于秋汛后加高增厚。”

然而，自大清开国以来，历次黄河决口宽不过三四百丈，尚且屡堵屡溃，连续数年难以堵复，现在要将10里多宽的口门堵住，如何能让它保持坚固？而且，兰阳以下的淮徐故道，已有灾民移居其间，村落渐多，那里是一望无际的低洼田野，想让地下3丈多深的黄河水回到地上3丈开外，简直难于登天，不仅要耗费大量人力，还需筹措巨资。

大清前中期，黄河河务自河南以下河段划分为南河（江苏段）与东河（河南、山东段），分置河督负责日常修守，地方督抚负责协办。但铜瓦厢改道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河道从山东大清河入海，口门以下旧河道于是断流，南河及东河半数机构闲置。当时，清廷正深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之中，为筹措军费，很快将闲置的河政机构裁撤，而将亟待治理的新河道抛给当地官府，由于既没机构，又不拨经费，地方督抚着实不愿意承担此事，但因辖区所受灾难极为深重，又不得不担负起这一重担，从而造成了黄河治理地方化。在治水的过程中，地方官绅不仅是组织者，还是资金的主要筹措者，常使司道各库入不敷出，无可挹注。地方各自为战，虽有利于一地，但由于缺乏统筹治理，下游比决口的地方受灾更为严重，黄河淤垫越发增高。因此，丁宝桢治理河道困难重重，虽有成效，但未能解决根本问题。

这次，李鸿章要亲自来做这件事情了，他对将要面对的困难早已有所估计。他站在济南黄河大堤上，对于眼前的情景极为震惊：怒吼的黄河水冲垮了高出河面2米的黄河大堤，急速地向岸边涌去，溢满河水的村庄成了一座孤岛，到处可见漂浮的尸体，到处可闻灾民的哭声。混浊的河水无情地冲击着他的心房。

李鸿章开始与卢法尔、周馥等商议从何处入手治理这洪水泛滥的黄河。

有过西方治河经验的卢法尔向李鸿章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黄河下游受病太久，应以测绘全河形势为先，以算学为本，研究河由何处而生，水由何处而减，从而探寻根治之法。这就是说要从全局出发，通盘考虑。李鸿章接受了卢法尔的建议。

于是，随员吴廷斌、于式枚、孙宝琦、袁大化等人率领绘图学生，开始分赴黄河上下游及海口各段逐段测量；李鸿章也亲率卢法尔、周馥会同任道镕赴海口一带屡勘。

三九严寒之际，黄河下游飘着片片雪花，年近八十高龄的李鸿章辗转于风雪之中，鼻子冻得通红，平时威仪的山羊胡子上挂满白色的冰霜，脚冻得发木。他一面急于拿出一个好的治河方案奉献给朝廷，一面在心里发出抱怨：“年垂八十，时值严冬，风雪长途，实在是万不得已。”而对于自己一辈子忠心耿耿的朝廷，他也感到强烈的不满和心凉，认为朝廷太无情无义，不管太后嘴里说得多么好，什么朝廷的“倚重”啦，担当重任啦，其实只是套话。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间，各地分段测量的测绘图和数据都汇集到李鸿章这里，他又在海口一带复勘各河工后，汇总了各种意见，然后奏报朝廷。其核心内容是：“……应当先办的事情有三件：一是测量全河形势，对于河身宽窄浅深、堤岸高低厚薄，以及大水小水的浅深，均详细记录下来。二是测量河图须细微详尽，无所遗漏。三是分段派人查勘水性，较量水力，记载水志，考求沙数，并随时查验水力若干、停沙若干，凡对水性、沙性有所疑义的，必须详细记录，以资参考。”同时，他还指出：“应按照永定河的治理方法，沿河设立电线，按段通电，随时随事报告全河官弁，水患才可预先补救，此事刻不容缓。”

三月二十一日，李鸿章与任道镕联衔向朝廷上了《勘筹山东黄河会议大治办法折》，陈述了履勘情况和治理意见，提出根治办法10条。之后，他又担心黄河大治需时较长、用费甚巨，难于落实，因而续奏《筹议山东黄河救急治标办法折》，提出先培修堤岸、购地迁民、疏通海口等应急治标措施，并代陈卢法尔所拟救急和治本之策。

