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上） 1936年_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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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上） 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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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　致电彭德怀：“目前情况下，野战军似宜以休养生息为主，如无充分有利的作战条件，不妨以八月全月为整训时间。从政治的军事的党的各方面进行有计划的教育，务达到一定的进度。一面派出人员从陕甘宁全省进行扩红，后方医院进行治疗改善，以便在八月增加兵员。团以上高级干部宜有特别的教育计划，为将来计，高级干部教育占了特别重要地位。高级干部教育内容主要的是学习政治。”电报还指出：如果我们在八月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成绩，到九月份同红二、四方面军南北夹击夺取陕甘大道的战斗，就将更有力量进行了。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签署通令：命令除红军大学及总政治部直属毛泽东指挥外，所有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各直属独立部队，各省军事部，军委各部门，后方各机关，统归周恩来指挥。任命红军大学校长林彪兼志丹城卫戍司令。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连致两电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朱绍良[96]、王均等布防和封锁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路线的情况，并提出红二、四方面军的行动部署。电报说：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包座到哈达铺五百里有险隘五六处，宜选精锐二千余人以机敏坚毅之首长率领向前开路。最好除此路外再在西边选一条直达岷州附近之路，分两路北进较为妥当。

8月3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热烈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指出：“接八月一日电[97]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8月5日　为《长征记》征稿事，和杨尚昆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信函，说：“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8月9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就目前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致信张学良：“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信中指出：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

8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报告说：蒋介石依靠日本、出卖投降的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等，战术有所改变，而战术的改变有可能影响其战略的动摇。两广事变虽然遭到挫折，但它使蒋介石内部裂痕加深。蒋介石过去让出东三省，镇压群众，不同我们往来。现在改变了，也说统一战线、国防政府，要同我们往来，这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日本的退让，以巩固他的统治。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要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报告指出，创造西北国防政府，红军与东北军正在协商中，两方面都要做艰苦的努力，在东北军要加强政治工作，在地方应加紧巩固工作。报告认为，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对于打通苏联，保卫苏区，统一红军领导，都有很大的意义，应极力地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并使他们完全在中央领导之下。毛泽东在结论中进一步指出：民众抗日已经冲破蒋介石的压迫，但是还没有冲破蒋介石的最高界限，即还没有实现民主。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我们则要求他先给抗日的民主。“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党的独立性。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决定公开发表宣言，专门写一封信给蒋介石。

8月11日　致电刘鼎，请他同张学良商量：红二、四方面军即出岷州、陇西之线打毛炳文，速乘此机调固原两师入兰州，我一方面军可不打固原。望派飞机到肤施接潘汉年，以便快晤张学良。

同日　致电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将领，要求广泛宣传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胜利，指出：“我二、四方面军前锋已抵哈达铺及西固[98]附近，西岷大道被我切断，毛炳文、王均、鲁大昌[99]惊慌异常，我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势已成。这一空前的伟大胜利，将兴奋着全苏区全中国的广大群众和同情我们的武装部队，将震惊着我们的敌人。望即根据上次军委总政的电令，分别在部队中、地方群众中广大宣传，并以扩大部队，训练部队，培养干部，争取胜利，巩固苏区，争取白军，联合苏蒙，共同抗日，保卫西北，庆祝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胜利，庆祝三个方面军大会合等为中心口号，来作庆祝胜利的动员。”

8月12日　和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何凯丰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建议：“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100]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电报提出对南京的策略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地分别地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等前提之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号召，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目前不出河南；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一切统一战线的谈判，以忠诚态度出之。”

同日　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将领，提出“为加强统一战线的活动与争取白军工作，需要从前线俘获的白军官兵中施以着重的政治教育并特别优待，以便训练出一批可以奔走各方的人才，至少可做联络交通”。

8月13日　致信杜斌丞[101]，希望他进一步推动杨虎城参加抗日联合战线，对西北各部亦望他大力斡旋。

同日　致信杨虎城，对杨同意联合战线表示欢迎，告以派张文彬[102]奉诚拜谒，提出：“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同日　致电彭德怀，提出：红一方面军八月至九月中旬仍以训练生息为宜，同时求部分扩红，巩固现有根据地，形成强有力的中心力量。准备九月中旬以后向西出动一步，仍以休养、训练、扩红、扩地为目的，对东北军何柱国、董英斌二部放弃打的企图，全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当红二、四方面军甘南任务完成，九、十月间北上时，红一方面军便以军容整壮之姿态与之会合于固原、海原地区。

同日　就红四方面军的行动部署问题，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如能攻占岷州城，则打马、打毛、打王[103]，均十分有利，战略上大占优胜。万一攻不开，则围城打援。毛炳文现正以一部从陇西增援，是消灭他的好机会。朱总司令宜派人去见王均、曾万钟[104]，彼等孤危，不难收效。城内鲁大昌亦宜派人，允许放他向临潭跑。”

8月14日　分别致信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105]，呼吁组成抗日联合战线，并告以派同志前去拜谒，“乞赐接谈，如承不弃，予以具体进行办法”。

同日　致信宋哲元[106]，称赞他情殷抗日，希望他及二十九军，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的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的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战争。

同日　致信宋子文[107]：“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

同日　致信傅作义[108]，指出：“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

同日　致信易礼容[109]，指出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希望他努力促成之；询问李达夫妇情况，谈到读了李达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信中还说：“闻兄之周围有许多从前老同事，甚为怀念他们，希并致意。希望你们能发展一个有益于国有益于民的集体力量。”

同日　致信王世英[110]并转刘少奇[111]：必须向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继续做工作。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112]六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

8月18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发出关于筹款的训令。训令指出：根据最近中央对于土地政策的新决定，对于地主，只要他不反对抗日红军，应避免用没收办法，而以募捐的方法使其尽量拿出金钱、粮食和物品，宁可少没收一家，不可错没收一家。在筹款中，必须注意经济政策，没收地主的商店固然不对，没收一般的商店尤不容许。在苏维埃法律范围内，给商人以适当的保护。在不损害商业的条件下，向富商作深入的救国宣传，进行募捐运动，筹得抗日经费。

8月19日　和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就改哥老会为江湖抗日救国会问题，提出：我们对哥老会是以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其大多数到抗日战线上来；不应勉强使回人哥老会加入汉人哥老会，也不应勉强将他们合并，必须坚持回人事情由回人自己处理的原则。

8月22日　就红一、二、四方面军的战斗部署问题，电询彭德怀：“假如以四方面军待机独立攻青海，一方面军独立攻宁夏，而以二方面军位于中央（例如在岷州、静宁、天水地区）钳制敌人，策应两方，估计能达占青、宁两地之目的否？主要的是一方面军有独立战胜宁马[113]之把握否？”“如以二方面军位于陕甘大道附近钳制毛、王、何[114]，看一、四两方面军分攻宁、青之第一步战果，再定增加与否及向何方增加，距离与时间上来得及否？我觉得如果冰期在两月以上，则增加是来得及的，判断合于事实否？”

8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肯定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对于外交政策的新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但“基本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致国民党书》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我们“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

同日　致电潘汉年[115]：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应于接电后七天内回到保安，领受新的方针，再以七天至十天到达南京开始谈判。

同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为着靠近苏联，为着保存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这一带布满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希望苏联方面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目前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否则，只好把三个方面军的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而这种做法，对我们非常不利，将造成许多损失。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发出关于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红二、四方面军任务的训令。训令规定：在九至十一月，我二、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在甘南活动，消灭毛炳文、王均部，发展苏区，准备冬季新的行动。我西方野战军九至十一月的任务是，消灭二马部队于运动战中，在不付过大代价条件下，克服若干必要的城寨，占领海原、打拉池、同心城及其以北地区；从发动回民群众斗争之中，争取回民大量加入主力红军；发展西北苏区，保障定边、盐池、豫旺苏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作战。三十一日，西方野战军由豫旺堡南北地区向西出动，迅速控制了中宁至固原大道以西、海原以东地区。九月十四日，又占领将台堡和打拉池。红二方面军于九月十一日从哈达铺附近出动，至十九日，先后攻占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地。红四方面军则在九月七日前攻占漳县、临潭、渭源、通渭四座县城，以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

8月26日　就红军大学教学问题致信校长林彪，指出：“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信中提出，应把文化课更增加一些，增加到全学时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在定期检查时，把文化作为重要的检查标准之一。

同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

8月27日　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聂荣臻，程子华等，要求西征军目前抓紧对马鸿逵、马鸿宾的争取工作。

8月30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日本向绥远有急进之势。全国民众抗日运动有更大发展。南京抗日、联日两派斗争颇烈。估计蒋介石在西南问题解决后出兵到西北，尚有两个月左右时间。蒋介石有于西南问题解决后分化东北军撤换张学良的企图。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一）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二）紧密地联合东北军，并进行西北其他各部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新局面。（三）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准备冬季打通苏联。（四）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使之成为另一战略根据地，与陕北、甘北相呼应。（五）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

8月底　致信王以哲：蒋介石的政策开始有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双方谈判现将进至比较具体的阶段，虽何时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实已存在。倘能达到成功之域，对贵我双方之合作事业自有极大之便利也”。信中认为，王以哲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则以全国与西北的有利形势，以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力量，决不怕外间若何之风波也”。

9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说：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

9月3日　致信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指出：贵我双方彼此接壤咫尺，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

9月4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介绍陕西、甘肃、宁夏各苏区情况，指出：陕甘宁苏区，版图颇大，东西长约一千二百余里，南北亦六百里。现有盐池、定边、靖边、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环县、豫旺九城在我手中。各县地形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物产一般贫乏，不能供给大军久驻。神木特区，东西长二百余里，南北约三百余里，游击战争颇发展。关中苏区，南界距西安九十里，中部、三原、庆阳等十县的乡村已连成一片，县城非我所有。陕南苏区发展至二十余县，部队约二千人。

同日　致电西安刘鼎即转潘汉年，告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谈判代表已到，为了讨论整个统一战线问题及西南问题，请潘汉年动身回保安。

9月7日　致电宋时轮并转贾拓夫[116]：我们委任回人马怀蔺为西北抗日救国军第一路游击司令。马为哥老会首领，在宁夏有群众，应优待和帮助他。马由保安到定边，需沿途派兵接送。十日，再电贾拓夫：马怀蔺到定边后，要经常以开会方式同他讨论，争取马部军队，争取宁夏军队、群众及组织游击队，并详细调查宁夏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各方面的情况。

同日　致电刘鼎：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红校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付来。

