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 四十岁
1月13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为纪念宁都起义的领导者、红军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同志英勇牺牲[1]，决定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并在全苏区举行追悼大会。
1月1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宣言[2]，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1月21日 罗明经过在闽西几个县的深入工作，感到毛泽东的意见符合闽西革命斗争的实际，于是依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和闽西的实际情况，在新泉就长汀、连城、新泉等地的工作方针问题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他认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对处在根据地边缘区的地方武装应先打击当地的地主武装，不要硬打国民党正规军，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从打小仗中来锻炼和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对边缘区、新区工作的指导应不同于巩固的中心区域，不能把中心区域的工作方式千篇一律地照搬到边缘区、新区来。对扩大红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
1月下旬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从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途经福建上杭时，指责前来迎接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说：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上杭、永定、龙岩干什么？罗明回答：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是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同旬 秦邦宪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同先期到达的张闻天等会合，标志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来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从此，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2月上旬 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进攻路线”，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影响，打击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首先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3]。十五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闽粤赣省委即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宣布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4]全权代表职务。
2月10日 《红色中华》报发表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秦邦宪写的社论《为着布尔什维克的春耕而斗争》，正式提出在老苏区进行查田运动。
2月中旬 向同情革命、追求进步的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提议，将医院改编为中央红色医院，并把它搬到瑞金。傅连暲欣然同意。毛泽东结束休养，回瑞金不久，即派人到长汀将医院及傅连暲全家迁移到瑞金。毛泽东看望傅连暲时说：这个医院，是我们的第一个医院，由你当院长。医院的任务很重，你要当好这个院长，首先得有一个观点，为伤病员服务。这个医院除了给红军看病外，也要给老百姓看病。又说：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要结合进行，要教育大家讲卫生。
同旬 回到瑞金后住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村。不久收到瑞金县云集区苏维埃主席反映土地分配存在问题的信，随即去信约他到自己住处详谈，并亲自到云集区听取积极分子的汇报。在掌握了一些情况后，派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的王观澜到云集区叶坪村进行调查，深入了解土地分配的情况。
2月24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向富农募捐以充战费的训令，指出：向富农募捐以充战费，是战时的紧急办法。富农有捐助战费之义务，不得拒绝政府命令。征募方法是要一方面劝导，同时要带强迫性的。
2月25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关于政府工作人员实行帮助春耕并自己种菜的训令，规定：凡属政府工作人员（从中央政府到乡政府），均须在不妨碍政府日常工作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动员起来，亲自下田，去帮助政府近旁的红军家属及缺乏劳动力的贫苦农民群众耕田。各级政府更须迅即采定旁近政府的空地或荒田，辟为菜园自己种菜。
2月2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常会，议决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工农群众坚决反对和粉碎敌人的进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加强中央各部工作，议决责成各部迅速召集部务会议，检阅过去工作，讨论今后行政实施方针，并健全各部组织。