由于通盘治理黄河耗费实在太大，李鸿章花费大量心血得来的治本之策，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最后被束之高阁。李鸿章回京复命后，依然回贤良寺去“养闲京国”，郁郁寡欢。

就在李鸿章情绪低落的时候，又传来了一个噩耗：他的大哥李瀚章病逝了。他为此悲号无泪，伤心至极，对友人说：“忽闻家兄之丧，天伦之哀，况在晚暮，深秋警节，更加伤怀。”他甚至觉得自己的一生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御史杨崇伊对李鸿章很是敬佩，又带点亲戚关系，不忍他就此老去，因此一有机会就在荣禄面前替李鸿章说情。如今荣禄可以说是大清第一权臣，内调中枢、授军机大臣、晋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节制北洋海陆各军，统近畿武卫五军。杨崇伊对他说：“您身兼多个要职，忙都忙不过来，而李中堂却闲得要命，现在各地匪患又起，京畿和地方都要您来操心。何不让李大人回来帮您分担点杂事呢？何况他曾任北洋，各将领都是他的旧部，值此紧要关头，似乎呼应更灵。若李中堂回来，您只需待在京城，以资保护，这不是很好吗？”

荣禄听说要让李鸿章回来分他的权，不由得一肚子不高兴，但他转念一想，又觉得有几分道理。现在南方匪患严重，山东等地出现了反清复明的义和团，他们既反朝廷，又反洋人传教士，声势很大。若不及时剿灭平息，祸患起来可比太平天国运动时的长毛子更严重。荣禄不想独自担当剿匪的重责，于是向慈禧提出建议，选几个人保护京畿，再选几个人去地方剿匪。

慈禧与端郡王载漪、大学士刚毅、军机大臣荣禄等人商议合适人选。当时慈禧正在策动“废帝立储”，遭到朝中不少大臣和各国驻华使节的反对，于是，她令荣禄把京畿一带的军队全都换成自己的心腹，以防不测：以裕禄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统率北洋新陆军五路军，并自统中军万人驻守京城；将聂士成、董福祥、袁世凯、宋庆所部改为武卫军前后左右四军，随时策应京畿；端郡王载漪出掌京师神机营。撤换纵容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毓贤，以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率领新陆军“武卫右军”前往济南；同时，在北五省都安插后党。变来变去，还是没有李鸿章什么事。

这时，刘坤一与张之洞都表示反对这一布局，提出“东南互保”。而各国驻外使节又纷纷发表声明，反对慈禧“废帝立储”。

因“废帝立储”和“东南互保”都涉及对外关系，慈禧终于又想起李鸿章来了。跟洋人打交道，没人能代替李鸿章。但她自己不方便出面，便派荣禄去跟李鸿章谈。谈话的核心有两点：一是慈禧太后想废帝，洋人想要干预此事，让李鸿章再去与洋人谈判，看看洋人究竟是什么态度。这一点也是第二点的前提。二是如果洋人同意了，那么对反洋人的义和团就可以以剿为主；反之，对义和团则以抚为主。当然，这些话不能明说。

李鸿章对荣禄星夜来访一点也不惊讶，因为他已经知道慈禧太后又有大麻烦了。荣禄直截了当地告诉李鸿章：“太后将行大事，天子当易，但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为其所迷惑，早知道公熟习外国情况，烦请探询一下他们的意向。”

李鸿章一边听着一边思考着。他虽人在贤良寺，但对于外面的形势可谓心知肚明，洋人现在早知道自己已经失势，以这样的身份去打探消息，洋人会把他们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吗？他想到自己已经年近八十，在太后那里恐怕只有这点利用价值了，不管是为自己谋后路，还是替太后办好差事，都需要一个有点分量的官职，哪怕只是临时的。

想到这里，李鸿章趁机向荣禄提出：“此乃内政，先询人，有失国体，如果一定要询，当授我以总理衙门大臣，协办北洋军务。”

荣禄听了，觉得李鸿章要求有点过分，不敢答应，只说回去与太后商议再定，要他先做好与英、法、德、日、俄五国会谈的准备。

荣禄回去汇报后，慈禧一口否决。冥冥之中，她已经感到京畿危机四伏，如果让李大架子这样一个立场不坚定的人来拱卫京畿，让人心里发虚。而且他跟洋人走得越近就越危险，要是他跟洋人合起伙来要挟朝廷，形势就失控了。而且，北洋新陆军虽说是“新”的，但将帅还是李鸿章的淮军老班底，不能拿京畿安危来赌李鸿章的忠诚。当然，慈禧心里也清楚，李鸿章之所以曾经备受洋人敬仰，是因为他拥有大清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柄，如今作为一个退休老头，即使他与洋人的关系再好，恐怕也不会有人买他的账。

