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 三十七岁
1月初 鉴于红四军给养已发生困难，中共红四军前委决定：朱德率第一、第三、第四纵队到连城筹款，毛泽东率第二纵队暂留古田策应和处理善后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从古田到蛟洋红军医院探望伤病员，请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在红四军离开当地后妥善安置这批伤病员。
1月5日 朱德率红四军第一、第三、第四纵队从古田抵达连城，筹款以解决粮饷问题。毛泽东指挥第二纵队开往龙岩县小池，打击前来“会剿”的闽敌刘和鼎之第五十六师先头部队，以掩护红四军主力转移。第二纵队完成阻击任务后，返回古田。
同日 在古田给第一纵队司令林彪写回信，以党内通信形式印发给部队干部，对广大指战员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对国际国内的基本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说明了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指出那种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的错误，论述想在全国范围内“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从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个事实出发，提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指明“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并强调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毛泽东这封信总结两年多的革命实践经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这封信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月6日 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寄出报告，汇报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工作：（1）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接受中央指示，作出反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2）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3）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如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报告还总结了红四军出击广东东江损失兵力三分之一的经验教训。
1月7日 率第二纵队从古田出发，经龙岩县的上车、梅林进入连城。然后，经永安、归化（今明溪）、清流等县境，于一月中旬到达闽赣交界的武夷山下。
同日 朱德获悉长汀和上杭的敌军进入连城县境，隔断第一、第三、第四纵队同第二纵队的联系，决定率部离开闽西进入江西，引诱“会剿”军金汉鼎[1]部离闽回赣，使敌人的“三省会剿”宣告破产。
1月上旬 接到中共闽西特委来信，要求红四军留下一个纵队在闽西游击，帮助地方消灭敌人，巩固刚建立的红色政权。毛泽东对送信人说，敌军是跟着我们走的，不会停留在闽西跟你们走。他当即写了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毛泽东的意见增强了闽西特委负责人保卫闽西红色区域的信心。
1月10日前后 在行军途中接到黄公略报告赣西南红军发展情况的信，立即召开前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红军第六军，调陈毅、宋裕和前去协助黄公略做筹备工作。
1月20日 率领第二纵队到江西广昌县赤水，击溃反动武装靖卫团，活捉伪县长。当时获悉第一、第三、第四纵队正在江西宁都县的东韶。
1月24日 率第二纵队经宁都的洛口到东韶，同先到数天的朱德所率红四军主力会合。
1月下旬 在东韶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根据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军阀战争即将爆发、广东广西军阀混战仍然相持和革命时局展开的情况，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部署问题，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古田会议决议。会后，同朱德部署红四军十五天的短距离分兵：第一纵队直取乐安；第三纵队由藤田占领永丰；第四纵队同宁都赤卫队及二十五纵队在宁都布置南路工作，帮助宁都县委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解决宁都土地改革问题，同时对付赣敌金汉鼎部；第二纵队进驻藤田，沿途分兵打土豪。毛泽东随红四军司令部一同抵达藤田。
1月 和朱德一起指挥红四军打破闽、粤、赣三省敌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并连克江西的宁都、乐安、永丰等县。三十日（农历正月初一），将由闽西进入赣南的一路情景吟成一首词《如梦令•元旦[2]》：“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2月1日 中共中央就红四军行动问题复信广东省委。信中说：红四军攻梅县的失败，在政治上的损失确比军事上的损失大，原因自当归咎于四军内部党和政治工作的破产。“润之来信很积极，发展方向他们亦接受中央指示，只是声明目前环境所限恐须先在闽西深入”。信中还说：“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2月初 在永丰县藤田，从赣西特委来人的报告得知，赣西特委受到右倾思想的干扰，致使“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各项中心工作都因此停顿”。依据中共中央第六十号通告关于反对军阀战争和要求红军进攻主要城市的精神，红四军前委就当前革命形势与任务问题致信赣西、赣南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3]军委，提出召开联席会议。毛泽东等三人组成红四军前委代表团到赣西特委驻地吉安陂头，同赣西特委商定联席会议于二月七日在陂头召开。毛泽东同曾山、刘士奇等开始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2月6日—9日 在吉安陂头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赣南特委代表团因会议提前举行，未能赶上参加）和红军第五军、第六军军委联席会议（称陂头会议，也称“二七”会议）。会上，毛泽东作关于政治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分析了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浙、赣、湘五省武装斗争形势，讨论了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等问题。会议认为，江西反动派内部矛盾加剧，赣西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江西有“首先胜利夺取全省政权之可能”。会议确定赣西南党的主要任务是：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和扩大工农武装。会议批评了赣西南地区迟迟不分配土地和按劳动力、耕作能力分配土地的不利于贫农而利于富农的右倾错误，肯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通过的《土地法》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会议决定：集中红军第四、五、六军，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第一步先打吉安；打吉安的第一步是占领与吉安为犄角的吉水、安福、泰和等县；由红四军担任攻取吉水。为了统一领导红军和地方党组织，将红四军前委扩大其任务，成为领导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和赣西南、闽西、粤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共共同前敌委员会；红四军另成立军委，调潘心源任军委书记（未到任，由熊寿祺代理）。共同前委由十七人组成，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源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任书记。会议将赣西特委（在这以前湘赣边特委已并入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任书记；还决定成立红军第六分校，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2月14日 “二七”会议主席团毛泽东、曾山、刘士奇署名发布《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的通告。通告对红军第四、五、六军作出行动部署。
2月15日 为贯彻“二七”会议精神，在赣县召开赣南工作会议。在会上作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会议讨论了赣南工作，批评土地革命没有开展起来等右倾错误，明确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扩大武装。