同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为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告群众书，号召苏区的工农劳苦民众，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用一切的力量帮助前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阀的大举进攻，同时应该加紧春耕，应该设法输出本地土产、输入油盐洋布，应该大家集股组织消费合作社，寻找许多交通小道到白区去，有组织地进行买卖，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3月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电前线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庆贺红一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于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在黄陂地区取得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全部及第五十九师大部的胜利，指出这是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伟大开端。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又在草台冈、东陂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大部及第九师一部。至此，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基本被打破，红军取得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一万余人，缴枪一万余支的重大胜利。这是周恩来、朱德灵活运用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中的经验，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结果。
同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乡村工人分配土地及保留公田问题的决议》，规定：乡村中各业工人，要求分配土地时，不论失业与未失业，应按照分配土地给雇农、贫农、中农那样，分配同等数量质量的土地。各新区域和土地尚未彻底分配的区域，经过群众同意，酌留公田，用于公共事业，如修理桥梁、修理渡船等。
同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革命群众借谷供给红军的训令》，规定：各地政府应协同群众团体进行借谷。借谷运动的完成一定要靠很好的宣传鼓动工作，对那些未曾自动请求借谷的群众，一定要禁止不做宣传而用强借摊派的命令主义方法。关于借谷数目的分配，必须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形及群众出谷的可能性来决定，决不可普遍一律。
3月3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言》。宣言谴责国民党将军们在日本帝国主义大肆轰炸热河和进攻承德之时，依然采取无耻的不抵抗主义，步步撤退。宣言还向全中国民众明白宣告：中华苏维埃政府准备着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队直接作战，并驱逐他们出中国，因此必须扫清一切阻碍我们与日本作战的反动军队与武装！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再一次宣言，愿意与一切真正抗日的军队订立作战协定，但是对于一切侵犯苏区的军队与武装，将给以最严厉的打击，直至把他们完全消灭！
3月4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关于调节民食接济军粮的命令，指出：中央政府已设立粮食调剂局，各地政府应领导群众尽快组织粮食合作社，在粮食调剂局领导帮助之下，努力进行调剂粮食余缺工作。除办米之外，还要办盐，以抵制富农奸商的积藏操纵，以防备国民党的严厉封锁，以调节各地的民食，以接济前方的军粮。
3月5日 关于长汀、瑞金军事防卫问题，同项英致电前方朱德、周恩来，说：国民党军第七十八师及张炎旅之右纵队将到连城，有进攻汀州、威胁首都、配合赣敌行动之企图。汀州为我东南根本重地，不能轻易放弃。敌如前进，当号召汀州、瑞金广大群众及武装以困阻之，决不让该敌钳制我方面军之行动。将宁化、石城独立团等武装编为独十一师，从东北方面胁制该敌，迅即编成十九军，至少两千枪集中使用，以有力地打击向龙岩、永定、上杭前进之敌，不论长汀、连城何种情况，我十九军必须在茶地、太拔、白砂、旧县、新泉一带坚决作战，争取大的胜利。
3月上中旬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发动群众帮助政府工作人员耕田的命令，指出：为了使苏维埃政府成为积极而有工作能力的政府，凡属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服务期内，如果他们家里确是没有劳动力，或是劳动力不足的，由当地政府发动群众代替他家耕种，或帮助他家耕种，以使他家生活比较他本人在家劳动时不感缺陷为限度，务使这些人员解除家庭的顾虑，安心政府工作。
3月15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镇压内部反革命问题的训令，指出：敌人除开军事“围剿”之外，还有计划地在苏区内部组织反革命活动。但是各地苏维埃政府缺乏警觉性，对于反革命活动情形居然忽视。中央政府现在严重唤起各地政府及其肃反机关，要立即纠正这种错误。我们有着广大的群众和坚强的红军，我们有着巩固有力的政权机关，我们要拿了这个有力的政权机关，领导着千百万工农群众和红军，给予进攻我们的内外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3月23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设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及各级国民经济部的命令，指出：在激烈开展着的国内战争环境内，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改善群众生活、增强战争实力的极重要条件。过去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异常忽视，应该迅速转变。
3月2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常会，议决各部制定工作计划，要求每月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责成教育部即日颁发各级教育部的组织纲要，健全教育行政系统。责成土地部立即检查各地的春耕运动情形。责成国民经济部即日起草组织纲要及目前工作方针等。
3月下旬 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三十一日，会议通过《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指责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等执行了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开始反对以邓（小平）[5]、毛（泽覃）、谢（维俊）[6]、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3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临时中央，强调要继续加强军政领导力量，并提出“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临时中央接电后，在关于军事战略及政工原则的“补充指示”中，传达了共产国际的这个意见。
