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 四十一岁
1月6日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和李德等人以黎川失守和浒湾战斗失利之事，完全加罪于萧劲光[1]一个人，在瑞金对他进行公审，称之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判处他五年监禁徒刑，开除党籍、军籍。在公审之前，李德等人主张杀掉萧劲光。征求意见时，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这个主张，说黎川失守这件事不能全部归罪于萧劲光。王稼祥也不同意对萧劲光处以极刑。公审判决后，萧劲光被关押起来，毛泽东派贺子珍前往探视。贺子珍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大意是：黎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的问题，你应该撤退，做得对。经过毛泽东、王稼祥等人同“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坚决斗争，萧劲光关了一个月后被安置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2]。
1月13日 和朱德致电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向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提出六项建议，敦促它立刻实践其宣言中及协定上所许诺的人民民主权利；立刻武装福州及其附近与泉州、漳州各地的群众；赞助群众立即组织反日反蒋的斗争团体；实际地赞助闽、浙沿海各地的民众武装组织和反日反蒋活动；应有决心肃清自己队伍中准备向蒋介石投降的分子；向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宣布，为反日反蒋，只有与苏维埃和红军合作到底，并采取联合一致的军事行动。电报强调指出，“上述提议是挽救目前人民政府及十九路军濒于危险的唯一出路”。
1月15日 为瑞金革命烈士纪念塔题词：“在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伟大的战斗中，许多同志光荣的牺牲了！这些同志牺牲，表现了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英勇，奠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正在踏着这些同志的血迹前进，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1月15日—18日 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会议讨论秦邦宪关于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张闻天关于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等。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错误地判断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继续坚持过左的土地政策，批判所谓“富农路线”；继续贯彻错误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干部政策；全面肯定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路线。
1月22日 拂晓，出席在瑞金沙洲坝中央运动场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阅兵典礼，并讲话。代表全苏区工农群众向红色战士致敬，指出：我们经过了许多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反革命“围剿”，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武装了自己，扩大了红军，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现在敌人又集中百万兵力进攻苏区。我们要动员广大红军指战员、苏维埃人民，坚决消灭敢于进攻苏维埃的敌人，保卫苏维埃政权。
同日 出席在瑞金沙洲坝中央大礼堂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指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来已经两年多，广大工农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旗帜下，向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得到了极伟大的胜利。这次大会的任务，“是要彻底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是要把苏维埃运动推到全中国去，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灭亡中国的阴谋毒计”。大会选举毛泽东等七十五人为主席团。
同日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毛泽东致电东北人民革命军及抗日义勇军：“大会向你们英勇抗日的战士致热烈的革命的敬礼！大会对你们坚持进行着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表示无限的同情”。“大会代表苏区与白区数千万革命民众和红军欢迎人民革命军派到大会的代表及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订立共同作战的协定。大会并向一切抗日义勇军提议，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宣言的三个条件下，订立反对日本和国民党的作战协定”。
1月24日、25日 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长篇报告。报告分析了中国与世界革命发展的形势，总结了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苏维埃运动的经验，阐述了苏维埃各方面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当前的具体战斗任务。在讲到苏维埃的民主制度时指出：“苏维埃政权需要使用强力去对付一切阶级敌人，但对于自己的阶级——工农劳动群众，则不能使用任何的强力，而他表现出来的只是最宽泛的民主主义”。“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在讲到苏区的土地革命时指出：“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剥夺富农与消灭地主。”“土地革命不但使农民得到土地，而且要使农民发展土地上面的生产力。”在讲到苏维埃的财政政策时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财政的使用，应该根据节约的方针。“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在讲到苏维埃的经济政策时指出：“我们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指出苏区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必须把组织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以解决苏区最主要的粮食问题和日用品的原料问题。报告特别指出，现在苏区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这三方面组成的。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是加以提倡和奖励的。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报告全文四万字，其中《苏维埃的经济政策》一节，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我们的经济政策》。
