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崇高精神的传承弘扬，对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元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就已经历史性出场，贯穿在党的先驱们的建党过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的不竭之源，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不断丰富发展，衍生形成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锻铸了党不懈奋斗、接续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党百年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明确指出党的先驱们在建党过程中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泉的中国共产党精神，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坚信坚守，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沃土之中，直接渊源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现实需要和精神追求，在党团结带领人民长期不懈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日益丰富发展。我们要从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和历史性出场、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发生发展和系统性建构、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实践转化及其辉煌成就等不同方面，全面系统地深度把握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内涵和意义，并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传承、弘扬和发展好。

一、伟大建党精神的发生逻辑及其历史性出场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在建党过程中锻铸的精神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发生之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主体性有机统一、客观规律性和主体能动性有机结合的结果。伟大建党精神正是在这种历史必然性与历史主体性有机互动的建党实践中孕育产生，并铸就了党在日后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红色基因。讨论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基础和历史性出场，就要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和主体自觉性，深刻洞察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深层次历史逻辑和主体性内涵。

（一）伟大建党精神生成的客观历史依据存在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之中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是有主体归属的，与党自身的出现和发展不可分离。离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谈党的精神当然是毫无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绝不是什么主观臆想的结果，绝不是简单的外力推动的产物，而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和世界革命运动的必然结果，这种历史必然性构成了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深层次历史依据。

中华民族曾经长期处于世界文明发展前沿，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巨大贡献。但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和经济技术的落后，特别是由于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中国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深重灾难，陷入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面对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几千年未遇之强敌，不甘屈服的中国人在屈辱和沉沦中奋起抗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接连发生，不同阶级、阶层的仁人志士上下求索，不同政治集团和社会力量尝试各种救亡图存方案，但都以失败告终。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揭示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近代中国人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的历史逻辑。

中国人在磨难中抗争及其连续失败的实践历程，昭示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种“铁的必然性”：没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先进思想的科学指引，中国人就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就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就难以上升为自觉自为的历史主体，就依然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而不能形成强大历史合力，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就难以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只能是美好梦想而难以成为客观现实。

历史呼唤新的指导理论和政治组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抗争与失败的历史结论，是“诸路皆走不通了”的必然选择。

思想是时代的产物，精神是实践的凝结。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这种历史必然性意味着，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的伟大建党精神，绝不是主观臆造的精神产物，而是客观历史发展所必然催生的精神结晶。离开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基础，就不可能解释伟大建党精神产生的客观历史根据。

（二）伟大建党精神生成的自觉主体基础发端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主体自觉性之中

历史必然性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必然性要转化为主体的自觉自信、主动创造，需要历史主体对历史必然性的自觉认知和深度把握。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仅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全面觉醒后的自觉选择和主动创造，这种历史自觉构成了伟大建党精神生成的自觉主体基础。

在近代以来的一系列抗争和失败中，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逐步形成内生性的思想觉醒。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掀起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狂飙。特殊的国情特点和时代任务，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必须承担起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启封建主义之蒙；另一方面，要反对西方列强侵略及其美化自身的种种谎言，启帝国主义之蒙。但是，因为阶级和认识的局限，特别是启蒙运动领导者所引进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代表人类思想发展的最新成果，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完成思想启蒙的任务，中国人的历史迷茫和思想困惑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彷徨”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知识界的集体意识。

就在中国人彷徨迷茫之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伟大思想工具。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启发和中国外交失败的刺激下，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猛然爆发。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中国人民认清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北洋军阀政府的无能以及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以彻底革命的精神奋起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随着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人开始从精神被动朝着精神主动快速转变，逐步实现全民族的思想觉醒。中国工人阶级作为新生的政治力量以独立的战斗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获得了坚定而先进的主体力量。先进的中国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自觉，这种自觉很快转变成建立先进政党的实践自觉。