9月8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三月南京有人来接洽，我们提出一般的条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两次来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讨论了对南京的方针，大体见以前给你们的电报，然而我们的估计还是不足的。八月下旬国际有进一步指示。目前我们的联络代表又已出去向南京接洽，双方正式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问题，依情势看有成就之希望。”“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

同日　致电彭德怀，告知红二、四方面军行动计划和统战工作进展情况：红二方面军出两当、徽县，扩大占领区域，相机消灭王均。红四方面军在岷县、临潭、渭源、漳县、陇西、武山地域，一部出通渭、静宁。林育英率一组人在曲子主持统战工作，由周恩来指挥。南京代表来而复去，约主要负责人见面，有成就希望。李宗仁、白崇禧有代表来华北，我们有人去南京。

同日　致信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信中希望邵力子去旧更新，重整《觉悟》[117]旗帜。

同日　致信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王均：“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两党合作之局既为时不远，双方前线宜尽可能减少冲突。如何之处，敬候卓裁。”

同日　致信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军总司令、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望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尚祈致意蒋先生，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

同日　致信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红军北上为抗日，此外悉无所求，先生断乎不可以恶意抗拒。”“已电告甘南甘北部队，在贵军不过为已甚条件下，不与先生以困难。如先生赞同一致抗日之议，可随时派人与前线红军首长协商。”

9月10日　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指出：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三个师准备向通渭进攻，红四方面军通渭、庄浪部队宜向西迫近秦安游击，迟滞敌军，掩护红二方面军提前北进。红二方面军速通过通渭进至界石铺、通渭之间休息，准备经界石铺转静宁、固源、隆德之间。同日，又致电彭德怀并告左权、聂荣臻，要红一军团第二师速转移至静隆大道，相机袭占庄浪，迟滞胡宗南、王均部进攻通渭，以便红二方面军转移至通渭以北地域休息。

9月11日　和周恩来、秦邦宪致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通图书馆。明日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德怀、刘晓停一星期。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

9月13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并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红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宗南占领该线，这是最重要的一着。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宁线出动，滞阻胡宗南西进，以便于红四方面军出陇定大道，并准备作战。

9月14日　就占领宁夏的部署问题，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红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红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互相策应；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的侧后。“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钳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取得密切之配合。”

9月15日　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负责人及陕甘宁省委负责人，指出：九、十两月须用全部精力进行宁夏的军队运动与回民哥老会运动，务必取得决定的成绩。所有各兵团领导及政工人员，务必克服对统一战线及回民工作认识不足、教育不力、工作不切实的弊病，必须选拔与指定多数得力干部担任此种工作。

9月15日、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发言，着重阐明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问题。他说：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时参加过革命，一九二七年叛变了革命。现在，由于经济危机的加深，日本的压迫，买办资产阶级在南京政权占据了绝对优势，民族资产阶级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统一战线，但这样的领导是要争取，现在正在争取。国民党也正在争取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中间阶级有成立新的政党的可能，他们有广大的群众，但他们是动摇的，我们应当争取他们。大革命时，我们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这是世界上第一次，那次联合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现在重新与资产阶级联合，更应该由我们领导，这样才能实现抗日的胜利。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加紧对南京以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而我们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当前的任务。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不是国民党所说的西方现代国家，它是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工人农民的国家。一旦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我们应该参加，但要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的独立性。民主共和国一定要在群众运动、红军和苏维埃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毛泽东还批评了过去中央苏区在组织问题上的宗派主义错误，指出对“罗明路线”、对萧劲光等人的处理是错误的，不让瞿秋白随军长征也是不对的。十七日，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方法，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独立，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9月17日　致电彭德怀：“胡宗南全部到西安，正陆续西运，甚速。已连电朱、张速以主力进占界石铺。为配合打击胡宗南，似有以我一军团一部向固原南部及西南部出动之必要。而在一二日内聂率之第一师宜集中行动，配合策应于静隆大道北侧，向大道绕击，阻滞胡敌西进，同时以利我四方面军北出界石铺大道。”同日，和周恩来、彭德怀再电朱德、张国焘：我第一师已到静宁、会宁北端的单家集一带，红四方面军主力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

9月18日　致信宋庆龄，对她自武汉分共近十年来的革命救国言论和行动，表示敬仰。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委的资格作具体实际的活动，以“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信中说派潘汉年前来面申组织统一战线的意见，与她商酌公开活动的办法，并请她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118]等与潘汉年面谈。

同日　致信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119]，提出：要达到实际地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信中还说：“我相信我们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国口号，必为诸位先生所赞同，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实行真正抗日救国的最好方策。”

9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夺取宁夏问题。毛泽东发言说：今天讨论一个军事问题，就是夺取宁夏，大体计划已定下来了。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夺取宁夏的胜利，对开展局面有决定的意义，陕甘亦可巩固。宁夏堡垒比较多，如果没有群众工作，专靠硬打是不行的。在这里，白军工作、哥老会工作、回民工作是整个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加紧十一、十二两月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决定成立宁夏工作委员会，李维汉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并以叶参谋长名义指挥军事。对于马鸿逵，要坚决、迅速地消灭之。我们总的策略是联合一切，但不联合马鸿逵，要估计到马鸿逵是绝对无联合可能的。对于土豪，目前一切不打。以后在不妨碍军事行动时，原则上不打，但在红军需要时、群众需要时，也可以打，并要估计到一切土豪没有不站在马鸿逵方面的。

同日　就夺取宁夏、打通苏联的问题，和周恩来、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并致任弼时、贺龙：“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宁夏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

9月21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复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四同志的意见[120]。周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主席团地点暂在同心城附近为宜。

9月22日　致信蒋光鼐、蔡廷锴[121]，提出：“为达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122]，拟具草案八条借供研讨，并祈转达陈真如[123]先生及十九路军各同志。如荷同意，即宜互派代表集于适当地点正式签订。”

同日　致信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124]，指出：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的阶段。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的重要一着。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对贵方所提草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如荷同意，即祈诸位先生签名盖章，即成定案。如有尚待磋商之处，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确定。

同日　致信于学忠[125]，介绍彭雪枫[126]去申述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救国之旨；指出“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

同日　致信蔡元培，希望他持抗日救国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

同日　朱德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刘伯承，指出：张国焘不同意静会战役计划，拟根本推翻。“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127]的，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9月23日　在保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访问，主要谈联合战线问题。在解释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改变时说：主要有三个因素影响这种改变，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中国的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都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分子也赞成同共产党重新联合。为了实现这一联合，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一）抵抗外敌侵略；（二）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三）发展国民经济。在回答实行联合战线，共产党是否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时说：这要由反日运动的发展来决定。如果不救济农民，反日纲领是不能实现的。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性质，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同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贺龙、任弼时：已照来电向部队大动员，拥护与庆祝会合胜利，并通知全党全军注重当前的政治任务，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林育英俟朱、张到达界石铺大道即动身来前方。

同日　致电刘鼎：我党与南京谈判条件已交潘汉年带来西安。张学良从中斡旋甚好，迅速达成和平统一，国家民族之福。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

同日　致信李济深，希望他和李宗仁、白崇禧派遣政治上负责人员来陕，能有专人常驻，沟通情意。信中说：“国难如斯，非有几个纯洁无私之政治集团及许多艰苦奋斗之仁人志士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中坚，伟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之真正完成与坚持斗争，是不能容易达到目的的。”

9月24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接朱德来电，张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为使胡宗南不占去先机，请加派有力部队南下交红一军团指挥，增兵界石铺并分兵至隆德、静宁大道游击，至要。

同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再次表明同张国焘之间的争论应该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电报说：胡宗南部陆续入陕，企图压迫与削弱红军，隔断中苏，隔断东北军与红军，然后强迫我们就范，成立妥协。我们的对策：第一步骤似应集合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及其南北，给胡宗南以相当打击，使其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第二步骤以两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以一个方面军控制胡宗南，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一环。至于第三步骤则在占领宁夏之后，那时我们已得远方帮助，处于有利地位，分兵略取甘西、绥远，乃至重占甘南均甚容易。电报还说：红一方面军一师已占领界石铺，红四方面军宜以先头师迅速进入，余部陆续北上。

同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复电任弼时：“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当前政治的军事的总方针，已为大家所同意，则中央内部的团结已有充分保障无疑。关于统一指挥等问题，正依照你们的提议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

9月25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四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渡河，谋占永登、凉州，其通渭部队二十四日撤去。据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卫策应一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电报强调目前阻止胡宗南西进仍属重要，界石铺仍应确保于我手中。同日，又电彭德怀：“四方面军既向西，应考虑何时由何地策应二方面军北上问题”。

9月26日　致电彭德怀：“国焘动摇，老总[128]曾有电来表示很不满意，说到漳县与张等开会，但结果仍是西进。其参谋长周子昆电告，部队已动，在通渭者二十四日撤，其部署是经永靖渡河向乐都进。他们有造船工人，据云渡河不成问题。但我所虑者，毛、胡[129]将先据乐都，且将先据永登、凉州，遮断其西进路。所谓一部出中卫策应，恐是空中楼阁。”

同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本日，又和林育英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130]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北上后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则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

同日　致电刘鼎，提出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要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时兵法书如《孙子》等也买一点。张学良处如有借用一点。

9月27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131]并致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告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关于坚持四方面军执行北进方针的意见，指出：“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132]，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复电强调说，务请顾及整个局势，采纳北上方针。本日，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中央明令已下，请速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二十九日，红四方面军总部重新发布北进命令。

同日　关于同南京进行谈判问题，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南京内部已起变化，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均与以前不同，所以我们重提国共合作，力求停止内战，以便真正抗日，这是当前唯一正确方针。恩来准备出去，仍应南京要求，实亦有此必要，因七个月来，往来接洽者均次要代表，非负责人不能正式谈判。”

9月28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朱德、张国焘来电说“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先头师十月四日可到通渭，八日到界石铺。”为策应红四方面军北上，红一方面军第二师应立即南下，取直径超越隆静大道，相机袭取庄浪、秦安、天水，然后在大道渭水之间向华亭、陇县广大地区纵横游击，成为三个方面军之中间的战略支队。

9月29日　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告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回师北上之电敬悉，各同志十分佩服与欢慰。”“兄处似宜即用原占通渭部队，日内迅占通渭，以取先机。”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二十八日电[133]悉，你们尚保存伟大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随营学校非常必要，你们所需干部主要靠此供给。我们从前线部队抽出大批高级干部，开办红大训练，储为将来之用。”“前四个月专学政治理论，后四个月政治军事并重。此外尚有造就连排长的普通科六百人，均长征中之优秀下级干部与战士。因此暂时不能供给你们，但准备于毕业后分配你们一部分。”