1月27日 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结论。毛泽东着重强调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和赢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又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针对国民党在第五次“围剿”中实行的堡垒政策，毛泽东指出：他们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结论的一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月29日 得知前方消息，蒋介石兵分三路正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二苏大主席团决定缩短会期，并推毛泽东向大会作《关于紧急动员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团结一致争取彻底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并提出七项紧急任务：努力扩大红军；加紧赤色戒严；镇压反革命活动；实行坚壁清野；动员运输队上前线去；集中粮食保障红军给养；使一切苏维埃工作配合革命战争。
1月31日 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授奖典礼，向在扩大红军中作出特殊功绩的兴国县、瑞金县、红三军团各授予红旗一面。
1月 红一方面军总部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合并，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
2月1日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选举毛泽东等一百七十五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向大会致闭幕词，指出：我们已经决定了在全中国革命胜利的方针与计划，现在的问题，是要百分之百地去执行这些方针与计划，争取工农民主专政的全国胜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但工农民主专政还不是我们最后的目的，我们还要走到更远的地方，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
2月3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以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等十七人组成主席团，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又通过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
2月17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公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组织法规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闭幕期间的全国最高政权机关；人民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负指挥全国政务的责任。
3月20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前任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仙璧，包庇贪污、私用公款做生意谋利，除批准人民委员会将其主席撤职外，并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交最高法院治罪。
4月10日 在长冈乡和才溪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综合其他地方苏维埃工作的情况，写出《乡苏怎样工作？》一文。这是一篇具体指导苏维埃基层组织如何做好工作的文章。文章指出：“改善乡苏工作的方向，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这是苏维埃工作的原则。”文章中包含许多关于工作方法的论述。例如：要懂得抓紧每一时期的中心工作，不应该只忙一些零碎事务，把中心工作丢掉了；要根据各村的情形和特点去推动各村的工作，解决各村群众的困难问题；代表会议报告的内容要有切实的材料与意见，只讲空话的报告要取消；代表会议讨论的问题要实际化，要分出大问题中的小项目，一项完了再来一项，使参加会议的人能带着一个明白的结论回去；要废除一切强迫命令的方法；只有决定，没有检查，就是官僚主义的领导，它同强迫命令主义是一样有害的。
4月16日 就本月十日上海美亚绸厂工人罢工遭受国民党残酷屠杀、造成伤亡惨案一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援助上海美亚绸厂工人罢工斗争宣言》，表示苏区人民和工农红军对国民党法西斯暴行的愤慨，对美亚绸厂工人英勇斗争的声援；指出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才能消灭法西斯白色恐怖，只有建立苏维埃政权，工人阶级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
4月24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五一”劳动节宣言》，指出今年的“五一”节，正值我们同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进行残酷决战的一天，只有动员全苏区所有的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这一战争，我们苏维埃政权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宣言号召全苏区每一个工人与农民武装起来，加入红军中去，为保卫我们的苏区，同进攻的敌人决战。
4月28日 广昌失守。广昌战役是由秦邦宪、李德直接指挥的。红军因同敌人进行阵地战，并采用“短促突击”战术，虽然给予敌人重创，但自身伤亡五千五百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被迫撤离广昌这个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
4月下旬 就日本外务省四月十七日发表关于对华政策致列强通牒一事，向《红色中华》报记者发表谈话，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指出“日本外务省最近的通牒，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强调苏维埃中央政府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
同旬 离开瑞金，前往中央根据地南线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到达粤赣省委和省苏政府所在地会昌县文武坝，会见中共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在听完何长工汇报南线军民反“围剿”的情况后说：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陈济棠[3]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导刘晓、何长工等制定了南线的作战计划和部署，并且对当时的形势分析说：总的是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又说：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应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以小部队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把它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同时还要向陈济棠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毛泽东还说：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