同月 指导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的王观澜，在瑞金县云集区叶坪村进行查田试点工作。在听取王观澜的多次汇报时先后指示说：广泛深入地发动当地群众，认真地宣传、贯彻党的土地政策，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组织起来解决问题。查田运动决不是一件寻常小事，是一个群众性的伟大革命斗争，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把群众真正地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分清敌我，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力量，把斗争推向前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要注意掌握政策，注意不要把有轻微和短暂剥削行为的富裕中农也当做剥削阶级对待，以致侵犯他们的利益，扩大打击面。当王观澜在叶坪搞查田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毛泽东和临时中央政府及时组织工作团到瑞金县的云集、壬田两区帮助开展查田运动，扩大试点成果，继续摸索经验。
4月4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临时中央政府作报告，要求工会帮助政府做五件大事：猛烈扩大红军，向富农捐款，检查土地，加紧春耕夏耕，改造各级不健全的苏维埃政府。
4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进攻，完全瓜分中国的危险之空前增长，与整个民族危机的深入，使我们不得不向一切为中国利益而斗争的人们及劳苦群众再作一次宣言”。宣言重述一月间的提议，在承认三个条件的原则下，中国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宣言号召一切劳动者与士兵在广大的群众中、军队中以及义勇军中加紧工作，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民族的革命的政策。
4月16日—22日 在中共临时中央督促下，为进一步消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的影响，江西省委召开会议批评江西的“罗明路线”，并给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以严重打击，指责“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接着，邓、毛、谢、古四人分别被派往农村或撤换职务。
4月21日 和项英等为开展夏耕运动致信各级苏维埃负责人。信中说：现在夏耕已到，大家不拿出战斗精神来对付夏耕，那末为了群众利益、为了革命战争去增加二成收获的计划，就要受到极严重的影响。因此中央土地部特为编了一个《夏耕运动大纲》发给你们，在这个大纲中指出了夏耕的严重意义，夏耕的目的，夏耕的中心工作，与夏耕中动员群众的方式。你们接到这个大纲之后，要立即召集各种必要的会议解释大纲的要点，讨论本地的进行办法，立即将革命的夏耕战斗开展到所有红色农村中去。
4月2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常会，讨论并决定：闽北苏区及赣东北信、抚两河间地区划为闽赣省，成立以邵式平、毛泽东等二十五人组成的闽赣省革命委员会，邵式平为主席。会议审查国民经济部暂行组织纲要，明确国民经济部与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各部的工作关系与职权划分。会议还责成土地部训令各地多种杂粮蔬菜，以解决粮食青黄不接的困难。
4月28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关于在各级增设国民经济部的训令，指出：“提高苏区的各业生产，扩大对内对外贸易，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这在目前激烈发展的国内战争环境下，有第一等重要意义。”“拿经济建设上的胜利，去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激发群众更高的革命热忱，同时保障红军的需要以配合整个的战争动员，这对胜利的战争是有决定意义的。”训令要求各级政府立即按照规定建立国民经济部的各种机关。
4月 住地叶坪遭敌机轰炸，随临时中央政府机关迁居沙洲坝。了解到当地群众饮用池塘水不卫生，便带领干部和群众挖掘一口水井。
5月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常会，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提议，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前方移至瑞金，增加项英、秦邦宪为委员，由项英暂行代理主席。在前方另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此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实际上由秦邦宪、项英等在瑞金主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
5月17日 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团前往瑞金县武阳区，准备出席在武阳区举行的赠旗大会，以这个典型推动夏耕运动。途经该区石水乡，听取乡苏干部的汇报，视察生产劳动。晚上召开乡苏干部座谈会，了解土地、劳动、优抚红军家属、耕田追肥等情况，还着重调查苏维埃代表制度和代表联系群众的情形。十八日，到达武阳区苏维埃所在地。晚上，同干部座谈，了解他们动员群众搞好春耕生产的经验，鼓励他们继续搞好夏季生产。十九日，出席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的武阳区赠旗万人大会，并发表演讲。称赞武阳区特别是石水乡的春耕成绩，号召瑞金全县人民向武阳区学习，搞好夏耕生产运动。会上，代表临时中央政府将写有“春耕模范”的奖旗赠给武阳区和石水乡群众。
5月20日 召集参加赠旗大会的瑞金县各区、乡代表开会，作关于夏耕运动、查田运动和改造苏维埃群众团体的报告，指出这是全县当前的三项紧急工作。会上，向代表散发了临时中央政府《为夏耕运动给各级苏维埃负责人的信》和中央土地部编印的《夏耕运动大纲》。
夏 重过大柏地，回忆起一九二九年二月同朱德利用山高林密的条件，指挥红四军消灭追敌刘士毅部两个团的胜利战斗，作《菩萨蛮•大柏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5月2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全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表《告闽粤白军士兵书》，指出为要使英勇的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消灭占领华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军队，必须消灭同日本订立密约出卖整个华北的国民党罪魁蒋介石的主力，来肃清北上抗日的道路。在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向广东、福建的一切武装队伍提议，在承认三个条件的原则下，同他们订立战斗协定，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卖国的蒋介石南京政府。
5月30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平津宣言》，严厉谴责以蒋介石为罪魁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宣言指出，在他们的手下断送了满洲、热河、上海之后，现在同日本帝国主义即将签订《塘沽协定》，又将北平、天津与察哈尔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地团结起来，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收复我们已失的土地，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领土的完整。宣言再次重申，愿在三个条件下同一切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战斗协定。
