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会晤

毛泽东不仅爱吃辣椒，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喜欢谈论辣椒。毛泽东在与外宾的谈话中也有一些关于辣椒的言论，如“斯大林，肯定他也是吃红辣椒的”；“这个文件是辣椒多、糖少”；“在我们中国，不会吃辣椒就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等等。但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每次谈论辣椒都是另有深意的。

送辣椒：对外，表达谢意，展示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对内，激励斗志

1941年至1942年是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为其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在中国占领区进行了更为残酷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掀起反共高潮，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打击，而且还实行经济封锁。

在这样的背景下，坚持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显得尤为重要。1942年8月30日，毛泽东与一位苏联人谈话时说：“斯大林喜欢吃红辣椒吗？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一定会吃红辣椒。亚历山大大帝肯定是非常喜欢吃红辣椒的，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革命家。至于斯大林，肯定他也是吃红辣椒的。”

毛泽东说斯大林也吃“红辣椒”，不仅表达了对斯大林一直以来对中国革命战争支援的感谢，对其所表现出的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的赞誉，更是激励所有的革命战士在艰苦的环境中克服困难继续战斗，敢于打破帝国主义的囚笼，为共产主义的前途英勇奋斗，做一名吃“红辣椒”的真正革命者。

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在华盛顿签署，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之前，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接受着苏联的指导与帮助。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尤为突出。

1944年，孙科曾说：“外援方面，自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直至1941年苏德战争以前，整整四年间，我们作战所需的物资，大部分独赖苏联的援助。”自1937年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政府先后向中国提供三笔从苏联购买飞机、大炮等军火物资的易货贷款，派遣3000多名军事顾问、军事技术专家以及数百名空军志愿飞行员来中国”，苏联的援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

为了感谢苏联对中国的援助，1942年6月，毛泽东给斯大林送去了一袋辣椒，因此就有了“一袋辣椒情义重”的佳话。毛泽东向斯大林送辣椒，除向苏联人民表示感谢外，更是为了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国人民不怕困难、敢于奋斗的革命精神。

1949年，米高扬 （右二）在西柏坡

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而日本侵略者逐步将主要作战力量转向对付占领区内的抗日武装。此时，中国共产党外援减少，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又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再加上陕甘宁边区一些地方又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

1938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抗大干部晚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党政军民学，大家一齐动手，衣食住都由自己来解决”。

到1939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方针。自此，从1939年春在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并逐步在陕甘宁边区推开，同时也逐步推广到其他抗日根据地。

在大生产运动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亲自开荒种地，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特别是359旅开发南泥湾的成绩尤为突出，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至1942年底，边区党政军学各部门经费自给率已达到一半以上，资产积蓄达5亿元左右，取之于己的部分已超过取之于民的部分。”在党和人民的努力下，边区胜利地渡过了财政难关。

除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外，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又创造出了麻雀战、地道战、水上游击战等歼敌方法，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在这段艰苦奋斗的岁月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精神坐标——延安精神。

这种革命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它不仅在当时成为党和人民的精神支柱，而且还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

比赛吃辣椒：表明中国革命具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主张“彻底革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面临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抉择。而就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时，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更加助长了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内战的嚣张气焰。

此后，斯大林发来的一份电报表明：“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斯大林主张毛泽东应该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去重庆“共商国是”，以和平解决两党存在的问题。但事实证明，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只是蒋介石准备内战的前奏。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毛泽东开始考虑如何取得苏联的信任与支持，如何学习苏联的建国经验等问题。在这种背景下，1947年初，毛泽东就有了亲自到苏联并赴东欧国家考察各新建人民民主国家的相关情况的心愿，但一再遭到苏联的婉拒。

直到中国解放战争局势逐渐明朗，1949年1月1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才讨论这一问题。会议作出的决定是：“继续推迟毛泽东赴莫斯科的行期，并且指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到中国同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委员进行谈判。”