5月 出席粤赣省委召集的会议，与会者有各县县委书记、区苏主席、乡苏主席，以及省里派出的扩红筹粮突击队负责人等。听取汇报后说，目前斗争形势很紧张，苏区越来越小了，要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查田运动；扩大白军工作，消除赤白对立；恢复钨砂的生产与输出，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组织余粮大米出口，向白区购买布匹、食盐；整顿地方武装组织，清洗混入队伍的不纯分子，准备打游击，保卫胜利果实；整顿党、团组织，纯洁队伍，准备转入地下活动；做好优待军烈属的工作，做好残废军人的转移安置工作，以巩固部队；做好地方治安工作，防止敌人破坏；加强妇女工作，组织妇女变耕队，号召妇女参加赤卫队；做好扩大红军工作，完成扩红任务。
同月 得知红二十二师于四月二十一日被迫退出筠门岭、正在召开干部会检查战斗失利的教训，立即赶到粤赣省委办公室给红二十二师负责人打电话，详细了解敌我情形，然后对政委方强说：我们是新部队，敌人又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钳制敌人。在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挡不住敌人、不能打好仗、不能消灭敌人的原因。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消灭敌人，仍要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并取得地方党的帮助，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打法。要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对“反水”的群众决不要打枪，但要放“纸枪”（即传单、标语），帮助地方政府多做群众工作，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对反革命分子则坚决打击。方强在连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师党委研究了这些指示，并作出具体布置，有计划地更坚决地打击敌人，使敌人龟缩在筠门岭，未能前进一步。南线由于实行了毛泽东的意见，出现了新的局面。
同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日渐逼近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随即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夏季，为准备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秦邦宪、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
6月上旬 到会昌站塘的李官山视察，见到红军战士走出碉堡，在野外练刺杀、搞演习，感到特别高兴。在李官山住了十余天。得知二十二师用小部队近期打了五六个小仗，消灭敌人一支企图前进的部队；看了六份反映小战斗的《战斗详报》，并用三个晚上同师领导一起研究了《战斗详报》，深入总结小战斗的经验和教训。还同红二十二师营以上干部进行座谈，了解部队从碉堡里走出来，实行红军的“三大任务”，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干部提出：有这样大的变化，为什么方强政委反被撤职，调回瑞金？毛泽东说：我们是红军战士，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的事业，要忠心耿耿。要从总结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中明辨是非，坚持真理。接着，又分析南线与北线的敌情，指出了红二十二师的行动方针。
6月中旬 在站塘等地调查后回到文武坝，向粤赣省委书记刘晓及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指出：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不能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加派化装小分队，潜入陈济棠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陈军反蒋抗日。根据前线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量，以备不虞。这些指示，对缓和南线赤白对立，促成陈济棠同红军和谈起着良好作用。
6月19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反帝纲领。这一纲领是：（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整个的投降出卖政策；（二）全中国民众必须起来为保卫中国领土与独立而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三）号召民众直接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争；（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财产；（五）中国必须立即完全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即停止进攻苏区及军阀战争。宣言强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在中国共产党这一反帝纲领之下团结起来，只有执行这个纲领，中国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
6月22日 在会昌致电周恩来，报告“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判断是渐，不是突然”；提出“目前我军对西岸联防队及协白军的，应是声东击西，出其不意，黑夜接近，拂晓攻击，包其一部，打其援队”；建议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在瑞金待机为宜”[4]。
6月下旬 接到中央通知，立即回瑞金沙洲坝，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5]。得知福建的清流、连城战事告急，于是取消了原想去视察的计划。
6月 致信中共会昌县委和县苏维埃。主要内容是：普遍深入地开展查田运动，分清阶级阵线；发动群众搞好阶级斗争，纯洁干部队伍；做好扩大红军的工作；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搞好人民群众的生活；搞好经济建设，打破敌人的封锁；壮大地方武装力量，保卫苏维埃政权，反对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同月 和朱德发表《告白军官兵书》，向国民党军指出，“救国家，救家乡，救你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到北方去打日本，真是我中华好男儿保国卫民、立功于国家的时候了”。号召国民党军“不要打红军”，“两边互派代表，订立停战抗日同盟，联合一起去抵抗日本”。
同月 出席在石城县龙冈召开的群众大会，号召龙冈人民努力搞好生产，支援革命战争。随后，又出席在县苏政府召开的干部会议，在听取汇报后指出，要做好坚壁清野等工作。
7月1日 在中共粤赣省委机关报《前线》第八期上发表视察中央革命根据地南线时的一次谈话要点。这篇谈话指出：“我们有困难，但我们一定要克服它，我们也一定能够克服它。怕困难，消极，懒散，请假回家，开小差，在工作中口称冒办法，用平常样子对付紧急工作，战争空气的缺乏，工作的不实际、不深入、不抓紧，这些凶恶的毒菌立刻给它消灭掉。一切积极奋斗的同志们团结起来，开展反机会主义动摇消极的斗争，为着革命胜利奋斗到底。”
7月上旬 国民党军重新调整部署后，以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发动全面进攻。秦邦宪、李德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在前方指挥各路红军节节抵御，同优势敌人拼消耗，企图在各条战线上同时阻挡敌人，结果任何一路都未能阻止敌人前进，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
7月7日 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冲破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红七军团六千余人，由军团长寻淮洲等率领从瑞金出发开始北上。先遣队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前进，因时机已晚，兵力单薄，没有达到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调离一部的目的。
