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地图里的人类史》、《谁在世界中心》、《地缘看三国》等书的作者温骏轩。今天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汉族是怎么形成的汉族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民族，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叫这个名字的。这个名称显然得自于汉朝，这意味着在汉朝之前肯定不会有汉族之说。以当下的用法来说，一般会喜欢将汉朝以前那些，被认定为主体民族的历史名称统称为“华夏族”。只是这种归类法同样不够严谨。

乱世总归会有许多新的概念产生。总的来说，华夏族的概念起自春秋战国时代，而在南北朝时期汉则开始成为族名。接下来我们就从头开始讲起，看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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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与四夷

就主体民族的称谓来说，春秋时期那些与周王室亲缘关系密切的诸侯们，普遍自称为“诸华”或者“诸夏”。同时依照对称原则分别用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些带有贬义的名称，来代指四周那些与自身文化不同的族群。比如有一年狄人入侵邢国，管仲劝说齐桓公去救援邢国时，开口便强调“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意思是说戎狄们像豺狼一样，永远不会满足；（像邢国）这样的诸夏诸侯才是自己人，是不可以被抛弃的。

这里用的就是“夏”来代指中原诸侯。又比如晋悼公想攻打戎狄，同时楚国也有准备入侵陈国的迹象，晋国大臣魏绛便劝说道“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意思是说要是由于晋国伐戎而没能及时救援陈国，中原诸侯们一定会背叛晋国。为了征服戎狄这种禽兽之族，而失去中原诸侯们的支持，恐怕是不行的。这里则是用的“华”来代指中原诸侯。

齐恒公和晋悼公都是春秋时期的霸主。管仲和魏绛的表述透露了两层意思：一是华夏诸侯们应该守望相助，霸主尤其有义务这么做；二是华夷有别，能够被归入华夏体系的诸侯们，才是文明的存在。虽然不管用哪个字，包括“华夏”二字联在一起用，表达的都是同一意思，但细细品来华、夏二字却是有不同深意的。

简单点说一个代表的是文化优越性；一个代表的是政治的正确性。甲骨文化里的“华”字，是一棵开满花朵的树木形象。所谓“木谓之华，草谓之荣”，树木开花了被称之为“华”，草开花了被称之“荣”。以北方地区的气候环境，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来看，我个人认为能够让古人有华美之感，并创造“华”这个字的，大概率是一颗开满花朵的梧桐树。

这么漂亮的一个字放在人身上，最初是用来展现服饰的华美。只不过春秋诸侯们把自己称之为“诸华”，肯定不是想展示自己穿得有多漂亮了。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标注穿着者的身份成了服饰的主功能。这背后的逻辑倒也不复杂，人类的种族就那么几种，而且地域性明显。生活在一个地区的人类大概率是同一种族，但民族却可以分成许多个。这种情况下，用服饰来区别彼此就成为了最直观的办法。这使得服饰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甚至是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具体到春秋诸侯们用“华”来代表自己，还不光是为了跟戎狄们区别开来，更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文明优越感。正因为服饰有那么强的文化指向，中原士族因西晋灭亡南迁的事件，才被后世称之为“衣冠南渡”。所谓五胡乱华之说，说到底也是觉得那些异族破坏了中原地区的文明。总结下来，服饰即可以用来显露民族身份，也可以用来隐喻等级身份。即便到了现代社会，这种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但凡提到要对外展示民族形象，无论中外首先想到的都还是穿上民族传统服饰；同时要判断一个人社会阶层，一般人总归是最先从服装、饰品入手。说完了华再来说说夏。“夏”字代表的则是权力来源的正统性，政治上原本指向的是最早成为天下之主的夏朝。对于以祖先崇拜为信仰基础的中国人来说，传承有序非常重要。周王朝确定的秩序观中，商能够代夏是天命，周能够代商也是天命所在。然而商曾经受命于天的政治地位虽然不能被否认，要让周人认定自己是其道统继承者却有些别扭。

这是因为商族出身于东夷，与来自黄土高原的周人在族属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反观周人认定的尧舜禹三代，则同样都生成于黄土高原，所谓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位于现在的山西南部。夏朝作为禹的儿子启建立的王朝，无论在族源还是地缘上都天然更容易证明，周代商只是让天命回归常态。

