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两个凡是”从哲学上讲是站不住脚的，从政治上讲是保守的、停滞的。但是，对当时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坚决执行“文化大革命”路线而得到权力的人而言，“两个凡是”是必须固守的防线。守住了这一防线，就保住了既得利益。从当时的群众感情上看，“两个凡是”还有相当的基础。群众这种朴素的感情被既得利益者利用，就形成了相当大的阻力。所以，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两年内，向“两个凡是”挑战是有风险的。

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给党中央和华国锋写了第一封信，表明了自己对粉碎”四人帮“的立场，没有提出任何个人要求。华国锋没有向政治局公开这封信。

过了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叶剑英第二次向华国锋提出建议，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由于叶剑英德高望重，中央上层不得不考虑他的建议。有人提出：

“你们能保证邓小平同志站出来以后绝对地支持我们吗？你们能保证他出来以后和我们好好地团结在一起再不搞分裂吗？你们能相信他出来以后不会使全党发生分裂吗？”

叶剑英愤慨不已，反问道：

“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吧？恢复工作参加了政治局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

同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表态，完全支持叶剑英的意见，要求尽快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对此，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保持沉默，没有明确发表意见。这件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写了一封措辞十分巧妙的信。信中说: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的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说这封信措辞巧妙，第一，它表现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的姿态。不仅现在高举，而且世世代代高举。第二，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而且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三，它完全采用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没有一丝“反潮流”的痕迹。但是，这封信的内容却是反潮流的。它悄悄地用“准确的、完整的”这两个伸缩性很大的词语，替换了毫无伸缩性的“两个凡是”。

华国锋可能还没有觉察到其中的深刻用意，5月3日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

在决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又作了题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他这里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这一提法，扫荡了“文化大革命”中“打语录仗”的恶劣做法，使人们能够接受。但也使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约束变得有弹性了。

在公开场合的言论，邓小平很注意策略，而在私下的谈话，他就直接向“两个凡是”挑战了。1977年5月24日，他对王震和邓力群说: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即汪东兴和李鑫——引者注）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清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一个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也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同志说，他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这段谈话中，邓小平抓住华国锋讲话中的矛盾，直接向“两个凡是”提出挑战。

华国锋迫于形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1976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达自己对周总理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华国锋这句话就违背了“两个凡是”:毛泽东定的“反革命事件”，你怎么说是合乎情理的呢？华国锋在这次会上还说:“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撤职的，让他出来工作，不是违背“两个凡是”吗？

邓小平抓住了这两句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华国锋无回旋之地。

接着，邓小平从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入手，进一步向“两个凡是”挑战。所谓“两个估计”，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政治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审阅过的。“两个估计”是压在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座大山。邓小平把推翻这两座大山作为突破口，再去推翻其他一座又一座大山。

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推翻了这“两个估计”。9月19日，他直截了当地对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刘西尧说:

毛泽东同志划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划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

然而，要推翻这些是不容易的。在邓小平讲这番话后不久，《红旗》杂志发表了“文化部批判组”的题为《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中，又全面肯定了建国以来对文艺界的一次又一次大扫荡。

1978年初，理论界出现了大量不同的声音，各种议论蜂起，中宣部希望华国锋出面谈一下理论问题，以统一思想。华国锋回应道：“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诸如“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等理论问题，华认为讲早了不好，应当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若是自己讲早了，人们就会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而不好说话了。中宣部负责人再三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依然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 。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刊发，掀起了对“真理标准”的讨论。7月4日，华国锋与胡耀邦和谭启龙进行谈话，胡耀邦作为“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被反对者批评是在“砍旗”，华国锋对此表示反感：

“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

胡耀邦说：

我们搞‘四不（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

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

“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承认“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不仅包容了这场讨论，同时对这场讨论给予了支持。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及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会议。华国锋同志在会上讲：

“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不少与会者便提出解决历史遗案的问题，并对“两个凡是”等问题提出批评，直指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时也间接触及华本人，会议气氛尖锐而激烈。华国锋对此并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态度，反而多次肯定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

他主持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接受与会者提出的许多意见，当即决定为与会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或重新处理，如毛泽东钦定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陶铸等，对康生和谢富治进行审查。而对于与会者意见较多的中央提交会议的两个农业文件，他采纳与会者意见，将稿子下发全党讨论，再交下一次全会决定。而对于争议最大的“两个凡是”问题，华国锋主动承担责任，作出检讨：

“（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然而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但对华国锋来说，这两次会议成了他政治生涯的“滑铁卢”。

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11月10日在京西宾馆召开，原来的计划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在开幕讲话提出，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与会者也注意到，华国锋在讲话中没有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并重，反映出华国锋还是想在维护毛泽东制定的大政方针基础上，寻求自己的突破和发展，这是他被毛泽东看重的长处，也是困扰他轻装上阵，大踏步前进的包袱。

让华国锋没有料到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的分组讨论，就突破了原定议题，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61人叛徒集团案问题，彭德怀的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这个发言被简报全文刊登后，引起爆炸式反响，一下子扭转了会议的方向。

各族纷纷作出强烈回应，有人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有人建议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华国锋对会上提出的问题，没有回避，态度诚恳，11月25日，他代表政治局宣布9条决定，7条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为二月逆流平反，为薄一波等61人案件平反，决定彭德怀的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

12月13日，华国锋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他还主动讲了集体领导的问题，提出今后向中央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

华国锋或许没有意识到，这次会议之后，他不仅在文件的抬头失去了原有的位置，他在实际上也开始失去权力核心的地位。

1980年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文章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要消除“神化个人”的现象，而且要处理好领导班子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不言而喻，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是针对华国锋的。

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在发出的《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中说:当前在执行三中全会制定的要“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一指示，同样暗含对华国锋的批评。