随着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分子的迅速成长，先进社团的大量出现并迅猛发展，早期党组织在各地陆续成立并积极开展建党活动，中国共产党应时应势孕育诞生。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驱动下，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全面觉醒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深度认同，并被迅速用于指导中国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日益紧密的结合中，同时得益于共产国际的积极帮助，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以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顺应历史发展大势，代表并引领中国人民的意志开始着手建党。1920年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共同商讨建党问题；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同李大钊、陈独秀商谈建党事宜；随后，陈独秀和李大钊分别在南北两地着手建党，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8月，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成立，并指导和推动各地成立早期党组织。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样，“毛蔡互勉、同心建党”也是建党史上的一段佳话。蔡和森于1920年8月13日在法国致信毛泽东，提出要创建共产党，建立“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形成中国革命的“神经中枢”；同年9月16日，蔡和森明确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建议毛泽东在国内及早着手建党。毛泽东完全赞同蔡和森的意见，决定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的的先进政党，并同何叔衡等一起在长沙组建早期党组织。在此前后，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早期党组织相继成立。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绝不是被动刺激感应的结果，而是主动自觉创造的产物。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的建党自觉，体现了强大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构成了伟大建党精神生成的自觉主体基础。离开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主体自觉性基础，就不可能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生成逻辑。

（三）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素孕育和形成于党的先驱们的建党实践之中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在开天辟地的建党实践中，党的先驱们和各地早期党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在工人运动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紧密结合，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素得以孕育、逐步形成。

第一，有组织、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确立并日益坚定科学理论信仰和远大理想信念。早期党组织成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有计划地创办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根据中国具体实际重点宣传和译介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思想，强化斗争精神和理论自觉。1920年9月1日起，上海早期党组织将《新青年》改为党的机关刊物，发表陈独秀的《谈政治》等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苏俄建设经验。李汉俊、杨明斋、陈望道、李达等人发表相关译文，帮助更多人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1920年11月，上海早期党组织创办《共产党》月刊，着重刊登马列经典著作，介绍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党的基本知识、十月革命经验等，阐述建党问题以及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进方向等。在上海党组织影响下，各地早期党组织也创办了相关宣传刊物，如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济南的《励新》、广州的《广东群报》、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著作译介工作相继展开，上海党组织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社会主义小丛书》，其中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以及李汉俊编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和李达编译的《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还以“新青年丛书”名义出版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恽代英翻译的《阶级斗争》等。在这些理论宣传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守共产主义理想，日益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的深层底色。

第二，成立和发展各类进步团体，锻造建党骨干力量，逐步形成对党忠诚的自觉意识和坚定意志。为把科学理论和远大理想转化为实践，早期共产党人开始有意识地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进步团体，组织进步青年学习科学理论，为建党作人才和干部准备。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高君宇、邓中夏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目的，培养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才；北京早期党组织成立后，研究会成为党直接领导下的社团，成员大都成为早期党员。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骨干包括沈雁冰、李达、陈望道、施存统、邵力子、李汉俊等，这些人基本是上海早期党组织的成员。其他地区的早期党组织也通过先进团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建党工作。例如，武汉早期党组织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公开团体，陈潭秋、恽代英、林育南、施洋等均为成员。长沙党组织建立后，毛泽东等领导的新民学会、俄罗斯研究会、文化书社等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苏俄社会主义的阵地，引导人们走十月革命道路。在发展社团、创建组织、培育骨干的过程中，对党忠诚的意识日益形成并不断牢固。

第三，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日益形成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坚实基础和不竭动力。为了改变悲惨命运，人民群众必须从精神被动转向精神主动，这就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教育群众，实现科学真理同工人运动、同广大群众的结合。各地早期党组织成立后，开始出版适应工人群众需要的刊物，用朴实通俗的语言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上海早期党组织在1920年8月创办《劳动界》周刊，为工人立言说话，激发革命意识。北京早期党组织于1920年11月创办通俗刊物《劳动音》，用鲜活事例反映工人生活，引领工人开展反抗斗争。1921年，北京党组织创办《工人周刊》，报道各地工人的生活状况，号召建立工会组织，团结工人开展斗争。各地党组织还通过创办工人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班等，在普及文化知识的同时，宣传理论、组织群众。1920年冬，北京早期党组织派邓中夏、张太雷等到长辛店发起劳动补习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理论，参加学习的有100余人，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出第一批骨干。武汉党组织成立后，在汉阳兵工厂、武汉第一纱厂等工厂开办识字班，武汉中学开办“平民夜校”，董必武亲自讲授剩余价值学说，启发并组织工人起来斗争。早期党组织的这些活动，在启发工人阶级觉悟、引导工人运动发展的同时，锤炼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践行初心使命的坚定意志。