商朝灭亡后，一些出生东夷的方国受到周天子的分封，被纳入了周王朝的统治序列，包括商纣王的兄长微子启，也本着灭国不绝祀的原则，在商人故都商丘建立宋国，以奉祀商族祖先。然而尽管被纳入了周王朝的政治秩序，但东夷诸国在身份归属上却始终有点尴尬，尤其是政治地位最高的宋国。春秋战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文化盛世，诞生了各种学术派别。

为了让自己的观点表述起来更加生动，那些记录学术观点的书，如《孟子》、《列子》、《庄子》、韩非子等，还会编排一些带讽刺意味的故事，如拔苗助长、智者疑邻、守株待兔等等。宋国的又高又低的出身，让其成为了这些讽刺故事的发生地。不管怎么说，东夷的存在感都是摆在那里的。排斥的背后，是对于那些自视为华夏正统的春秋诸侯来说，东夷出身的诸侯能够对其构成最大威胁，无论是政治主导权还是文化话语权。于是你会看到，历史上严格区分华夏和异族的做法，会被称为华夷之辨或者夷夏之防；不需要严格用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来对应时，便会用“四夷”来统称。问题是不管怎么防，融合都是大势。从民族形成的角度，春秋战国这个大乱世即是华夏概念出现的时代，也是这一概念不得不扩大的时代。

《左传》记载，有一回鲁昭公和郯国国君会面，对话中询问了古代官制的渊源问题，后者则详细了解答了鲁昭公的疑问。这件事情说起来颇为讽刺，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作为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被认为是周礼的制定者。所以当年的鲁国，被认为是最应该懂得周朝礼仪制度的。郯国则源出于东夷，不仅出身低鲁国一等，当时在政治上还是鲁国的附庸。正因为如此，孔子听说这件事后便向周围人叹息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感叹自视为正统的中原各国，都已经不熟悉周礼，反倒要向他们眼中的外族来学习。孔子祖籍宋国，自己在血统上就是出身于东夷，自然是不会认为“华夏”的概念应该被局限于血统。

唐代文学家韩愈认为孔子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是“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区别身份的应该是文化而不是血统，即便血统不那么纯正的诸侯，只要在文化体制上认同华夏，那他就是华夏。其实就算没有孔子的理论，政治大势也必然要促成融合了。战国七雄中秦、赵、楚这三个军事实力最强大的诸侯，都是出身于四夷。这当中秦、赵两国的祖先系出东夷，是在周公旦时期西迁到了黄土高原；崛起于长江中游的楚国，更是由始至终的被视为蛮夷。

秦朝的建立以及刘邦楚人出身的身份，不仅终结了这场最早的华夷之辨，更是让北起长城、南至南海的辽阔土地，在秦汉第一帝国时期都融入了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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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与汉

虽然春秋战国时代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但只要还有未融于华夏文化的民族在，这场华夷之辨就注定还要变换对象延续下去。最大的变化在于，自秦汉以降“胡”开始取代“夷”成为外族的主代名词。魏晋南北朝之际更是出现了“五胡乱华”的表述，“胡”开始在这一阶段成为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最开始的时候，“胡”只是匈奴人的自称。史书记载，匈奴狐鹿姑单于曾经写信给汉武帝，声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你们汉朝在南边够大，我们匈奴人在北边也够强。（不光你是天子）我们匈奴人也是天之骄子，而且还不像你们用那些拘谨的礼法自寻烦恼。这番表述不仅在政治上将匈奴与汉朝定位为平等的大国，更彰显了匈奴人的文化自信。而要是追根溯源的话，这种强大和自信又是长城所赋予的。

战国后期，秦、赵、燕三国分别在自己的边境修筑长城，以防备游牧民族的侵扰。这当中秦赵两国的防御对象是匈奴，燕国的防御对象则以匈奴为参照对象命名为“东胡”。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了完美的将北方游牧者隔离在东亚农耕区之外，新的帝国长城在上述三段长城的基础上增补修建而成。

公元前209年，也就是秦始皇去世的第二年，冒顿单于成为了匈奴新单于。此时距离刘邦重新统一天下建立汉朝，还有7年的时期。然而正是凭借这短短数年的窗口期，冒顿单于不仅让匈奴各部认可了他的地位，更抢在中原地区重新归于一统之前，征服东胡等对手，历史上第一次将整个北亚草原置于一个政权的统治之下。

这使得刘邦在试图恢复秦帝国的北方边界时，很快便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强大的匈奴帝国，以至于不光刘邦本人差点在白登之围中成为冒顿单于的俘虏，在汉朝建立的前60年时间中，更是不得不用和亲的手段与匈奴维持和平。表面看匈奴帝国的出现，似乎单纯是冒顿单于个人的成功，背后却是草原游牧者唯有形成更强大游牧联合体，才能突破长城防线的共同诉求。

