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具有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和结合实际解决问题的特点。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用得上，哲学家读来也不会感到浅薄、俗气。

“一冲”与“两冲”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抗大”讲课时与学员有个对话。毛说：“原则性有两个，对总的敌人我们是轻视的，对具体的敌人不能轻视。我记得我在‘红大’讲过这个道理。当时有个同志说：‘你讲了这么多道理，这也是道理，那也是道理，老子打起仗来，没有那么多道理，就是一冲。我跟这个同志讲，你有你的道理，你的一‘冲’是对的，但是，你只有一‘冲’就不对了，要再加一‘冲’，变成两‘冲’。勇敢是一‘冲’，智谋又是一‘冲’，有勇无谋只是一‘冲’，智勇双全才是两‘冲’。现在再举例来说，消灭地主阶级是一‘冲’，给地主个人分地又是一‘冲’。打倒国民党是一‘冲’，对国民党的职员不能打倒又是一‘冲’。战略上我们必须蔑视敌人，这是一‘冲’，什么帝国主义都不可怕，……美国援助蒋介石我们不怕，胡宗南有二十万人我们不怕。但是在具体问题上我们不能轻敌，这又是一‘冲’。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战斗中要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夺取。总之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我们平时说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个“二”，就是“另一冲”，往往看不见，但是客观存在的，也许是更重要的，却往往被忽视，譬如我们平时想的是“一”，可客观实际是“二”。毛泽东将他的辩证法概括为“一分为二”。并说：“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

他在将通俗辩证法用于指导工作时还有一句口头禅，叫“两条腿走路”。毛泽东还多次讲：“五个指头，四个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才有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86页。）

人们在认识上常犯的毛病：就是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看不到另一面，因而容易片面，不辩证。所谓另一面，有时是一个侧面，有时是问题的反面，有时是被掩盖着的一面。总之，主观是一面，客观又是一面。毛泽东说过：人长两个耳朵有好处，“这个耳朵听这一面，那个耳朵听那一面。”（见《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口头报告》）还说，当我们在反对一种倾向时，要注意到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

不注意“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的事，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包括我们在主流媒体工作的一些人，也明显缺乏辩证思想。我们经常宣传美国发生枪击案，死了几个或十几个人，总以为这是美国的阴暗面，社会动荡不安，说明不如我们国家安定。其实，这是只注意到了一面，没注意到另一面，即美国敢于将枪支放在市场上，是他们对自己的社会稳定有自信的表现。说明他们相信本国人不会拿起枪来推翻这个政权，这一点是很难得的。尽管世界上没有如果，但是，我还是说，如果我们国家也把枪支弹药放在市场上，放任购买，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就很难说了。我们连土枪、鸟枪以及弹簧刀都不允许民间持有，结果凶杀案还是不断。我们的主流媒体应该学习唯物辩证法，想一想问题的另一面。如果对美国的枪击案只宣传一次两次，人们不走脑子，也就过去了。而多少年来反复宣传，观众、听众就会联想到：为什么他们不担心美国人造反呢？说明他们社会的基本面还是稳定的，不是靠“维稳”。我们这就为敌人做了义务宣传。我们看到了美国的一面，就是社会总是发生枪击事故；我们没有看到另一面，就是他们对自己的社会稳定的自信。而后一面比较前一面更为重大、更为实质。我这是在讲辩证法的另一面，对我们是有好处的，这是应该不会引起误会的。

还有，我们的主流媒体也不断地宣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罢工、学生游行、群众公开批评国家领导人。在美国，有人曾在公开场合塑造前任总统特朗普丑陋的塑像，并加以奚落，也多次宣传拜登跌倒画面和神经发生错乱问题。这一方面说明美国总统在美国人眼里不受尊重，但也说明了另一面，看来他们很“民主”，也很“平等”。我们这也是间接地义务宣传了这一面。

我们是否明智？就看我们懂不懂辩证法。没有辩证思想，往往会做出一些与初衷相反的、实际上愚笨的事情来。

“人民敢说话了，这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

“1961年1月26日，毛泽东到达天津。晚上，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万晓塘等谈话，了解河北农村整风整社和“一平二调”退赔等问题。当河北谈到这次退赔最坚决，全省震动很大，有四百多万条意见，群众敢说话了时，毛泽东说：‘这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人民敢说话了。’”（《毛泽东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3页。）

毛泽东把人民敢说话视为“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这说明不让人民群众讲话，就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毛泽东一贯反对把人民群众的嘴巴捂起来，让广大人民群众只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如果百姓关心国家大事，对社会各种矛盾有个说法，就被扣上“妄议”帽子，那就是反对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大事”，也否认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帝国主义一旦发动侵略战争，老百姓能不能、会不会上前线？这是个问题。如抗战时期，会不会出现那么多汉奸、伪军？也未可知。薄一波有这样一段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边有人好吹，下边就有一批人‘吹喇叭’。群众把他们称之为‘风马牛’干部，即善于看风使舵、拍马屁、吹牛皮，而这些人往往受到赏识、提拔、重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页。）