5月 和胡海[7]向中共苏区中央局汇报一部分地区开展查田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六月二日，中央局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肯定少部分地区查田运动的经验，同时仍然推行一些“左”的土地政策，如批评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政策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提出“应对富农窃取土地革命果实的企图给以严厉的打击，没收他们多余的农具与好的田地，分给他们以坏的劳动份地”。
6月1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指出：现在各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尚有广大区域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在这广大地区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成了各级苏维埃刻不容缓的任务，责成各级政府用最大注意去领导整个查田运动。在查田运动中，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着贫农，坚固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攻。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查出来，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同日，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关于召集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会议及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通告。
6月10日 和项英等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否认国民党签订卖国协定通电》，指出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华北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将华北广大地域与几千万民众完全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全中国民众绝对不承认华北停战协定，全中国民众一致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卖国协定。
6月上旬 出席在宁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提出申诉。但是，秦邦宪在作结论时重申前次宁都会议是对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6月14日 写《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文章指出：“查田运动是一个剧烈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查田运动的策略是，“以工人为领导者，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但富农与地主有分别，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挨家挨户去查是绝对错误的。决定阶级成分，要十分谨慎。如果过去有通过错了的，应该推翻原案，如是中农一定要赔他的土地财产，如是富农，现在有赔则赔，如果实在没有赔，只好将来想别种方法。这种赔还，最能争取群众。这篇文章，后来在十月二十八日出版的《斗争》报上发表。
6月17日 中央苏区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博生（宁都）、石城、宁化、长汀八县的县、区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在瑞金叶坪临时中央政府大厅开幕。毛泽东代表临时中央政府发表演说，指出：分配土地在广大区域已取得相当成绩，但有许多地方还没有彻底解决，证明农村阶级斗争还没有十分深入。这次会议的意义，就是要求各级苏维埃负责人今后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动员广大雇农、贫农、中农深入开展查田运动。
6月18日、19日 向查田运动大会连续作报告，内容包括“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查田运动中坚持执行阶级路线”、“争取群众的大多数为消灭封建残余而斗争”、“在查田运动中改造苏维埃”、“查田运动中的肃反工作”等问题。报告指出，在任何苏区内大都有三种区域：斗争深入区域，斗争落后区域，新发展区域。新发展区域的中心问题是以武力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和富农的土地，分配土地给雇农、贫农、中农，分给富农以坏田。斗争深入区域的中心问题是土地建设。斗争落后区域的中心问题是查田查阶级，这些区域占中央苏区的大部分。查田运动要依据农村阶级斗争的发展状态去开展。报告强调，查田运动是目前工作中最主要的一环，只有党、苏维埃、工会都以全力加入这个运动，才能发动、开展与完成这个运动。
6月21日 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闭幕。毛泽东作总结报告，指出：为了最后消灭封建残余势力，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巩固苏维埃政权，必须开展广泛深入的查田运动。查田的目标是查阶级，而不是再分田，严格分别分田与查田，不但为了稳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而且为了查阶级斗争的胜利，必须联合中农，集中全力对付地主富农的反抗。
6月25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开幕式，代表临时中央政府致开会词，说明苏区内还有地主残余和富农，他们假冒贫农、中农，窃取土地革命的利益，混到苏维埃和群众团体里面进行反革命活动；解释中央政府召集这样大会的意义，就是要开展查田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会议期间还作了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大会于七月一日闭幕。
7月4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关于倡办粮食合作社问题的布告，号召每一个乡至少建设一个粮食合作社，由工农群众自己集股。粮食合作社可以调剂市价，使苏区内粮食价格在常年内不致过高或过低，同时可以保障农民不受粮食缺乏的困难，免去奸商、富农的残酷剥削。
7月10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关于普遍建立县区两级国民经济部的训令，限定在八月十日以前建立起来，不得片刻延缓。国民经济部的人员尤其是部长，不论哪一级都必须是在政治上工作上最强的干部。“必须这样，才能担负立刻到来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责任”。