赵紫阳除了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外，尚未安排其他职务。但是，不久之后，便显露了对赵紫阳的重要安排。

那是在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这样，华国锋失去了他在“政”方面的最高职务。

赵紫阳接替华国锋，成为中国国务院第三任总理。

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是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行党政分工的决定。

1980年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民主的大会 改革的大会》指出:

这次会议的革新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对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改革上。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把党的工作和政府工作切实地明确地分开，各级党委第一把手已不兼任政府职务。

正因为这样，不光是华国锋辞去了国务院总理，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也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

应当说，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属正常人事变动。

198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准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迷信。

1980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转发华国锋同志的信的通知》。华国锋提出，今后在公共场所不再悬挂华国锋同志的像和题词。

于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公共场合并排悬挂毛泽东和华国锋画像的现象不复存在。华国锋的画像纷纷被取下。华国锋语录以及题词也被纷纷取下。至今，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华国锋题词，那就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六个镌刻在大理石上的金字。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的职务的最大变迁是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在此之前，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全会总是由华国锋主持。

然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公报上，却是这么写着:

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了会议”这样的提法，是中共中央历届全会公报或新闻公报上所没有过的。这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排名顺序，也是从未有过的，胡耀邦排名第一，而本来排名第一的华国锋变成了倒数第一!

发生如此显著变化的原因，公报中是这么写的: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也就是说，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之后，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华国锋职务的重大变化，虽然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作出决定，其实早在半年多以前——1980年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和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议，专门讨论华国锋问题。除刘伯承、聂荣臻二人因病未参加（聂荣臻来信同意会议内容）和陈永贵、赛福鼎二人未通知到会外，实到政治局委员21人，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共计出席者29人。

召开这9次会议的原因，是自从1980年8月中下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不少人向中央提出，华国锋不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9次会议，对此进行讨论，并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

11月11日下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点，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第二点，“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第三点，“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

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在肯定华国锋成绩的同时，也对华国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胡耀邦说:

华国锋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老同志了。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40多年来，华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的确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

在谈到华国锋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的时候，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5条表现，批评了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采取的态度。胡耀邦指出:

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会是真心话。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

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胡耀邦还指出，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还有人在会上对华国锋说:

“你在过去四年工作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还指出:“国锋同志对军委工作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叶剑英在发言中做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

叶剑英回忆了毛泽东临终时欲言未语的难忘情景，说道:

“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

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针对华国锋过多的辩解，不肯承认错误，不敢承担责任，叶剑英说:

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现在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

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还说:

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四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

经过叶剑英这样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接受批评。

会议自始至终平心静气，到会的29人都发了言。大家在发言中肯定了华国锋的功劳，但是认为，华国锋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两个职务。叶剑英坚决推辞，再次提出批准他离休。

叶剑英和其他同志一致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邓小平婉言谢绝。他认为，在60多岁的人当中，胡耀邦政绩显著，所以力荐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并对胡耀邦说要“当仁不让”。

邓小平说，他自己只愿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确实需要集中力量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同意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政治局还表示，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犯了“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

当时，考虑到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为了使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级常委以上的同志，并由他们向参加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四千名高级干部传达。并要求:

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

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

这个《通报》，实际上是向中共全党打招呼。《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共五条:

一、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二、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

三、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

四、制造新的个人崇拜；

五、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通报》还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也就是说，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早在半年多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决定，并已通报全党。

在华国锋即将辞职而未辞职的这一段微妙的时间里，华国锋虽然身为中共中央主席，但是实际上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已经由胡耀邦主持。华国锋已经很少以中共中央主席身份公开出面。

1981年元旦，华国锋拒绝出席中共中央新年茶话会。

1981年2月4日，这一日子对于华国锋是难忘的。这天，是中国农历鸡年的除夕。胡耀邦建议由华国锋出面宴请越南黄文欢。华国锋拒绝了，不愿露面。胡耀邦求助于邓颖超。邓颖超是黄文欢的老战友，要出席这次宴请的。邓颖超给华国锋打了电话，希望华国锋能够主持这次宴请。华国锋只得答应了。

于是，在除夕夜，华国锋来到钓鱼台18号楼——这是华国锋最后一次出席国宴。

席间，当招待员给华国锋递上一盘煎鸡蛋时，使华国锋意外惊喜:因为这煎鸡蛋非同一般，是在去掉蛋黄之后煎的。华国锋平时最喜欢这道菜。国宴厨师知道华国锋将要辞职，今后没有机会再来这里，所以特地做了这道他喜欢的菜。宴会结束后，华国锋送走了黄文欢，特地回身跟招待员、厨师一一握手，说道:“同志们的情，我领了!”

从此，华国锋再也没有在国宴上露面……

注释

1980年1月15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国务院召开的会议行将结束时，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提前走出会议室，在休息室门口站着。很快，会议结束了，与会者陆续离去。当邓小平微笑着走过时，陈永贵上前招呼他进休息室，说有几件事情要问问。邓小平犹豫一下，便点点头跟陈永贵进了休息室。

陈永贵见邓小平坐下点烟时，就迫不及待地说:“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数不算数？”

邓小平听了，抽了口烟，朝陈永贵看看，笑了笑。后来陈永贵对人说，邓小平那天的笑，让他非常害怕。邓小平将半截烟掐灭在烟缸里，冷峻地说:“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3岁的孩子那样的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政治局多数同志建议让陈永贵停职检查，邓小平也持相同意见。他轻叹一声说:“他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国家副总理的职位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当陈永贵生命垂危的时候，他对去看望他的人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让我继续到另外一个地方给他干事。邓小平是好人，他没有把我给关起来，还给我好吃好住的……”

来源：半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