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今日

1980年6月17日,中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时神秘失踪,留下了一张简短的字条:“我往东去找水井。彭。6月17日,10点30分。”自此,他再也没有出现过。

时至今日,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关于彭加木失踪的原因仍然众说纷纭。

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是荒漠中的荒漠，是曾被列为军事禁区的核试验场，是埋藏着楼兰古城的历史宝库，也是无数探险家和科考工作者心中的圣地。

45年前，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就是在罗布泊考察时不幸失踪，永远地消失在那片沙海中。

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消息震惊了1980年的中国，国家曾组织了前后4次大规模的寻找，却始终没发现他的任何踪影。在此后的若干年里，许多敬仰彭加木的民间人士自发组织探险队，到罗布泊寻找彭加木，也都以无果告终。

彭加木的失踪成为20世纪世界科学界之谜，三十多年间，许多当年的亲历者都曾回忆过他失踪前后的事情，坊间也传出许多关于他失踪经过的版本。然而时至今日，彭加木的遗体没有找到，他的失踪之谜也没有解开。

沙漠飞来的噩耗

彭加木（左）在新疆考察时留影。

1980年6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里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

此时，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是第7天了。

也是在那一天，原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所长、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副队长的夏训诚，在从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相信的广播。

2017年记者采访夏训诚时，他已经83岁了。在北京的家中，当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唏嘘不已。

“当时全车厢的人都一下子安静了，我更是不敢相信，彭加木是我的战友和同事，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赶快赶回去，到现场去找他，救他。”夏训诚说。

事实上，夏训诚当时本该和彭加木在一起。他们一起筹备了赴罗布泊的科学考察队，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夏训诚任副队长，彭加木任队长。但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通知，让他参加考察团，赴美国进行沙漠考察。

在征求彭加木意见时，彭加木态度鲜明地劝说夏训诚赴美考察，不能失去难得的好机会。“他还说，从长远看，这次进入罗布泊的项目考察，关键性的专业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夏训诚回忆道，彭加木随信寄给他一百多张此前中国考察队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他建议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并告诉全世界：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踏上了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

这些照片确实在当年的美国科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然而让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个多月后，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再也不能兑现和他的科考之约了。

1980年的中国，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电视都尚未普及，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新闻报道的人，是新华社驻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

1980年6月20日，赵全章到乌鲁木齐机场送人，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徐鹏告诉他，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得知，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了。

这样的信息在当时是要严格保密的。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赵全章在归途中，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口下了车。他在新疆分院值班室核实了彭加木失踪的情况，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但只是作为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并未准备公开发表。

由于是供领导看的内参，这篇新闻稿中提出搜索彭加木工作中的困难：只有一两架飞机，地面搜索人员也很不够，意在呼吁加大搜索力量。

翌日——6月21日，新华社社长穆青看了内参上这一新闻，当即决定：发公开稿。

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新华社新疆分社在6月23日晚上，发出了关于彭加木失踪的第一条电讯。在此之前，中科院上海分院已经提前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让她心里有所准备。

第二天，全国的媒体都铺天盖地地以各种形式播发了这条新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进入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不幸失踪。

消息一出，举国震惊。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数次寻找的毫无结果，彭加木失踪成了当时全国最牵动人心的事情。在彭加木失踪之处，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寻人的队伍；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般地飞向新疆，一时间，彭加木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许多人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和激励。

然而，彭加木并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倒下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

在过去的100多年间，罗布泊一直被视为一片神秘的土地。从19世纪末开始，这里就曾吸引一批又一批中外探险家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死亡的威胁，也不曾挡住人们走近它的脚步。在彭加木失踪16年后，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在一场突然而至的沙暴中不幸遇难。

这片极具危险的“死亡之海”，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

“幽灵湖泊”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试验了一颗原子弹，随着惊天动地的巨响，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中国第一个核试验基地——马兰基地升腾而起。

马兰基地所在的位置，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沙漠。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片荒漠曾被作为核试验场。

其实，漫长的历史中，罗布泊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从它名字中的“泊”就能看出，这里曾经是个水源丰沛之地。

在中国的史料典籍中，罗布泊曾有过许多名称：有的因它的特点而命名，如泑泽、盐泽、涸海等；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如蒲昌海、牢兰海、孔雀海、洛普池等。元代以后，此地被称为罗布淖尔。