9月　为国共两党谈判起草《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草案提出：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的有加无已，“惟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国家，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的。”协定草案共八条，其中规定：为了实行对日武装抗战，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建立民主共和国，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国民党方面承认：停止进攻红军与进犯苏区，划定红军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允许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政治犯。共产党方面承认：红军不向国民党区域攻击，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言论与行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的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指挥与统一编制。这个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来国共谈判的基础。同时它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10月1日　致电刘少奇，提出力求迅速争取与刘湘[134]建立关系，并指出：刘湘代表如在天津，应留他等候中央代表一同赴川。如该代表要求离津，应从他取得介绍信及各种关系。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建议他们发一通知给各部队，“对一切白军相遇接近时，先由我方试派人员携带要求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而态度诚恳的信件，如彼方先派人来或因同意我方要求派人来接洽，不论其动机仅是怕打或真有合作抗日诚意，我方均一律以诚恳面貌招待他们，以期沟通双方，扩大西北统一战线范围”。

10月2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认为红二方面军准备在一星期后进入渭水以北地域，是可行的。根据红二方面军渡渭水后的敌我态势，提出：在十月、十一月内，似有集中三个方面军全力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的必要。但如果红四方面军的渡河技术能保证迅速在靖远、中卫地段渡河，则自以早渡为妙，对南敌一般可暂取钳制手段。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询问可否先期占领通渭。同时指出：现全国人心愤激，要求南京抗战，南京亲日、抗日两派争论未决，新事变在酝酿变化中。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指出胡宗南十余个团数日内即将到达清水、秦安地域，与天水王部[135]靠近，要求红二方面军应准备迅即开始移动，取天水以西道路。次日，和周恩来再次致电贺、任、关、刘：“你们宜乘胡敌尚未全部集中之时，迅速开始转移为佳。转移道路似宜走武山附近，并先以支队附电台从天水附近渡河，向胡敌前进，迫近胡敌，节节钳制，掩护主力转移。”

10月3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红四方面军目前的行动部署：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宜攻占庄浪，以后续部队接占通渭。庄浪、通渭两处部队均向秦安迫近，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北进，并掩护红二方面军从天水以西向北转移。除以一部接替已控制在我手中的会宁、界石铺大道外，宜迅将主力集结马营、通渭地区，主要注意天水、秦安方面。岷县、临潭部队宜迅速北撤。武山、甘谷方面宜配置相当兵力，掩护红二方面军转移。

10月4日　致电彭德怀：朱、张来电主张速从靖远、中卫渡河，他们有造船工人，只要木料铁钉。同心城地区有铁匠能打铁钉否？我们准备派铁匠来同心城。同日，和周恩来、彭德怀电告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准备即派铁匠至同心城造铁钉。

10月5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致电林育英并告彭德怀：红四方面军屡次来电要求你去一次，我们觉得有此必要。请你立即结束现任工作，十月二十日前到达同心城，与朱、张会面，转达国际“七大”精神。党中央新政治决议案日内即送同心城。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告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提出：“为彻底消灭迫近会宁城西南门之敌，请你们令向会、静前进之部队即速截断会、静、定西间道路，以便我第一师及守城陈支队[136]明（六）日将敌击溃后全部俘虏之。”“二方面军从六号起以四天行程经天水以西到达通渭。千万请你们派有力一部立即占领庄浪，在通渭、庄浪两地部队均向秦安迫近游击，以确实掩护二方面军之到达。”

同日　和周恩来致信张学良，提出：为迅速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与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同意迅速从靖远、中卫渡河之意见，但甘谷、庄浪仍宜配置必要兵力迟滞胡敌，任掩护二方面军北进。”

同日　致电李维汉，宋时轮、宋任穷，要他们立即派人经宁夏直到阿拉善旗达王[137]根据地的定远营，确实侦察该地日本人修建机场、储存飞机情形，该地城堡高厚程度，达王步骑蒙兵数目，及宁夏到该地沿途里程、房屋、关隘等情形。

10月6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左权、聂荣臻：“四方面军同意我们意见，以一个军到靖远布置渡河，以一部向甘谷、武山间及庄浪活动，掩护二方面军北移。主力位于通渭、马营、陇西、会宁地区，对付胡、毛[138]及定西敌。二方面军五日由徽县到天水以南，约九号到通渭。尔后拟令其转至瓦亭、隆德、静宁大道及其以南地区。”电报说：红一军团主力在红四方面军接防静、会段后，“我意以占领固原城、硝河城、青石咀三点之中间地区及其附近，南与二方面军接近为适宜，以便尽量将胡宗南军与东北军向西吸引，利于尔后之机动”。

同日　致电李维汉、宋时轮：“目前不应过分威胁宁夏，因此东方仍以支队活动为适宜。二十九军亦不宜过早到定边。”

10月8日　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并彭德怀，通报同南京谈判的情况，并指出：“估计南京在日本新进攻面前，有与我们成立妥协可能，但一面仍以重兵压境，企图迫我就范。我们应争取迅速开始主要代表之谈判，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

10月10日　致电彭德怀：朱、张已到会宁，询问见面人员与地点，中央已复。我们意见，以兄西去就他们为宜。“朱、张来电称中央及毛、周、彭，自称西北军委，又一电称执行毛、周、彭所示任务，亦事实上承认我们军委。我们方面曾有两电去，称朱总司令、张总政委，以后即照此种方式解决，以便顺利执行宁夏战役。朱、张以两总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各军作战。为使之增加对于执行军事任务之坚决性，防止可能的动摇性（在目前是防止对宁夏战役之某种可能的动摇），兄须加以特别之注意。”“见面时对老问题请一概不谈。”

同日　致电潘汉年、叶剑英：张子华[139]来电称，陈立夫[140]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曾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10月11日　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彭德怀，征求他们对《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意见，指出：《草案》全文电达，请你们提出意见。“此草案是我方起草，准备恩来带往谈判，彼方可能容纳之最后限制，尚不详知。”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左权、聂荣臻，刘晓，李富春，李维汉，宋时轮：同哥老会建立统一战线，是在争取其中优秀的分子，及扩大群众参加抗日，并利用它进行白区白军工作；而不是在苏区内另外给哥老会组织团体与军队，扩大与加强它在苏区内的影响与力量，造成我们自己工作中的困难。

10月11日、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红军政治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红军的政治工作，在克服长征中的疲劳现象、提高政治情绪上有成绩。应特别注意干部教育，在这方面过去有成绩，也有很多经验，主要是：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教育课少而精。政治工作的方式要有计划性、纲领性和灵活性，既要集中统一，又要有伸缩性，注意各地方、各时期、各部队的差别，要适应游击战争的特点。整个红军教育，包括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纪律教育和文化教育，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发言还着重谈了干部政策问题，指出：我们的干部政策，第一，是信任干部，对干部应用之不疑；第二，对个别干部的错误，不应扩大化，应帮助他彻底解决问题；第三，尊重地方干部，他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第四，注意对干部进行政治教育。我们的干部标准是：第一执行党的路线，第二能与群众联系，第三有独立工作能力，第四遵守党的纪律。

10月13日　致电彭德怀：“请按照十月作战纲领[141]准备作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出于军委。”“一、二两师本月底须集中固原以北，以便全野战军集中训练，至少半个月，预先准备粮食。”“充分注意个别同志之可能的动摇性。准备在无别部参加时，野战军单独执行冰期计划。”

同日　和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九月二十三日小平同志来信，及一军团党务委员会的决议，我们完全同意。盼你们坚持这种方针，深入干部中去，从根本上转变工作作风，与发展思想上的斗争，教育干部，将干部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是执行一切政治军事任务的决定一环。”

10月14日　致电叶剑英：要迟延胡宗南进攻，使我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保持西兰大道于手中，以便红二、四方面军休息整理，顺利执行新任务。我方已向南京提出四项意见：第一，希望宁方坚持民族立场，不作任何丧权让步。第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攻击，仅取防御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力抗日。第三，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第四，在进攻未停止、周恩来未出去以前，准备派在沪的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

同日　和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复电彭德怀，指出：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国焘及其他干部不可求善太急。我们政策应表示对他们信任。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使国焘及其他干部逐渐进步，估计他们是可能进步的。

10月15日　和张闻天、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并告彭德怀，指出：现中日关系极度紧张，蒋介石似有以重兵保长江流域及黄河以南，而于晋、绥实行局部抗战之意。我们为抓紧目前有利时机扩大停战抗日运动，除公开致函国民党并去电要求停战谈判外，现拟以红军各将领名义发布致西北各军将领书，重申请其立即停止内战，出兵援绥，并表明红军愿作前驱，以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此文件苏区发布后，拟向我周围白军白区进行广大的停战抗日运动，以响应和援助可能发动的绥东抗战。现请红二、四方面军将现任各军师长政委姓名电告，以便列入在内，以广宣传，以壮声势。

同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向苏维埃新闻社发表谈话，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现已发布命令：（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欢迎；（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举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援助。”谈话还说：“吾人已决定再行恳切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该项申请书，已在草拟中”；“如南京政府诚能顾念国难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之红军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10月16日　和周恩来致电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并致朱德、张国焘：“我三个方面军目前应以休息整理、蓄积锐气、准备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为基本方针。对敌采迟滞其前进方针，判断在敌情地形等条件下可能达此目的。即使船渡不成，我亦应坚持此方针，方于尔后行动有更大利益。”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就林育英去红四方面军问题，讨论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和中央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能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工作怎样做？第一，任命他为前线指挥；第二，张浩（林育英）同志去的任务主要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关于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的。但如说到时应指出：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另方面应指出是个别的、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对中央路线的估计不足），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因为就其整个历史来说，还只是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还有一点，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误，那是应与之作斗争的。

10月17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并告彭德怀，通报国民党提出的谈判条件，指出：“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势，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十四日回西安，携带来国民党条件如下：（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电报并指出，蒋介石十六日到西安，我们正交涉由蒋派飞机接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

同日　和杨尚昆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将中共中央对回民问题的决定摘要通报，征求他们的意见。决定的主要内容为：坚持回民事情由回民自己办理，保护阿訇和清真寺；红军在回民中只没收反动军阀官僚及广大回民群众所痛恨的人的财物，应由回民自己动手没收，尽量发给贫苦回民；对于回民中地主高利贷者暂不没收，而采取减税、规定租额等以改善回民生活；红军不打回民土豪；应联合阿訇与回民中知识分子，经过他们去接近回民。