2月中旬 国民党军调集七个旅十二个团，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开始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会剿”。当时，金汉鼎部占领宁都，朱耀华旅进到乐安，戴岳旅进到南丰、乐安之间，成光耀旅驻守吉安；从湖北调来的唐云山旅[4]侵占永丰、乐安后，即向吉安的东固地区搜索前进。
同旬 和朱德指挥红四军开到水南，进到中鹄区施家边，准备攻取吉水。因“会剿”敌军前锋已到永丰，从战略上考虑，红四军不宜在白区挺进，遂决定不打吉水，采取“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同他作战”的原则，利用苏区的有利条件，求歼孤军向苏区冒进的唐云山旅。随即指挥红四军折回富田休息和训练，准备歼灭来犯之敌。
2月24日—26日 同朱德指挥红四军和红六军一个纵队在吉水县水南、吉安县值夏一带，给贸然单独进犯苏区而兵力分散的唐云山旅以歼灭性打击，击伤旅长唐云山，抓住一个团长、两个副团长，取得俘敌一千六百余人、缴枪两千余支的胜利。
2月26日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第七十号通告，把准备武装起义、建立全国政权定为全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决定红军“在战略与战术上必须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指责“朱毛与鄂西的红军中还保存有过去躲避和分散的观念”；强调“苏维埃区域的扩大亦必须以组织地方暴动建立城市领导来打破过去苏维埃政权躲避乡村或将苏维埃秘密起来之种种取消和保守倾向”；提出“扩大红军的总策略是要建立在集中农民武装，扩大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以与工人斗争汇合”。
2月27日 出席在吉安县值夏举行的有红军、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参加的祝捷大会。在会上讲话，号召赣西南人民发展游击战争，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建立与巩固苏维埃政权。
2月 因红军第四、第五、第六军均缺干部，共同前委决定创办随军的红军学校，招收学员六百人，由毛泽东任校长。
同月 行军途中，在“马背上哼成”了《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词一首：“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3月上旬 和朱德部署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在吉水县水南一带做群众工作。在水南主持召开中共共同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与会者经过讨论认为，红军向北、向西发展都受敌军阻拦，只能向东或向南发展，应当改变进攻吉安、夺取江西全省的计划。会议决定，红军向东发展，由江西广昌进驻福建建宁。
3月10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到达东固。获悉兴国无敌军驻扎，随后，又率部南下兴国。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要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向江西发展”，并批评“他们的兜圈子主义”。
3月11日—14日 在兴国召集中共县委负责人会议，对支援前线、扩大红军和土地革命等问题作指示。指导召开兴国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兴国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兴国苏维埃政府土地法》。获悉驻赣州敌军金汉鼎部开赴福建打卢兴邦[5]，同朱德决定，乘虚袭击赣州。
3月15日 中共赣西南特委在富田召开赣西南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会后成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十八日，中共闽西特委在龙岩召开闽西六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这标志着当时红军最大的战略区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3月16日 当红四军一部急行军三天到达赣州城郊时，方知金汉鼎部第七十团由万安返回赣州城，闭门扼守。红军当日从东、南、西三面发起猛攻，因地形不利和缺乏攻城武器而未能攻克。这时，毛泽东从兴国赶到赣州红军前沿阵地，观察研究敌我态势，认为难以攻下。中共共同前委研究决定，放弃进攻赣州计划，随即撤出战斗。
3月18日 在赣州城郊楼梯岭主持召开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今后的行动计划，认为：吉安、吉水、永丰一线有敌军三个旅以上兵力，红军暂时不宜北进；赣南、闽西地区敌军兵力空虚，红军正好发展苏区，打通闽、粤、赣三省边界的联系。会议决定：分兵发动群众，扩大与巩固苏区。红四军以三个月为期，分路游击于赣南八县、粤东北七县、闽西五县。与此同时，红六军也以三个月为期，分兵于赣西南地区，扩大与巩固苏区；红五军第一步配合红六军在赣江上游工作，第二步返回湘鄂赣边，扩大湘东、鄂南、赣北的红色区域，使赣北与赣西的道路打通起来。
同日 中共共同前委发布关于分兵争取群众及工作路线的通告，总结了赣南、闽西“武装割据”的新经验，提出了“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6]和“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工作方针。通告指出，“分兵游击的意义，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分配土地和建设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并强调“我们要反对绝对集中主义，同时也要反对绝对分兵主义”。所谓“伴着发展”，就是伴着原有红色区域发展，“波浪式地向前扩大”；所谓“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就是在一定时间，在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地区”，同时在该区域做深入的工作。
3月19日 和朱德发布《第一次攻赣州的经验教训的训令》，指出这次未能攻克赣州的教训是：一、对敌情判断不确；二、没有预先观察地形；三、事先无充分准备；四、上下决心不一致；五、战场报告不确实；六、不按时发动总攻；七、一部分指挥官指挥不当。训令要求各部自行召集军官会议讨论总结，批评缺点错误，并将情况报告军部。
3月20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到达南康县唐江镇，并派第三纵队护送伤兵到于都。二十一日，和朱德发布红四军军部关于整顿军风纪的训令，提出“务望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7]，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申明“凡违反军风军纪者，无论大小必于查究”。
3月23日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攻克南康县城。二十五日，攻克大余县城。四月三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对红四军的行动提出指责：“报载你们渐向大余、信丰进展”，“与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总任务是相背驰的”。
3月27日 在大余县城，先后召开南康、信丰、南雄等县共产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以及南康、信丰、大余、崇义、上犹、南雄等县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就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作具体指示。三月底，指导召开河西第一次党的代表会，帮助成立河西行动委员会，同时从红四军中拨枪支组织第二十六纵队，建立起一个红色区域。
3月29日 和朱德发布红四军司令部命令，申令各部队官兵要爱惜公物，私购被服公家概不认账。
同日 和朱德发布红四军司令部训令，规定对官兵要有考绩调查，指出这是为了使官佐调用适宜，能将士兵中勇敢进步比较有能力的提升任用，使全体官兵的教育训练都能够在比较有计划的推动之下得到良好的效果。当天，还和朱德发布红四军司令部关于征募新兵教育问题的训令、关于加强体力与提高射击技术的训令。
4月1日 趁军阀混战、广东空虚之机，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广东南雄进发，打通粤、赣边境。跨越梅岭关，指挥红军打败广东军阀的两个营，俘虏数百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乘胜攻克南雄县城。接着，红四军各部队深入贯彻古田会议关于废止肉刑问题的决议，公布不枪毙逃兵制度以及可以准假回家的办法，深受广大战士的拥护。
4月2日 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发表《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一文，提出“加紧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已成为党的目前的总战略”；指责“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