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意为多水汇集之湖。罗布泊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海拔780公尺，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疏勒河等汇集于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

在历史上，罗布泊的最大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曾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面积仅次于青海湖。

水量丰沛的罗布泊“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可见它当时的丰盈，古人甚至曾误认为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这种说法从先秦至清末，流传了2000多年。

直到20世纪中后期，塔里木河流量减少，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20世纪70年代末，罗布泊完全干涸。

1972年7月，从美国宇航局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的照片上，人类第一次看到了罗布泊的全貌。

照片中干涸的罗布泊竟酷似人的一只耳朵，不但有耳轮、耳孔，甚至还有耳垂。罗布泊因此被誉为“地球之耳”。事实上，这种奇特的地貌是湖水迅速退缩而形成的。

卫星拍下的“地球之耳”罗布泊。

罗布泊的神秘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它奇特的地理构造，更源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下的历史传说。

罗布泊历史上最繁华的一个时期，是在“楼兰王国”兴盛之时。楼兰古城地处罗布泊的西北侧，这里曾经是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

楼兰于公元前176年以前建国、公元630年消亡，历时800多年。随着楼兰国的消亡，这里渐渐成为人迹罕至之地，丝绸之路的故道不复存在，罗布荒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

直到1900年3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意外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沙砾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这一“神迹”才重现于世。

斯文·赫定回到欧洲，向全世界公布了罗布荒原上的“沙埋文明”，轰动一时。神秘的“楼兰”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成就之一，而楼兰古国所在的这一片罗布荒原，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

斯文·赫定曾在他那部著名的《亚洲腹地探险8年》一书中写道：“罗布泊使我惊讶，它像座仙湖，水面像镜子一样，在和煦的阳光下，我乘舟而行，如神仙一般。”

作为此地最大的沙漠咸湖，罗布泊也因此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

上世纪初叶，罗布泊的“游移之谜”曾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极大争论。

最早到新疆考察的中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的确切位置争论不休，斯文·赫定认为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由于入湖河水带有大量泥沙，沉积后抬高了湖底，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更低的地方流去，又过许多年，抬高的湖底会由于风蚀再次降低，湖水再度回流，这个周期为1510年，所以，他认为罗布泊是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

斯文·赫定这一学说，在当时曾得到了世界普遍认可。“游移之谜”给罗布泊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片幽灵般的湖泊，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

1927年，中国科学家第一次靠近了这片“幽灵湖泊”。斯文·赫定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时，决定由中瑞两国共同组成一个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知名学者徐炳旭担任中方团长，团中尽数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专家，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考古学家黄文弼、地理学家陈宗器等。

这次考察从1927年持续到1933年，考察队先后在罗布泊、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古调查和部分试掘，撰写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在国内出版，引起很大反响。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连年战火。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罗布荒原终于又迎来了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

从1956年到1959年，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对塔里木下游和罗布泊地区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考察，当时，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罗布泊的。

夏训诚因被分在北疆组考察，遗憾地与当时尚未干涸的罗布泊失之交臂。他说，那次考察留下了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由于1952年在拉依河筑坝，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彻底分流，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断绝，罗布泊在上世纪70年代初全部干涸了，终结了它作为一个湖泊的历史。”

那次考察后不久，罗布泊被定为核试验场，从此成为军事禁区。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任何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这个地区。

彭加木也没有参加那次考察。那时他正在上海的医院中，与恶性肿瘤、癌细胞搏斗着。

“彭加木”这个名字，也刚刚出现不久。

荒漠中的聚宝盆

1947年，22岁的广东番禺青年彭家睦从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农学院毕业，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专攻农业化学。1949年，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

1956年初，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正当此时，彭家睦迎来了一个对他个人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

科学院的领导研究决定，派年轻的彭家睦到莫斯科去学习一项新的技术——核磁共振，办理完出国手续即刻便要动身。

能够去苏联学习，无疑是一个好机会，彭家睦自然是高兴极了，但是他马上又陷入了两难的选择中。

就在这个当口，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的丰富资源，组织了综合考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招兵买马”，吸收各方面科技人才，准备组成若干小组，分赴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

究竟是去国外留学还是去边疆考察，31岁的彭家睦面临重要的人生选择，经过反复考虑后，他选择了后者。

彭家睦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的原因：“我必须在出国和到边疆之间立刻做出选择，我考虑的结果，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但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别的同志也乐于去干，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在同样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夏训诚看来，彭家睦当年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上海的科研条件自然比边疆要好得多，而且他当时在植物学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为了边疆的科研，他甘愿做铺路石子。”