1957年，毛泽东在贯彻“双百”方针中讲了“放”与“收”的矛盾。放，就是敞开思想、放开手脚让人民群众讲意见，提建议；收，就是不允许人民群众讲不同的意见，特别是不允许发表错误的甚至反对的意见。为此，毛泽东说：“这就有问题了。田里头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毛泽东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页。）还说：“农民每年都跟那些草讲，就是每年都要锄它几次，那个草根本不听，还是要长。”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干过农活，懂得农业上的一些道理。可贵的是，他能将这个最普通的从农业生产中得到的知识用来说明唯物辩证法的问题，从大学教授到基层老百姓都能听明白，十分难得。

【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同各界知名人士座谈。】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进一步分析说：“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

毛泽东在这里讲清楚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有对立面是好事，不是坏事。世界本来就是对立统一的。没有对立物，就没有自身存在的条件，更谈不上发展。1962年8月5日，他在谈到《西厢记》的剧情时说到“戏剧冲突”的重要性：“《西厢记》中老夫人代表封建势力，是对立面，有了老夫人，才有戏，不然，光有莺莺、红娘、张生三个人打成一片，没有对立面还有什么戏呀！”（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有对立面，有冲突，才有戏，这是真理。

我们一些共产党人，特别是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不让群众讲话。他们怕。怕什么？怕讲错误的话，怕讲反面的话，怕说不同意见，总之怕对立面。这是不懂辩证法的表现。其实，放开让人民群众讲话，人民群众会有很多好的意见、建议，对于改善党的领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1957年5月16日，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毛泽东分析人民群众提的意见时说：“自开展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系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益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

毛泽东还说，贯彻“双百”方针，有一个出发点，就是让各级领导干部借机学会辩证地思考和观察问题，学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学会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告诉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拉克西是匈牙利劳动党第一书记，在匈牙利政变中被打倒。他的执政特点就是实行高压政策，不许群众讲话。——作者注）

让人民群众讲话，既有批评的自由，也有批评批评者的自由，人们在互相批评或争论中，就会弄明白正确与错误。同样，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毛泽东还说：“战斗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党解决思想问题的好方法。这使一个社会有生气、有活力，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表现。

“消灭地主阶级”与“地主个人要保护”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中，王明等人有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说法和做法。对此，毛泽东在讲明道理的基础上予以及时纠正。

1948年1月15日，他在《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道：“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要消灭，作为个人要保护。为什么要消灭地主阶级？因为它代表的是反动的生产关系。”为什么作为个人要保护？因为“地主和旧式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全国共有三千六百万人，这是社会的劳动力，是一种财富。我们分一份土地、财产给他，让他参加生产劳动，他能抬担架，能生产粮食，还能缴公粮，对国家有利。”毛泽东还说：你既然消灭不了他的消化器，总是要吃饭的。

把消灭阶级与保护这个阶级中的个人区别开来，很辩证，很有分寸，是哲学，也是智慧；懂哲学，就有智慧。保护他们的生存权，更是有“人权”思想的表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也是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思想的体现。

有区别、讲分寸，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地主阶级与地主本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地主阶级是由千千万万个地主个人组成的，他们之间有统一性。但是，地主阶级是一种生产关系，而地主本人则是个躯体，这是在认识上的区别，在处理上也要有分寸，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反帝反封为革命主要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作为地主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必须消灭，消灭的是这种生产关系；作为地主本人，只要不是当地老百姓不能容忍的有血债的恶霸，只要不搞破坏活动，就应该保护。保护他们对革命事业有好处，这也是人权、人道主义的表现。

1973年7月4日，王洪文、张春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提到：“人们以各种方式关注国计民生，其中关注度最高的是提高工资待遇，改善生活条件，并寄希望于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毛泽东转而谈起《红楼梦》中的一些细节。他说：“各有各的心思。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各有各的目的，史湘云哭的是自己无依无靠的身世命运，贾宝玉哭的是大观园众钗分离的结局。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一个共性，至于个人想的，伤心之处不同，那是个性。我劝人们去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回。”（《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第146页。）

毛泽东在这里没有直接回答王洪文、张春桥的问题，却谈起了哲学。而谈哲学也包括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共性与个性，或称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一对矛盾，属于哲学问题。人们认识事物，必须也只能从认识事物的个性开始，继而认识事物的共性，明白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不认识矛盾的个性，“就不能区分这一个与那一个，就不能具体地认识事物”。（见《与毛泽东行读天下》）

地主阶级是一般，地主本人是个别。贾母死了都哭，这是一般，而每个人哭的原因，各有不同，这是个别。毛泽东对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的论述，超过了马克思、列宁。马克思、列宁也谈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但是，真正展开论述的只有毛泽东。他的哲学专著《矛盾论》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共占40页，其中关于“矛盾的特殊性”一题就占了16页，占全篇文章的40%（其中“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一节，也属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一种）。我说这些，是说毛泽东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极为重视，真正展开论述了。事实上，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是以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为哲学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般，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个别。毛泽东说过：“世界各国共产党都有一件共同的东西，这是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毛泽东一贯反对输出中国革命的经验。他认为，各国的实际情况不同，不应照搬中国，应当将马克思主义与他们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对于改革开放，这是包括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积极进行的策略。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没有沿着列宁所说的的“垂死”的命运走下去，而是“垂而不死”，并不是列宁的判断错了，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不断地改革，譬如注意提高工人及其他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和生活待遇。待遇明显得到提高，就不想造反。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很明智，他们这一改，资本主义的寿命就可以延长了。但是，他们解决不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与生产的社会性的矛盾，最终灭亡的命运是自身不可克服的。

