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这是20世纪50年代叶剑英元帅写下的诗句。

诗中用典“刘亭长”指的是汉高祖刘邦，“大风”指的是刘邦所作《大风歌》。

据说80年代初，为叶剑英编辑诗集的同志曾向他当面请教“刘亭长”代指谁，叶帅直率地说：“毛主席。”

一则诗词轶事，将刘邦与毛泽东这两位穿越千年的历史人物交织在一起，不可不谓历史之有趣。

实际上，当我们翻检毛泽东著述，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刘邦有着多次评点。

他曾说：“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820—821页）还曾批注：“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21页）

毛泽东为何会用“高明”二字评价刘邦？楚汉相争，刘邦为何能够以布衣提剑取天下？对此，毛泽东有着自己的思考，给出了三个重要答案。

一、行事：“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

毛泽东给出的第一个答案，便是刘邦的行事能力。

1957年6月13日，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内，毛泽东同吴冷西等人谈起办报问题时曾就刘邦战胜项羽的原因进行过评说：

“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主席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毛泽东与吴冷西。

这句简短的总结，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深入研究楚汉相争历史后，从行事角度就刘邦取胜原因给出的精道评价。

先来看“决策对头”。刘邦一介布衣出身，却能在秦末农民起义中脱颖而出，战胜强大劲敌项羽，开创汉朝基业，这一切离不开他对于决策的判断力和把控力。在此，试举两例说明。

其一，约法三章。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攻破秦都城咸阳。进入咸阳之后，刘邦采纳谋士张良和猛将樊哙的建议，把部队从咸阳撤出，退到离咸阳不远的灞上，并与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他还下令“封秦重宝财物府库”，保留原来秦朝政府任命的各级官吏，继续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据载，时“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对比之下，项羽尽管勇武善战，却残暴成性，“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

刘邦的“约法三章”政策是非常高明的，其有两方面的政治意义：

一方面它维护了拥有重要话语权与地位实力的地主阶级的利益，保护了地主阶级的财产，受到地主阶级的拥护，获取了重要支持；

另一方面也稳定了民心，使广大劳动人民能够安心生产，得到了普通百姓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社会稳定。总得来说，这一政策是非常得人心的，刘邦也因此得到了关中地区各个阶层的拥护与支持。

其二，开放关中苑囿。

关中，是当时全国最富饶的地方。

据司马迁估算，关中人口不过全国的百分之三十，而物产却占全国的百分之六十。

当时的关中地区，有很多秦王朝圈定的苑囿园池，这些皇家的游乐场所，一律禁止百姓入内。刘邦在进占关中后，下令开放这些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即把里面的土地都分给百姓耕种，以此满足部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

这一政策在不损害地主阶级利益的原则下，缓和了关中紧张的土地关系，促进了经济恢复，赢得了百姓支持。后来，刘邦在前线开展军事行动，能够源源不断地从关中获取人力物力支持，离不开这一措施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再来看“用人得当”。

“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拒细流，故能成其深。”

刘邦本人文不能著书立说，武不能斩将攻城，然而他却善于用人，这是他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史记》载，刘邦称帝之初，曾问群臣，他为何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群臣应对不一，刘邦均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能夺得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能用人杰”。

对此，刘邦有一段著名论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刘邦提及的张良、萧何、韩信，都是他麾下重要的谋臣战将。张良善谋略，萧何擅政务，韩信擅带兵，刘邦充分信任这些人并依据个人特长充分发挥其所能。韩信曾为项羽部下，然而不为项羽所用，后投靠刘邦，受到刘邦重用。萧何曾为秦时刀笔吏，碌碌无为，因受刘邦赏识，而成为能臣贤相。刘邦麾下还聚集了陈平、周勃、郦食其、陆贾等各种人才，可谓人才济济、人尽其才。这些人才的聚集，为刘邦夺得天下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邦画像。

刘邦用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他选用人才不重其出身、门第、冠戴，而更重其才华。其麾下的张良是韩国贵族，叔孙通为秦朝博士，张苍为秦朝御史，韩信、英布为平民，萧何、曹参为下层官吏，樊哙以屠狗为业，郦商是无业游民，夏侯婴是赶马车的，灌婴是布贩子，陈平是穷书生，彭越本以打鱼为生。

