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弱国无外交  咒骂无绝期

结束对欧美八国的访问后，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下旬返回京城。第二天，他满怀希望和喜悦的心情，觐见了光绪皇帝，将带回的国书、勋章等物一并呈递上去。然后，他又去颐和园觐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对他所汇报的西洋诸事听得津津有味，尤其对他签订的《中俄密约》感到很满意，她说：“今后，倭人欺我时，算是有了个依靠。”之后她又劝慰李鸿章要好好保重身体，继续为国效力。李鸿章则历陈各国之强盛，中国之贫弱，恳请皇太后尽快制定根本之计，设法自强。慈禧太后颔首微笑不语。

李鸿章从颐和园出来，一路上都在想，太后念在我这趟出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分上，即使不给加官晋爵，至少也该开复原职吧！如果自己继续待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位置上，那对沙俄、德意志做出的承诺就多了些保障。他回到贤良寺，静静地等待朝廷谕旨。

说是“静等”，实际上李鸿章心里焦躁万分。他无法冷静思考当前国内的政局，也无法判断和估量这次出访欧美八国的作用和意义。但有一点他心里是很清楚的，他之所以受到各国超规格的接待，都是因为他们把他当作“散财童子”，希望中国能带给他们更大的回报。比如德意志，甲午战争爆发后，英、俄等国为着如何在中日之间合纵连横而煞费苦心，而德意志却无事一身轻，向中日两国大肆推销军火。当时的德意志外长罗敦干男爵，在外交晚宴上就赤裸裸地表示：“欧洲国家能从东方人相互间的战争里获得的唯一利益，就是向他们出售军火。”战争期间，日本和大清国的采购团在柏林频繁出没，这与英国因宣布中立而向中日两国禁售武器形成鲜明的对比，令英国军火商们羡慕不已。德意志舆论则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东方普鲁士”日本，不仅认为这是文明进步与愚昧落后的战争，更是一个新兴国家对一个老大帝国的挑战。而在战后，德意志又一反常态，对中国倍加呵护，与法国一道，积极参与了由沙俄牵头的对日压制活动，逼迫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一举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干涉还辽的三国，难道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吗？显然是另有所图。

但李鸿章这次出访，并没有带着采购军火的使命，不仅令德意志军火商们备感失望，就是对德意志备加嘲讽的英国军火商们也大失所望。如果让这些国家一个个失望了，结果会怎样？

第九章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旅旗吊国难/   李鸿章心里是清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它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掺杂在一起的，清廷对此必须保持警惕。这也是他感到焦躁难安的原因。

李鸿章本想趁出访欧美之机，借助洋人的声援重掌大权，还督直隶，重温“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旧梦。欧美列强也热切希望清廷对李鸿章能够“优加信任，重界大权”，使之东山再起。然而，外国人不知道，尽管甲午战争结束一年多了，但清廷内的党争还在继续。花了惨痛代价换来的统治权，仍被慈禧后党、光绪帝党争来夺去。帝党通过甲午战争削弱了后党所依赖的军事力量，帝党最终选择王文韶接替李鸿章，除考虑政治资历及王文韶与帝党清流的密切渊源之外，实际上也是帝后两党各让一步的结果。帝党更期望凭借刘坤一以钦差大臣督师山海关的机会，一举全盘接收北洋的政、军二权。在翁同龢主导下，拟定了以淮、湘、毅三军各裁弱并强，并由聂士成、魏光焘、宋庆分别为总统领，驻津沽、山海关、锦州的计划。按这一计划，淮系的控制力愈弱，等于将25年来淮系单独控制的北洋国防武装，一分为三，各成一路。淮系裁汰后只留津沽一部30营，交聂士成统辖，实际上已经形成新的格局。

同时，帝党还趁机占据了朝廷的几个枢要部门。从军机处、总理衙门、督办军务处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及数省的封疆大吏，都是帝党一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鸿章等来了朝廷谕旨：“着李鸿章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李鸿章接旨后，心一下子凉了下来，这回恐怕是要彻底告老了。