10月18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致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指出：“我党致国民党书已在全国各地及国民党军队中发生极大影响，得到国民党中及各阶层中广大同情。日本侵略日亟，亦不能不影响国民党军队之干部。我三个方面军集中，彼等又有所畏惧。正与国民党谈判，彼方当有不欲使谈判弄僵之意。”“总观各方情况，目前时局正处在转变交点，我应不失时机，善于运用，争取国内和平转向对日抗战。请照昨电意旨由朱总司令致书王均、毛炳文，向前同志致书胡宗南及其他黄埔生，贺龙同志致书何柱国各部及胡部，发展我们影响。书中一本诚恳相劝之意，不作任何自夸语，自能发生效力。一面严整壁垒，提高士气，立于不败之地。”

同日　起草徐向前致胡宗南的信，表示双方宜“弃嫌修好”。信中说：“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在今日。”次日，毛泽东、周恩来将此信电达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请专函缮送胡宗南，并即印刷多份向各军发送”。

10月19日　鲁迅在上海去世。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和《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与南京国民政府电》，并向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致唁电。唁电说：“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指出：“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锋，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同日　电告彭德怀：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二十号开始渡河，朱德、张国焘二十号去打拉池。红四方面军有残废干部及老弱幼孩等六百四十人，由余洪远率领来同心城，请处理并发动慰劳。

10月中旬　约林育英、聂洪钧和刘道生到住地谈话，就派他们去红二、四方面军帮助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谈了意见，要他们多看别人的长处，少说别人的缺点，注意搞好同红二、四方面军的团结。

10月21日　红二方面军首长到达静宁以北的平丰镇，同红一军团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结束了长征。

同日　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彭德怀，贺龙，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指出：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为着政治上动员全军执行新的伟大任务，为着使全军完全团结于共产国际、党中央与军委的路线之下，为着使全军从政治上军事上提高一步，中央及军委决定，从十一月一日起至七日止，以十月革命节为中心，进行七天的教育计划。全军同时于十一月七日举行庆祝三个方面军会合、誓师抗日与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大会。

10月22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转朱德、张国焘：“会谈时请首先注意宁夏战役的准备与部署问题，关于如何夺取定远营，如何克服城堡困难及如何接取远方货物等，均须注意，并以商定结果见告。”

同日　致信彭雪枫，指出：急须将同绥晋关系弄好，得信后即赴津迅速转至绥远办理此事。我有付南汉宸一信，要求他介绍你见傅作义。“交涉要诚恳，要机警，要有耐性。专作上层交际，不与党的组织相关涉，不要引人见疑。”“如傅[142]同意，待绥远办好后，请傅介绍见阎[143]，不同意则罢，你的工作以傅为主。”“用费从带去之四百元中开支，十分节省用，不要爱奢华，不要失掉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人家的馈赠，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许可从人家借一点钱，日后如数归还，用数要报账。有闲功夫注意看书报，加紧学习。”

同日　致电叶剑英、刘鼎，告诫他们及其他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外面用费须节省又节省，千万不可过费。无论何时不要丧失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别人的馈赠。信中并要他们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还请他们买一部《孙子兵法》和一些关于战役指挥与战略方面的军事书籍。

同日　致信刘少奇，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同盟[144]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信中还通报：“三个方面军已全部在西兰大道会合，内部已基本上统一团结。玉阶、特立[145]任前线指挥，在中央与军委决定之下行动。二、四方面军均保存了基本力量并比前进步，一方面军亦加强了。”

10月23日　致电叶剑英、刘鼎，要他们通过张学良或另设他法向阎锡山表示下列各点：“一、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这种决心与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将竭以全力以为之助。二、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三、只要晋绥当局真正抗日，而不与日本妥协，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冒然向晋绥开进。四、在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五、某方[146]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

10月24日　复电彭德怀并致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同意二十三日九时电[147]之计划。”“胡、毛、王、关[148]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而地形、给养条件又可能给以基本限制，则我处南北两敌[149]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现虽有各种材料判断，南敌不能持久，但蒋介石在短期内拼命一干之可能仍是有的。因此，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

10月25日　致信傅作义，指出：日寇西侵，国难日亟。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红军主力的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此信最后说：“兹派彭雨峰[150]同志来绥，与先生接洽一切，乞以先生之意见见教，并希建立直接通讯关系。”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并致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二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电报还提出具体部署。

10月26日　致电彭德怀，指出：“（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二）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三）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又失时机。（四）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五）一方面军速集结同心城休息。”

同日　和朱德等四十六人联名发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要求“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并提出：“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

10月27日　开始为红军大学一科（上干队）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发生。

10月28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朱德、张国焘：“甲、胡敌以我避免决战，十分轻我，向打拉池锐进，王、毛向靖远进。乙、我三个方面军主力应依兄等二十七日部署，立即集结在有利阵地，在数日内坚决突击消灭胡敌先头一个师至两个师，以小部抗阻靖远王、毛。丙、九及三十军速复河岸西向中卫、定远营扫荡前进。丁、此是消灭敌人开展局势最适当之时机，请兄等速图之。”

同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各军首长及政治部主任，表示完全同意朱、张二十七日五时部署。电报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现当敌人轻我锐进之时，正是我们打胜仗时候，必要时拟请德怀赶赴前线指挥此次战役。在政治上立即开始大动员，坚决消灭南敌。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完全同意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彭德怀同志俭日七时之海打战役战略计划[151]，望各兵团首长动员全体红色指战员下最大决心，努力争取整个战役的全部胜利，开辟今后伟大的战略胜利之途径。”

10月29日　致电彭德怀，指出：“与南敌决战，关系重要。现敌轻我锐进，胡敌先头又是郭华宗[152]旧部周、孔[153]两师，打得好可获大胜。”同时提议：“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人手里。”“以野战军[154]全部为主力，从二方面军抽二分之一辅助之，专打周、孔两师。四方面军为右翼钳制队，或任右翼之部分突击，专对付胡之西路及毛、王两路。”“实行打时要在有利之地形条件下，首战限于打两个师，并首先消灭其一个师。不合此条件时再退一步，总以胜仗为目的。”

10月30日　致电张浩（林育英），提出：“一、目前方针是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二、你与朱、张略谈后即转二方面军，提高其士气，再转朱、张处。三、对张态度不对，不要太软，也不要太硬，诚意相处，避免硬化。”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住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德怀二十九日部署[155]使用，一战而胜，则全局转入佳境矣。”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朱德、张国焘，指出：蒋介石以我军大部西渡，东岸所余不多，令胡宗南猛追。胡令周祥初、孔令恂两师向打拉池急进。关麟征师向靖远追击，毛炳文、王均部尾其后，似不会全部北进。何柱国令一骑兵师随胡军右翼相机追击。据以上情况，给我们打周、孔两师的极好机会。对周、孔右翼的骑兵师须以红二方面军有力部队拦阻之。红三十一军必须照彭令，由西向东打。电报强调指出：“打拉池、西安州为我军尔后宁夏战役之屏障，万不可失，深望注意。”本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撤至贺家集、同心城。三十一日起，国民党军陆续向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进攻，隔断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海打战役计划以至夺取宁夏战略计划被迫中止，红军主力向东转移。

10月　连续几个晚上同斯诺谈个人历史和关于红军长征的经过。谈话通常从晚上九点多开始，持续到次日晨两点。[156]

11月1日、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青年团的工作。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指出：“由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剧烈的变动，最广大青年群众参加到救亡运动与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来，在中国共产党前面提出了根本改造青年团及其组织形式，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吸收广大青年参加到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把建立为发扬文化与争取民主自由的广大青年运动，当作自己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最中心任务。”

11月2日　致信北平各位教授[157]，对惠赠各物，衷心感谢，并说：“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

11月3日　和周恩来就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的“我方决定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的计划，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动。”五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敌人可能隔断你们与河右面主力之联络，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可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决之于明后日之决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

11月4日　致信陈公培[158]，说：“各方统一战线，深仗大力斡旋，对内则化干戈为玉帛，对外则求一致之抗战，争取民族革命战争与民主共和国之联系及其彻底胜利之前途。疾风劲草，愿共努力！”

11月8日　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徐向前、陈昌浩等七同志，答复徐向前、陈昌浩等七同志十一月七日关于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提议的来电，指出：“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来电批准。

同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林育英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胡、毛、王、关各部北进，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电报提出新的作战计划，征求他们的意见。后来由于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和西安事变的爆发，这个计划没有实施。

11月9日　和周恩来复电张子华，要他转告陈立夫、曾养甫：“只要国民党方面不拦阻红军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红军愿首先停止实行向国民党军队攻击”。“我们提议国民党方面，立即下令暂时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双方派代表举行谈判。至恩来飞赴广州会谈，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国方未下令停止攻击，双方主要代表未会谈前，我方拟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先与陈、曾会谈，望征同意。”十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同陈立夫会谈。陈立夫配合蒋介石在西北的军事行动，态度突变，提出必须取消对立的政权和军队，红军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并要周恩来出来谈判。潘汉年严词拒绝。

11月11日　和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甲、你们现到何处，情况如何？乙、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地隔离着。丙、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依据西面情况，徐、陈所部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同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下决心西进。十二日复电中央：我们计划第一步进占凉州、永昌，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前接通新疆。

11月12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由于北路军的行动有妨碍绥东抗战及吸引汤军回堵的政治上军事上不利，而加厚向南兵力，可使兵力不分割，因此我们觉得除徐、陈之西路军外，其余全部向南为有利。依照前方敌情、粮食情况，同意彭德怀关于提早向南之意见。此电还同意红军总司令部移到甘肃洪德河连湾（今属环县）陕甘宁省委所在地，周恩来赴河连湾同朱德、张国焘接洽。

同日　致电中共驻东北军联络代表刘鼎，通报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表示对曾养甫、陈立夫所提的四条，即共产党公开活动，苏维埃继续存在，苏区派代表参加国会，红军改名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及待遇但不变更原有人员等，我方均可同意，并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迅速进行谈判；请告知张学良，要他多方设法促其早成。