资本主义国家也实行对外开放。对于不对外开放的国家，他们用飞机、大炮逼着开放，目的是掠夺别国资源，为了本国的利益，他们同样很明智，吃亏的事是不干的。至于我们国家，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先后将改革开放作为国策，自然是很必要的，也很正确。但是，作为对外开放，应以本国人民的利益为准则，不是别国需要什么我们就开放什么。如食盐、自来水、央视股权等就不能对外开放，对于金融、资源等的对外开放要有科学地论证。这就是说，开放要有节制，要有度，不是越开放越好，也不是为了开放而开放。对于改革，也要根据本国国情。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在这一国情下，怎样改革？改革什么？坚持什么？必须从理论上，特别是从方针政策上明确起来。不能一“改”了之、一“开”了之。

总之，我们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只要“放”就好，只要“改”就好。毛泽东说过，“形而上学最省力，而辩证法法是要费力气的。”

战略上的“内线”与战役、战斗上的“外线”

战争中的内线与外线，是涉及战争主动权的一对矛盾。这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由于中国革命初中期，包括抗战时期，总的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因此，从战略上敌人处于外线作战，我们不得不处于内线，即被动的位置。但是，毛泽东则运用唯物辩证法把这种态势转化过来了。他说：“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术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为战役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页。）但是，这种转化是有条件的。没有一定的条件，就不会改变。这个条件就是毛泽东一直强调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他说过：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还说，“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面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97页。）

毛泽东说：由于我军总是在战役、战斗上变成了强势，这就改变了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的整个的战略态势，即变为事实上的“我强敌弱”。这是中国革命战争节节胜利的条件之一。毛泽东的这一军事思想，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范。

自然界、人世间发展的规律就是波浪式地前进的。毛泽东形象地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间要歇一歇。两山之间有一谷，两波之间有一伏。”（《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5页。）敌人有一波，我有一伏；我的一伏，也会转化为一波；敌人的一波，也会变为一伏。波与伏，在风力这个条件下，就会相互转化。

我国现在从总的情况下也是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首先，美帝国主义自身就强于我们，其次，我国周围属于它的盟友、喽啰们，使我们处于被包围的战略态势。但是，这种被动的局面也完全可以转化过来。如果我们集中优势兵力，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选准一个最合适的敌人速歼之，然后调准枪口，集中教训另一个敌人，打歼灭战，各个歼灭敌人。像1962年教训印度那样，先打垮它，再与它谈判。根据美国历来的做法，它在多种情况下不直接参战，而是支援武器打代理人战争。因为运输路线很长，在短时间内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这就给我们争取了时间。这里，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就是时间。在猝不及防的条件下把事做成，这是取得一个个胜利的关键。时间越短越好，完全可以说，时间最短就是胜利，时间一旦拖长，陷入胶着状态，就是失败。俄乌冲突开始阶段，俄罗斯的一个致命失误，就在这里。集中兵力、集中时间和瞄准一个敌人把它打垮，是我们取胜的最重要的条件。其中最最重要的是时间。不过，这个重点不是台湾，而是周边的某个敌人。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这里还有一个有关战争的辩证关系，就是革命战争的利弊。战争总是要死人的，经济上也会受到损失。但问题还有另一面，一支军队，四十年、五十年不打仗，这支军队就有可能自发地垮下来，至少失去野性，把自己搞得外强中干。实战，这是军事演习、训练、阅兵代替不了的。金一南曾说：实际打起仗来，我们的办公室将军至少会垮掉一半。打仗和不打仗的利和弊，就是辩证的统一。

我们不能“置之不理”“我们要管”

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知道了美军要过“三八线”的信息，即“决定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九月三十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见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十月三日凌晨一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他再次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美国军队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周恩来同潘尼迦谈话，1950年10月3日。）在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出发前，向毛泽东辞行时，毛泽东坚定地说：“如果只为今天，这一仗可以不打；但为今后几十年，百余年考虑，这一仗必须打！”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下达了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毛泽东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207页。）

1950年10月27日，即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19天后，毛泽东“邀在北京的王季范和周世钊到中南海。在谈话中，毛泽东说：朝鲜局势日趋紧张，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觉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而卧了，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他说：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需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下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的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的一把刀插在我们腰上，把越南的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他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毛泽东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231页。）

毛泽东在10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自己的心里话：“同志们，我这个决心可是不容易下的，别的不说，此举关系到三军数十万战士的性命，打得好那没什么说的，打不好，有可能危及国内政局，甚至断送国家的前途江山，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子交代。”还说，“会上，大家的担忧都是有道理的。不过，朝鲜亡国了，我们会怎样？我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呢！”毛泽东这个话说明，如果打不好，对国家，包括对毛泽东个人都是极为不利的。他接着讲了经过反复斟酌的话，“我们国内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犹豫、退缩、担心、害怕都没有用，这些心态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即出兵朝鲜。”（张民：《毛泽东是怎样战胜对手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66、467页。）确实的，在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面前，“犹豫、退缩、担心、害怕”，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进一步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在老虎面前，“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