慈禧考虑良久，最后终于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之策。十一月二十四日，慈禧以皇帝的名义颁发圣旨，任命李鸿章为商务大臣，离京前往各通商口岸考察商务。这一任命对李鸿章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解冻开始了。李鸿章立刻回禀，奉命将于年前先对天津的商务进行考察，春节之后再到烟台、青岛、上海等开放口岸的第一线考察。

外国驻华使节觉得跟李鸿章做生意的机会又来了，纷纷前来祝贺。李鸿章借机向他们提出废立问题，各国使节都表示：“理无干涉，唯国书系致光绪帝，今易帝位，是否继续承认，尚须请示本国。”虽然洋人的答复模棱两可，但总算有了缓冲的余地。

就在李鸿章还未成行之际，朝廷又于十二月十九日改授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接替被迫辞职的谭钟麟。原来，法国在得到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这个“势力范围”后，开始圈地划界，频繁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遂溪的民众甚至在官员的带动下，武装起来，与法军开战，局面相当混乱。所以，朝廷让李鸿章先去救火，看好南大门。十二月二十三日，《纽约时报》记者将写好的一篇报道发回美国总部，这篇报道的题目是“李鸿章掌权”，副标题则是“在太后的恩典下出任两广总督”。

李鸿章在坐了4年冷板凳后，虽然未能重温“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旧梦，但两广总督一职也比直隶总督差不了多少，因此他的心情还是很激动的。经过短短10多天的准备，他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一月怀着“一息尚存，不敢不勉”的壮心，“着三眼花翎，精神饱满，极其喜悦”地登舟南下，当月十八日到达广州，两天后正式接篆视事。

李鸿章准备在最后一班岗上做出点成绩来，一是要向朝廷展示他还有办事的能力，二是要让洋人看看他依然受到朝廷重视，告诉洋人不要冷落了他。

但是，李鸿章坐上这位置就像进了一只“内饰刺刀的笼子”，不仅要面对法国这样咄咄逼人的外敌，还要对付北京的政敌们，更要对付两广境内众多猖獗的暴匪。

广东自开埠以来，地方黑道横行，它们甚至与官府相互勾结，互为保障。西江上不断发生的劫掠谋杀外籍人士的案件，给了一直谋求势力扩张的英国人、法国人以充分的借口。为此，李鸿章决定在两广境内进行“打黑”。

“打黑”除了动用地方治保力量外，还要动用军队。李鸿章深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广东大部分税收来自“赌饷”。他初来乍到，还没有谋划出其他经费渠道，只得全面开赌。这一举措立刻受到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的严厉指责。李鸿章也知道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但急于打击黑道的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四月一日，英国“长沙”号小商轮在西江（香山石歧河段）被劫掠，港英当局在擅自派遣兵轮前往之后，才通告李鸿章并要求派员“会剿”。李鸿章闻讯，立即派副将王得胜带兵轮赶赴出事地点，会同地方官兵缉捕人犯，就地处死3人，并饬缉捕“余匪”，将匪首就地处决。

五六月间，广西南宁府属永淳、横州和浔州府属武宣等地会党竖旗起义，李鸿章严饬地方官员和有关防营紧急剿办，并派遣广西提督苏元春亲自督率，他随时过问情况，坐镇指挥。

李鸿章惩办黑道心狠手辣，且有生杀大权，据说上任后6个月内便杀人上万。

除了打黑外，朝廷交给李鸿章的另一个任务是剪除康党。但对付康党，李鸿章似乎很不得力。在抓到因联合马裕藻、叶瀚、章炳麟、蔡元培等人反对废帝的康党成员经元善后，他并没有严厉惩处，反而让其跑到澳门去了。康党的其他成员，也都没有被列入“打黑”名单。