从这个角度说，冒顿单于之所以能成为匈奴帝国的开创者，在于通过“鸣镝弑父”上位的他，证明了自己具备将游牧者打造成纪律严明军队的威信和能力。鉴于秦始皇修建的长城，几近完美的贴合了东亚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之间的分割线。

纵然相生相杀的“大汉强胡”后来都成为了历史，后世中原王朝与北方马上民族之间的博弈路径，却就此固定了下来。作为这一模式的创建者，汉帝国给后世留下的遗产，是“汉”这个名字逐渐成为了华夏文明主体民族的族名，而匈奴帝国留下的遗产，则是“胡”成为了北方马上民族的通称。魏晋南北朝是“胡”、“汉”这两个名称成为通用名的转型期。那些被认为破坏了华夏秩序的北方少数民族，无论与匈奴血缘关系的亲疏，也无论是否在心理上希望成为华夏一员，都华夷之辨的魔咒下被归入了胡人的范畴。

五胡乱华之说，便是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五胡乱华的说法，最早出自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与大臣何尚之的谈话。谈话中何尚之进言道“又五胡乱华以来，生民涂炭，冤横死亡者，不可胜数”，是佛教让那些暴虐的胡人君主减少了杀戮。刘宋君臣做这番谈话之时，正逢南、北方的政治格局都出现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段。在南方地区，刘义隆的父亲刘裕于公元420年，接受东晋末代皇帝晋恭帝的禅让，建立了以“宋”为名的新王朝。为了与赵匡胤建立的宋朝相区别，后世又将之称之为刘宋或者南朝宋。

何尚之是在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435年作出这番表述的。此时北魏已经统一了除河西走廊以外的所有北方地区，再过四年河西走廊也将成为北魏的领地。换而言之，这个时间点南北两朝对立的格局刚刚打开，总结回顾一下之前那个大乱世，倒是正当其时。要是让一个北魏的臣子来总结这个南北朝之前乱世，肯定是不会用“五胡乱华”的说法。毕竟北魏本身是鲜卑人建立的，正是南朝人口中的胡人之一，更何况在鲜卑人的意识里“胡”依然用来特指与匈奴有关的游牧者。

八十多年后，北魏史学家崔鸿从政权史的角度，为那些东晋以外的政权写了本《十六国春秋》，算是把这些乱世政权纳入了正史中。于是有了五胡和十六国这两个角度，再提到魏晋与南北朝之间的这段混乱史，便又有了合二为一的“五胡十六国”之说。

当然，毕竟当时南方还有个自视为正统的东晋存在，想全面反映当时的政治格局，更客观的还是“东晋十六国”。是否把五胡之名加注在这个时代的标签中，都不能否认在西晋变成东晋的那个乱世中，胡汉之争成为了矛盾主线。以崔鸿为之立传的十六个政权来说，只有前凉、西凉这两个偏安于河西走廊的政权，开国君主是汉人的身份，其余十四个政权均是所谓胡人建立的。南朝愤愤的用五胡乱华来突显北方的混乱，显示自己的华夏正统性；北朝也在默默的争夺华夏这笔重要的政治遗产，并直接导致“汉”在当时的北方成为了族名。

魏孝文帝拓跋宏主持的那场著名改革，是一切转变的开始。虽然后世研究者喜欢把北魏全面中原化的这场改革称之为“汉化改革”，但当时之人肯定不是这样定性这场改革的。

公元498年，魏孝文帝御驾南征，获胜之后下诏嘉奖南征将士，圣旨中将南朝齐称之为“南夏”。有南夏就有北夏，这个北夏自然就是已经变法改度的北魏了。所以最起码对于当时的北魏来说，这并不是一场汉化改革，而是一场“夏化改革”。华夏之名在北朝已经为南北所共有，那么民族层面总还是要给原本独占华夏之名的主体民族一个代称的，于是“汉”作为一个民族名就开始出现了。

北魏在这场改革后不久，就分裂为东、西两魏，然后再变化为北周、北齐两个政权。这当中北齐的奠基人高欢属于鲜卑化的汉人，日常工作中经常要调解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资冶通鉴》整理过一条非常口语化的记录。