这场战争“打不起”，这是一回事；而必须打，又是一回事。“打不起”，不等于不打，也不等于打不赢。也许在大多数人看来，不仅打不起，更打不赢。然而，毛泽东作了综合的分析：不仅看到因经济、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因而“打不起”的一面，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满目疮痍，需要建设，因而“不能打”的一面；更看到高超的决策、灵活的战术和指挥的力量以及他和他的战友们教育出来的人民军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还看到了朝鲜多山，地形狭窄，便于我军善于打近战、夜战的优势和美帝不得人心、战线过长，飞机大炮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等因素，因而大有“打得赢”的一面。在毛泽东看来，后者更为重要。

事实上，到1953年7月27日，志愿军打到了“三八线”以南，把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到了“谈判桌上”。

毛泽东还有句名言：尊严是从战场上取得的。言外之意，靠抗议，靠说理，靠打嘴仗，一句话：靠空话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许多人总是把自己的发展寄希望于美国，希望与美国搞好关系。且不说搞好搞不好，只要看看毛泽东富有辩证法的那句名言就明白了：“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辩证法的实质就是，越是不怕，越是斗争，越能达到目的。靠退让，靠“克制”，靠“高姿态”，敌人是不理会这一套的，这只会得寸进尺，我们也会引狼入室。

一个国家，在国际上说话是否算数很重要。1950年，在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入朝鲜半岛后，毛泽东、周恩来告诉它们，不许过“三八线”！结果，他们不相信中国敢于出兵赴朝作战，真的越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就真的出兵朝鲜了，而且出兵人数令麦克阿瑟吃惊。结果把它们打回了三八线以南，不得不进行谈判。在后来的美国侵越战争中，1965年11月，毛泽东警告他们，“不准越过北纬17度线！”毛主席的这11个字的话，宛如悬在侵越美军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真就成了下给美军的圣旨，比百万雄兵还要管用。美军不仅没敢越过，据说为了预防万一，在飞机上还安装了警报器，一旦接近北纬17度线时就发出警报。

唯物辩证法认为，说话算数是个实践的观点，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同时，说话算数也是诚信的表现。不说是不说，说了就言出法随，决不食言。辩证法不是变化法，说变就变，言而无信。辩证法也讲变，但这是在对立统一基础上经过斗争，具备一定条件下的变，不是变戏法。所以，说了话就随意变，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是失信的。

“放弃土地”与“保存军力”

在革命战争中，有一些人对于毛泽东在战争中“放弃土地、保存军力”的策略，不甚理解。认为争取了土地，又放弃土地，是自相矛盾。为此，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提出“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他说：“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吗？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只有形式主义者想不通这个道理。（《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8-509页。）

在革命战争中，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做出过放弃的决定。在“四渡赤水”之中和之后，为了摆脱蒋介石军队的围堵，红军主动放弃了辎重；在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时，毛泽东主动放弃了延安；在重庆谈判中，毛泽东也主动提出放弃南京周围的几片解放区；在西安事变后，为了推动国共合作，毛泽东放弃了农村平分土地，改为减租减息等。其实，放弃并不是消极的，也不是蚀本生意。

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首先是来取得的。取得是一种本领，放弃是一种清醒，二者都需要智慧。有本领取得则当仁不让，依法取得是一种光荣。有得，才会有舍的资格；有舍，才能再得，或在精神上获得。放弃不必吝啬，懂得放弃是聪明的表现。人在青年时，取多舍少，取知识，取智慧、取本领，也有放弃，放弃不适合自己的东西；中年时，有得有舍，取得财富、取得朋友，放弃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年老时，取少舍多，取得健康和天伦之乐就可以了，应放弃身外之物，多多施舍。但是，事情往往反着来，越到老年，越看重财。所以，一些骗子就利用老年人贪财，先放出诱饵，然后进行诈骗，于是屡屡得手。孔子说：青年戒之在斗。及至中年，戒之在色。及至老年，戒之在得。这是很有道理的。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个话本身没有错，在富裕起来的过程中，总是有先有后，不可能也不应该喊着“一二一”，齐步走地富起来。凭着诚实劳动富起来，也是光荣的。但是，问题出在“先富带后富”上。按着资本集聚的规律，富的往往越富，穷的往往越穷，最后，富人的富与穷人的穷成为共生共长互为结果的现象。换言之，富人的富是建立在穷人的穷的基础上的。这就是存在剥削和阶级的依据。单就个人来说，自古以来，不能说所有的富起来的人都是“为富不仁”，但“带后富”是极其少见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个“带”不是唯物辩证法的语言。穷和富这对矛盾的转化，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穷则思变”，就是有剥削、有压迫就有反抗。穷人靠自身的拼搏，才能改善自己的命运。靠“带”，靠不住，也不存在。