11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并作结论。在报告中说：红军的行动方向，原来是向宁夏，被蒋介石破坏了，现在要改变。我们新的方针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向东南，即向京汉路发展。但这在政治上不是抗日的方向，在军事上有很多限制，不甚有胜利的把握；好处是没有自然界很多阻碍，有游击队帮助，可以扩大陕甘宁苏区。另一个方向是向东，即是原来的过黄河。这在政治上是很好的，是抗日的，对扩大红军也有利，但也要估计会受到敌人的限制。这两个方向各有利害，一般地说是向东，向东南比较困难。阎锡山说日可抗，红军不可抗，向东有逼阎与我们讲和的可能。报告在讲到统一战线问题时说：我们总的方针就是要团结群众，用群众的力量，利用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要求与红军联合的变化，逼蒋介石走到与我们联合。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的目标下逼蒋抗日。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红军怎样处理的问题，他们要求我们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我们准备承认，这在政治上是胜利的。在作结论时，更明确地指出：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都是脚踏两边船，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可以转向东。同南京谈判改红军番号问题，我们没有争论，但群众方面要很好地解释。

11月14日　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指出：“据彭电胡敌继续向豫旺进攻，不消灭其一部不能南进。似此有打胡敌之机会，自以集中一、四、十五、三十一军在数日内打一仗，再南进。”“究应如何，统由彭依前线实况决定可也。”本日，毛泽东、周恩来又给彭德怀连发两电，提出：“朱、张来保安后，前线部队统交你指挥，当可放手做去”。“打敌办法，如两翼伏击不便，可以一翼伏击，正面敌前进与之遭遇而消灭之。请依情况酌定。”

11月15日　和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同意他们向凉州进发，并告知新疆接济[159]正准备中。

同日　关于一、二、四方面军集结准备对胡宗南部作战问题，两次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蒋介石仍坚决打红军，与南京妥协一时难成，我们应坚决粉碎其进攻。”“胡宗南占领豫旺后之行动，两三天后即可明白。”“目前两三天内，四方面军即在甜水堡、保牛堡集结，二方面军在毛居井及以北集结，一方面军在环县西集结，各兵团鼓动作战准备，胡敌东进时消灭之。”

同日　中革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甲、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人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为我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的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乙、我有打破敌人之许多有利条件，敌情、地形、群众等方面，都有利于我作战，粮食困难是敌我共同的。丙、一切具体布置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地战胜敌人。”十六日，红军各部开始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

11月18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并告朱德、张国焘，强调：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余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距毛炳文。同时，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战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严整政治纪律，建立会计给养制度，使尔后和远方[160]同志见面时焕然一新。电报还指出：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

同日　致电朱德、张国焘：“四军萌城抗战[161]甚为得力，请鼓励其继续抓紧阻止该敌，以利一方面军与三十一军之突击。”现胡军已露疲惫，兵力又颇分散，一战而胜前途大佳。“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

同日　和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朱德、周恩来、贺龙联名向红一、二、四方面军各军团军事政治首长发出《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动员令说：“当前的这一个战争，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而敌人的弱点、我们的优点又都是很多的，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这一次进攻，开展新的局面”。

11月20日　晨五时，致电彭德怀：胡军现陷在困难中，遵蒋令由保牛堡改向定边、盐池，解决给养，控制战略要屯，其主力进路必经红柳沟，但丁师[162]有经山城堡、青岗峡向定边之可能。“我以集结四个军从其右侧后打去最好，四军则从正面吸引之”。“打时，以首先消灭其一个师、取得确定胜利后再打第二仗为原则。”晚十一时，又电彭德怀：蒋介石令胡军向定边、盐池急进，丁、周[163]两师受阻，不得不向山城堡。“我可集全力放手作战，消灭丁德隆，则全部有利矣。”二十一日，红军向进入山城堡地区的国民党军第七十八师的一个旅另一个团发起进攻，消灭其一个多旅，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此后，胡宗南部被迫全线后撤，国民党军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实际被停止。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捷电甚慰。“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

11月21日　和朱德致电傅作义，祝贺绥远守军抗日胜利，电报说：“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红军抗日援绥，且具决心。”“吾人深信，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

11月22日　和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强调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同日　出席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讲，指出：“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我们要抗日我们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11月23日　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现时敌军中发展着四种矛盾：第一种是抗日与‘剿共’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蒋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上级的严令进攻与下级的对红军恐惧的矛盾，此种矛盾现在极大发展着；第四种是官长与士兵间的矛盾，此种矛盾以近日的物质困难与疲劳而加深。我们的任务是捉住这些矛盾，更加团结一致，统一指挥，忍受与克服一切困难，不失每一个有利时机，灵活调动部队，准备连续战斗，坚决地各个击破进攻之敌，首先是彻底地击破胡宗南。”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指出：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

11月25日　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关于作战方面：（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二）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三）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四）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八）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望酌行之。”

11月28日　致电彭德怀，通报国际国内及红军情况，指出：“蒋介石还站在中间地位，对日仍力求妥协，但比过去强硬了许多，对我力求缩小苏区打击红军，但已觉得困难，许其部下二陈[164]与我谈判。潘汉年去南京两次，距离甚远，一时不易成就。我之政策，一方面从人民、从反蒋军阀、从国民党内部造成运动；一方面红军消灭蒋军，双管齐下，迫蒋妥协。苏区与红军任务坚持打蒋，不稍放松。”

同日　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就其二十五日关于作战部署的来电，提出：“我的意见，把全部一万八千人集中于四五十里内，进则集中的进，退则集中的退，打则集中的打，不打则已，打则必包围消灭一部。如此打两三次，有问题就解决了，教育训练也方便些，只要粮房不缺，似以此法为好，望酌行之。”

11月30日　致电彭德怀，通报胡宗南败后其内部充满联俄容共、一致抗日空气，张学良建议我们“对胡军勿作仇敌，应尽力争取”。电报指出：我们完全同意张的建议，希望立即采取如下具体办法：（一）首先释放一部分俘虏，勿骂其长官。（二）用诚恳和气与尊重彼方态度，分别写信致胡宗南、孔令恂、周祥初。（三）派人到豫旺见胡。（四）用毛、朱、张、周及各方面军各军团各军首长名义，发表告胡军官佐士兵书，简单明了说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志愿。

同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敌进则坚决消灭之，数日内胡军仍有进攻可能。如敌改取守势，我军全军在此地区休息训练一个月，包括三个方面军政治上团结、体力休养、部队改编、制度统一、军事训练、政治训练、地方工作训练、党的路线解释、政治形势与红军任务解释、各种干部会议等项。

11月—1937年4月　读西洛可夫[165]和爱森堡[166]等著、李达和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三四遍，写了约一万二千字的批注。较多的批注集中在认识论和辩证法上，尤其集中在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部分。其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批注最多，约占批注文字的一半。这些批注，是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直接准备。这些批注有几个显著特点：（一）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比如，在批注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时，指出：“中日民族矛盾要用联合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一九二七（年）后的国内矛盾，却只用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劳资间的矛盾，在平常时期要用工人统一战线去解决。党内及革命队伍内正确路线与错误倾向间的矛盾，用思想斗争的方法去解决。在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用革命去解决。”“社会与自然间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去解决。过程间的矛盾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又如，关于对立面互相渗透的批注写道：“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保存游击性与克服游击性；分配土地的土地私有与准备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与战争；同资产阶级联盟与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叛变；共产党同国民党妥协正是加强共产党的独立性；军队的休息训练，同时即是加强战斗力，退却与防御同时即是准备进攻……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变的对立，一切对立都是这样的。”（二）注意对党内错误路线的批判。比如，批评机会主义的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指出：“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批评军事冒险主义者的“外因论”说：“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吸引与国民党叛变，对于革命说当然是原因。外的力量，须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的即间接的发生影响。”（三）用成语、典故、民谚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比如，用“路遥知马力”来解释质和量的关系：“路遥知马力，马力是质，路遥是量”。为了阐明量变引起质变，批注说：“人多成王”，“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韩信将兵”。在批驳布哈林的“均衡论”时写道：“履与足矛盾时，削足适履正是布哈林的思想，这是可能的吗？不可能的。”“所谓补苴罅漏的办法，结局将使大局溃败”。“堵住矛盾发展，取得内部的安定，以求得所谓平衡，结果是无济于事的，这是破落户救穷的办法。从构成外部平衡来求得内部平衡，这是布哈林的根本办法”。（四）对原著的观点有重要的概括和发挥。比如，对“教程”中关于认识过程两个阶段的特征的论述，作了概括性的批注，将“教程”以举例方式所作的个别分析，推进到一般分析：“感性认识：片面、现象、外的联系”；“理性认识：全体、本质、内的联系”；“感觉是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是解决本质问题，只有在实践过程中才能暴露其本质而理解他。”又如，“教程”讲对立统一规律时，仅举例说明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的决定作用，没有在理论上展开分析。毛泽东对这个思想作了发挥，写了长达一千二百字的批语，发展了“教程”的观点，其中说：“矛盾之中，不论主要与次要的，对立的两方面，不但是对立的斗争，而且互相依赖其对方，以行其对立与斗争，两方面斗争的结果，发生相互渗透的变化，即转化为同一性，转化到相反的方面。”“究竟哪一方是主导的呢？主要看过程发展之情况在一定条件之下来规定。资本主义社会在长时期中，资产阶级是主导方面，但到革命前夜时期及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就转变为主导方面了”，矛盾的主导方面，“凭过程发展至一定阶段中，斗争双方的力量如何而定。主导与非主导是互相转变的”。

12月1日　和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张学良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战，但又谓无法长停，似蒋介石尚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似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十二月确定在现地区[167]以随时准备打胡姿势，加紧休息整理。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的可能。

同日　致电彭德怀，告以朱、张、周已到保安[168]，情形甚好。“你对团结与改进一、二、四方面军的方针及对许多问题的意见，我都同意，很对的。但在某些步骤上，我的意见还宜改得温和一点。两星期前批评国焘一电，昨日整顿纪律一电，原则上完全正确，但在措词上有一二句颇为刺目，在今天是不相宜的，请留意及之。”

同日　和朱德等十九位红军将领率中国人民红军致信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共二百六十个团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12月2日　两次致电刘少奇，提出：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其条件为：“（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

12月4日　蒋介石抵达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西北红军，否则将张、杨部队分别调至福建和安徽。

12月5日　致信冯玉祥，指出：“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诲，锡以圭针，敢不拜赐！”

同日　致信孙科，说：“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然国民党中如不战胜其降日派与妥协派则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属望于国民党中之抗日派能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向着降日妥协之辈进行坚决之斗争。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属望于哲生[169]先生。”