这些人或为前朝旧吏，或为平民百姓，刘邦不论其社会地位，而是量器识才，将这些各具特色的人才聚之于麾下。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称：“汉兴，功臣受封者百余人。”《索隐》注曰：“高祖功臣百三十七人，兼外戚及王子，凡一百四十三人。”据初步统计，明确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封侯者，如言明以卒相从和未担任吏职以客相从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五；以基层吏相从的封侯者，约占百分之五十五；其他的包括少量旧贵族和归附的将与臣，约占百分之二十。正是善于使用这些各有所长的布衣“文臣武将”，才成就了刘邦的一番霸业。

毛泽东肯定刘邦的“决策对头”和“用人得当”，呼应与对照的正是他1938年10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对领导干部提出的两点要求，即:“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27页）

“出主意”便是决策谋略。

领导干部只有具备战略思维，善于做出正确决策，才能推动事业走向成功。

毛泽东对此有过生动比喻：“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

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94页）

关于决策正确的重要性，毛泽东也曾以西汉历史为例进行过评说。西汉初年，刘邦、萧何行黄老之术，与民休养，迅速稳定局势，继任者曹参“萧规曹随”，打下“文景之治”的基础。

此后汉武帝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调整政策，表面上儒法并用，实际上外儒内法，西汉国力更加强盛。然而汉元帝时却改变执政方略，以儒生行德教仁柔之道。1957年6月毛泽东同吴冷西等人谈话时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不失为鼎盛之世。

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

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他父亲骂他，“乱我家者，太子也”。西汉一代，也确实是从汉元帝手上出现衰变的。毛泽东的这一段评说再次说明，领导者能否作出正确的决策，坚持正确的方针，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直接影响事件、时局甚至历史的走向。

◆1938年，毛泽东在抗大。

“用干部”便是识人用人。

毛泽东曾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26页）

有了正确的“主意”，如何贯彻执行，选人用人是关键。

对于二者的关系，毛泽东在1938年有过另一种提纲挈领的表述：“如果朝廷里是贤明皇帝，所谓‘明君’，那就会是忠臣当朝，这就是正当的，用人在贤；昏君，必有奸臣当朝，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历来有这样的两条路线。组织路线（就是干部政策）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毛泽东在抗大讲话的记录稿》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2期）

在用干部方面，毛泽东非常擅长知人善任。

他提出了“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等干部选用标准，为千千万万优秀人才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毛泽东的用人之妙，与刘邦在某些方面确有相似之处。比如，能把性格不同、风格不同的人才融合在一起，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解放战争时期的“刘邓大军”，其领导人刘伯承和邓小平便是两位风格迥异的统帅。刘伯承的领导风格是“举轻若重”，谨慎周全、万无一失，而邓小平的领导风格则是“举重若轻”，大刀阔斧、敢于冒险。刘邓前后共事十三年，感情十分融洽，工作非常协调，堪称合作的模范。毛泽东将这两位不同类型的领导者放在一起，产生了1+1＞2的效果，这正是毛泽东善于用人的体现。

又如，大胆放手，用人不疑，这也是毛泽东用人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发给前方将领的电报和指示，许多都写有“望机断行之”“请按实情决定”等。淮海战役时，毛泽东曾电示总前委：“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邓临时处置，不要请示。”他相信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和应变能力，敢于放权、勇于分权。不拒众流，方成江海。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曾将清代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修改为“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正是坚持不拘一格的人才选用，才能汇聚起激荡风雷的磅礴力量。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正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进行判断、预见、决策的一生，也是在为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现人才、识别人才、运用人才的一生。从这一层意义上而言，毛泽东从“决策对头”与“用人得当”两个方面对刘邦的肯定，也是对领导者应具备的行事能力的概括。

二、气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

毛泽东给出的第二个答案，便是刘邦的气度胸襟。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曾称赞：

“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95页）

◆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

毛泽东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基于的是刘邦接受郦食其夺取陈留建议一事。

他在讲话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故事：

“从前有个项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95页）

这一故事，实际上体现的正是刘邦善于听取意见的胸襟与气度。

毛泽东之所以谈到刘邦听取郦食其意见一事，也是借此来阐述民主集中制问题，说明发扬民主、敢于听取不同意见、集中集体智慧的重要性。

他强调：“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95页）

◆《史记·高祖本纪》中曾评价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黑线标注）。

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曾评价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

读《史记·高祖本纪》可知，刘邦的口头禅便是“如之奈何”，其意思是“这可怎么办”。这句话看起来似乎显示出刘邦的无能和无知，实际上这正是刘邦作为一名领导者的“高明”之处。所谓“兼听则明”，敢于下问，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才能够及时纠正错误，确保政策的正确。