1956年3月， 彭家睦的申请正式得到了批准，他如愿以偿地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当时的职务是助理研究员。

此时，他的户口也从上海迁到了北京。在迁户口时，彭家睦打了一个改名报告，把“彭家睦”改为了“彭加木”。从此，他一直用“彭加木”这个名字。

实际上，在迁户口之前，他就已经在使用“彭加木”的名字了。为了争取参加中国边疆科考，彭加木直接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他在信中写道：“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在信的末尾，署名并不是“彭家睦”，而是“彭加木”。

从“彭家睦”到“彭加木”，其实是他表示“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决心。彭加木认为“家睦”只是希望家庭和睦，着眼于小家，太狭隘了；他要跳出小家庭，为边疆“添草加木”。

那一年的秋天，彭加木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当时新疆的科研事业只是有了一点点萌芽，而在生物化学研究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一到新疆，彭加木就帮助当地筹建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然而，这个豪情万丈的垦荒者，却突然遭受了一个重大打击。

1957年初，彭加木突然被查出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返回上海治疗。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医生们根据有限的医学文献和病例判断，彭加木最多只能活两年。

祸不单行的是，在住院期间，彭加木又被查出还患有另一种恶性肿瘤——网状细胞淋巴瘤，患这种病一般只能活几个月。

等于是被判了死刑的彭加木却没有被病魔打倒，一年以后，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上海，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放虎归山”，回到新疆去工作。

1958年的春天，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又踏上了西行的旅程，彭加木与罗布泊也从此正式结缘。

彭加木在新疆工作期间，一共有过四次对新疆地区的大规模考察。这些考察包括人文、地理、生物、矿产资源、文物古籍、风土民情等。

1959年，彭加木曾到过罗布泊北部地区，采集过土壤标本。经过化验，他发现此地土壤中的钾含量非常高。1964年，他对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塔里木河、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由彭加木带队，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的两名科研工作者和一名司机。考察从9月上旬到10月下旬，历时40多天，行程近5000公里。

在对流入罗布泊的几条河的钾含量作了初步分析后，彭加木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罗布泊极有可能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

钾盐是农用钾肥的生产原料，在我国属大宗紧缺矿种，中国境内可溶性钾盐资源严重不足，需要大量进口。

彭加木同时判断，在罗布泊的盐层中，还含有宝贵的原料，比如制造飞机所需的镁，稀有金属锂等。另外，那里还可能有重水资源。重水是重要的中子减速器，无论是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都会用到它，此外，它还是制造氢弹的原料，属于重要的战略资源。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在钾盐勘查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经费，除了在柴达木盆地取得重大突破外，其它地区成果甚微，以致出现了中国“无钾论”的看法。中国是否能再找到大型钾盐矿床，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

那次考察中，在塔里木河下游，彭加木发现河水的钾含量在逐渐增加。他根据气象资料推算出河水的流量，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值，由此估算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钾，可能还含有其他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

夏训诚说，彭加木是第一个提出罗布泊有钾盐矿的人。如果罗布泊果真富集钾盐矿，这里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而是一个巨大的“聚宝盆”。

在新疆进行这一次考察时，彭加木39岁，在罗布泊寻找钾盐矿成为了他对这片神秘区域最初的研究目标。遗憾的是，由于“文革”的影响，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也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

“地球之耳”的神秘大门对彭加木再次打开的时候，他已经54岁了。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这个年龄还算年轻。然而，重新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彭加木的生命戛然而止。

到罗布泊去

1979年的冬天，刚刚率领科学考察队从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突然接到新疆考古所副所长穆舜英打来的电话。

穆舜英在电话中说，由中日联合组成的《丝绸之路》摄制组即将来新疆，在罗布泊附近进行实地拍摄。夏训诚被聘请为“顾问”，要组成一个“先遣队”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

罗布泊在上世纪60年代被列为军事禁区，又因“文革”的关系，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对夏训诚来说，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像是“圆梦”一样，兴奋之余，他突然想到了老朋友彭加木。

致力于沙漠治理的夏训诚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研究，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结识多年，“我知道他一直想去罗布泊找钾盐，这个机会千载难逢。”夏训诚说。