李鸿章对搜捕康党极为敷衍，甚至同情维新派，暗中帮助康党。慈禧对他的表现极为不满，甚至起了将他开缺之心。

但就在李鸿章“打黑”的同时，华北的义和团声势越来越大，已成燎原之势。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或贬称为“拳匪”等，他们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进行大规模群众暴动。起初义和团与清朝大部分秘密团体一样，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反对满族统治，遭到镇压。随着清廷与西方列强矛盾加深，义和团开始支持清廷抵抗西方，改名为“虎神营”，口号也改为“扶清灭洋”。

如此一来，列强与清廷的矛盾被公开激化，大清国将面临一场更大的战争灾难。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六日，列强七国公使再发联合照会：限令清廷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代为剿平”。随后，德国也派来军舰与英、法、奥、意、日、俄、美七国军舰聚于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示威。因是八国结盟，联合出兵，史称“八国联军”。

五月二十日，各国公使召开第四次会议。德国公使提出“要派遣军队登陆，为保护外国人的安全而进入北京”。这一提议立刻得到各国公使的赞同。最后列强达成一致，限定清廷在5天内给予满意答复，不然将再次举行军舰示威。

面对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和八国联军的进犯，清廷内部在应采取怎样的对策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军机大臣王文韶、户部尚书杨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认为此时国家无力与八国同时开战，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不巧的是，关键时刻，慈禧最为倚重、身居多个要职的权臣荣禄病倒在床，但他要求朝廷“赶紧剿办，以免祸乱萌生，而堵塞各国的借口”。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也赞成以剿为主，并坚持“东南互保”。

端郡王载漪、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人则主张招抚，企图用统编的手法来约束和控制义和团，达到为朝廷所用的目的。

五月底六月初，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北京。

六月六日，八国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侵华战争正式爆发。

进入京城的联军一见到义和团成员就开枪，八国军队几乎都开了杀戒。六月十六日，慈禧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再次重申停止镇压义和团，如果列强继续进兵，就不惜开战。

八国联军根本不理会慈禧的严辞抗议，于十九日攻陷大沽炮台。

六月二十一日，清廷发布宣战谕旨，命令各省督抚招抚义和团，“借御外侮”，申明“与其苟且图存，蒙羞万古，不如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慈禧太后在此危急时刻，敢于与八国联军决一雌雄，并非一时冲动，其中奥秘有三：其一，可借义和团“刀枪不入”之术与洋人放手一搏，如能一举成功，那就是伟功一件，可一吐洋人屡屡干涉她废帝立储的怨气。如果失败了，也可以抗击八国联军为借口，将义和团的力量引出京城，免遭祸起肘腋之忧。其二，诏书并没有指明向哪国宣战，也没有送达交战国，只是内部传达，即使战败，也为求和留下了伏笔。其三，诏书是借大小臣工合谋，借光绪帝的名义颁布的，即使战败，替罪羊是光绪帝，而不是力主宣战的慈禧太后。真可谓一箭三雕。

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是官场老手，一眼就看穿了慈禧的用心。朝廷宣战诏书颁下后，李鸿章老泪纵横，用手杖触地：“如果不量力而行，轻易宣战，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就要完了！”他在全国督抚中率先宣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这是李鸿章第二次对慈禧说“不”。但接下来会怎样呢？

义和团和新军在天津紫竹林与八国联军血战，战斗进行了3天3夜后，七月十四日天津失陷。沙俄除了随联军进攻北京外，另外又从南北两路派出千余人马，将江东64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于七月二十一日将绝大部分居民枪杀或用斧头砍死，制造了“海兰泡惨案”。

八月初，八国联军逼近京城。

慈禧早料到北京城守不住，在六月底便领着一班近臣化装成农妇和普通百姓，向西逃去。在离开北京的第三天，清廷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发出了两道上谕。第一道是发给军机大臣荣禄、大学士徐桐及户部尚书崇绮的，命令他们留在北京向洋人求和。可是，这位流亡中的统治者，哪里知道城破不久，她恩宠有加的荣禄已经跑到了保定，而另外两位大臣也相继自尽了。第二道是发给身在广州的李鸿章的，要求他火速前往北京，与正往京城赶的庆亲王奕劻一起主持和议。

国之将亡的时候，不从“乱命”的李鸿章到底还能不能扛住呢？

四、车马未离鞍  忧国一死难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十三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八月十五日，京城陷落。