同日　致信杨虎城，就以下事情同他协商：其一，联合救国之大计，以长安为中心的五六省区宜有一种具体合作计划。其二，敝方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部队甚大，给养困难，弹药亦待补充，拟向兄处暂借三十万元。其三，敝军行动方向目前虽尚难确定，然不论东西南北，均与贵军唇齿相关患难与共。其四，空间通信再不可缓。

12月6日　和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甲）远方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乙）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并调查肃州至安西道上是否便于行军，计算占领甘、肃两州包括休息补充时间在内共需多少天，并计划西路军全部包括红五军在内，在甘州地区集中训练一二星期，休息体力恢复力气。（丙）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军的任务下暂不西进。

同日　在保安出席红军大学为欢迎朱德、张国焘举行的联欢大会，并发表演讲。

12月7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二十三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七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以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任命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

12月8日　出席红军总参谋部二局、三局工作人员联欢会，并发表讲话。

12月9日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一万五千多青年学生，在西安举行爱国请愿运动。游行学生从西安步行赴蒋介石临时行辕所在地临潼，要求蒋介石答应抗日。为避免爱国学生遭受蒋介石宪兵镇压，张学良驱车赶至途中劝阻学生，向他们表示：在一星期内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

12月10日　和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告知中共与蒋介石谈判情况：“陈立夫第三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三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扩充之。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同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合作为实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诸君如不能促成蒋氏此种决心，则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同日　和朱德等以中革军委主席团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董振堂、黄超[170]及红五军团[171]全体指战员，为纪念宁都暴动五周年“特对五军团全体英勇的指战员，致以无限的敬意，更望在董军团长领导下继续宁暴伟大的精神，坚决配合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主力，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为创河西抗日根据地而奋斗”。

12月12日　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当日，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同日　和周恩来复电张学良：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

同日　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孔祥熙任行政院代院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常会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孔祥熙、宋美龄连夜由上海赶回南京，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

12月13日　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同时，也要估计到蒋介石的部下，如刘峙等可能进攻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也可能向南移动。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即部署。我们在政治上的步骤，应使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物在行动上和组织上与我们一致，要派重要的同志去做工作。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围绕这一环，我们要向人民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稳定黄埔系、CC派，推动元老派、欧美派以及其他杂派赞助西安事变。对英美应很好联络，使它们对西安事变在舆论上表示赞助。我们的政治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的。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极去做。在与会者发言后，毛泽东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就西安事变后西北的局势陈述意见：甲、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乙、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确定地发展其胜利。丙、对全军举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此着是最紧要任务之一。丁、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请派飞机来延安接。

12月14日　和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提出西安事变后的行动方针：（一）立即宣布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张学良为总司令，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分别编为三个集团军。成立联军军政委员会，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二）目前军事步骤为，抗日援绥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只要打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战局。（三）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本日，还同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十分注意洛阳、咸阳之敌，彼等有围城救蒋之企图，请将全部精力注意于集中与团结东北军及十七路军上面。”

同日　中革军委主席团发出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电，指出：西安的抗日起义，开始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又一新阶段。我们要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西北民众今后的联合；争取全国民众、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蒋系军队中一切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到我们方面来；争取英法的同情赞助，在反对内战的旗帜下坚决击破亲日派的进攻，巩固西北抗日局面；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同日　西安方面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由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主任委员。南京方面孔祥熙接受宋美龄建议，召集高级会议，决定在“讨伐”之前先进行和平营救蒋介石。端纳[172]由南京飞抵西安，在张学良陪同下会见蒋介石，劝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阎锡山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对西安事变提出四个问题，态度暧昧。十六日、十八日，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以及刘湘，分别发表通电，主张政治解决西安事变。其他地方实力派采取观望态度。

12月15日　和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致电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呼吁他们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希望他们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

同日　致电张学良：闻兄之前顾问英人端纳有来陕说，如宜经过端纳停止南京正在发动的内战，并争取英国同情，乘端纳返宁派人同去，与何应钦、孔祥熙、陈立夫三人接洽。十六日，经过端纳斡旋，宋美龄表示愿同宋子文、顾祝同到西安会商，张学良表示欢迎。

12月16日　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为了坚持决战胜利，千祈注意发动民众，主要将沿陇海路、西兰公路、西梁公路各县之民众发动起来，拥护抗日联军，拥护西安起义，反对中央军进攻，保卫抗日首都，保卫抗日根据地。”

同日　致电阎锡山，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谓宜举宁方西进之军改道北进，张、杨二公所部尤志切同仇。红军则久矣，愿附骥尾与国仇相见，于绥、察之间共组抗日联军，推先生为统帅，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可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社会秩序不加丝毫干涉。”

同日　南京国民党政府命令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下设东、西两集团军，由刘峙、顾祝同分任指挥官，分别由潼关、天水等地向西安进逼。

12月17日　周恩来从延安飞抵西安，同张学良会谈，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线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同日　日本外相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二十一日，日本驻华大使川樾接见张群，声明张学良所提八项主张，“在思想上和日本为东亚大局着眼的根本方针，恰正相反”。

12月18日　接到周恩来报告国内各派对西安事变反应的来电。来电说：南京亲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中称“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精卫将回国；阎锡山向张提议，将蒋送山西；韩复榘认为南京现在办法不能解决西安问题；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张此举乃被逼得不得已；余汉谋[173]、何键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蒋态度开始时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求降求合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

同日　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问题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呼吁国民党立刻实行下列处置：（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12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通电，以及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掩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以打击。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我们应与东北军、西北军接近，对他们的态度，不仅不与南京混同，而且与阎锡山也不同，我们对张、杨是同情的。应当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毛泽东在作结论时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很大。它要取得斗争的胜利，无疑地是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与广大群众的帮助。现在的营垒是两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另一方是共产党与抗日派。中间还有动摇与中立的一派，我们应争取这些中间派。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抗日。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本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提出具体建议：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听候和平会议解决；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参加。

同日　起草并发出十余份电报，其中发给周恩来的十一份，通报了国内外形势并提出军事部署等，其要点是：时局正在发展，一方面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南京右派，极力制造内战局面；另一方面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中国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国际和平国家，正在结合反对内战，拥护抗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乃为团结一切国内、国际左翼及中间势力，为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而斗争。张、杨必要坚持，更有前途，一点不须气馁。争取十七路军全部稳定于抗日反内战立场，是当前重要一着。

同日　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12月20日　致电周恩来，转述共产国际的来电如下：“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如宋子文态度同情陕变，兄可设法见他，一面提出我党调和陕变、中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主张。站在完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痛陈时局危急，内战是死路之意旨。征求他即召集和平会议，解决国是。”本日给周恩来的另两次电报，还分别提出：“红军主力第一步集结庆阳，如胡宗南南下决消灭之。王以哲军应固守固原、西峰。”“东北军应以洛川为后方，十七路军以韩城为后方，两军辎重宜逐渐向两地迁移，准备万一放弃西安时不至仓卒误事。”

同日　派人送一封信给中国共产党派往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彭雪枫，要他立即商办苏区与阎锡山方面建立电台交通、徒步交通和通商关系等事宜，并嘱咐他“在外间交接，态度务须诚恳，立场务须坚定，用费务须节省”。

12月21日　致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护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同日　致电周恩来，要他“派人去董钊、樊松甫、王耀武[174]、胡宗南等处，告以何应钦、何成濬[175]等亲日派实欲置蒋于死地之阴谋，愿与谈判恢复蒋自由之条件，黄埔系不要受亲日派、阴谋派所愚，并发传单揭破日本与何应钦派联合害蒋之阴谋”。

同日　和朱德、彭德怀致电王以哲转马鸿宾：“承王军长介绍贵师与敝方结为抗日友军，曷胜欢迎。从此化敌为友，谊同一家，为抗日而誓师，为救亡而奋斗，相亲相爱，互助互援。”

12月22日　致电周恩来，通报红军进军和陕北苏区恢复情况：红军正向南急进，二十天内准可集中咸阳[176]。罗炳辉、萧劲光、谢嵩[177]三部钳制胡宗南，必要时宋时轮部也加入。陕北苏区均恢复，瓦窑堡、延川、延长、延安四城均入我手。

同日　复信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诸先生，陈述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并望成立联合阵线。信中说：“来信问到红军在西北的战略企图，我们告诉你们，红军的唯一企图在保卫西北与华北，目前是集中于陕甘宁地区，首先求得国民党军队的谅解，在合作基础上共同进入抗日阵地，舍此并无其他企图。”“当此国亡无日之时，我们的志愿是抗日救亡，也仅仅在于抗日救亡，各方虽尚有若干对我们怀抱疑虑的人，但悠长的岁月将证明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希望双方结成坚固的阵线，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并望你们推动各方首先是晋绥当局迅速执行抗战并成立各派的联合阵线，我们亦正在向各方面这样去做。”

同日　致信阎锡山，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提出：“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信中还说：“如何使晋、绥、陕、甘四省亲密团结，联成一气，俾对国事发言更为有力之处，敬祈锡示南针。”

同日　宋子文、宋美龄、端纳等抵达西安。蒋介石授意二宋代表他同西安方面谈判，并说对商定好的条件，他以“领袖”人格保证，不作书面签字，回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

12月23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时间正在变化中，张、杨不会久处孤立。但应告张、杨及其干部，把工作放在困难点上。即使困难，奋斗到底，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如无此种决心，则遇有挫折，将不能支持。凡事向好坏两面着想，力争好的前途，同时也准备对付坏的局面。”

同日　致电南汉宸，指出：“因十七路军不巩固，极须大力进行政治工作，杨虎臣极望兄回帮助。”“兄至十七路军，应坚定其军政干部抗日救国、联红联共、不怕牺牲、直干到底之决心，并发展党的组织，争取十七路军变为真正的人民抗日军。”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及关于组织抗日联军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主张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对外暂不宣布，对内可以宣布。并说，我们加入抗日联军，同时向南京招手。

同日　请山西吉县县长璩象咸代向阎锡山、赵戴文[178]面陈下列各点：“（一）十分钦佩晋绥当局对日寇的英勇抗战、开放爱国运动及取消防共组织，敝方与晋绥的基本方针已属一致，希望晋绥当局坚持此方针不变更。（二）希望即刻实现双方的密切合作，首先停止对西北的全部内战（包括对红军的与对西安的），给南京亲日派以压力达到此目的。（三）红军要求晋绥当局同意开赴绥察抗日，愿受阎之指挥，不干涉晋绥行政与社会秩序，晋绥发给伙食、弹药。（四）建立晋西、陕北交通通信，恢复通商关系，从吉县、延长局部开始。（五）不使汤恩伯回陕，并调出李仙洲、高桂滋、高双成离开陕北，此事请阎、赵大力帮忙。”