7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声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为了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在反击国民党军“围剿”的紧急关头，不辞一切艰苦，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同时提出五项抗日主张：（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领土主权，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反对承认伪满洲国；（二）立即宣布对日绝交，宣布一切中日秘密条约和协定无效，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对日作战；（三）武装全国民众，组织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与抗日战争，积极援助东北义勇军和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卖国贼的一切财产，停止支付一切国债款本息；（五）普遍地组织民众的反日团体。
夏 在会昌作《清平乐•会昌》[6]：“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7月下旬 从会昌回沙洲坝后不久，为避敌机轰炸，迁居瑞金西面的高围云石山。这时，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搬到瑞金西面的梅坑岩背。
7月31日 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就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问题发表谈话。在谈到目前时局的特点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吞并中国的新进攻，中国民族已经到了极端危急的关头。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同国民党大举进攻苏区是完全配合一致的。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正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区前进，企图血洗苏区，消灭苏维埃红军。苏维埃政府与红军，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讨伐国民党卖国贼，正在领导广大群众与英勇红军在各条战线上与优势兵力的敌人开展最激烈的血战，以一切力量用各种办法去粉碎这个凶恶的“围剿”。在谈到派遣抗日先遣队问题时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国民党卖掉半个中国、全国民众望红军北上抗日如大旱望雨的时候，派遣了一个抗日先遣队，即将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内真正抗日的军队，红军的主力虽因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挡住了北上的路，正在也只有在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之后，才能大举北上，却在此时派出了自己的先遣部队。谈话号召：全国一致起来援助苏维埃与红军，使我们能够迅速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集中力量抗日反帝；援助我们的抗日先遣队，反对南京政府的拦阻政策，使抗日红军迅速前进。
7月 当湘赣革命根据地在敌人围攻下日益缩小、红六军团处境危殆之时，中共中央讨论红六军团的行动方针问题。当时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建议：中央红军往西边去，“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中央主要负责人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只赞成红六军团突围向湖南中部转移。
8月1日 出席在瑞金大埔桥红场举行的“八一”阅兵典礼，并发表演说，阐明今年“八一”大检阅的伟大意义。晚上出席授奖典礼。
8月2日 向瑞金红军家属第一次代表大会作报告，说明当前第五次反“围剿”的严峻形势，鼓励红军家属继续做好支前工作，争做模范的苏维埃公民。
8月15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对叛变投敌的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原红军第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并通令全国各红军、各地方部队、各苏维埃政府等，如遇孔荷宠就地扑杀，以为动摇叛变者戒。
8月31日 国民党军占领广昌的驿前。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线和北线都被敌人突破，西线和南线也形势更加危急，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断绝，仅剩下战略转移一条路。
9月上旬 因前线吃紧，日夜忧思，对战局放心不下，向中央提出到于都视察，得到同意，中央要他注意军事情况。中旬，带着秘书和警卫员抵达于都。
9月中旬 调查于都、赣县等地区的敌情，了解苏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情况，了解敌军调动情况，为中共中央选择战略转移的行军路线提供调查情况。同时，密切注视前线战况的变化，只要有从敌占区和敌人刚攻陷地区来到于都的人，都要找他们询问战事。
9月20日 在于都复电周恩来，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西南部于都、赣县、登贤（在今于都境内）等地的敌情，详细叙述敌军小队、地主武装及小股散匪在何地侵扰或潜伏的情况；同时报告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防务，其任务是对敌军小队进行戒备，对地主武装和小股散匪迅速进行打击、驱逐和肃清；最后报告于都、登贤全境没有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
9月下旬 在于都县城召开手工业工人、贫苦农民和村、乡、区干部座谈会，提出：要组织游击队，牵制敌人。要努力搞好生产，支援前线。手工业要为革命战争和农业生产服务。要严厉管制阶级敌人。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有缺点错误要自觉地向群众检查，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同旬 接见于都县红军家属代表会的代表，号召他们积极搞好生产，支援前线，鼓励亲人在前方英勇杀敌。
9月底 在繁忙的工作中，突然患恶性疟疾，高烧数日不退。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得知后，立即派傅连暲医生从瑞金赶到于都。经过治疗，毛泽东病刚好，又开始翻阅文件，对劝阻他的傅医生说：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9月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准备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前往湘鄂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10月上旬 在于都接到中共中央有关准备转移的秘密通知。派警卫员到瑞金云石山通知贺子珍，中央已批准她随部队出发，同总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一起行动。同时，毛泽东立即赶回瑞金梅坑，召集临时中央政府各部的领导人开会，布置善后工作，宣布和说明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强调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随后，毛泽东返回于都县城。