7月1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常会，批准中革军委关于以南昌起义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决定。会议还决定：建立红军烈士纪念塔；八月份在中央苏区召开两个经济建设大会。
7月15日 和项英等发布《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指出：贫农团不是纯粹一个阶级的组织，而是广大的贫农群众的组织。它的作用是赞助政府，而不是代替政府的工作。贫农团要特别注意中农的利益和权利，建立贫农团与中农的巩固联盟。贫农团只有在共产党与苏维埃领导之下，才不致受一切落后的农民意识如绝对平均观念和地方观念等所支配。贫农团应当实行很宽泛的革命民主制度。《工作大纲》规定了贫农团的十项工作，包括讨论土地分配问题，讨论生产问题，讨论组织多种合作社问题，讨论救济灾荒、群众卫生、战争动员等问题。
7月20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告，决定八月十二日与八月二十日分别召集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与北部十一县部分工作人员在瑞金、博生两处开经济建设大会。通告列出到会人需要准备的有关经济方面的各项调查统计报告，强调“报告必须是很忠实的”。通告要求各级苏维埃负责人：（一）要使应到会的人都能按时到会；（二）到会人都带着忠实的报告来；（三）立即在乡进行普遍的经济建设宣传，特别是发展消费合作社与粮食合作社。
7月26日 临时中央政府为推动查田运动的健康发展，决定立即派人分途出发指导，要求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汀东等以县为单位，在八月份召集县苏执委扩大会及各乡苏维埃主席大会，总结查田运动的经验教训，检阅领导是否得力，工作是否适当。
7月29日 在《红色中华》上发表《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一文，指出：为着争取全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伟大胜利，首先应该增加自己的力量，提高胜利的信心，把一切献给战争；其次必须保障红军给养与群众生活必需品的充裕的供给，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争取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最后“要反对一切对于战争的疲倦心理，尤其要反对那些在敌人五次‘围剿’面前，表现惊惶失措，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者，但同时我们也要反对‘左’倾的空谈与胜利的宿命论者”。
7月30日 应邀出席工农剧社举行的纪念“八一”晚会，作中国工农红军历史的讲演，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说到广州起义，从井冈山的斗争说到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指出每一次战争的胜利全靠党的正确路线，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空谈与动摇。
8月9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选举运动的训令。训令指出：这次选举是从乡苏、市苏一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实行改选，这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参加政权、巩固政权的伟大运动。要使这次选举密切地与当前中心政治任务联系起来，要从选举中来健全各级苏维埃的组织与工作。苏维埃政府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府，这是目前阶段上革命政权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表现在选举上，一方面剥夺一切剥削分子的选举权，另一方面吸引尽可能多数的工人农民积极地参加选举。进行选举时，要使选民尽量发表意见，使革命的民主精神充分表现出来，绝对禁止用强迫命令的方式通过代表名单。除政治表现为选举的最主要标准外，工作能力亦应相当注意。只看成分，不看能力，把能力过于弱的分子选入政府，是不妥当的。同日，和项英等署名颁布《苏维埃暂行选举法》。
8月12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作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报告从根据地的实际出发，着重说明经济建设对支持革命战争、发展红色区域的重大作用，指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着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以保障红军的物质供给，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并且也是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激发其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以巩固工农联盟和工农民主专政。报告批评了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对立起来的两种错误观点：“那种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观点是不对的。因为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那种认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这个报告的一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8月13日 以笔名子任在《红星报》发表《吉安的占领》一文，总结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红一军团占领吉安的经验与教训。文章指出：这次攻占吉安，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给进攻的敌人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重大损失，这是由于反对了立三路线的主张（立三路线反对打吉安，主张打九江，说先打吉安后打九江，是断送中国革命高潮）而达到的。但在军事上是有缺点的，一是兵力没有完全集中就进行攻击；二是未经过侦察阶段即布置兵力，致使夜间的攻击计划不适当；三是红三军团放在离吉安很远的清江，以致未能把国民党军邓英部全部消灭。
8月1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常会。鉴于江西省苏辖境太大，行政指挥上不便利，决定以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寻乌、安远、信康七县成立粤赣省。为着造就大批新的苏维埃工作干部，决定开办苏维埃大学，成立以毛泽东为校长的大学委员会。决定第二次全苏大会议事日程，指定王稼祥、刘伯承、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十五位同志组织起草委员会，以梁柏台为主任。
