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 三十六岁
1月1日 湘、赣两省“会剿”军总指挥部在江西萍乡正式组成。由湖南国民党“清乡”督办鲁涤平任总指挥，第十九师师长何键任代总指挥，江西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任副总指挥，纠集湘、赣两省六个旅约三万人的兵力，策划分五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
1月4日—7日 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共青团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边界各县县委联席会议，传达和讨论刚收到的中共六大的决议案（政治、军事、土地、政权、农民、大会总结等六件），并针对井冈山根据地面临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困难情况，着重研究了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第三次“会剿”的策略和部署。会议既否定了主张据险死守而不能解决经济困难的消极防御观点，又反对了主张全部转移而不要根据地的逃跑主义，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会议认为红军应当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将反“会剿”和反经济封锁结合起来。会议决定：由彭德怀任团长、滕代远任党代表的第三十团，和袁文才、王佐的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由红四军副军长彭德怀、副党代表滕代远统一指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在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井冈山根据地时，袭击赣州或吉安，采用“围魏救赵”的策略，迫使两省国民党军分兵回援，以解井冈山之围。
1月10日前后 和朱德、彭德怀等先后在茨坪、下庄召开会议，研究红四军第三十团、第三十二团坚守井冈山等问题，部署留守部队加紧备战，全力修筑工事。为加强守山的领导力量，决定留下张子清、何长工、陈毅安、陈伯钧等，并调何长工任中共宁冈县委书记兼红三十二团党代表。十日，由红四军主力组成的出击部队开始在茨坪、小行洲集结，毛泽东、朱德对他们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军事训练，并准备了宣传中共六大决议精神的《共产党宣言》[1]等。同时，抽调湘赣边界一批地方党的干部随军行动，准备到赣南后用以发动当地群众。
1月14日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和军部特务营、独立营共三千六百余人，从井冈山茨坪、小行洲出发，经遂川县的大汾、左安向赣南进军。途中，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联名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布告指出红军的宗旨是：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中华。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各种政策，主要有：“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布告还号召全国人民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而奋斗。
1月16日 湘、赣“会剿”军代总指挥何键发觉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南下，急电蒋介石，报告对红四军主力两路“追剿”和对井冈山三路“进剿”的部署。
1月中旬 和朱德指挥红四军采取“盘旋式”打圈子的游击战术，避强击弱，摆脱国民党军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旅长李文彬）、第五师第十五旅（旅长刘士毅）等部的跟踪尾追，击溃沿途各地进行堵截的地主武装，进驻赣南地区，经上犹抵达崇义。二十二日，红四军进占大余县城，在县城附近开展群众工作。
1月24日 和朱德指挥红四军依据大余城东北高地，迎击“追剿”军李文彬旅三个团的进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因当地没有群众组织，红军事先没有得到“追剿”军进攻的情报，兵力未能全数集中，仓促应战，遭到失利。红军乘着夜色主动撤出战斗，向梅岭关东北转移，经粤边南雄和赣边信丰向“三南”（龙南、全南、定南）前进。红四军为了摆脱敌军三路衔尾跟追，在“三南”地区艰苦奋战，战胜了天寒地冻、山路崎岖、衣单粮缺等困难。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在体力难支的情况下，一边行军作战，一边领导指战员沿途做群众工作，进行广泛宣传，帮助各地建立中共党组织和秘密的工会、农会。
1月26日 湘、赣国民党军近十个团兵力分三路合围井冈山。红四军第三十团和第三十二团奋起反击，激战四昼夜。三十日晨，彭德怀、滕代远按中共湘赣特委联席会议决定[2]，率红三十团五百余人冲出重围，向赣南寻找主力。红三十二团转入深山，以保存力量。
1月下旬 和朱德率红四军抵达安远县的鹤子圩，与中共安远县委取得了联系。获悉“追剿”军分左中右三路企图合击红军，情况危急，率部离开安远，向寻乌的吉潭、项山一带前进。月底，红四军主力在项山的圳下村宿营，拂晓时遭到尾追的刘士毅旅一部的偷袭。毛泽东、朱德等处在敌人的包围中，情况十分危急。红军英勇奋战，突出敌人的包围时，毛泽东同朱德失掉联系。
2月初 和朱德率红四军进驻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的罗福嶂山区，在这里停留一天。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研究当前形势和总结进军赣南以来的经验；决定红四军开往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的根据地——东固地区。会议还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红四军分两部分行动，朱德随第二十八团、特务营活动，毛泽东随第三十一团活动。会议刚开完，中共寻乌党组织负责人古柏前来通报，“追剿”军第十五旅正在包围罗福嶂。毛泽东同朱德率部撤离险境，沿着闽、赣边境经福建武平折向江西会昌、瑞金境内行动。
2月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关于朱毛红军为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而撤出井冈山遭到强敌尾追的报告，讨论了红四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对革命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有的提出，根据武装与群众的关系，红四军还是在湘、赣为好，能到湘南更好；多数同志主张军队分开，朱德、毛泽东等应当出来，以减少敌人的目标；有的同志主张革命高潮时期红军要集中，统治阶级稳定时期则应分散，而现在朱毛还是要集中。会议决定，起草一封信给红四军。
2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继续讨论朱毛红军问题，同意中央军事部派人去找红四军。十六日，中央致信广东省委，说目前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很难形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要派人找到朱毛红军，设法使朱、毛立即离开部队和“危险地”。
2月9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抵达瑞金北部距县城约六十里的大柏地山区。
2月10日 农历正月初一。清晨，朱德下令部队继续前进，担任前卫的红三十一团第三营指战员要求打一仗，打垮尾追敌军。三营党代表罗荣桓向朱德、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毛泽东、朱德采纳三营指战员的意见，立即召开中共前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追剿”军仅有刘士毅旅两个团，战斗力不强，可以利用大柏地南北走向的十余里长的狭谷打伏击战。决定布成长形口袋阵，以主要兵力埋伏在瑞金通往宁都的道路两侧的山林中，以一部分兵力诱敌进入伏击圈，消灭这股敌人。他们立即作出具体的战斗部署。下午战斗打响后，红军发起勇猛攻击，尽管兵力少、弹药缺，仍与敌军浴血奋战，毛泽东也提枪亲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冲锋。鏖战至十一日下午，才全歼被围之敌。这次战斗，俘敌正副团长以下八百余人，缴获步枪八百余支，重机关枪六挺，刘士毅残部溃退赣州。这是红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