在官场打拼多年的他，太了解总理衙门这个机构的职权和性质了。总理衙门官员分三类五等，一类是享有一定决策权者：总理各国事务的亲王、郡王、贝勒；二类是主事者：总理衙门大臣，以军机大臣兼任；三类是助理、参谋及办事者：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总理大臣上学习行走、办事员。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属于第三类，没有什么实权，仅仅是一个“伴食宰相”而已。李鸿章以74岁高龄，踏涉诡谲莫测的欧美波涛，却仅换来了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的任命，怎能不令他倍感失落？

慈禧虽然还想重用李鸿章，但此时后党正在向帝党进行反击，显然不能让这个戴罪之人回到关键的岗位上去，否则帝党就更有理由打击后党了。慈禧不但跋扈而且精明，其政治手腕一向强硬有力，她知道必须依靠新人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这个人就是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荣禄。由于甲午战事已经过去，督办军务处的功能渐渐受到帝党轻视，慈禧便借由荣禄统摄兵部与督办处，逐步落实主导以北洋为基础，进行国防武装改造的计划。此项改造更为荣禄掌控兵部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完全出乎帝党的意料。

后党借掌握军事重建主导权，进而接收淮系北洋垮台后所释放的庞大资源，一举取得举足轻重的北洋要缺，从而为后党获得了极其雄厚的政治资本，使慈禧太后再度重回主政道路。而帝党原本志在必得且寄予厚望的北洋军权又完全落入后党手中，这成为帝后党争最终决胜的关键。

光绪皇帝没想到北洋系（北洋新建陆军）能东山再起，而且荣禄还不断在帝党中拉拢人，并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奏请设立武备特科，于各省设立武备学堂。如此，新建陆军成为朝廷倚重的主要武装力量。

李鸿章终于想明白了，当初他把袁世凯练兵斥责为小孩过家家是多么不合时宜，他的老淮系基本上已经被新建陆军所取代。每每想到这些，他不免心中郁闷。一天，李鸿章带着“废宇倾基君好看，艰危始识中兴难”的心情来到圆明园，看到的仍然是残破的“废宇倾基”，“福海冤如海”的湖水，心情更为压抑。他在迷宫前沉思良久，直到夕阳西下才打道回府。

他不知道，现在的圆明园已经不是以往的废园，而成了一块禁地。光绪皇帝正在主持圆明园的修复工作，每隔数日必亲临督视，所以随意入内者必受到惩罚。没几天，就有一道无情的诏令传来：李鸿章擅入圆明园游览，“殊于体制不合，着交部议处，部议革职，但念及李鸿章万里远归，未暇详询，出于好奇，贸然入游，法无可恕，情有可原，得旨加恩改为罚俸一年，不得抵销”。

李鸿章心痛不已，自己戎马一生，没想到那朝廷却不给他留点面子。李鸿章接到罚俸的圣旨后，顿觉如当头一棒。刚回来的时候，他还带着欣喜的心情，得意地对人说：“我办外洋交涉数十年，不敢说外人如何仰望，但各国朝野，也算知道中国有我这么一个人。他们有的愿意与我见见面，谈一谈，也是普普通通的事情。我在各国还有许多老朋友，以往都主持过国政，在办事和私交方面，我与他们都很投合，现在他们大多已退居山林了，我顺便拜访他们，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归国后，他感到自己在甲午战败之后失去的面子已经争回来了，同时又有了“保中国20年平安无事”的“资本”。但他喜悦的心情迅速遭到一阵霜打：洋人的热情和国人的冷漠，使他似乎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不过，他也深知政敌翁同龢等仍对过往之事耿耿于怀，不能掉以轻心，应该采取“韬光养晦”之计。李鸿章的亲信吴汝纶也劝他“宜稍微收敛锋芒”，遇事“虚与委蛇”，以免受到“不怀好意，含沙射影者”的伤害。面对世事已非，他再度安居在贤良寺里，做着“伴食宰相”。