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纵容士兵的一切野蛮暴行，联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惨绝人寰，无数居民被逼上了自殒的绝路。更有甚者，列强使馆成员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杀人竞赛。诸多官邸府院、寺庙民宅、城垣宫苑变为废墟，大量珍贵档案、图书化为灰烬。珍贵文物、金银珠宝，尽被劫掠一空。昔日市井繁华之地，昼夜烈焰腾腾，满目疮痍。

慈禧太后每当使大清国这架破车深陷泥泞时，最先想到的推车人必是安徽合肥的乡下佬李大架子，而一旦走出泥泞，她又毫不留情地把他抛弃，他该背锅背黑锅，该挨国人唾骂就去挨骂。作为大清国的顶梁柱，李鸿章是绝对效忠朝廷的，哪怕是牺牲自己的名节和生命也在所不惜。

但是，这一次李鸿章万万没想到慈禧太后这么快就要他回京“主持局面”，当电报如雪片般飞来时，他有些犹豫，甚至看不懂慈禧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在给大清驻德公使的电报中，李鸿章说：“朝廷尚无主见，即使我去也无济于事。”

然而，慈禧并不因李鸿章拒绝而放弃，催促他北上的电报接二连三地到来。

七月三日，这是宣战不到两周单独发给李鸿章的第二道圣旨：“懔尊前旨，迅速来京，毋稍延刻。”

七月七日：“前迭经谕令李鸿章迅速来京，尚未奏报启程。如海道难行，即由陆路兼程北上，并将启程日期先行电奏。”

七月八日：“命直隶总督由李鸿章调补，兼充北洋大臣。”

七月九日：“如能借到沙俄信船由海道星夜北上，尤为殷盼，否则即由陆路兼程前来，勿稍延刻，是为至要。”

七月十二日：“无分水陆兼程前来。”

慈禧这样急着要李鸿章去干什么呢？当然不是率军作战，而是希望他快点去哄洋人，再让洋人这样肆无忌惮地闹下去，大清就要彻底亡国了。由于李鸿章迟迟不动身，清廷最高统治者开始在电报里耍起赖来：“现在事机日紧，各国使臣亦商在京……该大臣（李鸿章）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岂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并要求李鸿章“无论水陆，即刻启程，并将启程日期速行电奏”。

慈禧在逃亡之后，发给李鸿章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李鸿章再也坐不住了，决定启程。但他的朋友们却力劝他不要前往，道理不言而喻：如果说5年前签订《马关条约》使他蒙受耻辱的话，那也是因为他应该承担一切责任，毕竟他是淮军总指挥、北洋舰队总指挥，又是北洋大臣。但这次跟他这个两广总督一点关系也没有。再说这次去谈判，除了割地赔款，还有其他办法吗？明知道是去受辱，为何要去？但是，李鸿章仍决定前往！这是作为臣子的责任。

七月十七日，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临行前，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国家少受些损失。李鸿章感叹道：“无法预料，唯有竭力磋商，争取宽限时日，尚不知能否办到？我还能有几年活头呢？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也死了！”

李鸿章乘轮船到达上海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观察各国的举动。此时北京城已经沦陷，部下及亲属劝他不要继续北上。然而，李鸿章拒绝了，他拿的是大清国的俸禄，受的是大清国的顶戴，如今，大厦将倾，正是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九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到达天津，去了自己曾经执政20多年的直隶总督府，在满目疮痍的天津城中，总督府已是一片废墟。

十月十一日，李鸿章到达北京。眼前的景象更令他不忍目睹：残破的城垣，流离失所的百姓，横行无忌的洋兵……外国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廷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参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李鸿章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谈判既艰辛又旷日持久，但他以虚弱之躯，坚持与11个国家的外交官周旋。

十一月初，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6项原则：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6项严重侮辱大清国家主权的“原则”，令李鸿章气愤不已。第二天，他在谈判桌上指着沙俄代表的鼻子说：“你们是一群虎狼！你们的要求太过分，我四万万同胞也不怕流血！”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结束大清国的厄运。而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沙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李鸿章只有日复一日地“竭力磋商”——“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李鸿章之手”。他曾经多次把血吐在谈判桌上，然后掏出手绢擦擦嘴角继续谈判。

数月之后，李鸿章病倒了，起因是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立刻把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抛了出来。