2月13日 和朱德指挥红四军乘胜进占宁都县城，国民党守军一个团不战而逃。会见中共宁都县委和赤卫队的负责人，对发展地方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等问题作了指示，并要他们做好协助红军筹集款项、军需品以及侦察敌情等工作。随后，从黄陂经永丰向东固前进。
同日 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致信宁都商界，指出“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对于商人极力保护，纪律森严，毫无侵犯”，要求他们代筹军饷和军需品。
2月17日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抵达吉安县东固地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安排红四军在这里休整一周以上时间。在此期间，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在东固地区从事革命活动的经验，认为东固游击区这种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秘密割据形式比公开割据形式好，敌军来了便于掩护，敌军走了马上可以开展工作，并且，由赤卫队发展起来的红军，游击战术比较灵活，游击区域不限于固定割据区域，可以发展得很宽；在坳上云汉堂主持召开部队和地方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决议案的主要精神，会议结合本地情况讨论了形势、任务和斗争策略，统一了认识；听取东固地方中共党组织和军队负责人的汇报，对根据地分配土地的方针政策和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等问题，提出许多指导性的意见；鉴于赣军李文彬部正向东固渐渐逼近，金汉鼎部也对东固取进击之势，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研究决定，把原定的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政策，改为变动不居的打圈子的游击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追击。
2月中旬 江西国民党军在大柏地遭到打击后，急令在井冈山地区参加“会剿”的第十二师第三十五旅赶赴赣南，配合位于于都的第七师第二十一旅，“追剿”红四军主力。
2月22日 在红四军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联欢大会上讲话，说目前军阀混战将起，是我们发展的大好时期，称赞东固人民和红二、四团在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会后，派毛泽覃等到红二、四团工作，向地方红军交流红四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提高他们的军政素质，还拨给一部分枪支，以加强红二、四团的武器装备。得知井冈山根据地失守，红三十团主力已突围向赣南转移，加之“追剿”军第二十一旅向东固地区进逼，红四军前委决定立即离开东固，沿闽、赣边界向南转移，继续以盘旋式打圈子战术拖住“追剿”军。
2月25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撤离东固。经吉水、永丰、乐安、宁都向广昌前进。当时红二十八团主张分开走，毛泽东未同意，认为分散行动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主张集中行动。
3月4日 和朱德率部攻克广昌城。五日，得知有两名干部不执行红四军司令部布告规定的工商业政策，没收了地主兼商人的一个店铺，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进行严肃批评，指出：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地主兼商人，只没收封建剥削部分，商业经营部分不能动；如果有些特别坏的土豪、恶霸的商店，必须没收的也要出布告，宣布店主的罪状，以提高群众觉悟。为了严肃军纪，当即给予他们停职反省处分，待他们改正了错误后才复职。
3月9日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经石城、宁都到瑞金壬田。十日，又率部转到闽西，以摆脱“追剿”军的穷追。
3月上旬 国民党军阀蒋桂两派矛盾激化处于临战状态。“追剿”红四军主力的江西国民党军第二十一旅、第三十五旅奉命撤回，准备参加对桂系作战，放弃尾追。驻守在长汀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以一个团在长汀城南长岭寨山区设防，以另一个团准备进犯四都，企图将红四军主力逐出闽西。
3月12日 和朱德率部进入闽西长汀县四都镇。毛泽东乘逢墟在墟场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次日，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派一个团到四都进攻红军，被击溃后退到长岭寨凭险据守。毛泽东在听取中共长汀党组织负责人汇报时说，这里群众条件好，国民党地方部队只有两个团，是开辟根据地的大好条件。同朱德立刻召开团以上干部的军事会议，认为郭凤鸣的部队大多是当地股匪，军纪败坏，战斗力极弱，决定进攻长岭寨，夺取长汀城，消灭郭凤鸣部。
3月14日 和朱德指挥红四军分三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分别主攻长岭寨主峰；特务营迂回敌后，占领长岭寨以北的乌石岭，切断敌人的退路。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经过半天激烈的战斗，歼敌两千余人，击毙郭凤鸣，乘胜占领长汀城，缴枪五百余支，并夺取了一个拥有新式缝纫机的军服厂和两个兵工厂。这是红四军入闽的第一次大胜仗，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3月15日 在长汀城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讲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建立工农兵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会议期间，将没收郭凤鸣等反动官吏的粮食、布匹等财物分给到会群众。
3月中旬 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邀请长汀城里的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老教书先生、老佃农、流氓头等各阶层的人，到辛耕别墅召开各种座谈会和调查会，了解长汀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风俗民情。根据调查情况，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打击豪绅地主活动，同时制定了各项城市政策。在《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中，着重讲了对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指出：“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大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
同旬 和朱德在长汀对红四军进行改编，把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全军编为三个纵队，第二十八团为第一纵队，林彪任纵队长[3]，陈毅任党代表（后由熊寿祺继任）；第二十八团一部和特务营合编为第二纵队，胡少海任纵队长，谭震林任党代表；第三十一团为第三纵队，伍中豪任纵队长，蔡协民任党代表。每个纵队一千二百余人，五百余支枪。每个纵队下设两个支队。根据中共六大“组织问题决议案”在红军中建立政治部的要求，将下井冈山前组织的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军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兼任政治部副主任。每个纵队设立政治部，由党代表兼主任，支队大队两级不设政治部，只设党代表。