李鸿章在北京没有庭院，借住在贤良寺里倒也清净。贤良寺位于东门外冰盏胡同，是由雍正时怡贤亲王宅院改建而成，建筑宏壮，地极幽敞，闲院飞花，不但环境优雅，而且邻近禁城，封疆大吏入觐者多在此下榻。

李鸿章从“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到被投闲置散，犹如从万山之巅跌入谷底，他的心情怎么能够平静呢？清静的环境与内心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使他感到世态炎凉，忧谗畏讥，苦闷无聊。

所幸李鸿章在军营里养成了不少好习惯，这使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一般每天六七点钟起床，吃些早点后，他就开始批阅公文，办理每日无关宏旨的公务。闲暇时他依然是与几个幕僚一起，枯坐庭院，谈古论今；有兴致时则随意看书和练字。他常常翻阅《资治通鉴》和《庄子》，前者意在从历代治乱兴亡中取得借鉴，后者企图从道家经典中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以期安时处顺，逍遥自得，从失势的苦闷空虚中解脱出来。

当然，李鸿章也不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他对朝中各派人物都看得很清楚，对他们之间权势此消彼长的趋势也分析得很透彻。置身事外，往往会让人更清醒。此时，光绪皇帝已经失去军权，朝中危机四伏。而且，列强由于在甲午战争后一直没有获得更大的好处，已经等得不耐烦了，随时准备把魔爪伸过来。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德国因为怀疑中俄之间有密约，说清廷厚此薄彼，厚俄薄德，当了侵华的急先锋。随后，德国借口传教士在山东被害事件，出动大军强占了胶州湾。梁启超认为，这是德国因为“面子”被扫而进行的报复。其时，干涉还辽的三国中，沙俄早已在北方得到了好处，法国也在南方得到了势力范围，只有德意志在向清廷索取福建金门岛时，遭到清廷严词拒绝，失了“面子”。明眼人都知道，这只是狼要吃羊的借口。

沙俄见德国占领了胶州湾，即借口英国舰队在旅顺巡逻，显然对沙俄不利，竟然完全不顾《中俄密约》订立后，两国有攻守相助的义务，反而向清廷强行要求租借旅顺、大连及关东区域；同时还花言巧语地对清廷说租借旅顺、大连，是为了向各国显示“中俄联盟之证”。清廷信以为真，竟允许沙俄军舰停泊在旅顺港，并随时接济俄船在旅顺所需应用物资。就在清廷轻信“友谊”的同时，中国的攻守同盟国沙俄与德国狼狈为奸，积极支持德国永久租借胶州湾的要求，胁迫清廷满足德国的愿望；德国为报答沙俄的支持，则承认东北、新疆等地是沙俄的势力范围。它们之间的肮脏交易完全不受协议的制约，也无须清廷同意，大清国只有受宰割的份。

在沙俄的逼迫下，清廷终于向德国屈服，派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李鸿章（只是“行走”）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与此同时，沙俄正式向清廷提出租借旅顺、大连，并修筑东三省铁路支线到黄海海岸的要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十六日，沙俄竟向清廷提出“最后通牒”，并以10日内不签字画押，沙俄不能“顾全联盟邦交”相恐吓。清廷又派李鸿章和张荫桓与沙俄谈判，并订立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及后来订立的《中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

德国的目的达到了；以亲善面孔仗义执言逼日本退还辽东的沙俄，也从日本手中收回了旅大及关东要地，沙俄的阴谋得逞了。

这时，英国也不甘落后，借口保持均势，向清廷要求租借威海卫为海军基地。清廷又派李鸿章与英国交涉。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反复辩难，把英国公使辩得哑口无言。最后，这位英国绅士以极难堪的态度对李鸿章说：“中堂不必将这些理由对我辩论。阁下如能以你的辩才使沙俄交还旅大，则英国绝不要求租借威海卫；否则，威海卫非租借给英国不可。”这回，颇具辩才的李鸿章也被说得“哑口无言”，不得不签订了中英《租借威海卫专条》。