于是，他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了彭加木，彭加木当时竟高兴得跳了起来，连说“太好了”。夏训诚现在仍然记得，彭加木当时像孩子一样握着他的手，一直恳求他帮忙，与有关单位联系参加这次考察。

夏训诚回忆，当时联系的过程颇为复杂，罗布泊毕竟是几十年的军事禁区。“据我了解，《丝绸之路》摄制组此行进入罗布泊，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的。”最终，执着的彭加木还是得到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

“先遣队”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考察的组织，但是每一个队员都有自己心里的“小算盘”，作为地理工作者，夏训诚关注罗布泊的自然环境变迁情况；而对于彭加木来说，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完成的考察计划，在罗布泊寻找钾盐。

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罗布泊地区第一次向非军事人员开放。20余天的时间里，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了沉寂的荒原，穿过楼兰古城和白龙堆雅丹，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纵向穿插罗布泊西部的考察后，“先遣队”成功地回到了乌鲁木齐的基地。

在离开基地的前一天，彭加木向夏训诚提议，由他俩牵头，上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建议正式组建考察队，对罗布泊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

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计划，已不仅仅为了他寻找已久的钾盐矿。一个多世纪以来，俄国人、瑞典人、日本人一次一次来到罗布泊考察、探险，写出了许多关于罗布泊的文章，以至于国外竟有一种言论：“罗布泊在中国，而罗布泊的研究在外国”。彭加木向夏训诚表示，要夺回中国科学家在罗布泊的发言权。

几天以后，彭加木正式调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这无疑对组建罗布泊考察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0年初，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正式下达了成立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文件，并决定由彭加木担任队长，夏训诚担任副队长。

彭加木心中多年的夙愿，即将达成。

根据计划，这次对罗布泊的综合考察分三次进行。1980年的第一次考察主要是路线考察，时间定在1980年的5、6月间，第二年再进行后两次考察。

“第一次考察之所以定在这个月份，是因为这时正是沙漠荒原风沙季节和酷热季节的‘空档’。”夏训诚说。但是他认为当时的计划并不周全，“我们当时不知道，实际上罗布泊地区并没有这种‘空档’，或者说很短促。”

在制定计划的同时，考察队正式开始“招兵买马”。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的工作，他从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了6名专业人员和3名司机、一名后勤，这十位同志组成了一支罗布泊科学考察队。

5月3日，由彭加木率队，罗布泊科学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正式向罗布泊进发了。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去美国考察的通知，夏训诚遗憾地错过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

夏训诚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建议组建考察队时，彭加木曾悲愤地说：“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留下的足迹，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就觉得应该把自己的骨头埋在罗布泊，使它的土壤多一点中国的有机质！”

这不是一句玩笑，而是彭加木的真实想法。如果说科学探索总需要牺牲，他是在进入罗布泊之前，就已经作好了牺牲准备的。

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仅仅一个多月以后，彭加木的话一语成谶。

东进计划

作为对罗布泊的第一次深入性考察，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的。

他打算率队从北至南，纵穿罗布泊。在他看来，只有纵穿罗布泊，才能弄清这个神秘之地的真实面目。

但是，第一次纵穿并未成功。彭加木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在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有一个七人探路小分队，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湖表面已没有水，有些地面松软陷车，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汽车车胎由于锋利的盐晶块切割，损耗过大，无法继续前进。”

那天晚上，考察队只能原地宿营。因为当时所带的汽油和水都消耗了不少，彭加木只得决定原路返回，重新补充油、水之后再度前进。

湖底的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阻碍，最终用来给考察队开路的，竟然是队员们手中十几磅重的大铁锤。这个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的，最初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大家认为在罗布泊湖底用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

事实证明，彭加木的意见是正确的。5月30日，考察队重新出发，又一次到了这个地区，大家拿着铁锤下车，一锤一锤地把车轮前的盐晶块砸碎。汽车颠簸前行，直到他们找到了古河道的入湖口，路才一下子平顺了起来，盐晶块对车行的阻碍得以解除。

汽车沿着古河道走了两天，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计划。沿途，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质勘探，彭加木凿开盐壳，从下面瓦蓝色的沙层中取出一个水样，兴奋地对大家说：“这里可能有‘重水’！”能够在地域广阔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这无疑是对中国核物理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

彭加木曾这样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的经历：“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成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这是前所未有的，对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了解，可算得是敲开了罗布泊的大门。”