3月20日 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的行动方针。会议研究了南方各省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革命的主客观形势，针对蒋桂战争[4]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提出了红四军、红五军以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的行动方针。当天，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将这次前委会议的精神，向福建省委和中央作了报告。报告提出了红军的战略计划和行动方针，勾画了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一幅蓝图：“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并强调“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报告还就党在全国的一般计划和工作的重心提出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皖北、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
3月27日 和朱德向国民党暂编第一师发布《敬告士兵群众》书，其中指出：“本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贫苦工农的化身，我们誓为工农利益奋斗，以求得到彻底的解放！”“你们与工农同是被压迫的贫苦群众，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是你们共同的敌人，为解放工农，为解放你们自己，我们特地号召你们起来：实行兵变！回枪打张贞[5]！回枪杀压迫你们的长官！参加土地革命、分取土地！”
3月下旬 和朱德依据江西东固游击区秘密割据的经验，帮助长汀党组织秘密发展党员，比以前扩大了两倍；组成二十个秘密农协，五个秘密工会，成立了总工会。随即召集各界代表会议选举革命委员会，建立了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
同旬 蒋桂战争即将爆发，蒋介石集中在江西的部队于九江一带向桂军逼近，赣南国民党军空虚。
3月底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回师赣南，发展赣南革命形势。
4月1日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江西瑞金，与井冈山突围后转战赣南的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十团（即红五军主力）会合。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听取彭德怀汇报守卫井冈山战斗和突围的情况。会议决定，红四军第三十团、第三十二团改编为红四军第五纵队，湘赣边界赤卫队为红四军第六纵队，彭德怀以红四军副军长名义指挥这两个纵队。
4月3日 收到中共中央二月七日给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中央来信仍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同时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分析。提出将红四军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并说分编“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来信指出，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利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一方面“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供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4月5日 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中央二月来信。会后，根据会议讨论精神，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写复信。复信认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强调说：“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复信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过，但都是失败了。”复信总结了红军的游击战术，这就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广大的群众。”复信强调指出：“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这封信最后还报告：“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中央的刊物并希设法寄来”。
4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毛泽东、朱德转中共红四军前委全体同志的指示信。此信认为蒋桂战争“是促进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一”，要求红军扩大战争范围，深入土地革命；指出红四军有赣南、闽西、东江等三条发展出路，由朱德、毛泽东抉择，但强调在闽、粤、赣交界处发展更好，并说“孤守井冈山不利”，“也不宜固守某一个地方”；提出原则上朱德、毛泽东要离开队伍，但若一时不能到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与参加讨论。
4月8日 和朱德、彭德怀率部到于都县城。驻于都期间，在县城召集工农代表开座谈会；参加在昌林中学召开的于都县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并讲话；指导县委积极筹备成立于都县革命委员会和县赤卫队；出席庆祝于都县革命委员会和县赤卫大队的成立大会，讲话号召劳苦工农团结起来，在县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扩大红色区域，建立自己的武装，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
4月上旬 蒋桂战争爆发，江西国民党军奉蒋介石之命处于战备状态。
4月11日 在于都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前委委员，红四军和赣南特委负责人，中央军事部派来的代表罗寿男。会议对蒋桂战争的形势进行了分析，讨论了红军的行动计划，同意彭德怀提出的率红四军第五纵队打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政权的意见；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进行短距离分兵，开辟、扩大革命根据地。会后，红四军根据前委确定的行动方针和工作部署，从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在赣南实行短距离分兵。红四军以纵队为单位前往各地，每到一地各支队、大队再分散到各乡活动。这次分兵活动，范围包括于都、赣县、兴国、宁都、瑞金等地区，任务主要是开展政治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各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
4月13日 在于都起草中共红四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指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边界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各县赤卫队有组织红军采用游击战术的必要”；“守势的根据地的观念，以后应该抛弃，大小五井、九陇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
4月14日 彭德怀离开于都，毛泽东、朱德为他送行。彭德怀率部经信丰、南康、遂川等地，返回井冈山。
4月中旬 率红四军第三纵队抵达兴国县城，住在潋江书院的文昌宫。部署第三纵队分兵发动群众，调查兴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翻阅县志并向群众了解兴国的历史及现状。出席由中共兴国县委召集的党团员干部和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决议精神，要求大家带领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运动。根据于都、兴国调查的实际情况和六大决议案，制定兴国县《土地法》。这个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6]