真是弱国无外交，李鸿章这个“伴食宰相”在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签得手软。此后，法国乘机强占广州湾，英国再次援引均势之说，要求租九龙以为抵制，不久又提出拓展香港界址。面对纷至沓来的无穷要索，清廷毫无抗拒之力。面对列强的侵凌，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大臣一样，只能愤然作色，他的太平梦转瞬就被撕得粉碎，使他对大清国的前途更加忧心忡忡。亲裁大政的光绪皇帝深恨李鸿章联俄误国，招致此等被瓜分之大祸，他再次把一腔怒火倾泻在李鸿章身上，降旨：李鸿章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这下，李鸿章连总理衙门也不必“行走”了，空守着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头衔，萧闲孤寂地寄居贤良寺。

甲午战争后，人们对李鸿章的咒骂声刚刚减少，由于《中俄密约》的泄露及随后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到来，再度使举世痛骂的喧嚣声腾地而起。几乎每一个不平等条约，上面都有李鸿章的名字，挨骂是他自讨的，真所谓“宰相有权来割地，老臣无力可回天”。所以，有人指责李鸿章拙劣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未能及早洞察沙俄的奸险嘴脸，反而为其外表的诚信所欺，以致误中其圈套。本想以狼拒虎，实则引狼入室。

更有人指出，《中俄密约》是李鸿章贪图沙俄的贿赂，不计后果的卖国行为。甚至有人还列举了具体数字，说沙俄一次就付给李鸿章300万卢布；旅大租地谈判时，李鸿章又得到沙俄的贿赂50万卢布，张荫桓得25万卢布。

李鸿章痛苦地听着这些诟骂、指责，没有做任何辩解。因为在与德国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后，他马上认识到：“与德国的条约刚刚签订，沙俄这边又闹起事来，群雄环伺，几乎没有尽头。时人都说应该争取美国的支持。中国所需，自应取材于此。至于根本之计，尤在变法自强。……子舆（曾子）有言：祸与福都是自己找来的，依靠别人总是异常艰难。”这个认识，可以当作他出访八国的一个小结。自己不强，任何人都靠不住。

其实，李鸿章在求人的同时就一直主张“自强”。他在英国考察期间，有感于英国的立国政教的先进，在一次讲演中一再大声疾呼：“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他认为不论引哪一个国家为援，都不是“根本之计”，除非变法自强。

李鸿章虽然待在寂静的贤良寺中，对骂声充耳不闻，但他的心中仍涌动着一股力量，思考着大清将走向何处？他何时才能重新得到朝廷的重用？“未预机要”“杜门却扫”，这是李鸿章对自己退出总理衙门、仕途受挫之后政治境况的扼要概括，蕴含着无限沧桑、凄凉、哀怨的情思。

二、情牵新变法  无奈当看客

李鸿章坐冷板凳后，变法自强之心始终不死。正因为如此，一向反对变革的慈禧太后不愿意再起用他；光绪皇帝虽然积极主张变革，但他始终认为李鸿章是后党骨干，让他坐冷板凳已经是对他格外开恩了。何况，光绪皇帝支持变法的出发点是想重新从太后手中夺回失去的权力。

李鸿章深知，不论自己将来的前途如何，国家的发展方向就是变法自强。但是，不管帝后两党谁支持变法、谁反对变法，他命中注定只能充当看客了。

此时，国内要求变法的呼声很高。就在李鸿章极力呼吁“变法自强”的同时，神州大地上兴起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一月二十四日，光绪皇帝请总理衙门先传问康有为。户部尚书翁同龢、军机大臣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及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在总理衙门西花厅约见了康有为，询问有关变法事宜。荣禄以满族大员的身份首先发表意见说：“祖宗之法不可变。”