1949年1月31日，米高扬一行来到西柏坡访问。2月1日至3日，米高扬和中共中央五大书记进行了正式会谈。在这期间，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先后三次设宴招待他们一行。米高扬喜欢喝酒，酒量惊人，并以此炫耀。于是，毛泽东提议比赛吃辣椒，米高扬一根还未吃完，便泪流满面、咳嗽不止。毛泽东见此情形，便幽默地说：“在我们中国，不会吃辣椒就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看起来你还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家啊！”

毛泽东在这里巧用辣椒，一方面是他高超的外交能力的体现，既保全了米高扬的面子，又折了他的威风；另一方面，将辣椒与中国革命相联系，表明了中国革命具有自己的特点，以及要坚决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的决心。

除此之外，在酒桌上，能喝酒的米高扬与能吃辣椒的毛泽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表明中国有自己的长处，中国革命也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必须要根据本国的特点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后来，斯大林曾说：“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有时好心也办错事。老实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工作。”在此之前，苏联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神圣化，以及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国情的瞎指挥曾犯下了许多的错误，甚至差点葬送中国革命的前途。

虽然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中国共产党将面临国家建设这个全新的课题时，需要向苏联学习经验，接受苏联的指导与帮助，但毛泽东这时提出“不会吃辣椒就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的说法，也警示着我们在向苏联学习经验时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一定要结合本国实际，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1958年7月31日，毛泽东在机场迎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华

在文件里放“辣椒”：反对“老子党”，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巨大反响。而随后苏共二十二大通过了新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政策。“如果说苏共二十大是中苏之间出现分歧的起点的话，苏共二十二大则导致了中苏关系无可挽回地走向破裂。”

此外，从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赫鲁晓夫从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发展到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

为了反驳各国党在苏共鼓动下对中共的抨击，从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相继发表了《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等七篇文章，表明中共在诸多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1963年2月21日，苏共中央来信呼吁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而后苏共中央在同年3月30日来信中却提出，要以他们来信中提出的总路线问题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这是根本行不通的。

因此从4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准备答复苏共中央3月30日的来信，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最终在6月14日定稿。在这期间，还向其他兄弟党征求了意见。

1963年5月30日，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时指出：“这个文件是辣椒多、糖少。”这是因为从表面上看，《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似乎是中共对一些重大问题观点的阐述，但实际上却针锋相对地批判了赫鲁晓夫从1956年到1963年在政策和理论方面的观点。

这一方面是中共对苏共一直以来以“老子党”的态度批判指责中国共产党，严重干涉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中国内政的不满情绪的反映，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共在原则问题上坚决反击的决心。

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定稿之前，无论是在1957年还是在1960年两次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中共都没有提出过自己的宣言或者声明草案，只是对苏共提出的草案进行修补，但仍在其框架之内。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借苏共的来信为由头，由我们提出的同苏共的来信相对立的纲领性文件，时机已经成熟”。

苏联除在理论上对中共发起论战外，在实际工作中也暴露出了其大国沙文主义的本性。随着苏联的日益强大，为了实现其称霸世界的目的，它不惜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如1958年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1959年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公然偏袒印度等，更加印证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出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苏共在处理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上一直以“老子党”自居，中共对其进行反击的必然结果。

1954年10月1日，毛泽东等和金日成 （右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祝大会上

然而，苏共是不会轻易接受中共的意见的。1963年6月18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这封复信，并指责复信“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随后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全面攻击中共。苏共的这一行为严重地破坏了中苏两党的会谈。

针对这种情况，8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专门讨论了如何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问题，并指出，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因此“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根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精神，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先后写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

虽然“九评”的发表使得中苏关系更加恶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九评”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我们党在原则问题上的立场，同时这场公开论战“一定程度上是对中苏两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驾驭国际国内形势的能力和水平的一次综合‘考试’”。

在这场考验中，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是正确的，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在当时那个时代也是基本正确的，表明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这也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来源：党史博览、文/李艳丰， 李天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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