8月20日—23日 中央苏区北部十一县在博生县召开经济建设大会。大会对于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了四天的详细讨论，特别指出各县应该坚决反对并打击经济建设工作中的强迫命令摊派的官僚主义方式，应该广泛地发动群众，以经济建设的力量来帮助革命战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8月21日 主持召开苏维埃大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招收一千五百余学生。暂分普通班与特别工作班（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等八班），在临时中央政府附近建筑新校舍，并定于九月初举行开学典礼。
8月25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央政府关于整顿财政部工作的训令》，指出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原则应该是：（一）把负担加在剥削阶级身上，主要是在白区与苏区内向地主罚款，向富农捐款，以及在不损害苏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向商人作适当的征税。（二）努力进行经济建设，从发展国民经济，打破敌人封锁，节制商人剥削，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三）依靠劳动农民群众的革命热忱去征收适当的土地税，充裕国家的财政。
8月28日 在《红色中华》上以“东”署名发表《开展拥护国币的群众运动》一文，说：国币是发展国民经济、便利群众交易的工具。政府对于国币流通数量及其信用，是有一定计划与充分保证的。近来有一部分地方，发生不信用国家纸票、银毫或者降低纸票价格的现象。中央政府已命令各地政府，立即实行下列方法：（一）向群众作广大的宣传解释，鼓励群众普遍使用国币，严办故意破坏纸票的分子。（二）召集商人小贩开会，说明苏维埃纸票是有全部国家收入做抵押的。（三）各机关各部队必须一律使用纸票、银毫。
8月29日 在《斗争》报上发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文章认为，从六月八县查田大会后，查田运动已经成了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有些地方放弃查田运动的领导，有些地方竟对地主、富农投降。文章着重指出：必须迅速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要把侵犯中农的危险唤起全体党员的注意。要‘严厉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因为这是目前查田工作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的十分严重的危险。”“已经没收了中农的土地财产的地方，苏维埃人员要向当地中农群众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把土地财产赔还他”。
8月30日 和项英等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国际反帝非战代表大会电。电文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全中国被压迫民众的代表，它否认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国民党政府所订立的一切密约，它正在号召、动员与武装全中国的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建立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来保持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9月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发表《告全世界工农劳苦民众宣言》。宣言指出：国民党军阀政客从美、英、日、法、德等帝国主义方面得到许多新式武器和战争经费。这些帝国主义利用你们制造的武器和从你们身上压榨出来的血汗钱，去消灭我们这些为自己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中国民众。希望你们帮助我们反对那些要使我们再过黑暗的非人生活并要屠杀我们的刽子手。宣言再一次向全国军队宣告：不论什么军队，只要赞成我们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提出的三个条件，就可以和我们签订战斗协约，以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来保护我们的民族生存和争取我们的民族解放。
同日 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大会上，作《今年的选举》的报告。报告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苏区的工农群众已经夺取了政权，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护这个政权，发展这个政权，使之能尽打击内外反革命势力、增进工农生活福利的重大作用。要使之能尽这种作用，就要用选举的方法，把大批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选进苏维埃去，而把旧人员中那些不中用的分子淘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报告提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方面，是打击反革命的武器；第二方面，是工农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工具。报告还对选举运动中的宣传、组织、选举单位、工作报告、候选名单、选举大会、选举委员会等事项，作了具体的说明。九日，毛泽东作大会总结。
9月 在瑞金沙洲坝新创办的苏维埃大学开学后，经常到校给学员讲课。
同月 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其中五十万军队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敌人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于二十八日占领黎川。此时，共产国际东方部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李德[8]，已从上海到达瑞金。他在秦邦宪的支持下，实际上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实施一系列错误的方针和战略战术。
10月10日 和项英等公布由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明确规定在这“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本决定予以变更”。决定对土地斗争中提出的一系列政策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包括关于劳动与附带劳动的区别，地主与富农的区别，富农与富裕中农的区别，富裕中农与其他中农的区别，贫民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游民无产者问题，地主、富农兼商人的问题，债务问题等，共二十个问题。决定指出：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它同其他中农不同的地方，在于有轻微剥削；它同富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剥削收入不超过全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知识分子不应看作一种阶级成分，其阶级成分依其所属阶级确定。知识分子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一切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条件下，应充分利用他们为苏维埃服务。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财产不没收。这个决定，主要纠正“左”的偏向，同时也受历史局限存在某些“左”的错误，如仍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