4月下旬 为贯彻执行兴国县《土地法》、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在潋江书院的崇圣祠按照广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法主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有陈奇涵、萧华等四十余人。毛泽东担任主要课程的讲授。
同旬 指导中共兴国县委建立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并起草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政纲明确提出：（一）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黑暗统治，成立各级工农兵代表会议（即苏维埃）。（二）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山林，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烧毁田契借约。（三）建立革命武装。（四）取消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五）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肃清反动势力，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
4月30日 率红四军第三纵队与第一、第二纵队会合。同朱德指挥红四军主力攻克宁都县城，歼敌五百余人，缴枪一百多支。
5月上旬 在宁都县城召开的宁都县党员大会上，具体阐释了中共六大决议中提出的“十大政纲”，指出宁都党组织的紧迫任务是收缴反动武装，扩大赤卫队，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到红四军举办的党员训练班讲话，提议红四军军部拨出一些枪支给宁都县赤卫大队，以扩大地方武装。指导宁都县党组织成立宁都县革命委员会，出席成立大会并作了讲演。
同旬 由中共中央派遣的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来到宁都，参加红四军工作。不久，他被中共红四军前委委任为军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等职。他向前委和党员大会作报告，贯彻中央二月来信精神，并说脱离生产的红军不能存在，散布对红军的取消主义。刘安恭从苏联带来“一种形式主义理论”，思想路线完全是脱离中国实际的照搬主义。他主持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管其他事，以限制前委的领导权。他在红四军干部、战士中的非组织活动，制造了极大的混乱，甚至引起产生不正常的派别现象。
5月中旬 获知蒋桂战争结束后，赣南方面国民党驻军回防，兵力集中；闽西方面军阀陈国辉[7]部主力追随闽南军阀张贞部赴广东参加粤桂军阀战争，国民党军力空虚。毛泽东同朱德决定红四军由各分兵地区开到瑞金集结待命。十五日，同朱德率部抵达瑞金。
5月18日 晚上，在瑞金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的行动方针。会上，一纵队司令林彪等人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悲观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在粤赣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在游击区域实行毛泽东的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毛泽东对这种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会议根据中共闽西特委报告的闽西敌情，决定乘驻龙岩闽军陈国辉部主力入粤参战的有利时机，红四军再次开往闽西，配合闽西地区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创造公开的工农武装割据。
5月19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从瑞金县武阳越过武夷山，再次入闽。当晚，在长汀县濯田写信两封，派前委委员宋裕和先行出发送信。一封送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告知红四军正向闽西纵深区域进发，特委须作好策应准备，并告邓子恢于二十二日赶到上杭蛟洋，商讨击退尾追入闽的赣军李文彬部之计。另一封送闽西地方武装负责人曾省吾等，要他们在五月二十一日到连城庙前，商量行动计划。二十一日晚上，在庙前孔清祠会见曾省吾等，听取有关敌情的汇报，查明了驻守龙岩城及近郊的为闽军第一混成旅的两个营与旅直属队机枪连和特务连。中共红四军前委决定，乘该旅主力远在广东潮汕地区之机，出敌不意地攻占龙岩城。
5月22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按计划向龙岩疾进，晚上，在龙岩城西约三十里的小池召开军事会议，听取闽西特委代表的汇报后，经过研究敌情和周密筹划，部署了攻打龙岩城的作战方案：红四军第一、第三纵队从正面进攻；第二纵队从左侧迂回，攻占北山，断敌退路。次日，红四军按部署发起猛烈攻击，守敌陈国辉部约一个营全部就歼，俘敌三百余人，缴枪二百余支，龙岩城遂告解放。红军进入龙岩城后大力开展宣传活动，毛泽东在龙岩省立第九中学向学生演讲，阐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号召青年参加革命队伍，担负起解放劳苦大众的重任。毛泽东和朱德为了诱敌归巢，消灭闽西国民党势力，扩大红色区域，当天傍晚率部撤离龙岩城，前往永定，同张鼎丞等领导的永定地方武装会合。
5月25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一举解放永定县城，守敌原郭凤鸣部一个团不战而退上杭。当天在赖家祠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和永定县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召开群众大会庆祝永定解放，成立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拆毁永定城墙。二十七日，在永定城关南门坝召开的万人祝捷大会上讲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的政权；并向大会宣布闽西第二个红色政权永定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张鼎丞任主席。
5月底 在永定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对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等问题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一种意见认为，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并批评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结果，未能统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无法贯彻实行，书记难以继续工作。
6月1日 在永定县湖雷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斗争状况，以及红四军、红五军、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的实力和党组织的概况，并提出：“报纸所载我们怎样杀人放火的消息，全与事实不符”，“军队单纯的烧杀，现在可以说没有了”；“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现在红军中第一急需的是工作人员，因长期的斗争，损失太多，各级军官各级政治人员都十分缺乏，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队伍，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红军第四军派遣留俄学生二十二人，候中央派来代替人员到时即动身”。
6月3日 为了诱使陈国辉部主力回援，聚而歼之，同朱德指挥红四军第三纵队会合闽西地方武装，发动第二次攻打龙岩的战斗。部队分南北两路，先攻占周围山头，再向西门进攻。城内守敌兵力单薄，一触即溃，红四军再占龙岩。当即成立了闽西第三个红色政权龙岩县革命委员会，邓子恢任主席。六日，获知陈国辉部主力由粤返闽，逼近龙岩时，同朱德率红四军第三纵队主动撤出龙岩城，抵龙岩县大池与第二纵队会合，随后转战上杭地区，为诱歼陈国辉部主力创造条件。