那些搞企业经营富起来的人们，如果不顾质量、不顾信誉，一心一意只盯住一个钱字，反而赚不到大钱，也会转化，与初衷适得其反。

“吃饭于前”与“拉屎于后”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讲到对于事物的发展总是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规律时说：“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8-509页。）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也讲到：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于去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亚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1-212页。）

听说有人大代表提案：实行全民免费医疗，需要1800亿元。于是就有人说国家这个钱拿不出来。也有人算了几笔账，具体是什么账就不说了。但任何一笔花销都比这个钱多得多，而且与全民免费医疗比较起来并不重要。我不知道这些，也不说这个，只说辩证法。我们的经济发展靠什么？说到底，是靠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不是靠几个公知和精英，他们一块砖也不会搬，一个瓦也不会添。如果全民实行了免费医疗，全国人民都高兴，其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这样产生的经济效益会有多大，无法计算。完全可以肯定地说，要比1800亿元不知道高出多少倍。毛泽东认为，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也可以变物质。这个辩证法的规律在经济价值上会明显地体现出来。可惜，我们许多人，特别是那些经济学砖家精英们，不懂得这个辩证规律，因而误了全国人民。其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经济的学说。

“不去谈是对的”与“去谈也是对的”

这个话咋听起来自相矛盾，近乎强词夺理，也不合逻辑。但是，这是毛泽东说的，这就是辩证法。因为他不仅看到了事情本身对不对，该不该去谈，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时空条件。时空，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绝对不可忽视。事物的内容具备了，但时空不具备，同样不能发生变化。毛泽东深刻指出：我们的马列主义老爷们，读了许多马列的书，就是不注意运用时空条件。“当时不去谈”，因为时间、空间不适合去，不去谈是对的；现在时间、空间等条件具备了，去谈也是对的。

【毛泽东对蒋介石第三次邀请赴重庆谈判的复电原稿】

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讲到：“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有些同志问，为什么要让出南京周围八个解放区？让出这八块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让出为好。为什么可惜？因为这是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艰苦地建设起来的解放区。所以在让出的地方，必须和当地的人民解释清楚，要作妥善的处置。为什么要让出呢？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0页。）

去谈和不去谈，都是针锋相对，都是对的。这不是在搞“两门赢”，究竟去谈是对的，还是不去谈是对的？去还是不去，“要看条件”，就要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是说明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一切以客观条件为转移”。不去，是因为过去国民党的邀请，都是单方面做熟了饭的，我们去就明摆着上当，蒋介石以及他们的同僚们还会认为我们是傻瓜，认为我们气馁了，害怕了，于是祈求和平谈判，所以不能去；现在去，是因为：一方面有谈成的可能，一方面要击破他们宣传的共产党不要和平的谣言。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是确定了的，但是，他们要真正将革命军队打垮，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他们要进行舆论战。那末，他们就讲讲现实主义，他们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要讲，所以要去。特别是，蒋介石连发三次电报，似乎表现出诚意，我们不去，就丢了一招。

当年毛泽东上井冈山时谈到，“蒋介石禁了许多马克思主义革命书籍，但他就是没有禁《水浒传》”。而当时跟随上井冈山的，大都“是看了《水浒传》才上山的”。用毛泽东的话，上山当“山大王”。他说，中国历史上官方对“山大王”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还说，我们是被“逼上梁山”的。

毛泽东对《水浒传》很熟悉，也可以说有些感情。他在其哲学专著《矛盾论》中举例：“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1943年秋，中央党校杨绍萱、齐燕铭等根据《水浒传》中有关林冲的故事创作了京剧《逼上梁山》。1944年1月9日晚上，毛泽东观看了该剧后大加赞赏，连夜给两位编导写信：“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应该说，后来的八个京剧革命样板戏的出现，就是在毛泽东“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的这一正确历史观的指导下完成的。

【1944年1月9日，毛泽东观看延安平剧院演出的《逼上梁山》后连夜给该剧编导杨绍萱、齐燕铭写的信。】

现在，我们禁《水浒传》电视连续剧，是不明智的。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以及《水浒传》都拍摄了电视连续剧，也很成功。其他三部电视剧都反复播了，唯独《水浒传》电视剧没有播。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人为禁止是容易引起非议的，而且禁止的原因国人也会猜到。辩证法告诉我们，越是禁止，人们越是想念，会起反作用。包括八个京剧样板戏，禁播或不播是下策，引起公众的反感，效果适得其反。在民间，不说京剧爱好者，就是一般人，都能唱出京剧样板戏的几个段子。无论什么，有错的东西，可以批评、批判，也可以反批评、反批判，社会生活活跃了，生气勃勃，这没有什么不好。这里提出的问题是，究竟怎样才能真正做到“维稳”。

还有，所有出版社都禁止出版有关写作毛主席的书，这也是违反辩证法的做法。一个政权，一个社会，稳定不稳定，不在于禁止、禁播什么，而在于走的方向、路线和实行的政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几年来，“以人民为中心”，呕心沥血，发展经济，惩处腐败，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这是最根本的。那些形而上学的“禁止”，实际上起了反作用。