考察队在6月5日到达了考察的最后一站——米兰农场。

进入米兰农场以后，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按原定的方案，在米兰农场休息几天后考察队就可以启程回乌鲁木齐了。

就在此时，彭加木突然向队员们提出了“东进计划”。

这次考察原计划到7月3日结束，还有近一个月时间。彭加木建议暂不回乌鲁木齐，利用剩下的这些时间一鼓作气完成对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

1979年冬天，彭加木作为纪录片《丝绸之路》的“先遣队”成员之一，曾完成了对罗布泊西部的考察，这次，考察队又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而过，他计划在余下一个月的时间里，沿罗布泊东部北上，穿过疏流河直至敦煌，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最后再回乌鲁木齐。

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但最终大家还是决定采纳彭加木的建议。

彭加木通过电报向中科院新疆分院汇报请求批准。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经研究同意他们的计划，但一再嘱咐，一定要注意安全，有情况及时与基地联系。

在准备出发，装汽油和水的时候，彭加木提议可以多装一桶汽油，少装一桶水。原因是从地图上看，到了库木库都克这个地方有水井，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根据路程计算，到库木库都克只有400多公里，最多两天即可赶到。

然而，在这一段路上，考察队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

最后一张字条

6月11日，考察队一早从米兰出发，一直赶路到天黑。十几个小时，车子只走了58公里，还不到计划行程的一半。一路都是松软的沙石地，三辆车不是这辆陷进了泥坑，就是那辆困在了沙窝子，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结果，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6天。

6月16日下午6时左右，考察队终于赶到了库木库都克，此时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却不得不再次外出——由于行程被耽搁，出发时带的汽油和水此时都快要消耗殆尽了。

“库木库都克”是维吾尔语“沙井”的意思。从考察队带的那张地图看，这里确实标有水井。考察队支好帐篷，休息了一会儿，便立刻出发去找水。

让彭加木和队员们大为失望的是，从下午找到晚上，这片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井的踪影。眼下，所剩的汽油只能供三辆车行驶几十公里；水，则只剩下一汽油桶，且已变质，难以饮用。

没有水和汽油，考察队员们即刻就面临生命危险，几乎陷入绝境的考察队决定向部队紧急求助。

6月16日晚上10时10分，彭加木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我们已到达了库木库都克以西大约十公里。我们缺油和水，请求紧急支援油、水各500公斤，现有的水只能维持到18日。”

电报发出后，正在大家焦急等待回复的时候，彭加木提出了新的建议。

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用直升机运水太贵了。直升机飞行一小时，在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从驻军基地到宿营地，来回要飞好几个小时。他建议大家自力更生，尽量自己找水。

不久前，他和别人闲聊中听说，年初的时候《丝绸之路》摄制组曾经在“八一泉”加过水。“八一泉”位于疏流河故道北岸，在库木库都克东北约30公里处。

所以，彭加木建议开车再往东面去找一次水井，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队员们的全体反对。大家计算了一下，这一路线要用掉大概半桶汽油，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已不多的汽油，应该等与部队联系上以后，再作打算。

第二天上午11点半，考察队收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飞机18日到库木库都克送水，你们不要动，原地待命。”

接到电报，大家都很兴奋。队员汪文先想把这一喜讯告诉彭加木，他拿着电文走出帐篷，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

他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于是又回帐篷等待。一个小时后还未见彭加木回来，大家方感觉有些不妙了。

此时，司机王万轩走出帐篷，到汽车上去取衣服。他突然发现右边的座位上有一张摊开的地图。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彭加木一路上一直坐在这个位置，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丢放的。

王万轩把地图拿起收好，突见地图下面有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我往东去找水井。彭，17／6 10：30”

彭加木失踪前留下的最后一张字条。

纸条显然是这天上午写下的，日期上的“17”日还是“16”日改写的，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写错了日期。此时大家才发现，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那只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

队员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张字条，竟是彭加木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那天下午，所有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他们按照字条的指引向东寻，沿着彭加木那双42号翻毛皮靴在沙地中留下的脚印走了将近8公里，都不见他的踪影。脚印却最终消失在盐壳地的边缘，搜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

为了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队员们只得在晚上10点回到了营地，大家在营地里燃起篝火，把吉普车开到最高处，向东方开亮了车前大灯，并每隔一小时向空中发射一次信号弹。