6月7日 和朱德指挥红四军和闽西红五十九团，分三路向上杭县白砂镇守敌卢新铭[8]部一个团发动进攻。他和朱德亲临前线，率领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居中向白砂正面突击；第一纵队为左翼，从大洋坝直扑白砂，包围敌主力部队；红五十九团为右翼，经苏家坡迂回南进。经一个多小时战斗，攻克白砂，消灭该团大部，俘敌一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支。
6月8日 在白砂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书面意见，认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指出“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
6月9日 在上杭旧县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将闽西长汀、永定、龙岩、上杭四县的地方武装升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
6月10日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通往赣南的要隘连城县新泉镇，目的在进一步迷惑敌人，造成红军向江西退却的假象。在新泉，一面安排红军休整一星期，为伺机三战龙岩作准备；一面领导红军发动和配合连城南部十三个乡农民暴动，帮助建立连南区革命委员会。
6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中共红四军前委四月五日对中央二月指示信的复信。会议认为：中央二月致毛泽东、朱德的信对分散红军等说法“是有些毛病的”，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提出分散红军的主张，是不知道中国的条件。现在是长期混战的局面，红军应采取集中游击的策略，集中更容易发动群众，分散甚至会被地主武装消灭，中央应坚决改变分散红军的原则。会议同意中央常委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并提出朱德、毛泽东处应有一得力人员参加。
6月14日 在新泉就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争论问题，给第一纵队司令林彪写复信，指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指出红四军不能绝对建立党的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逐一批驳了所谓“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四军党内有家长制”等说法，认为这些说法都与事实不相符合，是一种不从实际需要出发的形式主义；并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而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影响到政治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见解，一部分同志时时刻刻要脱离边界的斗争。流寇思想产生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复信说：红四军中向来有一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他们在军事失败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他们在游击工作中单纯地发展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复信还分析和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小团体主义、分权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毛泽东在信中最后表示，他请求离开前委：“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6月中旬 获知陈国辉部主力返回龙岩城后对红军毫无戒备，便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奔袭龙岩城，彻底消灭陈国辉部。十七日，同朱德率红四军离开新泉，秘密地挥师东进。十九日拂晓，红四军突然发动进攻，首先抢占了龙岩城周围的高地，第一纵队主攻南门，第二纵队沿龙门大道直取西门，第三纵队攻击北门并以一部分主力埋伏在东门外断敌退路。在红军和赤卫队的凌厉攻势下，不到半天，城内敌军大部被歼，部分残敌逃出东门被红军埋伏部队歼灭，陈国辉化装成士兵混在逃兵中逃脱。龙岩城第三次获得解放。
6月20日（或21日） 就中共红四军七大如何开法问题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担负起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任务。前委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
6月22日 出席在龙岩城公民小学召开的由陈毅主持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发言。这次会议，前委的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争论。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决议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由于几个主要问题未能分清是非，大家的思想未能统一。大会改选红四军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和红四军直属队、各纵队的士兵代表共十三人为前委委员。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6月 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发布《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其中写道：“我们红军受共产党的指导，执行民权革命三大任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以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为宗旨。”布告向广大群众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包括“收租二百担以上的大地主，家里的谷子及大公会（义仓外）的谷子，一概没收分与贫民，不取价钱；收租二百担以下的小地主，家里的谷子须减价出粜，规定每担谷价照原价减半（但谷米商人从外境转运来的不在此例）”；“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但商人及工人农民相互间的债务不在此例）”；“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不再交租与田东”；“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厘金钱粮”。
同月 蒋介石命令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红四军和闽西苏区发动“会剿”。这次“会剿”以江西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为总指挥，部署是：江西国民党军第十二师、第七师共四个团由长汀向新泉、古田进攻，福建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由漳州向龙岩进攻，广东国民党军第七旅一部由大埔、松口向永定推进。
7月8日 和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等人，受中共红四军前委的委派，由龙岩动身前往上杭蛟洋，代表前委出席并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九日，毛泽东抵达蛟洋后，发现大会准备工作不够充分，特别是代表们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了解不足，提议将原定七月十一日开幕的大会推迟一星期召开，组织代表们回原地区进行调查研究。
7月中旬 指导出席中共闽西一大的代表们，分别对闽西的政治、党务、土地、物价、洋货侵入、工农业破产等各种问题，进行详细的调查，为代表大会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作准备。毛泽东和代表们一起进行了实际调查。