医生最重要的老师是“病人”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

“你的医学知识怎么学来的？”“你最重要的老师是谁？”主席向我发问。

“向书本学，向老师学，还从实验室中学来。”

“你忘记了，你最重要的老师是‘病人’，老师或书本上的‘病’，也都是通过得病的人在防治过程中总结积累起来的经验。病人对医学作了贡献。你难道不应该向病人学习吗？先有病人后有医生呀。”

我理解主席的意思要我重视实践。”徐涛说。

“临床医学的‘临床’，这两个字用得好，不到病人的床边亲自调查研究就看不好病。”主席补充说。

他还向我说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他说：“真知都是从实践产生的，是直接经验，但是不可能每人都经历直接经验，比如地球是圆的，地球围绕太阳而运行等已成定论，不必每人再去重复取得直接经验。我们从书本上学习间接经验可以取得知识，因此读书学习就很必要而且重要了。所以我们是在前人实践的终点上作为我们学习的起点。”他又说：“只读游泳书，不下水去游也永远学不会，所以读书又不能脱离实践。”他还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只跟着别人的脑子走，书读得越多就越蠢”。他是反对死读书与读死书的。

他说，“不要只看病而忘了看‘病人’，要了解病人的心理，你说的话病人不信，你给的药他不吃能看好病吗？他不听话不吃药，为什么？你们分析过吗？不要以为问题都在病人。医学是一个学科，心理学又是一个学科，我想医学和心理学将来是要结亲的，要发展医学心理学、病人心理学。中医看病讲究节气、气象与疾病的关系，西医就不重视，我看气象和医学也要拉起手来。有政治经济学、有古生物学，你们医学里不是也有法医学、生物化学吗？这些边缘科学都是按照需要发展起来的。”他说这话是在50年代初期，而“医学心理学”、“气象医学”等确是近年才逐渐发展起来的。

他讲了医学辩证法，他说：“你们诊病未确诊时在诸多诊断中要排除其他，尽可能肯定一个最大可能的病，一旦肯定后也不能万事大吉，在诊治过程中要随时再试行否定这个诊断，如果始终不能否定，则诊断是正确的，这样就可以减少误诊漏诊机会。这比单纯肯定更全面些。治病时也不要一切依靠药物，要重视加强与依靠病人自己的抵抗力，在适当时机帮他一把。治病也要注意自力更生为主，必要时再给以外援。每个人生理反应的差异很大，对他诊疗的方式也要变化，我看医学里也是没有‘绝对’的东西。”我一直认为毛主席是我的医学院校以外的“医学导师”，对我在以后的医学实践中很有启发与帮助。（据徐新民：《在毛泽东身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219页。）

“你最重要的老师是‘病人’”，“先有病人后有医生”，“在前人实践的终点上作为我们学习的起点”，“不要只看病而忘了看‘病人’，”“治病也要注意自力更生为主，必要时再给以外援。”这几句话说得非常深刻到位！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医疗工作中的深切体现。我敢说，大哲学家们、大医学家们、专业医生们，也都难以讲出如此全面而又切合实际的话。难道不是这样吗？医学是在为病人治病中发展起来的；病人和病是一体的，但又不能等同；治病需要用药，但是，绝对不能忽视病人自身的抵抗力，用药过多过滥，特别是用抗生素的时候，尤其要见病见人。不仅被毛泽东言中的“医学心理学”、“气象医学”等确是近年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且对于慎用抗生素等药物，毛泽东早有提醒，也是最近些年才在医疗工作中被重视起来。毛泽东不是学医的，他能说出切中医疗要害的话，能够预料到一些医学边缘学科的建立，得益于他深厚的哲学功底。

【毛泽东和吴旭君】

难怪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毛泽东曾向她戏说过：“你就在我这里读书学习吧，读‘毛泽东大学’。”毛泽东本身确实就是一所著名大学，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他知识广博，主要是因为富有辩证思想，联系实际讲什么都讲得深刻、透彻，而且做到了“诲人不倦”。

我们现在的医学专家们、医疗工作者们，很有必要学习研究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虽然他说的大都是家常话，但是，其中含有丰富的辩证法。医生、病人、疾病之间，病人是老师，病是认识的对象，医生是认识的主体。一代一代的名医是怎样产生的？医学名著是怎样来的？就是从病人那里来的。许多医生将病人的疑难杂病治好了，于是就取得了正面经验；不能排除，也有将病人治死了的，于是就有了反面经验。对正面经验、反面经验进行总结，就有了名医，就产生了医学名著。医生取得了正面经验，病人要感谢医生，但医生想不到病人的贡献；而取得反面经验，病人是付出了代价的，这个代价是生命，这个贡献就太大了。