康有为答：“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廖寿恒问：“宜如何变法？”

康有为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接着追问道：“如果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都撤掉了，那么旧的规章制度是不是也要撤呢？”

康有为回答：“现在是世界列国并立的时代，而我们现在的法律和官制，都是过去的，中国之所以弱，就在于此。最好都能够撤去，即使一时间无法完全撤掉，也应当考虑斟酌修改。”

翁同龢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早有了解，所以没有提问，只谈了如何筹措经费。

李鸿章对变法的问题很是慎重，不轻易表明自己的看法。而光绪皇帝了解情况后，极为赞赏康有为，于是加快了清朝变法的脚步。李鸿章尽管不公开表态，但还是暗地里支持康、梁维新派。

随后，中国的知识界精英如容闳、黄遵宪、严复等辈对西方政治制度和科学的介绍、输入和鼓吹，为这次变法的施行推波助澜。光绪皇帝锐意改革，加上翁同龢等大臣力促变法，康有为等下官屡屡上书献策，变法迅速进入试行阶段。

康有为替御史杨深秀拟写《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继而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起草《请明定国是疏》。杨、徐两折上奏后，光绪皇帝即恭请慈禧太后慈览，请求变法。慈禧太后在对日战败后，并非不想民富国强，只是不敢放手让光绪皇帝去变法；她览折后，便召庆亲王奕劻和荣禄等宠臣策谋，得知二人也不大相信光绪皇帝能变法新政，于是说：“只要不是任性乱为，事情可由皇帝去办，等办不出模样再说。”之后，奕劻与荣禄将慈禧太后的旨意告诉光绪皇帝，说：“皇上想要办事，太后不阻拦。”光绪帝闻此言，大喜过望，即令翁同龢代拟变法谕旨，立意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旨要为：

数年以来，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和各级官员中的大多数人，都积极主张变法自强。……只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借口老成忧国，认为老规矩必须墨守，新法必当抛弃，争辩个没完没了，空谈无益……朕认为国家的重大政策不确定下来，则号令不行，及其流弊，必然导致门户纷争，水火不容，徒然重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以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至士人百姓，都应努力向上，发愤自强，以圣贤义理之学作为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中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洞浅薄、迂腐荒谬之弊。

这是光绪皇帝颁布的改革纲领。不论是光绪的“中体西用”，抑或康有为的“尊君权”，都与李鸿章的主张是一致的或相近的，这自然使他感到欣慰，并表示支持。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在康有为的鼓动下，帝党官僚在北京成立推动维新变法的强学会时，李鸿章就自愿捐金2000两表示入会。当时他还有些担心后党知道了会忌恨他，不会放过他，没想到帝党不接纳他的捐金，嫌他“虽身存而名已丧”，担心他入会有损强学会的名声。

希望参与变法的李鸿章一开始就遭到排斥，使他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后来，他发现强学会主要是由帝党、维新派和后洋务派组成的，“主事者内有常熟（翁同龢），外有南皮（张之洞），名士会者千计”，因此，他最终选择了“做一个冷眼的旁观者”。

虽然富国就必须自强，但是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变法可谓吉凶难卜。因为帝后不睦，支持维新的光绪帝徒有皇帝虚名，而大权则掌握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手中。李鸿章对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说：“现在政权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僚得格外小心，不敢倡言新法，即便有新主张新政见，也做不成什么事功。”长期浮沉宦海的经验，使李鸿章深感“变法自强”的艰难和卷入帝后、新旧之争的危险，因而格外谨慎，只对维新派暗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六月十六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命其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退朝途中遇到李鸿章，李鸿章一时没忍住，悄悄将荣禄参劾康有为、刚毅反对授官康有为之事告诉他，意在要康留神。还有一次，荣禄到颐和园谒见慈禧太后，正好李鸿章因太后赏他食品要向太后谢恩，故一同被召入。荣禄在太后面前告状，说康有为非法乱制，皇上如果听从，必将有大害；同时他劝李鸿章应对太后直陈变法的害处。李鸿章则以叩头宣称“太后圣明”搪塞支应，后又将此事密告康有为。不久，李鸿章听说废八股遭到许多读书人反对，甚至有人放风要刺杀康有为时，还专门派人前往康有为住处，要他“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又“遣人慰行”，加以保护。京师大学堂成立后，李鸿章还特意把康有为推荐给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建议请康有为担任教习，由丁韪良担任西学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教习美国人丁韪良也是因李鸿章与孙家鼐力荐而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唯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为重要，赞助甚力。”