4月3日 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指出：全国革命形势走向高潮，“猛烈地扩大红军与坚决地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目前先胜利的前途，最显著的区域是湘、鄂、赣省，而以武汉为中心”，红四军“应该成为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信中要求红四军同红三军[8]联系，坚决向赣江下游发展，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
4月上旬 在广东南雄领导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在城内筹款实行保护中小商人的新政策，对有二千元以下资本的商人不筹款，对有二千元以上的按累进比例征收。对于土豪不是筹款，而是罚款。筹款之后，张贴布告，宣布红军筹款方法和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这样做为一般的中小商人所接受。
4月10日 和朱德指挥红四军主力和地方武装，攻占信丰县城，歼敌一千七百余人。
4月11日 出席庆祝信丰解放的群众大会并讲话。稍后，同朱德召开第一、二、四纵队司令和纵队党代表会议，决定向安远、寻乌推进。
4月15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指出：当前我们关于红军的策略是坚决地进攻，要冲破“保守观念”，纠正“右倾危险”，“积极地向中心城市交通区域发展”。大纲要求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转变路线，猛烈地扩大，急进地向外发展”，并“领导第三军，协同动作向着赣江下游夺取吉安、南昌、九江”，以争取武汉及邻近数省的首先胜利。
4月17日—20日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信丰县新田圩出发，经安远县境进驻会昌县城。会见于都县盘古山矿工和靖石农民三百余人，听取他们的汇报，指示他们成立以盘古山矿工为主力的红二十二纵队，并给他们派军事干部，拨发枪支弹药。
4月24日 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并转红三、四、五军总前委，提出：革命形势“突飞猛进”，只有总前委的集中指导是不够的，应当立即成立红三、四、五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以统一军事行动计划；第六军应按中央统一规定改为第三军。来信指定毛泽东必须出席即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4月下旬 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到达会昌县筠门岭。同意红四军政治部发布贯彻古田会议精神的《宣传员工作纲要》。这个纲要特别规定，“每一宣传员出发工作时，要注意当地的社会调查”，“每一宣传员要随时注意调查土豪及一切反动分子的情况，迅速报告保卫科设法处置”。在会昌筠门岭召集染布、木工、缝衣、刨烟、理发等手工业工人代表开座谈会，调查了解手工业工人生产和生活情况；并号召他们成立赤卫队，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同旬 和朱德部署红四军一部和寻乌地方革命武装红五十团，歼灭寻乌县澄江的地主反动武装，俘敌千余人。
5月2日 红四军攻克寻乌。四日，毛泽东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致信安远、于都、会昌、赣县四县边界特委，提出对流氓的方针和策略：既要积极争取他们，把他们的力量用于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又要防止他们的消极因素，在红军赤卫队及苏维埃中不能占多数、居于领导地位。
5月6日 听取中共寻乌县委负责人汇报，指示召开寻乌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寻乌县苏维埃政府。
5月上旬 同朱德部署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在安远、寻乌及广东平远发动群众、筹措给养、扩大工农武装。并在东门坝会见红四军宣传队员，要他们每到一地，到群众中作调查，向群众作宣传，帮助群众组织起来。
5月中旬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战术、党的工作、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制度、士兵委员会等，并决定各地红军分别集中合编为军团。毛泽东因不能离开红四军，前委派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出席会议。熊寿祺在会上作了《红军第四军状况》的报告。这次会议对红军的建设、战略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有错误的提法，如“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过去在游击战争中获得的所谓‘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经验一般不适用”；“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
5月20日—23日 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毛泽东、朱德等缺席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会议讨论了红军的组织和苏区建设问题，通过《政治决议案》、《土地暂行法》等文件。会议提出无条件地扩大红军，继续宣传土地国有等主张，认为目前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观念和富农路线”。
5月 利用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进行寻乌社会调查，接连开了十多天调查会，作了他当时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后来整理成《寻乌调查》，共五章三十九节，八万多字。这个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而详细的考察分析。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情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立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关于这次调查，毛泽东后来（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在宁都县的小布）说：寻乌调查，是陂头会议之后，汀州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又说：“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同月 写《调查工作》一文。这是毛泽东多年调查研究活动的理论总结。这篇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倡导到社会群众中去召开调查会，指明“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阐述社会经济调查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批评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强调“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强调必须把上级所作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批评理论脱离实际的作风，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这篇文章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印发给他在广州召集的一次会议，并写了以下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题为《反对本本主义》，后来又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
同月 和朱德在寻乌马蹄冈召开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大队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提出革命军队管理教育的七条原则：（1）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2）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3）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4）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5）说服教育重于惩罚；（6）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7）赏罚要分明。
同月 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爆发，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共一百余万，战期近半年，给革命势力的发展造成有利条件。
6月上旬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从寻乌出发，经闽西武平到上杭，在官庄击溃赣敌金汉鼎部一个旅。部署红四军在闽西分兵发动群众，随后到才溪作社会调查。召开区乡工作人员和耕田队长会议，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搞生产，要求把耕田队改为互助组；教育区、乡工作人员依据群众自愿入股原则，创办出售油、盐、布匹和收购土特产的合作社，以促进物资交流，解决农民生活的必需品。