实际上，毛泽东关于疾病、病人和医生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仅适合医疗工作，而且也适合其他行业。譬如，从事领导工作的党政干部，是否想到应当向自己的下属学习呢？是否想到自己的下属也是老师呢？这是应该想到的，因为这是实际。一个人担任几年市县委书记、市县长，水平能力会有明显提高。这是什么原因呢？有自学和上党校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从领导工作的实践中得来的，是从自己领导下的人民群众那里学来的。所以，毛泽东一贯强调，当老师的要向学生学习，当领导的要向群众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我还想到，我们的一些经济专家们、公知们不深入到农民、工人等群众中去，听听劳动人民对经济政策的意见，看看他们有些什么新鲜经验，而总是坐在办公室里搞什么脱离群众的“顶层设计”？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史观的背离。脱离实际的所谓专家，为什么老百姓称他们“砖家”？就是因为他们只是读了一些经济学专著，不明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况且，一部分经济砖家，千方百计论证私有化的好处，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更加脱离群众，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与憎恶。

反对称“毛泽东主义”，也不称“毛泽东思想”

1948年8月，吴玉章准备在华北大学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打电报请示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回电说：“那说法是很不适当的……必须号召学生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

在1956年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又有人提出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还是不同意，他说：“马列主义是主干，我是枝叶。”

1953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还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未写进决议中的几条规定，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要把中国的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他解释说：“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

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自己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主动予以终结。“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是以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著称于世的。但是到中共八大，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作出这一决定的，不是任何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起，毛泽东在审阅一些重要文件时，都把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就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一个通知。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时，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定这个通知稿时，还加了一句话：‘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的著作’等字样’。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实际指导作用，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不论党内还是党外，当时也没有引起任何猜想和疑问。而且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空前地提高了。”（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8-1499页。）

1954年12月19日，毛泽东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时说：“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也是列宁死后别人提的。各国共产党都有一些自己的但仍是马列主义的东西。学习是自愿的，不能强迫。”（《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页。）实际上，不仅毛泽东思想已为全党全国人民所接受，而且在中共高层以及知识界，有不少人多次提出“毛泽东主义”的命题，也为许多人所接受，但均被毛泽东本人予以否决。

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既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也不同意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可是全体党员、全国人民公认的。个人之见，毛泽东不愿意在自己在世时定下有关个人名誉等类问题。属于自己政治名义以及功过评价问题，他相信人民群众、历史会作出的结论，自己说了不算数。他说：与其自己在世时定下，在逝世后被后人否定，倒不如自己主动否定自己。这是他的历史清醒、理论清醒，也无疑是他唯物辩证法这一政治智慧使然。

许多人认为，这是毛泽东的谦虚。其实，这不是用谦虚可以解释得了的，这是毛泽东用唯物史观看待问题的结果。它尊重人民的选择，尊重历史的选择。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主要的矛盾与事物的实质

毛泽东在他的哲学论著《矛盾论》中说到：“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接着说：“千万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到1948年初，已经改变了“敌强我弱”的局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战略进攻。这时，毛泽东审时度势，全力捉住了决战的主要矛盾，就是“剑指东北”，并抓住落实这一战略决策的关键，直取锦州，把国民党东北军堵死在东北境内歼灭。一方面为接下来的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东北是工业集中产地，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解放军前线的物资。于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解放全国的基础。这是毛泽东抓主要矛盾解决大问题的一个杰作。

毛泽东在谈到抓事物的实质问题时说过：“我们看事情必须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毛泽东对于看事物要看实质，把现象只当做入门的向导的实例比比皆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各地农村在麦收季节，打麦场里多次出现火灾，于是，中央制定文件，提出许多具体措施予以纠正。此件报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于是中央文件从如何改进领导作风为主题重新起草下发，很快解决了麦场失火问题。

现在，我们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不少，腐败蔓延问题、民间凶杀问题、诈骗横行问题、道德滑坡问题、信仰缺失问题，以及市场萎靡不振、经济下行压力、资源浪费问题，还有食品、淡水、空气、土壤污染问题，特别是小学语文教材问题等等，不仅性质严重，而且面积较大。还可以举出一些，但是，这些都不是事物的实质，不是主要矛盾，实质问题、主要矛盾问题是私有化。这是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总根源。“欲流之长者，必浚其源头。”要解决现存的这些问题，必从经济制度上考虑问题。还有，为什么多少年来不能出现诸如大庆、大寨精神，焦裕禄、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红旗渠精神，问题是否也在这里？

前期，湖南省委提出解放思想大讨论。其实，最应该讨论的问题是：中国适合什么经济、政治制度，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

群众路线与群众实践

群众路线是在尊重群众的历史地位基础上的工作方法，这主要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以群众的要求和意愿出发。群众实践是指群众的创造性劳动，共产党的重大决策一般都是来自于群众，经过加工，再回到群众中去。

走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是对人民群历史作用的充分认知。毛泽东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由他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充分认知决定的。

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还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到晚年，他又念叨起这句话时，特意加了一句：“包括我自己。”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就说：“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笫791-792页。）这是毛泽东拜群众为师，尊重和相信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基本依据。正因为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这样的认识，所以，人民群众在他的全部身心中占有至高无上的位置。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闭幕词”中，以《愚公移山》感动了神仙下凡搬走两座大山为题，把人民群众喻为“上帝”。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先生”、“诸葛亮”、“真正的英雄”，并喻为“上帝”。他十分清楚自己与人民群众的位置关系。他说过这样的话：“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中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他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我们要有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下决心向群众学习。认为人民群众的作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人民群众是水，共产党是鱼。水可以没有鱼，但鱼不可以没有水。”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心底真诚、思想深刻，可以说，比一个基督教信徒相信上帝还要虔诚。