李鸿章此时已病得卧床不起。庆亲王拿着“议和大纲”连连叹气，说这个大纲朝廷是断然不会同意的，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还是请李鸿章想想办法吧。

李鸿章明白，他已经不可能让列强更改其中任何一项条款了。他伏在病榻上，在上奏朝廷的电报中说：“近几十年来，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去年的事变来得尤为仓促，创痛巨深，四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者可以渐有转机。”

难以想象即将离世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是什么心情。他毕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如今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

11个国家抛出“最后议定书”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感到十分恼火，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马上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拖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危局，拯救危难。

出乎李鸿章意料的是，慈禧太后很爽快地答应在条约上签字。由于“议和大纲”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也没有让她交出统治权力，于是朝廷给李鸿章回电：“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最后，慈禧竟明白地说：“衡量国家的物力财力，尽量满足洋人的喜好要求。”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七日，奕劻、李鸿章全权代表清廷，与11个国家在北京正式签订了《议和大纲》的“最后议定书”，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辛丑条约》。该条约共12款，还有19个附件，其主要内容如下：

1.赔款。清廷赔款各国（共11国）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约9.82亿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为担保。

2.划定使馆区。将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为使馆区，成为“国中之国”。中国人不得在区内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

3.拆炮台、驻军队。拆除大沽及有碍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帝国主义列强可在自北京至山海关沿铁路重要地区的12个地方驻扎军队。

4.胁迫清廷承诺镇压反帝斗争。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与诸国为敌”的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员必须保证外国人的安全，否则立予革职，永不录用。凡发生反帝斗争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5年。这一条标志着清廷完全沦为了帝国主义的工具。

5.对德、日“谢罪”。清廷分派亲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表示“惋惜之意”，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处建立牌坊。

6.惩治附和过义和团的官员。从中央到地方被监禁、流放、处死的官员有100多人。

7.设立外务部。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成为清廷与列强交涉的专门机构。

签订《辛丑条约》是李鸿章9个月的沥血之旅，再次使李鸿章背上了“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的骂名。然而，心力交瘁的他已经无力顾及这些了。在谈判中，他一直不停地吐血，但依然拼着老命，为大清国争取利益。现在，谈判终于结束了，他的身体也垮了，签字回来的李鸿章再次大口吐血，连日饮食不进，“寒热交作，痰咳不止”，但他仍在想着自己一直琢磨的问题：联军不足以亡中国，可忧者在大难之后。他认为国运所关，实有天命，后事实在难以料定。今后大清国将何以自处，又怎样面对列强无穷无尽的勒索？

李鸿章病危之际，慈禧也在担忧着李鸿章的健康。很快，清廷接到了盛宣怀致军机处的一份电报：“傅相昨夜吐血幸未再吐，唯头眩体弱，恐难即愈。”军机处接到这封电报后，似乎慌了手脚，当即将电报代奏，并马上复电盛宣怀：“奉懿旨，李鸿章吐血甚深系念，着加意调养，随时详细报告病情。”

十一月六日，李鸿章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向儿子李经述口述遗折，呼吁自强。他在遗折中提出了“举行新政”的政治观点：

伏念臣受知遇最早，荣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哀痛，只希望稍延余命，重睹中兴，如今怀抱着未遂的志愿而亡，实在难以瞑目。时值京师初复，銮驾未归，和议新成，东事仍然棘手，（国家的）根本大计，各个方面都令人忧虑。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屡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都是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更是患难与共，定能同心协力，尽心辅佐，揭发弊端，出谋划策。臣在九泉之下，亦无遗憾。

当日，李鸿章再度昏迷。过了很长时间，当他微微睁开眼睛时，竟然颤巍巍地吟了一首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旅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此遗作之妙，在于把对个人悲剧的伤痛转向了对国家命运的担忧，这位跟洋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孤寂老人，到死也没有忘记“海外尘氛”，奉劝大家将海外之事重视起来。

处于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已然到了临死之前最后时刻。奕劻、伍廷芳、马玉昆等都赶来守候在榻前，默默掉泪。这时，沙俄公使雷萨尔闯了进来。

伍廷芳上前问道：“你要干什么？”

沙俄公使拿出一份关于把整个东北作为沙俄“保护地”的文件：“李鸿章答应过我国政府，一旦和谈成功，他就在这份文件上签字！”