除郦食其之事外，《史记》中还记载了许多刘邦肯于纳谏的例子。

如：刘邦听张良劝说，封韩信为齐王。《史记·高祖本纪》载：“韩信已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汉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为守。’乃遣张良操印绶立韩信为齐王。”

又如：楚汉划定鸿沟为界后，刘邦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史记·高祖本纪》载：张良、陈平说“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下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刘邦采纳二人意见，会合韩信、彭越追击楚军，至垓下围而歼之，取得战争胜利。

刘邦的“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毛泽东本人也是善于听取意见的典范。

延安时期，毛泽东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提出。自此之后，“批评与自我批评”便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断修正自我、勇于自我革命的强大法宝。

曾经到访过陕北的斯诺回忆说，他在红军营地发现：“最使人感兴趣的是红军所办的墙报，里面有黑栏（批评栏）和红栏（表扬栏）。在红栏中，人们称赞个人或者集体的勇敢、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德；在黑栏中，同志之间互相批评，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们的军官。”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正是在于从不讳疾忌医，而是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刮骨疗毒、自我革命。

正如毛泽东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所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与洗涤。”（《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6页）

◆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倡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始终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坚定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他围绕“批评与自我批评”曾有过许多发人深省的论述，如：“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43页）；

“正确的批评，应加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97页）；

“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04页）

古语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与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从而取得楚汉战争胜利一样，毛泽东所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使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此为“良药”和“武器”，时时洗涤思想上的污垢和灰尘，在一次次危难与挫折中重新奋起，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生机与活力。

三、经历：“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毛泽东给出的第三个答案，便是刘邦的人生经历。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期间，毛泽东曾集中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就此进行过诸多谈话，其中一次便谈到了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又一个原因，他说：

“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2283页）

毛泽东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刘邦早年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高祖“起微细”，“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且“好酒及色”，在乡间颇有些无赖行径。出身寒微的刘邦，虽然有着乡野无赖的某些个性特征，但也正是早年这段放浪形骸、游戏人生的经历，使他比一般人更加熟悉底层民众的生活，了解普通百姓的所思所想，进一步而言，他更能洞察人的本性，因而便具备了超出常人的识人用人能力，容人纳人的雅量。

《史记》中曾记有一事，可予以一证：刘邦在泗水当亭长时，曾押送苦力前往骊山服役，途中多有逃亡者，刘邦心想这些人到达骊山时差不多都跑光了，于是在到达丰西泽这个地方时，他干脆晚上释放了所有苦力，并言“公等此去，吾亦从此逝矣”，此举令众人深为感动，当即便有十余壮士愿跟随他起事。刘邦起于草莽，才可有此经历，亲身感受过民众苦难，才能有此意气。

正是因为熟悉社会生活和了解人民心理，刘邦才能在楚汉之争中决策正确，赢得人心。他在登上帝位，建立汉朝之后，面对亟待恢复的社会经济以及遭受连年征战之苦的百姓，也是从社会实际出发，采取了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国策。对内提倡节俭，轻徭薄赋，鼓励农民生产；对外与少数民族实行和亲，以求边疆安定。这些政策快速促进了汉初经济的恢复发展，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的批语（《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

有感于刘邦的经历，毛泽东曾得出一个结论：老粗出人物。

他认为，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帝王里边最厉害的一个。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可不要看不起老粗。一些老粗能办大事。他为此举了刘邦、成吉思汗、朱元璋的例子。（参见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历史卷》第33页）

事实上，毛泽东肯定刘邦这一类“老粗”出身的封建皇帝，其所谓“老粗”指的正是这些人因出身布衣而具有的“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的优势。这一点，正是一名卓越领导者所必需具备的能力。

那么，如何做到“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呢？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方法，那就是“调查研究”。

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泽东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著名论断，比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页），“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页），“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78页），等等。毛泽东本人更是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亲自做过或组织过无数次深入细致的调查，为正确决策打下坚实基础。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撰写了近十万字的《寻乌调查》，几个月后又撰写了《调查工作》（后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著名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延安时期，毛泽东编印了《农村调查》一书，他在序言中特别强调：“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89页）他告诫党内，如果我们的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89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繁忙工作之余，依然不忘调查研究。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开展“十大关系”调查，开始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他在谈到《论十大关系》中的重要思想是怎么形成时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又多次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了解社会，熟悉民众，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正因如此，毛泽东肯定了“老粗”出身的刘邦“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毛泽东对刘邦取胜原因的总结与评价，蕴含着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工作方法。这些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碰撞激发出的睿智哲思，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体现。

来源：中国国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