7月20日—29日 出席并指导在上杭蛟洋文昌阁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赞扬闽西革命斗争的成就，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阐明了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指出闽西共产党各级组织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同时，还论述了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六个有利条件、三个基本方针。三个基本方针是：（一）深入进行土地革命；（二）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三）发展党，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毛泽东参加了对各项决议案的讨论，并进行具体指导，但中途病倒了。大会通过的由邓子恢起草、毛泽东修改的《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规定了闽西党在目前的总路线是“坚决地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提出了为实现总路线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这次会议的突出贡献，是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帮助下，制定并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在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基础上规定的土地政策，同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相比较有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区别对待地主和富农，只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不过分“打击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二）分配土地实行“抽多补少”的原则；（三）对在乡地主家属“酌量分与田地”，给以生活出路。
7月29日 出席在蛟洋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同从连城新泉赶来的朱德、陈毅等商讨应敌计划。会议分析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会剿”的形势。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敌人内部有矛盾，他们各自为政，所谓“会剿”，实际是“会”而不“剿”，“剿”而不“会”。对于敌人的“会剿”，我们不能硬拼，应该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战术，敌人打过来，我们就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的力量。敌人一走，我们再打过去。根据赣军李文彬部进占长汀县河田、闽军张贞部开抵龙岩县适中的紧急情况，会议在讨论如何粉碎敌人“会剿”计划时，有人主张集中兵力在闽西奋斗，有人主张打出去，总部以为在闽西没有多大办法，决定打出去，出击闽中。会议确定：二、三两纵队同军部是夜到龙岩、白砂集中，一纵队在回龙一带因赶不上，并决定在闽西同四纵队共守闽西，相机打出去。会议根据中央四月来信提出的“中央希望前委能派一得力同志暂时离开那里，来中央报告与讨论一切问题之后，再回到你们那里工作”的意见，决定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毛泽东表示赞同陈毅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会后，陈毅到厦门向福建省委汇报工作，接着转赴上海代表红四军前委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朱德率第二、第三纵队向闽中出击；毛泽东因疟疾病重，先后到上杭县苏家坡、大洋坝和永定县牛牯扑、合溪等地农村养病，同时指导闽西军民的反“会剿”斗争和指导当地开展土地革命。
8月上旬 由上杭县的苏家坡抵达大洋坝，参加当地人民为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两周年举行的军民示威大会，并会见红军领导干部和当地党政负责人，听取关于土地革命进展情况的汇报。对红四军第一纵队部分干部说：农民分了土地，你们部队要保护群众收到谷子，这样我们就站稳脚跟了。随后，前往永定县农村养病。
8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四军七大文件及毛泽东六月十四日给林彪的复信等。周恩来介绍红四军前委所送文件说：他们的问题是有政治意义的。他们的大会对每个问题都有简单的回答，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有一信将他们分成两派，许多是不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认为，现在红四军情况不完全清楚，待陈毅到后再作全面答复。会议决定：先给红四军一信，要他们努力同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
8月18日 中共红四军前委写信向闽西特委通报，第二、第三纵队计划渡乌龙江向赣、浙、皖边界游击。闽西特委见信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致信红四军前委说：“过了乌龙江则敌消息灵通，运输便利，更有受大军包围危险”，“建议前委再调四军回闽西”。这时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在闽中遇到很大困难，见到闽西特委信后，乃决定返回闽西。
8月21日 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对中共红四军七大提出批评。指示信认为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指示信肯定地方武装与红军同时扩大和暂不设红四军军委是正确的；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使命”；指出红军中的党，“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提出“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或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政治生命”。还指出，刘安恭应“调来中央”[9]。
8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李立三在谈他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党内问题汇报的情况时，说：毛泽东“在政治上强”、“在政治上比较正确”，对于争论“能从政治上来说明一切问题”。
8月29日 陈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红四军党内问题的详细报告。会议决定，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提出决议[10]，由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
8、9月间 达到闽西著名的永定金丰大山，住在只有十来户人家的牛牯扑一个小竹寮里。在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服药治病，大量时间是读书看报，批阅战场上送来的情报、查看军事地图、拟制作战方案等。这个竹寮，既像是战地指挥所，又像是文房书室，毛泽东亲笔在一块木板上题写“饶丰书房”，把它挂在门口。这期间，红四军第一、第四纵队，在毛泽东和闽西特委指导下，在上杭、永定、龙岩三县分兵游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以有限的兵力，与苏区群众密切配合，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会剿”之敌。粤军陈维远[11]部三个团占据永定湖雷一个多月里，在第一纵队和地方武装的袭扰下，不敢搜山，还死伤了很多人。第四纵队从上杭北区发展到连城南之新泉、汀州南之涂坊，对敌不断地骚扰，使赣军金汉鼎部始终收缩在汀州、连城，不敢向前推进。
9月上旬 朱德率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抵达上杭白砂，同第一、第四纵队会合。由于红四军分兵从内外线牵制和打击敌人，时局发生变化以及敌人内部矛盾重重，进犯闽西的粤、赣国民党军纷纷撤回本省，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遂告破产。