高欢向给鲜卑化的军队下命令时，经常要强调“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意思是说汉人百姓相当于是鲜卑人的奴隶，男人帮你们耕种，妇女为你们纺织，输送给你们粮食和绢帛，让你们得到温饱，你们为什么还欺侮他们？这标志着“汉”在当时已经由一个政权名，变成了一个族名，就像当年的“夏”一样。以当时北朝的情况来说，用汉为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华夏之名已成为所有民族的共同资产，南朝那些王朝的法统又传承于晋，要是用“晋”这样一个仍然带有政治属性的名字，称呼自己治下的百姓显然是不合适的。比较下来已经完全没有政治遗产可言，但又一说就能让所有人知道指向的“汉”就非常合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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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的形成

无论当时北朝的统治者，对使用这个族名者是否有轻视之意，对于被使用这个族名的群体来说，名字本身的含义实在也算不得侮辱，反倒是一件能让他们追忆起两汉四百年，对胡人的压倒性战绩，包括对华夏文化的塑造之功。有鉴于此，在这个大乱世终结之后，以“汉”来代指民族、文化的使用方法依然延续了下来。等到唐朝将天下重归一统时时，“汉”已经很明确的作为一个官方认可以民族名在使用了。

比如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准备在天山北麓置一个瑶池都督府。由于天山北麓气候寒冷，当时并不适合屯垦，就向李靖讨教“蕃汉之兵，如何处置”。李靖的回答是“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这番对话中的“蕃”是用来泛指汉人以外的其他民族。唐太宗的问题是，这个新都督府应该如何配比两种不同类型的兵力。李靖的回答则跟孔子的观点一样，认为人天生是没有蕃汉之别，没有民族属性的。蕃人之所以成为蕃人，是因为生活中必须以射猎为生。如果用恩德信义的同化他们，让他们无衣食之忧，自然就都会变成汉人。

因此李靖提出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只派熟悉当地民族习惯的官吏前往驻扎。一旦有紧急军情，再就近从南疆的安西都护府调集汉族军队前往即可。李靖的意见，对唐朝经略长城以外地区有着很强在战略指导价值，也影响到了唐朝的民族观。在民族问题上唐朝显然是非常包容的，认定不管什么民族只要入了大唐就是唐人。

所以一般来说，汉这个字在很多时候是与蕃连用，单纯用来表述两个民族的客观差异。从“蕃”取代夷和胡，成为一个外族通用名也可以看出唐朝的民族观。蕃的本意是篱笆，周天子分封天下被称为“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在天子之国之外，封建一批血亲之国，像篱笆一样保护自己。

进入帝国时代之后，那些皇家血脉的亲王称之为“蕃王”也是这个意思。唐朝后期那些军政独立的地区被称之为“蕃镇”也是这层意思。唐朝将边疆少数民族称为“蕃”的意思，便是将他们视为护卫大唐安危的篱笆，而不再是华夷之辨思维中，需要时时提防的异族。基于这一认知，唐太宗对于请修长城的意见都只是一笑置之。愿为“唐人”并融入华夏者，即便出身于蕃人，在官僚体系中也有机会出将入相。

唐朝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使得“汉”的民族性并没有被刻意突出，真正的转变出现在宋辽时期。对于未能完成天下一统，华夏核心区内还存在辽、夏两个政权的宋朝来说，自知“宋人”这个自称毫无号召力可言。相比之下，强调民族、文化属性的“汉人”身份，则让宋朝的士大夫阶层认为，可以据此吸引辽、夏境内的汉族人心归附。比如范仲淹就认为“幽燕数州，人本汉俗，思汉之意，子孙不忘”。

换而言之，汉人身份在这里变成了统战工具。反观辽和西夏方面，基于统治需要同样没有去淡化民族差异。北魏孝文帝改革导致王朝崩溃的前车之鉴，使得两国在统治时采取了“蕃汉分治”的做法。以辽朝来说，所谓“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一国两制，用草原习惯法来约束自己人，然后在汉地用汉朝的体制来治理汉人。至此，汉便彻底成为了一个各方都认可的民族名。

作者温骏轩

生于20世纪70年代，法律专业出身。2009年开始，以地缘视角，辅以原创地图，在网络更新“地缘看世界”系列文章，创作文字近千万。已出版《谁在世界中心》《地缘看世界——欧亚腹地的政治博弈》等著作。其研究成果中的“新世界岛论”“北纬42度温度线”等创新理论，在地缘政治、军事、历史等相关领域引发广泛关注。

来源：地缘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