6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内容的报告，强调在中心城市暴动，认为爆发革命高潮有最大可能的地方是上海或武汉，同时指责毛泽东是妨碍“猛烈扩大红军”的代表人物。李立三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他对红军的发展，仍是保持游击战争的观念。”“游击战术是不适合于现代的需要”，“现在则是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所以红军应当扩大充实”。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就红四军行动致信红四军前委，信中指出：“中央坚决地要四军向长江流域的路线发展，将四军的政治影响扩大，而且更帮助了长江各区域党的工作。四军接到这一指示信后，必须详细讨论，很快地执行这一策略。”
6月11日 李立三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个决议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决议认为，“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强调指出：“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随后，李立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还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并成立中央总行委。计划规定各地红军的任务为：赣西南、赣东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以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各路红军向武汉进迫，“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6月15日 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避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批评毛泽东等“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认为红四军前委的“‘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是错误的。中央还指示前委：“你们应当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6月中旬、下旬 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址先在长汀县南阳（今属上杭县），后移汀州城，因此称南阳会议，又称汀州会议。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改的《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富农问题》决议中关于土地分配，除了肯定原来规定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又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原则。《流氓问题》决议制定了党对流氓的策略：“把流氓从统治阶级底下夺取过来，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会议期间，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会传达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精神，以及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指示。涂振农在报告中，指出现时长江流域反动统治非常混乱，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成了迫切的任务；要求红四军等进攻南昌、九江，“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提出“在打吉安进攻南昌的口号之下，发动赣西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指令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在七月十日集中于兴国，改变了红四军原定向赣东游击、以进攻抚州为目标的计划。联席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中共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红一军团成立后，使赣南、闽西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开始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6月22日 总指挥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布关于红一路军由闽西出发向江西集中的命令，指出：“各地工农运动高涨，时局大为开展”；“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
6月28日 和朱德率领红一军团总部及直属部队等离开长汀，开始了向南昌的远征。途经广昌、瑞金，于七月九日绕到兴国。中央特派员涂振农随红一军团总部一同到达兴国。
7月11日 和朱德发布红一军团由兴国出发进攻樟树的命令，决定“进略樟树，窥袭南昌”，以引诱敌军邓英部“弃置吉安，退回与我野战，使赣西群众武装得以乘间占领吉安”。毛泽东、朱德出席在兴国县城北召开的主力红军誓师大会，组织地方武装，扩大红军。随后，在赣西南地区成立第二十、第二十二军，划归红一军团建制。第二十军军长为曾炳春，第二十二军军长为陈毅，各有两千余人。
7月12日 和朱德率领红一军团离开兴国，十四日到吉安的陂头。
7月14日 出席由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召集的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讨论红一军团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认为，吉安因敌军筑工事死守，硬攻会有很大伤亡，同时南昌、九江因敌军大部调去参加军阀混战，比较空虚，决定主力暂不攻吉安，向吉水、永丰、新干以至樟树进攻。
7月15日 和朱德率红一军团向吉水进发。涂振农离开红一军团暂留赣西南特委工作。二十日，和朱德率红一军团到达永丰县城。二十二日，红一军团各军到达麦㙦，和朱德发布攻击樟树的命令。
7月24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军团攻占樟树，歼灭国民党军第十八师一部。获悉第十八师一个旅守南昌，一个旅在抚州地区，一个旅有由新干渡江来樟树之势，遂同朱德召开军团干部会议，分析了南昌的敌情和四面临水的地势，认为敌人主力没有消灭，南昌难以攻入，主张改变原来中央要求攻占南昌的计划，并决定全军团西渡赣江，乘虚向南昌对岸前进。这样，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
7月25日 在樟树和朱德发布红一军团渡河的训令，要求所属三个军在二十六日凌晨四点钟前全部由河东渡到河西。
7月29日 在高安和朱德发布进占南昌对岸牛行车站的命令，规定全军团于八一国际反帝示威节及中国之南昌暴动纪念日，进占南浔路以扩大政治影响，三十日，进至万寿宫、石子堎一带，相机进占牛行车站。
7月底 当红一军团决定不打南昌，而有部分干部主张执行中央指示打南昌时，同朱德决定派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带部队去侦察南昌敌情。
7月 在进军途中作《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9]：“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8月1日 和朱德认为打南昌没有把握，派罗炳辉率两个纵队攻击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打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罗炳辉侦察回来，说南昌形势对我十分不利，敌人力量很强，固守很严，不好去打。因此，一军团部分主张执行中央攻占南昌计划的干部，接受了不打南昌的正确主张。本日，和朱德发布红一军团撤围南昌进至安义、奉新休整的命令。随后，和朱德率红一军团转向奉新、安义。十九日，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对不打南昌作了说明：“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
8月3日 在奉新获悉湘军何键部[10]在湖南追击红三军团[11]，和朱德发布命令，令红一军团先取浏阳，进略长沙。
8月6日 在奉新城和朱德发布命令，令总部直属队与第三军随革命军事委员会于十日进驻宜丰城。七日，得悉红三军团已于七月二十七日进占长沙，随后撤出，决定红一军团继续西进，向红三军团靠拢。
8月10日 在宜丰和朱德发布红一军团命令，规定所属各军于十五日以前到达万载县城集中。
8月18日 同朱德率领红一军团总部直属队到万载县黄茅市（离湖南浏阳文家市三十里）。得知追击红三军团的何键部第三纵队四个团已进至湘赣交界的文家市、孙家塅一线，态势较为孤立。为援助红三军团和消灭敌人主力，和朱德发布红一军团进攻文家市的命令。
8月19日 在黄茅市以中共红一军团前委书记名义致信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报告红一军团北上经过和军事行动计划，提出“在此革命局面日益紧张的形势下，扩大红军是非常紧迫的一件事”，望特委将原来决定充实第一军团的三万人，在九月中旬至少要有一万人送到平江、浏阳。