同日　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次日，周、张、杨又同宋子文、宋美龄谈判，并达成肃清亲日派、释放爱国领袖和政治犯、开放政权和召集救国会议、待抗战发动允许中共公开、联俄等协议。当晚，周恩来等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协议。张、杨同意其要求。

12月24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179]：“对临时军政委员会名单，我们方面拟参加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徐向前五人。恩来、伯渠参加实际工作不参加名单，以便将来进行国民党工作。泽东不参加。对张、杨说明，共产党为争取全国各派，应采此种方针，对张、杨亦是有利的。”

12月25日　蒋介石被释放。张学良没有告知周恩来等，就亲自陪送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飞赴洛阳。二十六日，抵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二十七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所谓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称离开西安之前，张学良、杨虎城“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

同日　致电周恩来：“提议东北军、西北军均以富县、甘泉、延安、牛武镇、羊泉镇、张村驿为总后方，再以庆阳、曲子、环县为第二后方，立即开始输送，先搬最重要物品。为避飞机，主要不置于城市而置于乡村，靠近苏区万无一失。但此决不动摇以西安为中心持久作战、奋斗到底之决心。”

同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在五个条件下[180]恢复蒋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的方针，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蒋与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认。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野战军仍速开咸阳集中。”

12月26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为督促南京撤兵，为准备万一变化，为便利扩大补充野战军，仍应执行原计划，惟不驻咸阳，而照一、二、四方面军次序，驻兴平、武功、扶风、凤翔线，处在南京军天水集团与潼关集团[181]之间，对东北军、西北军则处在其外侧。”“西安已有五万元向庆阳运送。一切购买，不打土豪。驻乡村不驻县城。”

12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报告指出：我们过去估计西安事变带有革命性是对的，如果它没有革命性便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蒋介石释放后，他的动摇是否最后结束？现在还只能说是结束的开始，我们要动员一切力量结束他的动摇。西安事变使蒋介石的地位降低了，而我们的地位提高了。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应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开展全国局面，把红军扩大起来，与张、杨更加团结，成为抗日的核心，这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我们的具体策略是推动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与会者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最后，毛泽东作结论指出：巩固西北根据地，扩大红军和苏区，改造东北军和西北军，做好全国群众工作，把群众组织起来，这是工作的重心。加强对国民党的工作，特别要做好左派、中派和军队的工作，重视宣传工作，党报应办起来。培养干部，要办党校和红军学校，造就群众的、军事的、党的、政治的四种人才。应督促国民党三个月后召开救国会议。

同日　致信韩复榘，表示愿合作抗战。信中说：“西安事变，西北抗日局面成立，先生主张和平解决，今已达到目的。惟蒋氏难免又受群小包围，延缓抗日发动亦意中事。今后如何改组国防政府，如何组织全国之抗日联军，如何确定救亡大计，均愿与先生及鲁军方面切实合作。”

12月28日　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指出：“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但是，蒋介石发表的《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声明》驳斥了蒋介石所说的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谰言，分析了促成西安事变的各种因素。《声明》最后要求蒋介石“不打折扣”地实行自己的诺言，希望他“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这个声明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到红军大学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指出：现在蒋介石出于无奈，已经承认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但并没有签字。对于这个问题，蒋介石签字当然好，但签了字这个人也会赖着不执行啊，就是不签字，迫于形势，他也有可能执行。究竟执行不执行呢？这就要全国人民进一步努力，逼迫蒋介石执行。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可能都是顺利的，都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成功。

12月29日　为争取教堂同苏维埃红军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和周恩来联名提出，可同各教堂订立如下协定：“（甲）教堂承认苏维埃红军之抗日救国及反军阀卖国贼之主张，苏维埃红军承认教堂之存在。（乙）拒绝一切国民党军阀之军队、民团、侦探进入教堂区域，一切教民均为苏维埃公民，服从苏维埃法律，苏维埃红军承认宣教与信教的自由。（丙）教堂之财产不没收，由教堂自动捐助抗日救国经费。（丁）经济通商不加阻碍。（戊）其他事项随时协商办理。”

12月31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要求他们与杨虎城商谈中共中央迁移延安后红军驻地问题，指出：“中央十日内迁移延安，南面甘泉、北面瓦窑堡两城不能不交给我们，否则殊为不便。请与杨商交出甘泉，并请杨电高桂滋交出瓦窑堡，陕西红军可不进攻清、绥[182]，野战军可不进占旬邑、淳化、耀州为交换条件。”[183]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路军已放弃永昌、山丹，向甘、肃两州进，但二马[184]追击甚紧。请商杨虎城电马步芳，停止向西攻击，红军亦不向凉州。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请将自十二月十二日起的整份西安《解放日报》、整份《申报》、整份天津《大公报》送来延安，写明交毛泽东收。

12月　完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前五章的写作。原计划写作的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而搁笔。本书是对十年内战经验的总结，是当时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这部著作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战争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着重批判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党内在革命战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为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提出作了理论准备。本书根据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诸条件，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从小到大、以弱胜强的规律和特点，并由此规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红军战争的指导路线，规定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书中讲述的关于人民战争的路线、战术的原则，主要是：要掌握“围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要采取积极防御的战争方针；要在一定条件下为着进攻所必须采取的退却和诱敌深入；要实行集中兵力这个克敌制胜的作战方法，把运动战作为红军的主要作战形式；要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把歼灭战作为红军作战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特别是辩证法和认识论。书中写道：“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又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也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毛泽东当时曾以这部著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过讲演。一九三七年五月首次以油印本印行。一九四一年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在延安出版单行本。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月　作《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首词毛泽东用电报发给随红一方面军赴三原途中的丁玲。

* * *

[1]1935年12月30日，朱德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并转林育英，通报四川、青海国民党军活动情况，提出红军第一方面军与红军第四方面军应互通情报。

[2]阎红彦，1934年7月被中共中央指派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赴莫斯科，未及参加会议，即受共产国际之命送密电码回国，于1935年12月返抵陕北。

[3]朱瑞，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

[4]二十五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第75师，此处沿用旧称。

[5]北征军成立于1935年12月中旬，由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第78师及军委骑兵团组成。

[6]杨尚昆，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2月任主任）。

[7]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8]高福源，原国民党东北军第107师第619团团长，1935年10月在榆林桥战斗中被俘，1936年初被释放返回洛川。1月16日后，受东北军委派，到甘泉邀请红军派正式代表赴洛川会谈。

[9]伍修权，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第1科科长。

[10]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东北军第67军军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2路军第6纵队司令。

[11]李克农，当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

[12]高桂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84师师长，驻防陕北绥德、米脂、清涧地区。

[13]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14]孙楚，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01师师长、晋绥军正太护路军总司令、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3防守区司令兼陕北“剿匪”前敌总指挥。

[15]龙王池，即山西吉县黄河东岸边的龙王辿。

[16]延水城，即陕西延川县城。

[17]毛泽东对这首词在1958年12月21日曾作批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18]李生达，当时任国民党军晋绥军第19军军长兼第72师师长。1936年2月下旬又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太原绥靖公署第2路军第3纵队司令。

[19]阎、蔡，指阎红彦、蔡树藩，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黄河游击师司令员、政治委员。1936年4月1日分别任红军第30军军长、政治委员。

[20]萧劲光，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29军军长。

[21]毛泽民，当时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

[22]杨森，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黄河游击师参谋长。

[23]绥、清、延、延，指陕西绥德、清涧、延长、延川。

[24]周继吾，即董健吾，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为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牧师。1935年底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张子华，当时受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委派，与董健吾同行，向中共中央汇报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会商的情况。

[25]杨耀芳、杨澄源，当时分别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太原绥靖公署第2路军河防部队第71师师长兼晋西警备司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太原绥靖公署第2路军第1纵队司令兼第69师师长。

[26]李维汉，当时任中共西北中央局组织部部长。

[27]张云逸，当时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后方办事处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副参谋长。

[28]高、张，指高福源、张子华。

[29]希，指曾希圣。

[30]李克农1936年3月5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3月4日、5日同张学良在洛川会谈的情况。张学良提议，中共方面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人中推出一位与他在肤施再作一次商谈，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双方商定，红军和东北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同盛世才交涉；中共选派一位色彩不浓而能负相当责任者常驻西安。

[31]周、博，指周恩来、博古（秦邦宪）。

[32]大麦郊，今属山西交口县。

[33]朱理治，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29军政治委员。

[34]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7军第25师师长。

[35]襄陵，旧县名，1954年和汾城县合并为襄汾县。

[36]石口，今属山西交口县。

[37]清源，旧县名，1952年和徐沟县合并为清徐县。

[38]指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12月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39]苏维埃，这里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

[40]汾城，旧县名，1954年和襄陵县合并为襄汾县。

[41]正太铁路，今石太线。

[42]叶剑英，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在石楼附近统一指挥中路军。李富春，当时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地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在石楼附近主持地方工作。

[43]指1936年3月4日中共中央要周继吾向南京当局提出的进行谈判的5条意见。

[44]指1936年3月20日、23日、24日、25日和27日连续在晋西大麦郊、石口、石楼等地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45]宋时轮，当时任中央工农红军第15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

[46]1936年3月29日，国民党军晋绥军全部占领原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控制的黄河渡口，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围歼在黄河以东。4月初，国民党军晋绥军和中央军分别向兴县以南地区和临汾、侯马、赵城地区集结，寻歼红军第1军团、第15军团。蒋介石还强令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延长、延川进击，袭扰陕甘苏区。

[47]汾、临，指山西汾阳、临县。

[48]林彪、聂荣臻1936年4月7日致电彭德怀、毛泽东等，称：“先锋军主力决于明八号开始西移，并拟集中于乡宁城和相机占领乡宁城。”

[49]1936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对华三原则”，即：（一）中国彻底取缔反日言论和行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满洲国”，确立中日“满”经济文化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

[50]永、大、吉，指山西永和、大宁、吉县。

[51]万福麟，当时任国民党东北军第53军军长。

[52]林彪、聂荣臻1936年4月11日两次致电彭德怀、毛泽东，提议先在乡宁以南之区域求得打一仗，然后再去打黄河封锁线。

[53]周恩来1936年4月13日致电毛泽东、彭德怀，说“后方与张电台呼号由刘鼎带去，前方仍保持与王以哲电台关系”。

[54]邓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1936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邓发为中央代表经新疆赴苏联。邓发于同年6月启程赴莫斯科，1937年秋回国。