同旬 在转移出发前，得知张闻天对中央最高“三人团”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政治局成员分散到各军团去有意见，立即向中央提议，转移时将他们安排在一起，“三人团”采纳了这个意见。当时张闻天对秦邦宪“左”倾错误的不满，在同毛泽东闲谈时说出来了。从此，张闻天同毛泽东接近起来。
同旬 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向兴国、于都、瑞金等地集结，准备转移；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务。国民党军随即进抵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中央革命根据地日渐缩小。
同旬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一万六千余人坚持斗争。
10月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发毛泽东写的《游击战争》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当时曾题名《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全书约三万字，共三章。第一章《概论》，论述游击队的任务、组织以及游击队发展成为红军。第二章《游击战术》，论述游击队战斗动作的要则、袭击驻止和行动的敌人、破坏敌人的后方、对付敌人的“围剿”和追击、关于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事项。第三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游击队对自己部队的政治工作、游击队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游击队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
10月10日 晚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10月11日 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一同行动，叶剑英任司令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将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军委后勤部门、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
10月15日 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参加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在会上讲话指出：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地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并对将留在苏区的地方干部说：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0月18日 傍晚，带着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
10月21日 夜，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二十五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啦！
10月22日 中革军委决定，成立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央军区，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五个军区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和红二十四师、红十军。
10月23日、24日 在信丰县古陂西南的杨坊宿营。随军委第二野战纵队转移的贺子珍，于二十四日也抵达古陂，看望了毛泽东。
10月24日 以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的红六军团到达黔东根据地，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印江县木黄会师。随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由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红二、红六军团。
11月2日 红一军团在湘南汝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城口之间进攻，至八日，中央红军通过了国民党军主要由粤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7]，进入湘南地区。
11月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在长征路上联名散发《出路在哪里？》的传单，揭露国民党军阀出卖中国、压迫工农的罪恶，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向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指出，他们的出路就在大家要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暴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建立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11月上旬 发现警卫员吴吉清患疟疾发高烧，将自己坐的担架让给吴吉清，并安慰他说：“你就安心坐着我的担架养病好了，同志们抬着你走是要累一些，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
11月10日 红三军团在湘南郴州良田与宜章之间进攻，至十五日，中央红军通过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江地区。
11月12日 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薛岳、周浑元[8]两部共十六个师七十七个团专事“追剿”；同时电令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9]进行堵截，企图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从十九日起，何键将“追剿军”分成五路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11月25日 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分四个纵队从广西全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二十七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控制界首至觉山铺间的渡河点。但因红军队伍拉得过长，辎重过多，行动缓慢，大部队尚未过江，遭到优势敌军的拦击，与国民党军发生激战，部分部队被敌军截断，损失惨重。三十日，毛泽东随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渡过湘江。
11月 长征途中，同王稼祥、张闻天在一起行军或宿营，常常谈论党和红军的大事。进入湘南以后，开始对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秦邦宪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且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秦邦宪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尔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朱德等谈话做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过了湘江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
12月1日 中央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外，全部渡过湘江，已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三万余人。这是军事上错误领导造成的严重恶果。