在虔诚地对待最基层的劳动群众方面，毛泽东对人民群众还有进一步的认知。他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是由最底层、实践着的劳动者创造的。人民群众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创造了文明和文化。所以，毛泽东在领导人民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就在《宪法》中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据（德）冈瑟·斯坦因说：“当我在几次会见他的长谈中，他所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争取到胜利与和平，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作为政策还给他们。’我坦率地问道：‘你以什么权力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他说：‘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我们新民主主义政府之下的8600万人民的信任。’”（丁晓平、方健康：《毛泽东印象》，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页。）

为人民，靠人民，靠人民的信任工作，这就是毛泽东的信条，也是他的力量所在。正因为如此，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不仅信任，而且忠实地沿着毛泽东指引的方向去做。

越是最底层的老百姓，毛泽东越是尊重、重视。在延安期间，逢年过节，他总是想到普通老百姓，同老百姓一起过节，或请到家吃年饭。他十分反感在群众面前摆架子。他说，“人一当官，就爱摆架子，这是官场通病。有些人，官越大，架子也越大，越不会说话；有些人，官不大，架子却也很大。架子与官位不能成正比。毛泽东当的官，当然大了，但是，官大架子并不大。（伊·爱波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690页。）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平时，他不带警卫走在大街上，“随时随地与群众交谈，拉家常，问寒问暖。”毛泽东在与平民百姓谈话时，由于个子高，总是微微弯下腰，看着老百姓的眼睛。在延安时期，他在各种场合下照相，不一定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导他站在中间，大多情况下是随便站在一个什么地方。”

【毛泽东于1939年在延安杨家岭同农民交谈】

正因为毛泽东真诚地相信人民群众，所以他非常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他的一些重大决策大都是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创造。

农村卫生医疗体制产生于上海郊区的一个村镇。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汇报工作时提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在这一著名的“6·26”指示下，经过短暂培训，涌现出一批农村卫生员。他们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乡民；他们背着药箱走村串户，亦农亦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白天务农，晚上行医；他们没有固定编制，不需要政府发放补贴，只靠半农和行医微薄利润维持生活；他们的出现和存在，解决或大大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构成那个年代农民看病用药的一种新的“准体制”，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是年，第三期《红旗》杂志和9月14日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毛泽东在当天读了《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并立即做出了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摘自李砚洪《赤脚医生——20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

作为极为关心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事件，作出了肯定性批示。毛泽东的批示，则由上海郊区一地瞬即推广到全国，在当时的农村，“赤脚医生”遍地开花，解决了农民看病用药的一个很大的难题。

“将军下连当兵”活动来自于昆明军区何云峰大校的做法。1957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昆明军区陆军十三军三十七师政委何云峰大校，在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的影响下，以列兵身份深入连队，编入班组，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娱乐，与连队官兵打成一片。经过两个多月的实践，锻炼了意志，学习到基层经验，转变了作风。后来，经《国防战士》《云南日报》《解放军报》报道，毛泽东看到了他的事迹，极为重视。于195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北戴河扩大会议上发出号召：“军队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他说：“我看所有的‘长’——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的兵，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要服从班长、排长指挥。一年你管人家十一个月，人家管你一个月还不行吗？有些过去当过兵的现在多年不当兵了，再去当一下。”9月20日，原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关于军队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规定》。全军上下迅速掀起了干部下连当兵的热潮，许多高级将领更是表现突出。有一位将军在接受采访时说：经过下连当兵，学习了基层官兵的好作风，了解了战士们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思想情况，自己思想上也受到了教育，还使基层干部战士受到了教育。另有一些副产品，多年无法治愈的失眠问题解决了，吃饭香甜了，真是一举多得。

1958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列兵——战士诗》，歌颂了我军当时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干部下连当兵的事迹。诗云：“我连来个新‘列兵’，军龄赛过我年龄。虽然革命这样久，还和我们搞‘五同’。到了班里就上岗，下得岗来又劳动。工作积极守纪律，真是一个好‘列兵’。不嫌高粱米饭粗，不嫌士兵铺板硬。唱歌学习全参加，一切和兵全相同。要问此人他是谁？就是我们的老司令。”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军队干部下连当兵的活动，不仅在军内，在社会上，在老百姓心目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下连当兵的许世友上将（中）】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活动中，许多高级将领带头参加，其中不乏一些战功卓著、威名赫赫的上将、中将的身影。杨得志、许世友、陈再道等年过半百的上将，带头下连当兵，起到了榜样的作用。他们说，与战士感情融洽了，身体也好了，晚上可以呼呼睡上一大觉。

这种光荣传统，主要来自群众的实践和创造精神，而不是来自那些公知、砖家们坐在一起开个讨论会，搞个“顶层设计”。他们搞不清自己与广大群众的关系。这样的决策脱离群众的实践，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同时，也难以落实。

（作者系原中共泊头市委书记，原沧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市委代理书记，原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