8月20日 红一军团主力突然向文家市何键部第三纵队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三个多小时激战，歼灭其三个团、一个营及一个机枪连，击毙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俘官兵一千多人，毙伤约一千人，缴获各种枪一千五百余支（挺）。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所取得的第一次大胜仗。
8月23日 和朱德率红一军团抵达浏阳永和市，同由平江长寿街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两军团前委举行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军事指挥的指示，会议决定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共三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毛泽东任主席。随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讨论中央关于再攻长沙的指示和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问题。毛泽东对中央的这个指示提出疑问，预计长沙不易打下。由于总前委多数人主张立即再打长沙，毛泽东和朱德同意先试一试。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
8月24日 致信中共赣西南特委、闽西特委并转中央，报告红一军团在浏阳文家市作战的胜利，以及在永和市同第三军团的会合。指出浏阳之敌“被我军消灭了四分之一，尚有四分之三在进攻中，这是何键部队的主力，把这些东西消灭了湖南政权就到了手了”。要求赣西南预备军须在信到半月内选一万人到长沙，信到一月内再送二万人。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
同日 晚，和朱德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
8月29日 国民党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在武汉召集的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结束。会议策划合力对湘、鄂、赣三省红军和苏区进行“围剿”，确定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别“围剿”各个苏区红军的总方针。
8月30日 获悉敌军企图袭击红军侧翼，同朱德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先诱歼该出击之敌，然后乘胜进攻长沙”。次日，又令红一方面军“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并部署部队在夜间向敌军阵地佯攻，诱敌出击。
9月3日 红一方面军在长沙城南，对沿着猴子石出击的何键部两个旅，发起猛烈进攻，将敌军驱至湘江边上，击毙的和落水致死的七八百人，俘虏千余人。
9月10日 在诱歼敌军不能实现的情况下，鉴于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攻城心切，有的领导干部也主张再攻长沙，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强攻长沙的命令，定于当晚八时向敌人阵地进行总攻击。红军向敌军连续多次发起攻击，前仆后继，激战至十一日拂晓，仍未能突破敌军阵地。这次总攻，红一、三军团都遭受较大损失。
9月11日 在强攻长沙失利后，毛泽东主张撤围长沙。当时获悉驰援长沙的国民党军李宗仁、张发奎部已到湘潭，红一方面军总部立即开会决定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围。
9月12日 和朱德发布撤围长沙、进占萍乡、株洲等处待机的命令，第二次围攻长沙遂告结束。
9月13日 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株洲。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初步总结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会议决定红一军团攻取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并先在萍乡、醴陵、攸县三县解决方面军的给养问题。
9月17日 在醴陵以中共红一军团前委书记名义给中央写报告。报告着重谈二打长沙问题，指出：“围困长沙十六天，大战数昼夜，战线延长三十余里。九月三日将敌之出击部队完全击溃，从此缩入战沟，不敢出来一步。到九月十日我军第二次总攻不得手，九月十二日始决议向萍醴[12]撤退。把敌军三十团以上的威风完全打落，使之不敢正眼看我红军，同时给全国以颇大影响，则是这一次战争的胜利。”并说：“这次战役是自有红军以来第一次大战，因此我军死伤也不小。”报告列举攻打长沙不克的原因为：敌军主力未能消灭在筑工事之前，敌退入城壕有余力守城；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红军的技术条件不具备，没有重炮、无线电等。报告强调指出，“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
9月23日 和朱德在萍乡发布红一军团由萍乡出发向吉安前进的命令。
9月24日 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抵安源。在安源期间，到红三军团驻地同领导干部谈话。召开军队干部和安源地方党干部联席会议，对安源工作作指示。出席安源群众的欢迎大会，号召安源工人农民参加红军。考察电厂、修理厂，下矿井和工人谈心。随即有一千多工人农民参加红军，其中有一百个矿工挑着一百担炸药参军，成立了红军第一个工兵连。
9月24日—28日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指出李立三的错误，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行动，恢复党、团、工会的组织和正常工作，从而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毛泽东未出席会议，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个会议的文件，直到十二月份才传到红一方面军党内。
9月27日 和朱德率领红一军团（缺十二军）由安源、萍乡两处向袁州（即宜春）前进。次日到达袁州。
9月28日 红一方面军全部到达袁州地区，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问题。会议发生争论，毛泽东主张先打吉安，部分干部提出攻打南昌、九江。会议最后确定仍按原计划，红一军团打吉安，红三军团进攻樟树并担任警戒任务。
9月29日 在袁州和朱德发布命令，令红一军团于三十日向吉安前进。当晚，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到袁州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传达长江局再打长沙的指示，并带来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动员毛泽东执行中央指示。经毛泽东的说服，周以栗放弃再打长沙的意见，同意先攻吉安的军事部署。
9月30日 在袁州再次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就周以栗的报告和红军行动问题进行讨论。会议经周以栗同意，决定不再打长沙，先打敌军力量比较弱的吉安。
同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的《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中，向来自全国各地和将要派往各地的红军领导人，介绍“朱毛红军”的发展及现状，肯定了“朱毛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指出“朱毛红军”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从游击战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是战略性的转变，是完全正确的。
10月2日 和朱德率红一军团从分宜到吉水阜田，发布红一军团进攻吉安的命令。
10月4日 在赣西南十余万群众与地方武装配合下，和朱德指挥红一军团向吉安城发起总攻击。守城国民党军邓英[13]部及江西省警察大队等四团兵力潜逃，红一军团攻克赣西南重镇吉安城。随后，连续解放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14]等地，使赣西南根据地连成一片。
10月7日 出席在吉安城中山场召开的军民祝捷大会，并讲话。大会宣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方志敏、陈正人、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五十三人为委员，曾山任主席。在大会上宣布《江西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布告》。布告指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代表江西劳苦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完成全省总暴动，争取江西首先胜利；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收回九江庐山租界；消灭军阀制度；消灭一切反动派的武装，武装工农群众；完成全省土地没收与分配；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军阀官僚及反革命分子的工厂商店，凡是遵守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的私人资本，准许其自由经营商业；一切革命群众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当时还组成以李文林为负责人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10月13日 和朱德在吉安发布红一军团移师北向的命令，规定红一军团向袁水流域推进。