第四，初步领导工人罢工斗争，逐步形成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品质。在共产党人的指导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劳工群体逐渐觉醒，纷纷成立工会组织，团结工人走上斗争前线。1920年10月3日，在上海党组织的支持和领导下，上海机器工会筹备会召开，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等人出席，李中以临时主席身份在会上指出，工会的宗旨就是给会员谋利益，帮助工人解除痛苦。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陈独秀、胡汉民、杨明斋等人到场祝贺，工会一经成立就成为组织工人斗争的核心。1921年5月1日，长辛店1000余名铁路工人举行庆祝游行，通过组织工会的决议，不久正式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后在北京早期党组织的推动下成立长辛店工会，领导京汉铁路工人斗争。早期党组织领导的工人运动，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激发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凝练了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品格。

总之，党的先驱们在建党过程中，进一步确立并日益坚定理论信仰和理想信念，不断增强斗争精神的理论自觉，形成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坚实基础和不竭动力，对党组织的忠诚意识日益形成并不断牢固。这些建党实践中萌生并不断发展的精神元素，孕育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既一以贯之地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又与时俱进地加以丰富和完善，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

二、中国共产党精神在“两个结合”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精神具有自身的质的规定性。它是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把党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根本宗旨具体化到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行动中，所形成的崇高精神境界、优良工作作风、高尚行为典范等。这些内容往往凝结在特定的事件、地点、实践、时期、人物上，经过提炼升华而形成标识性的精神概括并成为全党遵循，在全社会形成示范和带动效应。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发展实践中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成功法宝。“两个结合”的纵深推进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主体性过程，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正确的理论方向；必须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夯实坚实的实践根基；必须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丰富的文化滋养。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性出场、历史性展开和系统性阐述，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丰富发展，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推进“两个结合”的重要体现，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守思想魂脉、升华实践经验、传承文化根脉的精神创造过程及其成果。

（一）伟大建党精神在历史进程中日益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

一百多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构建起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

第一，坚持先进理论武装和理想信念引领，在不断巩固安身立命根本的过程中传承和丰富党的精神谱系。高度重视理论武装，不断强化理想引领，筑牢安身立命的根本，永葆先进性和战斗力，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重大优势。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党从一开始就肩负重大而艰巨的历史责任，而中国具体国情又决定了党长期处于极其复杂的斗争和发展环境中，党员成分十分广泛，思想状况十分复杂。为此，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先进理论武装、远大理想引领和高尚精神塑造，力图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崇高的精神境界、优良的工作作风和高尚的行为典范塑造党魂军魂国魂，凝聚党心军心民心。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领导开展“厉行洗党”活动，着力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素质、纯洁党的组织。古田会议前后，毛泽东强调一定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意识教育，肃清党内军内的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唯心主义等错误，提升红军指战员的思想境界。全面抗战时期，党中央领导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强调要“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坚决纠正和肃清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思想。正是通过这些努力，党不断强化全体党员的理想信念和理论信仰，安身立命的根本不断得到巩固。也正是通过这些努力，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等得以形成。

第二，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在不断推进党的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传承和丰富党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倒、屡获胜利而不骄，不断克服内外阻力而走向新的胜利，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断以刀刃向内的精神进行伟大自我革命，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牢牢占据推动社会进步、实现美好理想的道义制高点，并把自我革命精神上升为全党的思想自觉，凝练为党的精神标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进行了以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延安整风运动等为标志的深刻自我革命，开展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伟大社会革命，形成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这些都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精神凝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开展了多次整党整风运动，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拨乱反正、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等伟大自我革命，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伟大社会革命，形成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艰苦创业精神、改革创新精神等，这些都是探索、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精神提升。

第三，坚持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在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互动中丰富和发展党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善于总结自己在实践和理论创造方面的成功经验，在党的精神建设方面也是如此。一方面，始终坚守伟大建党精神之源，不忘初心、不懈奋斗；另一方面，始终追随时代进步，总结经验教训，根据新的实践要求和时代特征进行创新，不断凝练和提升党的精神，形成符合不同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的新精神。中国共产党精神就是在坚持与发展、守正与创新的历史链条中不断形成、发展和丰富的，既保持一脉相承性和历史连续性，又保持与时俱进性和不断开放性。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同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了经党中央批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这些精神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科学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这些精神集中体现了党的先锋队性质、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风，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指导思想、坚定理想信念、崇高思想境界和浩然革命正气。它们既贯穿于党的理论、政策、路线、方针、策略、原则、经验以及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之中，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丰富经验的精神凝结，成为增强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力量凝聚、推动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接续奋斗。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国共产党精神形成发展的思想魂脉和逻辑依据