同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阶级》一文。这篇著作，同样为了纠正土地斗争中发生的偏向和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写的。它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怎样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作出明确规定，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改革政策的重要文献。这篇著作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10月11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于都、会昌、门岭、长胜、西江、瑞金六县农业工会查田运动大会，作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着重指出查田运动是最后肃清苏区封建残余势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工作。同时讲到与查田运动不能分开的任务，是战争动员、扩大红军、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等。
10月15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从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同时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和《违反劳动法令惩罚条例》。决议指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所颁布的劳动法，经过一年半实施的经验，认为该劳动法的条文有些地方不合于现在苏区的实际环境，对于雇用辅助劳动力的中农、贫农与手工业者，没有变通办法的规定，在执行上发生困难，而且有许多实际事项没有规定进去，而这些实际事项又迫切需要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增进工人的利益，巩固工人与农民的联盟，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在一九三三年四月间，组织了劳动法的起草委员会从新起草劳动法，五个月来这一新的劳动法草案经过各地工农群众的讨论，集合了许多意见。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劳动法草案与各地的意见加以审查修改。
10月18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紧急动员令》。动员令说：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大规模的决战已经开始，动员一切力量为苏维埃的出路而战，争取这一决战的全部胜利，这是整个苏维埃政权目前最中心最尖锐的任务。动员令要求各级政府用尽全部力量进行战争动员，必须完成扩大红军的计划；必须保证红军的物质供给，每一件经济建设工作应与战争密切联系起来；必须发动广大群众担任运输工作；必须特别加紧肃反工作与赤色戒严；必须以最大的力量注意边区、新区工作；必须加紧检举对于战争动员工作的消极怠工和官僚主义的分子。
10月24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纪念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报告书指出，残酷的持久的国内战争，要求苏维埃极大地注意于经济建设事业。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必将使革命战争得到确实的物质基础，使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关于苏区的经济建设，报告书提出：第一个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第二个任务是发展工业生产，第三个任务是发展出入口贸易，而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发展合作社是刻不容缓的。报告书还提出，革命战争与苏维埃建设事业，要求苏区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一般的提高。使所有苏区的劳动民众都受到教育，开展文化战线的斗争，已成为苏维埃建设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10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和《怎样分析阶级》两个文件以后，各级苏维埃政府认真贯彻执行。由于文件对阶级成分的划分有明确规定，各地在查田运动中错划的阶级成分基本上得到纠正。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更加发扬，雇农工会与贫农团成为苏维埃在农村中的柱石。
同月 和朱德在瑞金会见前来谈判的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和陪同人员第十九路军参议陈公培（吴明），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赞同和第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问题上的合作。二十六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潘健行（即潘汉年）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疆界，恢复贸易，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双方开始实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11月1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为“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书，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出卖东北、华北和镇压一切反日的革命运动的罪恶行径；指出“中日直接交涉”，“必然是南京政府进一步的投降卖国”；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为中国民族与中国民众的最后解放而血战；并再一次向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提议，在三个条件下订立反日反蒋的战斗协定。