10月14日 在吉安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名义致信中共南方局转中央，报告攻克吉安的胜利和赣西南党组织状况等问题。信中指出：此次吉安暴动胜利，虽在军事上没有消灭敌人主力、缴获大批枪械，但政治上的收获却是不小。吉安暴动胜利，无疑是赣西南豪绅、军阀、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消灭，赣西南地方暴动的完成，是江西全省首先胜利的开始，猛烈扩大红军的好时机。信中对赣西南党组织状况的汇报，反映出受到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影响，其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为要“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进，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此信还报告：红一军团于十月十八日可抵清江与红五军、红八军汇合，“即行占领南浔路进攻南昌，在那一带将有大规模的决战”。
10月15日 随红一方面军总部离吉安北上。
10月17日 和朱德率红一军团进抵峡江，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全体会议。会议讨论时局估量、行动问题、土地问题、资本问题，并均有决议。在讨论时局问题时，毛泽东提出：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在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时，毛泽东提出：不要继续攻打大城市，而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关门打狗。在敌强我弱和湘敌强赣敌弱的情况下，要避实就虚，以弱胜强。赣江西岸夹在湘江、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赣江东岸则地跨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参加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九人组成苏区中央局，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贺龙、黄公略、叶剑英、邓中夏、曾中生、邓小平、刘伯承、周恩来、恽代英、李富春等二十五人组成苏区军委。
10月19日 鉴于军团和军的部分领导人坚持要进攻南昌，同朱德在峡江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规定红一方面军先歼灭高安敌军戴岳旅，占领高安。部署红三军团于二十四日占领高安城，红一军团第四军协助歼敌。
同日 在峡江以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名义复信湘东特委，对总前委峡江会议关于时局估量等项决议，作简要说明。其中，关于土地问题，指出：“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关于资本问题，指出：“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
10月22日 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清江县太平圩。红一方面军各部分别到达太平圩、黄土冈和新余的罗坊地区。
10月23日 获悉中原蒋、冯、阎军阀混战即将结束，蒋介石已调兵准备进攻红军和中央根据地，在太平圩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时局和红军行动问题。会议依据敌军部署情况，决定延缓进占高安，将部队布置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发动群众，筹措给养，扩大红军，作好与敌决战的准备。实现“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争取南昌、九江，争取江西全省胜利之任务”。随后，红一军团北移与红三军团靠拢。
10月下旬 蒋、冯、阎战争刚结束，蒋介石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十月二十八日，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任第九路军总指挥。十一月二日，鲁涤平将已到江西境内的七个师二十一个旅编成三路纵队，限于五日前集中于袁水两岸的指定区域，企图消灭红一方面军于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
10月25日 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达新余县罗坊。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打不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敌人“围剿”的问题。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阀混战停止后，正调集军队向江西根据地推进，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状况还远未改变等情况，提出不应打南昌，主张红军主力应先向根据地内退却，依靠根据地群众支援和有利地形等条件，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军于运动之中，以粉碎敌军的“围剿”。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与会者赞成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当前不是进攻大城市的问题，而是积极防御的问题。二十六日，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指出：“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之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而且红军相当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这无疑地要成为游击的进攻，结果攻不下，又转而他往，反使一省胜利延期实现。”“目前的战略是在占领南浔路占领南昌九江的总目标之下，继续吉安胜利，争取进一步的胜利，即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致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指出：敌人正在加紧部署对红军的“围剿”，“围剿”的最主要目标是红一、红三军团。“照今天的形势来说，攻长沙或是攻南昌，并不是第一步工作”，“目前党之最中心的策略如何组织革命战争击破敌人的‘围剿’与进攻”。指示信还提出，苏区中央局在项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一集中到中央局。
10月30日 获悉敌军已开始对红一方面军和根据地进行“围剿”，在罗坊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紧急会议。会议确定：对敌军的大举进攻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把主力红军开到赣江以东根据地广大区域作战。由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向红三军团传达会议精神。
10月下旬 在罗坊期间，从兴国县出来当红军的农民中找了八个人，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深入调查八户农民家庭的详细情况，主要了解土地斗争后农村的经济和政治状况。这次调查使毛泽东对中农问题的认识更清楚了，对贫农与雇农之间的差别有了具体的了解。调查报告指出：中农、贫农、雇农都是土地革命的受益者，对中农来说政治权利的获得是其最大收获，那种认为平分土地要损及中农利益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贫农得到了土地，免除了债务，取得了政权，成了农村政权的主干和指导阶级。雇农在田地的取得和婚姻问题的解决方面获得重要利益，但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较低，因此在政治参与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毛泽东在这次调查中所使用的方法是，首先提出若干个问题的调查纲目，向参加调查会的人逐一发问。同时和到会人一起讨论，把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提出某一问题的结论，或解决办法，再征得到会人的意见，大家同意了就把结论定下来。毛泽东在一九三一年一月，把调查得到的材料，经分析整理写成《兴国调查》。他在“整理后记”中着重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10月 听取王怀、陈正人关于永新及中共赣西南特委所属北路行委管辖地区的富农与贫农雇农在土地革命中斗争情况的报告，写出《分田后的富农问题——永新及北路的情形》的调查材料。这个材料反映永新和北路地区的富农在春荒时期，主要采取囤积粮食和贩卖工业品的方式，使春荒加重以剥削城乡劳动人民；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开展春荒斗争，“对富农坚决奋斗不让步，一定要抑平谷价”，“阻止谷米流到白色区域去，只准在赤色区域互相流通”。