12月上旬 在过湘江后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讲，我们就要进入苗族区，苗族的特点和风俗习惯同汉民族不同，大家要更好地遵守群众纪律。进入苗族区以后，又给警卫人员讲党的民族政策。
同旬 蒋介石及其参谋团觉察中央红军主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命令“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了四道防线，以阻止中央红军主力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军很快布好一个口袋阵，企图让红军主力进入包围圈。
同旬 红军翻越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进入苗族聚居区。从过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争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开始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同时，在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上，鉴于去红二、红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湘西的先机，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秦邦宪、李德不予采纳，而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红六军团的会合上。
12月12日 在湖南通道参加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李德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红军主力北上这一情况出发，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秦邦宪和李德仍主张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10]。会后下午七时，中革军委就会议精神致各军团、纵队首长“万万火急”电：“湘敌与陶广一路军主力向通道进逼，其他各路仍续向洪江、靖县前进，企图阻我北进，并准备入黔”；“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其第一师如今日已抵洪洲司，则应相继进占黎平”。
12月14日 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令中央红军夺取贵州黎平、锦屏，开辟前进道路；但同时又令红二、红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并说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12月15日 红一军团打败地方军阀王家烈的守军，攻占黎平。十七日，毛泽东到达黎平县城。
12月18日 出席在黎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秦邦宪、李德仍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新的根据地。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会议根据中央领导人内部存在争论的情况，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同日 中革军委决定，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
12月19日 中革军委作出《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具体规定中央红军的行动计划，并要求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分别钳制湖南、贵州和四川之敌。
12月下旬 中央红军在黔东北击溃黔军侯之担部，连续攻克锦屏、剑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前进。
同旬 从黎平出发向黄平进军途中，在村旁见到一位老年妇女因冻饿而倒卧路旁，当得知为当地农妇时，立即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又从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还让警卫员拿了两条装满粮食的干粮袋，一并送给她。老妇连连道谢。
12月底 随中央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猴场（今草塘）。
1934年—1935年 在行军途中作《十六字令》词三首。其一：“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其二：“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其三：“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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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萧劲光，1933年4月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闽赣省军区司令员，同年10月28日被任命为红军第7军团政治委员。他在20世纪80年代回忆说：“我得以释放，能活到今天，是毛主席同‘左’倾机会主义者坚决斗争的结果”。
[2]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黎川失守要问罪于萧劲光，“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萧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我当时说，应该把萧交给军事法庭处置。毛泽东像以前一样又出来庇护他，萧被调到后勤纵队，事情也就此了结”。
[3]陈济棠，当时任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南路军总司令。
[4]何长工回忆说：南线筠门岭失守后，中革军委调来方志敏的部队，由第7军团司令员寻淮洲率领，“准备夺回筠门岭”，“毛泽东同志不同意这种作法”。
[5]当时任粤赣军区代理参谋长的程子华回忆说：“这次，毛泽东就在粤赣省委只住了十多天时间，因为接到中央通知，要他回中央（瑞金）开会，就回到瑞金去了。”
[6]毛泽东在1958年对这首词曾作批注：“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他又在20世纪60年代回忆说：会昌有高山，天不亮我就去爬山。
[7]国民党军第2道封锁线主要由粤军陈济棠部所设置。1934年10月上旬，中革军委派出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全权代表与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旭南进行停战谈判，双方达成5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相往来；（三）互通情报；（四）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借道路，各从现在战线后退20里。这个谈判为中央红军长征通过粤军设置的封锁线，创造了条件。
[8]薛岳部，指薛岳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2路“追剿”军。周浑元部，指周浑元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3路“追剿”军。
[9]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第4集团军副总司令。1934年12月又任广西“剿匪”军总指挥。
[10]关于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的情况，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