但是，因为没有实权，在整个变法过程中，无论李鸿章支持还是反对，对变法的影响都不是很大，也没有其他作为。相反，翁同龢、张之洞等权臣成为激进分子。

慈禧早对翁同龢心有不满，于是逼迫光绪皇帝将他开缺。当天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张元济，仍表示：“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康有为见光绪皇帝变法意志坚定，进而详述变革条陈。光绪皇帝一面听，一面点头赞许说：“正是这样，你条理甚详。”

之后，康有为代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上呈《请废八股折》。光绪皇帝览折后，即令军机处拟旨照行，军机大臣刚毅劝阻道：“此乃祖制，不可轻废，请下部议。”

光绪帝申斥道：“部臣据旧例以议新政，唯有驳之而已。朕意已决，还议什么？”

刚毅仍劝谏说：“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遽废，请皇上三思。”

但是，光绪帝还是颁下废八股诏书。顿时，朝议汹汹。直隶士人想聚众殴打康有为，甚至还想行刺他。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和梁启超等人听到这一消息，都劝他暂避，但康有为只是“呵呵”一笑了之。光绪帝闻讯，一怒之下开缺礼部六堂官。裁汰各衙门冗员的圣旨颁布后，顿时人心惶惶。

尔后，康有为再上折请开制度局。这涉及“改官制”，激起的反对声更为强烈，有关大臣拖延不办。光绪帝大为恼火，当堂要大臣表态。李鸿章遵旨与其他大学士上了一份奏折，这是他对“新政”的唯一折片，而且是与他人联名的。

由于变法牵涉各种政治利益的调整，尤其是对高层政治权力的再分配，所有强有力的旧政治利益享有者，尤其是留恋“太上皇”权力的慈禧太后，都对之极力反对。至此，帝后斗争进入白热化。李鸿章显然在回避巨大的政治风险。

光绪帝刚刚开缺礼部六堂官，又立马诏令筹设制度局，使朝中大臣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复杂。这时，甘肃藩司岑春煊等人再奏请裁汰京中各府、司、寺等衙门及各省滥设的局所，同时裁汰冗员。光绪皇帝本来早就为各省裁汰冗员事迭经谕令，但迄今为止没有一省核实遵办。这次得奏后，他大笔一挥，准奏，并于八月三十日下诏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大理寺等衙门及湖北、广东、云南等三省巡抚和各地冗官。接着，他又严令大学士、六部及各省督抚将应裁文武各缺和局中冗员一律裁撤干净。

慈禧一看光绪皇帝把自己的一班人马都裁没了，这还得了，她立刻采取了反制措施。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三晚上，谭嗣同在康有为等人的嘱托下，到北京东城报房胡同的法华寺，面见袁世凯，请他杀掉荣禄，并派兵两部入京，一部围颐和园太后住所，一部入宫。袁世凯因局势不明朗，不敢擅动，只是虚词应对。他心里清楚，北洋有宋庆、董福祥、聂士成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70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他的新军仅有7000人，出兵最多不过6000人，如何能办得了此事？更严重的是，新军的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起兵勤王根本毫无胜算。尽管谭嗣同言之凿凿，说是奉了光绪帝的密旨，袁世凯觉得难以置信，但也不敢完全不信。

就在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同时，慈禧太后在颐和园看到了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呈上的《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折》。他折中罗织罪名，特别提到来华观光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很可能会留京参政的传闻，这引起了慈禧的高度关注。