11月1日 和朱德在罗坊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并决定主力移到赣江东岸，相机夺取樟树、抚州，发展新干、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南丰、南城各县工作。军事行动部署是：以红三军团为中路，准于本月五号在新干对河附近渡江，向樟树前进；以红四、红十二军为右路，于五号开到峡江城，六号渡江，经崇仁向抚州前进；以红三军为左路，担任赣江西岸一带地区扰敌工作等。
11月6日 在峡江县境，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开始反“围剿”的准备，并分两路行动：朱德、彭德怀分别指挥红一、红三军团主力东渡赣江，向根据地转移集结，在永丰、南城一带以战备姿态开展工作。毛泽东等同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从峡江出发，沿赣江西岸后撤，到吉安布置苏区军民撤退。七日，各路敌军向红军原驻地清江至分宜的袁水两岸地区进攻，结果扑了空。
11月7日、8日 去吉安途中，在吉水、吉安境内对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等处，作了一点简略调查，了解了土地革命的进展状况，村乡两级苏维埃政府在土地革命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况，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在《东塘等处调查》前言中写道：“在这次调查中，使我发现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的严重性。赣西南分配了土地的有几十县。高级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是以乡为单位去分配，一般高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大家也以为是照着乡为单位去分配的，哪晓得实际情形完全两样，普遍的是以村为单位去分配，乡为单位分配的很少。以村为单位，这种利于富农不利贫农的分配法，是应该改变的。”
11月10日 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布宣传动员令，提出向白军进行宣传的十二个口号[15]，指出这是瓦解敌军的重要武器，要动员全体工人、农民和红军官兵，都来写口号，进行宣传。
11月12日 代表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出席赣西行动委员会扩大会议。对代表的发言作了简略的笔记。十五日，出席江西省行委扩大会又略记了代表的发言。随后，整理出《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一文，其中主要记载了分田的一般情况和问题，指出：打下吉安后，一般地区的土地分第二次或第三次，开始平均分，接着“抽多补少”分，后来“抽肥补瘦”分，由分得不彻底到彻底。以村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的较多，以乡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的较少。以人口为标准平均分配土地的地区较多，但也有一些地区是按生产力、劳力等标准分配土地的。
11月14日 代表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出席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会议。在听取二十二军军长陈毅、省行委宣传部部长陈正人等关于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的报告后指出，赣西南党内自八月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后，一贯地取消土地革命的路线。会议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对于这一错误路线要作坚决的斗争”。在会上对陈毅、陈正人等的报告要点作了记录，随即整理出《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一文，列举了土地革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些地区的富农力量强大，阻碍了土地革命的开展；许多地区政府在工作中对土地革命问题没有专门报告和讨论，有些干部对土地革命中的政策和观点存在分歧意见，影响了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
同日 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16]。
11月15日 代表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参加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扩大会。会议主要讨论“分青”和“租田”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拥护分青的群众基础；推翻了向来“苏维埃区域不应收租”的“左”倾的但实际是富农的理论；反对江汉波式的按劳力分配法，指出他的错误仍在于帮助富农妨碍贫农的利益。毛泽东对会议发言作了简略记录，随即整理为《分青和出租问题》，主要有以下内容：（1）指出：“以村为单位分田的弊病”。（2）肯定“土地斗争不是一下子能深入的”。（3）正当的土地分配办法应该是：“以乡为单位，按全乡人口总数，除全乡人口原来所耕田地的总数（全乡人口原来在本乡耕的和原来在外乡耕的合计起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4）准许实行“新租田制”，“无劳力的人把田租与有劳力的人耕，佃户交租谷与田主”。
11月16日 和朱德签署红一方面军给红三军的训令，指出：等敌军到吉安并分散后才攻击，“实为错误之处置”，“虽全方面军出击之时机尚未成熟，而各路军一有机会则应尽各种方法各个击破敌之前进部队”。
11月中旬 和朱德部署和指挥红一方面军约四万人实行战略退却，向永丰县藤田和乐安县招携一带后撤。
11月18日 红军放弃吉安。十九日，毛泽东同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秘书谢维俊由吉安前往永丰的藤田，与红军主力会合。在转移途中，毛泽东等发现吉安县备战情况不好，驻在该地的红二十军少数干部对“诱敌深入”方针有怀疑，决定这一带不宜作反“围剿”的战场。
11月18日—20日 各路敌军分别进到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等地，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结果又一次扑空。
11月20日 在吉水县水南写信给江西省行委转左路行委、赣西行委、湘东特委，介绍吉水县水南区应敌工作经验，以推动、督促各行委、特委的备战工作。信中指出：这个区“各乡开了群众大会，全区开了活动分子会，坚壁清野亦有准备，特别是对白军士兵的宣传工作做得好，水南街上房内房外都写满了标语、宣言和歌谣，又组织白军士兵运动委员会”。
11月21日 和古柏、谢维俊由水南到白沙，在木口村吃午饭，调查了村政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随即整理出《木口村调查》一文，其中指出：“在这个调查中证明，中农在平分土地中不但无所失而且有所得，富农小地主则在农民的激烈斗争中便要走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的。”
11月下旬 和朱德决定把战略退却的终点选定在革命根据地的中部。二十五日，在永丰县沙溪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决定全军开赴东固、南垄、龙冈地区集中待命。二十八日凌晨，和朱德在吉安县南垄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宁都县黄陂、小布、洛口之线集结。
12月上旬 蒋介石到南昌，召集党政军高级官员举行“剿匪”会议，决定“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方案，急电催调驻武汉的第十九路军迅速入赣“协剿”，另令驻福建的第五十六师、第四十九师、暂编第二旅向闽赣边界推进，堵截红军。会后在南昌设立总司令行营，鲁涤平兼行营主任，指挥在赣国民党各军，总兵力增加到十万余人。
同旬 在黄陂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明确指出李立三“左”倾错误，进一步提高了干部的认识。会议再次讨论反“围剿”作战方案，认为：进剿敌军十万，均非蒋介石嫡系。这些敌军分成多路，每路又分成几个梯队，各路、各梯队之间的间隔距离较大，有利于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在这些敌军中，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为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是“围剿”的主力军，消灭这两个师，敌之“围剿”便可基本打破。张谭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而红军四万余人，一次打敌一个师，占绝对优势。红军实行中间突破，将“围剿”军阵线打开一个缺口，东西诸敌便被分隔为距离较远的两个集团，有利于红军各个歼敌。会议决定红一军团正面迎击敌人，红三军团迂回敌后，地方则准备好担架、粮食等。会后，总前委依据毛泽东的发言印发《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反“围剿”宣传材料），这就是：（一）国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帝国主义；（二）国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蒋介石、鲁涤平；（三）我们的战略好，敌人的战略差；（四）我们有群众配合，敌人没有；（五）我们的兵力是集中的，敌人的兵力是分散的；（六）我们的军队是团结的，敌人的军队是动摇的；（七）我们准备充足，敌人财政恐慌；（八）我们得地利，敌人不得地利。