科学理论和远大理想蕴含着伟大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根源于党成立之日起就毫不动摇地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不渝地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思想魂脉和逻辑依据，离开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精神就是“无源之水”。

第一，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形成中国共产党精神一以贯之的思想魂脉。党成立之际，中国共产党人就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作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行动指南，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所选择的理论信仰，形成党的灵魂和旗帜。建党前夕，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让大家有所指望，知所趋赴，建立“主义的结合”；1921年1月21日，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党的先驱们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不妥协的思想斗争。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提出，“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表达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坚定意志。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从来没有动摇过对理论信仰的坚守，从来没有放松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错误思想的斗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靠着这种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摆脱以往各种政治组织的局限，始终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不断取得新胜利、实现新跨越。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而且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把握和引领时代，与时俱进推进“两个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在丰富指导思想的同时，为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发展提供科学指南、强化思想灵魂。

第二，始终坚持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内在动力和逻辑依据。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伊始就把共产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贯彻到建党活动中，作为始终坚守的精神支柱牢固确立下来。1920年11月，上海早期党组织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1922年，党的二大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当然，共产党人既不是忘却理想只讲当下的功利主义者，也不是不顾实际只讲理想的空想主义者，而是把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远大目标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远大理想引领下脚踏实地做好具体工作。对远大理想的执着追求，实现初心使命的奋斗精神，使中国共产党精神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力和逻辑依据不断增强。

第三，不断把科学理论信仰和坚定理想信念具体化，形成中国共产党精神发展的历史链条。中国共产党人所始终坚守的主义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装饰品，所为之奋斗的理想也绝不是海市蜃楼般的幻象，而是融汇到每一个党员思想深处的自觉认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实践，中国共产党精神就是坚定信仰和远大理想在实践过程中的具体化。例如，井冈山精神，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并把信仰具体化、把主义实际化、把理论实践化的精神凝结。他们把坚定信仰具体落实到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实践中，在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锻造了井冈山精神。这一革命精神包括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作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艰苦奋斗的作风等内容。其中，对中国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是灵魂和核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理论和理想信念的精神自觉和思想坚守。

（三）践行初心使命和根本宗旨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精神形成发展的实践基础和根本动力

秉承根本宗旨、践行初心使命的伟大实践催生了伟大精神。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牢牢确立并忠实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致力于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这种追求凝练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践行初心使命和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实践根基和内在动力，离开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精神就成为“无本之木”。

第一，始终不渝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形成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实践目标。自创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承担起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没有也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致力于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党的二大突出强调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提出党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而是“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而不能离开群众。基于此，党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深入开展工人运动，争取工人群众利益，各地党组织按照中央部署先后组织一系列斗争。例如，中共湘区委员会先后领导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罢工和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等，掀起工人运动高潮。革命战争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打败外来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国内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国家富强的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团结带领人民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国家发展富强、人民生活富裕创造了基本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和世界潮流。进入新时代，党团结带领人民全面深化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激发社会活力，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第二，把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执着追求凝练为党的根本宗旨，形成中国共产党精神的价值旨归。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党在治国理政中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观察、认识、处理问题的立足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三，践行初心使命、履行根本宗旨的伟大实践催生了内涵丰富的中国共产党精神。不同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根本宗旨的具体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都是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精神凝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艰苦创业精神和改革时期形成的改革创新精神，都是探索、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精神提升。例如，雷锋精神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境界。理想坚定、赤胆忠心的政治热忱，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操，言行一致、尽职尽力的实干作风，追求进步、刻苦钻研的进取态度，见义勇为、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革命意志，是那个时代党和人民的共同精神追求。雷锋是这种时代精神的杰出践行者，雷锋精神是这种精神境界的精华。雷锋精神所展现的共产主义信仰、人民群众立场、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政治自觉，艰苦朴素、爱岗敬业的工作作风，公而忘私、甘于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高尚道德等，都具有持久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道德体验。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精神形成发展的文化根脉和丰厚土壤