[55]神府，指陕西神木、府谷。

[56]三边，指陕西靖边、安边、定边。

[57]宋任穷、蔡树藩，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军长、政治委员。宋时轮、阎红彦，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0军军长、政治委员。

[58]刘鼎1936年5月4日来电称，此间悉红军西渡，张学良要求早日与周恩来见面商谈。刘鼎，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在红军和东北军之间做联络工作。

[59]盛世才，当时任国民党新疆省边防督办。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军军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副总司令兼第1纵队司令。

[60]任弼时，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政治委员。贺龙，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军团长。任弼时、贺龙同时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2、第6军团。萧克，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军团长。关向应，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副政治委员。夏曦，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政治部主任。

[61]奉军，即东北军。

[62]张，指张学良。

[63]熊，指国民党军东北军第115师师长熊正平。

[64]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1军第35师师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4纵队司令。

[65]刘晓，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地方工作部部长。1936年10月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66]左权，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参谋长。1936年6月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代理军团长。

[67]王首道，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政治部主任。

[68]193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将陕甘省委改为陕甘宁省委，李富春任书记。

[69]彭德怀在1936年5月28日致电毛泽东说：“徐、程来电，小桥畔教徒回信，允本日派代表接头。我们答应以信仰自由但传教不得干涉政治为原则，与之谈判。”

[70]邓小平，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71]红校，指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72]绥、宁，指绥远、宁夏。

[73]指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同国民党军东北军、第17路军合作抗日的统战关系。

[74]指马鸿宾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11军第35师。

[75]固原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

[76]1936年6月上旬，广东粤军首领陈济棠和广西桂军首领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事变”，成立抗日救国西南联军，并进军湖南。蒋介石急调部队入湘，阻拦联军北上。7月，在蒋介石的压迫与分化下，陈济棠失败。9月，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妥协。

[77]胡适之，即胡适，字适之。当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教授。

[78]杨至诚，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兵站部部长兼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后方勤务部部长。

[79]绥、清，指陕西绥德、清涧。

[80]张国焘1936年6月10日致电中共中央，同意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北上，但准备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另辟局面。

[81]指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2防守区司令马麟，国民党军新编第2军军长兼第100师师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5纵队司令马步芳，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5纵队骑兵第5师师长马步青。

[82]甘、凉、肃三州，今甘肃张掖市、武威市、酒泉市。

[83]金积，旧县名，1960年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宁夏吴忠市、青铜峡市。宁安，指宁安堡，即宁夏中宁县城。

[84]乔治•海德姆，美籍黎巴嫩人，后取中国名字为马海德。

[85]斯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况，在其《复始之旅》（《斯诺文集》第一卷）一书中写道：直到吃晚饭时，毛泽东才来。他用劲和我握了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暄了几句，要我在同别人谈话过后，熟悉一下周围环境，认识方位，然后去见他。他缓步走过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霭中散步去了。

[86]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东北军骑兵军军长。在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何柱国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步兵、骑兵5个师及第35师残部，自庆阳至固原一线向红军进攻，但暂时未敢发动全面进攻。

[87]萧，指萧劲光。赖，指赖传珠，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副部长。

[88]指由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第15军团为主组成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

[89]宋时轮、宋任穷，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军长、政治委员。

[90]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以来，占领甘肃洪德城、环县、曲子镇及陕北三边广大地区，完成了扩展西部根据地的任务。

[91]杨虎臣，即杨虎城。

[92]沈克，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直属纵队司令兼第106师师长。

[93]汤，指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3军军长。陈，指陈长捷，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9军第72师师长。二高，指高桂滋、高双成，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84师师长、第86师师长。

[94]杨、王、刘，指杨虎城、王以哲和当时任国民党东北军第105师师长的刘多荃。

[95]指发动两广事变的广东、广西军事当局。

[96]朱绍良，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总司令。

[97]朱德、任弼时、张国焘1936年8月1日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我二、四方面军此次向包座、巴西、阿西前进便利，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约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以消灭毛炳文、于学忠为目的，来配合你军。在蒋敌进攻的严重关头，我一、二、四方面军只有在积极密切关系和一致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不致受敌各个击破，可能造成西北新局面。“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好了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

[98]西固，今甘肃舟曲。

[99]鲁大昌，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14师师长。

[100]甲军，指东北军。

[101]杜斌丞，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7路军总参议。

[102]张文彬，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当时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工作。

[103]马，指马步芳。毛，指毛炳文。王，指王均。

[104]曾万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军第7师师长。

[105]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原均为西北军将领，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天津市市长和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106]宋哲元，当时任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29军军长。

[107]宋子文，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银行董事长。

[108]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晋绥军第35军军长。

[109]易礼容，当时在上海由国民党控制的工会中工作。

[110]王世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联络部负责人。

[111]刘少奇，当时是中共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

[112]商震，当时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河南省保安司令。

[113]指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前者任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新编第7师师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防守区司令。后者任国民党军第35师师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4纵队司令。

[114]毛、王、何，指毛炳文、王均、何柱国。

[115]潘汉年，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

[116]贾拓夫，当时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

[117]《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19年6月创刊，邵力子任主编。从1920年起，该刊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园地。1924年国共合作后，继续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马克思主义。1925年五卅运动后，邵力子离任去广州，《觉悟》的政治倾向逐渐右转。

[118]吴稚晖，当时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孔祥熙，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李石曾，当时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平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当时任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孙科，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119]章乃器，曾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中国征信所董事长。陶行知，教育家。曾任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校长。沈钧儒，律师。邹韬奋，新闻记者和出版家。曾主编《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他们都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领导人。

[120]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1936年9月19日致电朱德、张国焘，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指出：“胡敌由陕入甘，时机紧张，如我军指挥不集中，兵力无具体适切部署，则良机可以都全失去。”并提出建议：“马上以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岷县朱张，陕北周王，应迅速亲临前线会合工作。”

[121]蒋光鼐，曾任国民党军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曾任国民党军第19路军军长。他们于1933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当时均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要领导成员。

[122]指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草拟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123]陈真如，即陈铭枢，曾任国民党军第11军军长（第19路军前身）。1933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当时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要领导成员。

[124]李济深，参加发动两广事变，当时任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席。李宗仁、白崇禧，国民党军桂军首领，在两广事件中反对蒋介石。

[125]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东北军第51军军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2路军总司令。

[126]彭雪枫，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

[127]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36年9月16日关于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与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会合的决定。

[128]指朱德。

[129]毛、胡，指毛炳文、胡宗南。

[130]隆、静、会、定，指甘肃隆德（今属宁夏）、静宁、会宁、定西。

[131]朱德、张国焘等1936年9月26日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并告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红四方面军已决定西渡黄河，并已按西渡计划行动。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则请中央明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

[132]指朱德、张国焘、陈昌浩1936年9月18日发布的关于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

[133]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1936年9月28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通报红二方面军的编制、人数（全方面军共一万三千三百余人）和士气等情况，反映“因远途中经过大小十余次战斗，干部伤亡颇多，因此，请派师、团级军政干部若干”。

[134]刘湘，当时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21军军长、四川“剿匪”军总司令。

[135]指王均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3军。

[136]陈支队，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15军团第73师政治委员陈漫远指挥的独立支队。

[137]达王，指蒙古王爷达理扎雅。

[138]胡、毛，指胡宗南、毛炳文。

[139]张子华，当时以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的身份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谈判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193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

[140]陈立夫，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国民军事训练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

[141]十月作战纲领，指中共中央、中革军委1936年10月11日发出的《十月份作战纲领》。纲领要求中国工农红军各方面军作好渡河和攻击宁夏的准备，从11月中旬起，以红军第一方面军的西方野战军全部和红军第四方面军的3个军，进攻宁夏；以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另两个军、红军第二方面军全部和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必要时抽一部参加进攻宁夏。

[142]傅，指傅作义。

[143]阎，指阎锡山。

[144]民族革命同盟，即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由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于1935年7月在香港建立的抗日反蒋团体，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基本政治主张。

[145]玉阶，即朱德，字玉阶。特立，即张国焘，又名特立。

[146]指苏联。

[147]彭德怀1936年10月23日9时就宁夏战役部署致电毛泽东，主要内容是：战役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占领黄河沿岸，以红军第四方面军第4、第30军攻击中卫，牵制马鸿逵。第二步渡过黄河，控制宁夏门户，以一部兵力袭占定远营，相机攻占宁夏省会。

[148]胡、毛、王、关，指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

[149]南敌，指从会宁、静宁至隆德、固原一线由南向北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各部及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等部。北敌，指沿黄河一线布防的国民党军邓宝珊、马鸿逵、马步青等部。

[150]彭雨峰，即彭雪枫。

[151]指彭德怀1936年10月28（俭）日提出的在海原、打拉池地区打击国民党军胡宗南的战役计划。

[152]郭华宗，1931年任国民党军第43师师长，率该师参加过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被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歼灭一部。

[153]周、孔，指周祥初、孔令恂，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2纵队第43师师长、第97师师长。

[154]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

[155]彭德怀1936年10月29日发布关于各兵团集中协同消灭胡宗南部的命令，其要点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1军团在古西安州、关桥堡、麻春堡一带，第15军团在盐池一带，红军第四方面军第4、第31军在打拉池一带，以形成对胡宗南部作战的有利部署。

[156]斯诺采访后写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泽东便开始回答我列为‘个人历史’的问题表。”“他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

[157]各位教授，指193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许德珩，以及马叙伦、杨秀峰、张申府、程希孟等教授。他们当时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新民学会会员）得悉毛泽东已到达陕北，随后他们买了三十多双布鞋，12块怀表和十几只火腿，委托中共地下党员徐冰、张晓梅设法转送到陕北。

[158]陈公培，早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1933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期，曾担任国民党军第19路军同红军联络的代表。这时寓居香港。

[159]指苏联方面拟从新疆供给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

[160]远方，指苏联和共产国际。

[161]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4军、第31军1936年11月17日在宁夏盐池县萌城地区设伏，击溃胡宗南部第1师第2旅，毙伤敌六百余人的一次作战。

[162]指丁德隆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1军第78师。

[163]周，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2纵队第43师师长周祥初。

[164]指陈果夫、陈立夫。

[165]西洛可夫，今译布罗科夫，苏联哲学家。

[166]爱森堡，今译爱森贝格，苏联哲学家。

[167]指定边、盐池、环县地区。

[168]朱德、张国焘、周恩来于1936年11月30日到达保安。

[169]哲生，即孙科，字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