此时，京师闲散衙门被裁撤了10余处，以致失职失业者将达万人，士人惊恐，抵触情绪陡增。慈禧决定借此推动“训政”。

至此，光绪皇帝仍一无所知。八月初五早朝，光绪帝首先接到御史杨深秀的奏折，建议他引进人才，比如聘请英国牧师李提摩太、东瀛名相伊藤博文为顾问官；奏折还提出要与英、美、日三国“合邦”，也就是建立四国同盟（或联邦）。

这份奏折是康有为起草的，维新派精确计算了时间，特意赶在中午伊藤博文面圣之前将奏折交到光绪皇帝手里。但光绪皇帝对该折仅下旨“存”，并于当日呈送慈禧太后。

杨深秀此折坐实了杨崇伊“一旦任用伊藤，则祖宗所传天下，无异于拱手让人”的警告。慈禧阅后，终于下决心临朝训政，并改为八月初十与光绪帝同返颐和园，也就是说，光绪皇帝不再有单独执政的机会了。

慈禧于八月初六早朝开始第三次训政，“在便殿办事”。

御史宋伯鲁不明就里，按维新派的预定计划，呈上康有为起草的另一份奏折，更明确地要求四国“合邦”，共管“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并提出以李鸿章、康有为、李提摩太、伊藤博文来共同商议此事。慈禧大怒，当即将宋伯鲁革职，永不叙用。接着，慈禧直接下令给步军统领衙门，缉拿康有为、康广仁等人，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史称“戊戌政变”。

直到这时，慈禧还不知道谭嗣同曾经以光绪皇帝的名义要袁世凯起兵之事。袁世凯于八月初五乘坐11时40分的火车出京，于当天下午3时到达天津，之后，他立即去拜见荣禄，但并未提及此事。次日上午，政变已经发动，荣禄过府来看袁世凯，袁世凯这才将谭嗣同怂恿他起兵的事说了出来。于是，慈禧于八月初九下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

八月十三日，“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被处决，其罪状中为“包藏祸心，图谋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皇帝之事”。康有为和梁启超因事先得到消息，逃往海外。

变法不过百日，维新派被镇压，光绪皇帝被囚禁，变法的成果除建了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堂外，一切付之东流。

值此严峻时刻，李鸿章暗中保护了一些维新人士，如张元济因参与维新被革职，他不但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张元济的工作。由于李鸿章的许多思想与维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弹劾奏章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太后向他出示这些奏章，并对他说：“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说：“我没有参与废旧立新的事。但是，现今的六部，确实可以废除了。如果旧法可以使国家富强，国家就富强了，何必落到今日的地步？如果主张维新变法者就是康党，那我难避嫌疑，我确实只能是康党。”慈禧听后只能“默然”。

李鸿章之所以敢如此回答慈禧，因为他深知慈禧最关心的其实并不是“法”变不变，而是她的权力是否受到挑战；她注重的首先不是臣下对“变法”的观点，而是其是否参与帝党夺权的实际政治活动。所以，他强调自己没有参与废旧立新之事，表明不参与宫廷政争，不参与朝廷的“家务事”。

就在政变发生几天之后，李鸿章奉慈禧之命，宴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及随行重臣。席间，李鸿章说如果康、梁逃往日本，应将其引渡回国，但被日方以按国际法，政治犯不能引渡为由拒绝。康有为曾向光绪皇帝称颂来华活动的伊藤博文“为亚洲异才，请厚待之，留备顾问”，伊藤博文却私下对李鸿章说：“治理弱国如同修缮破烂的房子，而几个喜欢闹事看热闹的人，却拿着重椎、巨索大拆大建，结果当然会压垮房子。”李鸿章深以为然，点头称是。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一致认为维新派缺乏阅历，操之过急，失于急激，后果堪虑。后来，李鸿章更明确地把维新派的失败，归咎于“变法太急，用人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