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伟大精神。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同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精神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精神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沃土壤，中国共产党精神就是“无根浮萍”。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最独特的精神标识、最强大的精神支撑，“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长期发展中锻铸的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是中国人民认识和改造世界、维系民族团结统一、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春秋时期的晏婴力倡“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晏子春秋·卷一·内篇·篇七》），汉武帝时期的甘延寿和陈汤上书“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宋代的苏轼发出“报国之心，死而后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五》）的誓言，包含着坚定的爱国意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卷一·乾》）“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等，包含着强烈的创造精神；“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卷十四上·尽心下》）“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公羊义疏》）等，包含着深厚的民本精神；“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包含着执着的理想追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包含着严谨的自我修养精神。这些精神文化为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它们同党的理想信念、政治属性、根本宗旨等相结合，能够形成独特的精神创造。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结合。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精神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发展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推动其创新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不仅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高度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地总结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1943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写道：“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刘少奇强调，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深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创造了中国文化的新形态，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

第三，中国共产党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大成果。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逻辑，也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生成和发展逻辑。中国共产党精神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既是中华民族精神在特定时期的具体化，又为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和阐发就突出体现了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党的发展历程和精神追求，深入发掘中华文明的精髓要义和强大生命力，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同党的指导思想、政治立场、理想信念等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概括出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追求真理精神，“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既不契於初心，生死永诀”（干宝《搜神记·王道平》）的坚守理想、永葆初心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宋元学案·横渠学案》引张载语）的使命担当精神，“精忠报国”（李延寿《北史·文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的爱国精神，“以百姓之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的民本精神等，都融入伟大建党精神之中得以传承弘扬和生命再造，而伟大建党精神也为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再如，延安精神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灵魂，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为精髓，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核心，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标志。在此，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被赋予了崭新的理论内涵和时代价值，上升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被加以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人民不再是受动性的被统治对象，而成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党的服务对象和依靠力量，为人民服务上升到党的根本宗旨的高度；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精神，同党的历史责任和远大理想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显然，中国共产党精神中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滋养，同时又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使其以新的形态释放出更强劲、更持久的文化生命力。

三、中国共产党精神在不断向实践的飞跃中形成丰硕成果

从实践中形成科学认识和精神结晶，这是认识过程中由物质到精神、由存在到思想的重大飞跃；认识成果和精神结晶回到实践并指导和引领实践发展，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则是更重要的由精神到物质、由思想到存在的飞跃。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精神，来自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的伟大实践，必然要回到伟大实践中，在实现精神向实践的飞跃中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科学真理、坚守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使命、践行根本宗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并在此基础上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史上的壮丽篇章，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极为罕见的辉煌成就。

（一）中国共产党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展开与辉煌成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伟大建党精神以及以此为源头而衍生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转化为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革命斗争实践。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科学准确把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确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心任务，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经过长期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以及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成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开启中国发展新纪元的同时，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这些伟大实践和成就，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展开。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展开。

（二）中国共产党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实践展开与辉煌成就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伟大建党精神以及以此为源头而衍生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转化为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伟大奋斗实践。党团结带领人民战胜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严峻挑战，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短时间内成功完成国民经济恢复的重大任务，新生的共和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此后，领导人民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领导人民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证。党的八大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此后，党提出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领导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这些重大实践成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实践展开。在实践探索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并努力完成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大任务，形成了十大关系学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等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理论展开。

（三）中国共产党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实践展开与辉煌成就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伟大建党精神以及以此为源头而衍生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转化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的伟大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开创全面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理论和制度创新，深刻认识和回答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一系列努力，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些伟大实践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实践展开。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党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理论展开。

（四）中国共产党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展开和辉煌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伟大建党精神以及以此为源头而衍生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转化为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伟大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成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这些伟大实践成就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展开。在领导新时代伟大变革中，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深刻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展开。

总之，伟大建党精神产生于伟大建党实践中，在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在当今时代和未来发展中将依然闪耀着精神的光芒。面对新时代新征程的形势任务，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大力弘扬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让伟大建党精神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进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释放出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

作者金民卿，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来源：思想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