9月下旬 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由朱德主持在上杭太忠庙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会前毛泽东收到开会通知，他回信说：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后来大会采纳很多代表的意见，致信希望他务必到会并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当时毛泽东正发作疟疾，坐担架赴会，但赶到时会已开完。大家见他身体虚弱，浑身浮肿，让他继续养病。
9月28日 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根据中共中央会议精神和李立三、周恩来的多次谈话，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信中肯定红四军建立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对红四军工作任务作了一系列明确的指示。指出：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指明“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提出“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强调对于红军中的种种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指示信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提出批评：“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去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指示信明确指出：“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10月上旬 到永定县合溪养病。指导中共合溪区委和永定县委的工作，对于区委同上级来往的文件、报告，以及发到各乡的指示决定，进行审阅，提出意见或加以修改。每天向合溪邮局借阅当日的各种报刊，从中了解敌人的动态，作为分析形势和制定方针的依据。从八月中旬到十月上旬，毛泽东在永定县农村养病期间，常带病作调查研究，同基层干部和群众座谈，了解革命斗争深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指导永定县委开展土地革命。
10月10日前后 从永定合溪由地方武装用担架护送到上杭县城，同朱德等红四军领导人会合。由于永定农村缺医少药，疟疾一直未治愈，住在临江楼继续休养。当时找到上杭一名西医治疗，经过十多天，病就好转了。这期间，抱病会见了中共上杭县委书记谭震林和地方武装的负责同志，对上杭县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作了明确的指示。
秋 在红四军攻占上杭之后，有感于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一片大好形势，填词《清平乐•蒋桂战争》一首：“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10月11日 农历重阳节，当时临江楼庭院中黄菊盛开，汀江两岸霜花一片，触景生情，填词《采桑子•重阳》一首：“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10月18日 中共红四军前委接受中央关于利用两广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进军粤东东江地区，开拓新局面的指示，给福建省委并中央写报告表示，红四军立即调三个纵队向东江出击，并说：“毛同志久病，现虽起床，尚不能行走，此次去东江，尚不能出发”。次日，红四军主力分三路开始向东江地区进军。
10月21日 中共闽西特委获知赣军金汉鼎部一个团正在逼近上杭城，决定特委以及各机关和伤病员，于当天晚上至次日凌晨全部离城转移。毛泽东随邓子恢率领的特委机关撤出，前往特委驻地上杭县苏家坡继续休养。在苏家坡的一个多月里，毛泽东虽身体尚弱，但已渐渐能行走，常到溪边幽径散步。随着体质增强，贪婪地阅读当时所能找到的书籍，有一本《模范英语读本》，天天朗读一段课文。在这里，继续指导闽西特委的工作。为了帮助特委制定各项方针政策，不辞辛劳，深入群众，作了大量调查工作。对特委举办的闽西干部训练班十分关心，经常询问训练班的学习情况，并专门给学员结合实际讲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以提高地方党政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了解到苏家坡全村无人读过书的情况，建议特委创办了一所“平民小学”，在开学那天给孩子们讲了一课，启发大家为翻身求解放而努力学好文化。
10月22日 陈毅携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由上海回到正在东江松源的红四军前委机关，立即向前委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随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往上杭苏家坡给毛泽东，并附信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
10月31日 红四军进攻梅县失利。随后，中共红四军前委根据两广军阀战争结束，敌人正向东江地区增兵包围红军的形势，决定撤出东江，返回闽西。
11月上旬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导中共闽西特委先后发出了第十三、十四、十五号通告，总结中共闽西一大召开三个多月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提出了扩大红色区域、统一群众武装斗争、建立代表会制度、解决苏区经济问题、培养训练干部等正确的决策，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其中《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十三号》提出：“加强创造干部人才，从斗争中，从支部生活中，提拔积极分子加紧训练，经常开办训练班，由下而上地一批一批地造成党和群众工作的干部人才出来，这样才能应付日益发展的斗争局面”。
11月18日 红四军抵达上杭县官庄。前委召开会议决定，扩大闽西赤色区域，建立闽西红色政权。朱德、陈毅致信在上杭苏家坡休养的毛泽东，请他立即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
11月23日 红四军攻占长汀城。中共红四军前委决定，促请毛泽东速回主持工作，并派部队接他回红四军。
11月26日 偕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从上杭蛟洋抵达长汀，同朱德、陈毅会合，表示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随后，重新担任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一病数月，这时身体正在恢复，约略可以随军行动。
11月28日 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谢汉秋和东江特委代表也先后到会。会议除同意前委官庄会议决议外，深入地分析了红四军的一般情况，认为红四军此时不加以整顿和训练，必定难以执行党的政策，遂决定红四军进行整训。会议还规定十二月份的工作主要是：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
同日 致信中共中央，报告自己回红四军的情况和目前的工作计划：“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
同日 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说：“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12]，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11月底 和朱德、陈毅在长汀城召开工人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并对来自各行业的工人代表发表讲话说，现在红军里面的工人太少了，希望大家回去动员工人参加红军。