伍廷芳：“什么文件？”

沙俄公使：“最大限度维护沙俄在东三省利益的文件！”

伍廷芳：“中堂大人病势严重，不能签字。”

沙俄公使：“他在装病！”说着竟推开伍廷芳，径直走到李鸿章病榻前，大声说，“中堂大人，请你在这份文件上签字！”甚至还想强迫李鸿章的助手拿出李的官印来。

李鸿章听了，闭上眼睛不答应，继而引发大吐血。

沙俄公使走后，为了朝廷和洋人周旋一生的李鸿章此时已经无法说话，泪水溢出了眼眶，流满了脸颊。身边的人恸哭不已，说：“李中堂你不能走啊！还有话对中堂说！”李鸿章的眼睛又慢慢地睁开，身边的人对他说：“沙俄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大清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

这天，远在逃亡地的慈禧复电李鸿章：“为国宣劳，忧勤致疾，着赏假十日，安心调理，以期早日就痊，等大局全定，荣膺懋赏，有厚望焉。”李鸿章聆旨，两目炯炯不瞑，张口似乎要说什么。

当李鸿章的老部下周馥赶到贤良寺时，他已身着殓衣，处于生命的弥留状态。周馥哭号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呢？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李鸿章缓缓闭上眼睛，终于放心地躺下了。

李鸿章去世当天，回銮途中的慈禧太后一行正好到了荥阳，周馥的电报接踵而至：“李鸿章中堂业经逝世了。”慈禧拿着周馥的电报，不禁失声大哭。这个祸国无底线的老太太为了什么而哭？她在懿旨中感叹道：“大局未定，倘有不测，这如此重担，更有何人分担？”她下了一道懿旨：“大学士一等伯爵直隶总督李鸿章，器识渊深，才猷宏远，由翰林倡率淮军，截平粤、捻诸匪，居功甚伟。朝廷特沛殊恩，晋封伯爵，诩赞纶扉内阁。复命总督直隶兼充北洋大臣，匡济时艰，辑和中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去年京师之变，特派该大学士为全权大臣，与各国使臣妥立和约，悉合机宜。方冀大局全定，荣膺慰赏，邃闻溢逝，震悼深良。李鸿章着先行加恩，照大学士例赐恤，赏给陀罗经被，予溢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以示笃念忠臣之意。其余饰终之典，再行降旨。”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在李鸿章逝世第二天，就从北京发回一个报道，题目为“李的逝世是因为和外交官的争论”，小标题为“在和沙俄公使的激烈争论后吐血”：

北京十一月九日电：与沙俄驻华公使雷萨尔为中国东北条约问题激烈争论，直接导致李鸿章的逝世。美国公使馆降了半旗。致哀者和李鸿章的家属将根据中国传统为李伯爵烧纸钱，供他在另一个世界里享用。大街上挂起了致哀的旗子。所有衙门里的随从人员都穿着丧服，很多人的衣着呈传统风俗化。鼓手们在房子周围敲打着鼓。

梁启超闻讯，即写下一挽联云：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被李鸿章推荐接任直隶总督职位的袁世凯也亲书祭文：

手平匪乱，朽拉枯摧。邻邦握手，敦睦无猜。我公之政，游刃恢恢。我公之德，山岳巍巍。出将入相，振外耀中。湘乡并驾，他人难同。天佑我朝，生此巨公。中兴伟业，青史奇功。

不久，慈禧太后又降旨：“着赏银5000两治丧，原籍及立功省份，着建立专祠，并将平生事功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灵柩回籍时，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其子刑部员外郎李经述，着赏给四品京章。工部员外郎李经迈，着以五品京堂用。记名道李经方，等守丧期满除服后以道员遇缺简放。其孙户部员外郎李国杰着以郎中即补。李国燕、李国煦着以员外郎分部行走。李国熊、李国熹均着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以示笃念忠臣之意。”

清廷给了死后的李鸿章以莫大的荣誉：谥号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国使馆要为他立传，在他当过官立过功的地方建立专祠，地方官岁时致祭，列入祠典。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李鸿章的灵柩被运回合肥，葬于东乡夏小影，即今合肥城东的大兴集。这个墓整整修了16个月，据传墓地的墓道用从英国进口的耐火砖砌成。碑额中间刻有“清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太傅一等侯李文忠公神道碑”24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