同旬 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赣西南肃反中提供的线索，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七日，李韶九到富田后立即抓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的八个主要领导人。九日，他又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反，同一个团政委刘敌谈话时透露要该军肃AB团。刘敌鼓动独立营包围军部逮捕李韶九以及该军军长等，释放以AB团嫌疑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十二日，刘敌、谢汉昌率该军直属队四百余人，乘夜冲向富田，包围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怀疑为AB团而关押审查的二十余人。这就是由肃反扩大化引起的有严重错误的“富田事变”。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等把红二十军主力带到赣江以西地区，提出了分裂革命队伍的口号，并制造假信以反对毛泽东，犯了进行挑拨离间和分裂活动的严重错误。
12月16日 国民党军各路由北向南，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至二十八日，国民党军先后进占万安、泰和、东固、源头、广昌、建宁一线，东西相距八百里。在红一方面军驻地周围部署了五个师：左路第十八师、第二十八师进至富田、东固、南垄；中路第五十师进至宁都县源头；右路第二十四师进至宁都洛口，第八师先头部队进至头陂。敌军因找不到红军主力进行决战，又不断遭到红军和地方赤卫队、暴动队袭击，士气不振，加上给养困难，造成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反攻作战的有利时机。
12月22日 和朱德命令红三军团、红四军、红十二军（缺第三十五师，含第六十四师）北移到黄陂、麻田、另封、洋衣地区隐蔽待机；派出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独立活动于兴国东北约溪地区，严密监视西面敌军第十八师、第二十八师的行动，并将进攻之敌的注意力吸引到西面。在红军隐蔽待机期间，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总部名义下发了《三十条作战注意》的教材，以促进部队临战准备。
12月24日 获悉敌军谭道源师从源头向小布方向移动，同朱德在黄陂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决定先歼灭该敌。随即指挥部队在小布附近设伏，准备把谭师诱到预设阵地围歼。因敌人刚出动又停止，未脱离居高临下的源头阵地，红军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为慎重初战，撤回原集结地待机。二十八日，获悉张辉瓒师向永丰县上固、龙冈推进，同朱德决定改变攻击目标，命令红一方面军横扫在红军左翼当前之敌张师等，次第歼灭之，并部署集中红军主力于二十九日分两路秘密西开，求歼敌人于运动之中或立足未稳之际。
12月下旬 在小布主持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在会上作动员讲话，列举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第一，我们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条件。第二，我们可以主动选择有利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第三，我们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分，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第四，我们可以察明敌军行动，摸清敌人行动规律，从而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第五，我们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第六，我们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毛泽东为大会题写了表达反“围剿”战略指导思想的大字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同旬 同朱德根据敌情，决定实行中间突破，集中兵力先打谭道源第五十师或张辉瓒第十八师，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个缺口后，使东西诸敌分隔为距离较远的两群，以便红军机动歼敌。
12月29日 获悉张辉瓒率第十八师师部和第五十二旅、第五十三旅到达龙冈，在永丰县君埠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攻击龙冈敌张辉瓒部的命令，部署左路军于三十日攻击龙冈之敌，右路军则应派部协助歼灭该敌。
12月30日 凌晨，同朱德进入黄竹岭小别山的指挥所，开始指挥围歼张辉瓒师的龙冈战斗。上午九时许，当该敌在龙冈以东、小别以西登山时，即受到红三军的迎头痛击。下午三时许，红十二军沿龙冈南侧从敌背后发起猛烈攻击，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从龙冈北面高山上猛冲下来，被四面包围的敌军，突围未逞，全线溃散。到傍晚时战斗全部结束，歼灭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共九千余人，俘师长张辉瓒，缴获各种武器九千余件，子弹一百万余发，电台一部，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首战大捷。
12月31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移驻宁都小布，准备进一步追击撤退的“围剿”敌军。
同日 敌“围剿”军总司令鲁涤平判断红军必乘势转扑谭道源师，令谭师速退洛口，与许克祥师靠拢。谭师接到命令后，所属各部向东韶夺路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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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汉鼎，当时任国民党军赣军第12师师长、闽粤赣3省“会剿”军副总指挥。
[2]农历正月初一，过去曾称元旦。
[3]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由江西红军第2团、第3团、第4团、第5团于1930年1月下旬合编而成。
[4]唐云山旅，指唐云山任旅长的国民党军独立第15旅。
[5]卢兴邦，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2师师长。
[6]“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的具体做法是：第一，分土豪的谷物给农民，以发动群众；第二，进行文字宣传、口头宣传、群众大会、化装讲演，以宣传群众；第三，建立工会、农会及革命委员会，以组织群众；第四，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第五，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第六，办群众领袖训练班、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有一周或10天工作时间，便要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
[7]据《红军第四军状况（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〇年四月）》记载，三大纪律是：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着重点在一点上，如一根草也是一点）；二、打土豪要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指宿营时睡老板的门板走时要上好才走）；二、捆禾草（指宿营时借老板的禾草走时要捆好才走）；三、讲话和气（指对工农讲话不要出恶样子、要和和气气）；四、买卖公平（指买东西不许压买压卖）；五、借东西要还（指借老板的任何东西都要送还才走）；六、损坏东西要赔（指损坏了老板的任何不值钱的东西要赔偿他才走）。
[8]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即原红军第6军。
[9]这首词的题目是作者在1963年编辑出版《毛主席诗词》时加的。
[10]指何键任总指挥的国民党“讨逆军”第4路军。
[11]1930年6月10日前后，以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为基础组建红军第3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
[12]萍醴，指江西萍乡、湖南醴陵。
[13]邓英，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5师师长，11月任新编第13师师长。
[14]清江，今江西樟树。
[15]12个宣传口号的主要内容有：欢迎白军士兵、下级军官当红军；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的，不要替军阀杀工农；欢迎白军弟兄打土豪分田地；白军弟兄暴动起来，杀尽压迫你们的官长；优待白军俘虏；医治白军伤兵；白军是军阀的军队，红军是工农的军队。
[16]毛泽东后来得知杨开慧壮烈牺牲的噩耗后，给她的亲属写信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