12月3日 当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赣军金汉鼎部由赣入闽向长汀袭来时，同朱德、陈毅率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撤离长汀开往连城新泉，与第四纵队会合。在这里，同朱德、陈毅领导红四军进行了十天左右的政治和军事整训。这期间，召开由支队、大队的干部和士兵代表参加的各种调查会，对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及其表现进行调查。调查会采取讨论的形式，启发大家就会上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参加大家的讨论，引导大家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通过这些调查，为中共红四军九大的召开作了初步准备。
12月中旬 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开赴上杭县古田村，继续为召开中共红四军九大作准备。在红四军前委召开的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上，毛泽东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四军党内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鼓励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揭发和批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导各提案小组经过十多天讨论，研究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的根源、危害以及纠正的方法，写出各个提案的草案。同时，他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特别是对红四军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研究，起草了长达三万字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八个决议案，为大会完成了准备工作。
12月28日、29日 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以及中央关于开除取消派陈独秀等党籍的决议案。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一）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决议批判了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不愿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倾向。（二）肯定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决议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要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决议批判了极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三）明确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决议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和“司令部对外”以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四）强调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决议指出，红军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决议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根源作了分析，指明了纠正的方法。（五）确立红军处理军内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决议指出，红军官兵平等，官长应爱护士兵，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纠正打骂士兵等旧军队的管教方法，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决议重申红军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的规定，坚持军民团结。决议规定，优待俘虏兵，不准没收他们个人的财物，有伤给予医治，不愿当红军的发给路费释放。（六）规定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决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七）论述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决议指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注意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这个决议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是红军（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同时，这个决议为整个党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也是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编入《毛泽东选集》。
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十一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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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中共红军第4军委员会署名的《共产党宣言》，根据中共六大精神宣布了民主革命十大政纲，如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没收外国资本；统一中国；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田及少田的农民等。
[2]中共湘赣特委联席会议决定，万一井冈山被敌冲破，红军第5军突围与红军第4军取得联络。
[3]时隔不久，纵队长改称纵队司令。
[4]蒋桂战争，指蒋介石派与李宗仁派之间于1929年三四月间发生的军阀战争。
[5]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1师师长。
[6]1941年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一书中，作者为《兴国土地法》写了一个按语，指出：“这是前一个土地法制定后第四个月，红军从井冈山到赣南之兴国发布的，内容有一点重要的变更，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但其余各点均未改变，这些是到了一九三〇年才改变的。”
[7]陈国辉，当时任国民党军福建省防军暂编第1混成旅旅长。
[8]卢新铭，当时任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2混成旅旅长。
[9]刘安恭于1929年10月红军第4军主力出击广东东江的途中，在大埔县虎市牺牲。
[10]指三人委员会提出的由陈毅执笔的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稿。
[11]陈维远，当时任国民党军粤军第3师第7旅旅长。
[12]陈独秀1929年8月5日致信中共中央常委，称中共中央“始终不认识革命失败与资产阶级之胜利，始终不认识现在是列宁所谓‘革命二个波间过渡期’”，对“革命高潮过分的估量与宣传”，“在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一贯的错误路线”，等等，并将此信私下传播。10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指出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对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陷入取消主义的观点，完全背离了六大与中央关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同时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进行分裂党的小组织活动，是党所不能宽恕的破坏党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