队员们希望，彭加木可以循着亮光，找到营地的方向。

然而，彭加木消瘦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

6月18日凌晨两点，考察队正式发出电报：彭加木走失，下落不明。

此时，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

18日中午，直升机载着500公斤水找到了考察队的露营地，队员们获救了。第二天，部队又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但是，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小时的寻找，没有任何结果。

搜寻中唯一的突破，是在一片岩石间发现了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旁边还有人坐过的痕迹。队友们知道，这个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追踪了几十公里后，脚印又在盐壳边缘消失了。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得到了彭加木失踪的消息。晚上12点，副院长陈善明带着两名干部，由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马兰基地赶。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组成了救援领导小组，组织对彭加木的救援工作。

一个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的战役拉开了帷幕。

根据夏训诚的回忆，当年较大规模的寻找，一共有四次。

第一次寻找是在彭加木刚失踪时，6月18日到19日，队员们在宿营地周围进行了搜寻。

第二次寻找是在6月20日到26日，在收到呼救讯号后，当地部队和科考队员出动136人次，空军出动9架直升机、三架“安-2”型飞机，在出事地点东西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低空搜寻。

第三次寻找是在7月7日到8月2日，117人，48辆车，29架次飞机，搜索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

“我参加的就是第三次搜寻，当时公安人员还特意带着六条警犬赶到了罗布泊。”夏训诚说，可惜因为当地天气太热，警犬也丧失了嗅觉，并没有找到彭加木的踪迹。

就在人们对彭加木的生还已经基本丧失了希望的时候，一家香港媒体竟然曝出新闻：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出现了。

失踪之谜

彭加木失踪地纪念碑前的纪念。

1980年10月11日，香港《中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一则奇闻。

文中称，当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一个名叫周光磊的“中国留美学者”和几名朋友在华盛顿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科学家——彭加木。

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奇闻”立刻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为了澄清事实，新华社记者专门就此事进行了调查，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明确表示，她和彭加木从来就不认识周光磊这个人。

新华社记者的调查虽然揭穿了所谓“周光磊”编造的谎言，但关于彭加木失踪的原因，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

当时流传最广的，是说彭加木从罗布泊秘密逃亡美国或者苏联。

在夏训诚看来，这样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营地附近都有军事雷达，怎么可能美国或者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我们的部队能不发现？”

在《追寻彭加木》一书中，叶永烈回忆，当年年底由国家组织的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澄清流言的目的，如果能够找到彭加木的遗体，就能够击破别有用心的人对他失踪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

但是，第四次搜寻仍然无功而返。

在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对彭加木善后处理的安排：在彭加木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标志；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

55岁的彭加木就这样永远消失在罗布荒原，成为了墓碑上的一个名字。

此后数年，坊间一再流出关于他失踪的各种传闻，甚至曾有人怀疑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起了争执，被人杀害。作为考察队的副队长，夏训诚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的发生，但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太过恶毒。

他认为，彭加木失踪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性有两种。

其一，彭加木只身外出后迷路，被流沙掩埋。根据当时的天气记录，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当地刮了一场8-10级的大风，黄沙滚动，天昏地暗。

其二，彭加木在雅丹土包阴面休息时，被坍塌的松土掩埋。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分布着数百个大小不等、高低不一的雅丹土包，这些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的黏土层和疏松的细沙层构成，一刮大风，沙层极易坍塌，把人埋到底下。

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从彭加木失踪一直到今天，人们其实从未停止对他的寻找，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中找到疑似彭加木的“干尸”，但是至今，没有任何一具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

几十年间，人们一遍一遍用红色的油漆，重新填涂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掉色的碑文。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彭加木曾用生命开启了中国科学界对神秘罗布泊的探寻。

彭加木带领考察队进行的那次成功的考察，为后来的第二、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了重要基础，中国科学家终于逐渐夺回了罗布泊研究的发言权，改变了“罗布泊研究在国外”的被动局面。此外，根据他当年提出的关于钾盐的观点，数十年后，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努力，果然在罗布泊发现了超大型钾盐矿床，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了2.5亿吨，彻底摘掉了中国“无钾”的帽子。

直至今日，彭加木仍旧身埋在茫茫沙海里。罗布荒原可以掩埋一个人的身体，却无法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和激励：那种一往无前、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

本文首发于《北京日报》2017年3月7日

原标题：沙海迷途——彭加木失踪之谜

来源：北京日报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