11月20日 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福建事变后，蒋介石迅速从“围剿”苏区的前线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这是红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毛泽东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9]。但是秦邦宪和李德害怕红军转向敌人统治区会丢失根据地，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以至于红军未能主动及时地援助十九路军，并错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战机。
11月中旬 为了总结苏区乡苏维埃工作的经验，给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率中央政府检查团到兴国县长冈乡进行调查。在列宁小学召集乡和村的干部有中共支书、乡苏主席、村代表主任、赤卫队长、贫农团主任等开调查会，还在同农民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中了解乡苏工作和农民生活情况。通过为期一周的实地调查，详细地考察研究了长冈乡的工作，随后写出《长冈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通过系统的调查，总结了长冈乡的经验：第一，关于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经验。第二，关于切实关心群众生活，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紧密联系起来的经验。第三，关于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任务同时解决的经验。十二月十五日，为《长冈乡调查》写一前言，指出：要动员群众完成我们提出的任务和计划，“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
11月下旬 长冈乡调查结束后，随即率中央政府检查团到福建上杭县才溪乡进行调查，先后召开由工人、农民和乡干部等参加的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还走访红军家属和贫苦农民，对乡苏政权建设、扩大红军、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研究。随后，写出《才溪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这个调查全面地总结了才溪乡苏维埃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回答了在国内革命战争环境下根据地的建设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这个重要问题，批驳了机会主义者脱离实际的错误观点。《调查》中指出：“我们重复的说，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铁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如像说国内战争中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如像说苏区群众生活没有改良，如像说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说扩大红军便没有人生产了”。
11月前后 寄列宁所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给在闽西指挥红军作战的彭德怀，在书上用铅笔写着：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又寄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在书上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12月15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处置红军中逃跑分子的命令。命令指出，“反逃跑斗争是保障红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工作”。其中宣布：拖枪逃跑者，一经捕获一律就地枪决；组织逃跑者，一律逮捕经公审枪决；屡次逃跑、造谣破坏红军及归队运动者，一律逮捕送法庭处以有期徒刑直到枪决；因政治觉悟不够而个人逃回者，各级政府应加强对他们的宣传鼓动，使他们自愿归队，决不能采取逮捕禁闭等办法；任何逃跑分子绝对不许收容在后方机关、部队、团体中工作和服务。
冬 和项英等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号召群众努力冬耕、准备春耕给各级苏维埃人员的信，指出“经济建设计划之完成成为争取战争胜利最主要条件之一，而今冬与明春农业生产之有计划的与具体之进行则又占着经济建设之极重要位置”；强调“为了战争与群众迫切需要，我们必须具体的来准备明年春耕，这里最基本的工作就是今年的冬耕运动”；提出“乡村劳动互助社的成立与发展是进行冬耕准备春耕的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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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3年1月8日，赵博生在江西南城指挥红军部队同国民党军作战时牺牲。
[2]这个宣言，是在日军攻占山海关，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的形势下，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
[3]秦邦宪1945年5月3日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发言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上）一书中写道：“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
[4]杭永岩，指福建上杭、永定、龙岩。
[5]邓小平，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6]谢维俊，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省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5师师长。
[7]胡海，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委会委员、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8]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1932年10月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秦邦宪在上海时得知他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聘他为军事顾问。李德到达瑞金的时间，一说为1933年10月。
[9]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