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 四十四岁
7月7日 夜，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并炮轰宛平城。驻守卢沟桥附近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〇旅在旅长何基沣指挥下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
7月8日 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
同日 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本日，又致电北平宋哲元〔1〕，天津张自忠〔2〕，张家口刘汝明〔3〕，保定冯治安〔4〕，请他们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
同日 致电南汉宸〔5〕，要他立即以毛泽东及红军代表的名义，与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
7月9日 收到叶剑英〔6〕关于西安救国团体向中共提出四项建议的来电后，和张闻天〔7〕复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我们同意他们的各项要求，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与政府、国民党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
同日 和张闻天电示上海、太原、广西、西安中共负责人：请根据党的宣言及红军通电，与当地政府、国民党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统一对外之阵容，才能应付大事变。
7月13日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后，本日写一题词：“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各方面的动员努力，这是达到此总方针的方法。一切动摇游移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
同日 出席延安市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同日 致电叶剑英：积极同国民党中央军、第十七路军及冯钦哉〔8〕等接洽，协商对日坚决抗战之总方针及办法。我们拟先派四千人赴华北，主力改编后出发，正向蒋介石提出要求。红军大学增加抗日课程，准备陆续派出。
7月14日 和朱德发布关于红军在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
同日 和朱德等致电叶剑英，让他通过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特长于同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方。
同日 关于广西、四川等地方当局对全国抗战应采取的方针问题，致电张云逸〔9〕，指出：“为坚蒋氏抗日决心，各方应表示诚意拥护蒋氏及南京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做去。此种方针甚关重要，请与李总司令〔10〕及川代表张斯可先生恳商决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
同日 致电王稼祥〔11〕：“你在上海写的信收到了。闻你已到目的地，不胜欢慰。身体如何？”日军大举进攻华北，“红军准备开动，赴前线协同作战。八号我党发布宣言，主张坚决抗战，保卫平津，红军将领亦有通电，大得各方欢迎。华北、上海及各地救亡运动正大起来，我们正令各地组织统一战线机关。恩来、博古、伯渠〔12〕已到庐山数日，谈判抗战方针与亲密合作。”
7月15日 致电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总政治委员任弼时、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副主任邓小平：红军政治工作决定依目前情况须加修改，为着直接对日抗战的政治工作，望迅即重新起草。根据这一电报精神，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作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由于国内和平的实现，更由于华北事件加速了对日抗战的爆发，使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第一，一切工作为着积蓄与加强抗战的力量，保证抗战的胜利；第二，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于党的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第三，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文化水平，迅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并造就大批新的干部，使之适应于对日作战的需要。
同日 致信阎锡山〔13〕：“关于坚决抗战之方针及达到任务之方法问题，红军开赴前线协同作战问题，特派周小舟〔14〕同志晋谒，乞予接见并赐指示是祷。”
7月16日 关于红军准备参战及编制问题，和朱德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叶剑英、刘伯承、张浩（林育英）〔15〕。电报指出：在国民党政府“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拟以原一、二、四方面军出动，即以方面军编为师，军编为旅，师编为团。而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五部共五千人，连同地方武装，准备编为第四师，留置后方，保卫苏区根据地”。在国民党政府“不许可主力参战，但许可部分参战条件下，则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共三千余人，编成一游击师派去，活动于热、察、冀间，而多派红大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运动”。
7月17日 致信阎锡山：“关于红军协同作战，昨派周小舟趋谒，现令彭雨峰〔16〕速返太原，再求指示。日寇大举，全华北危险万状，动员全力抗战到底，发动民众与扶助义军工作，实属刻不容缓。兹有敝方指导华北工作者数人拟在太原驻止，祈先生予以方便。”
同日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准备实行对日抗战。
7月18日 出席延安市抗日救国会召开的延安市援助平津抗战将士市民大会，报告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及最近情况。
7月23日 写《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文中指出抗战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两种方针，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另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两套办法，一套是动员全国人民、全国军队，争取广泛外援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要实现八大纲领，另一套是与此相反、不实现八大纲领的办法。两个前途，一个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文章号召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7月24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甲）恩来已到沪，不日回陕。事情还没有弄妥，改编事待周回后再定。（乙）华北事已妥协，仗暂时打不起来。党已发宣言反对妥协，红军暂时不发电为宜，待周回后再说。”
7月25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红军各首长已集云阳（朱总亦去）讨论改编，现令他们等你们回来讨论决定。”“蒋对红军办法不能接受，只有拖之一招。”
7月28日 关于红军改编问题，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甲）请你们即去云阳商定改编。（乙）由云阳回西安后，以根据朱、彭、林、贺、萧、刘、张、徐〔17〕诸将领意见告蒋鼎文〔18〕以下之各点，请其转达蒋介石：（一）八月十五号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19〕），以便指挥作战。（三）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20〕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六）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
7月29日 北平失陷。三十日天津失陷。
7月 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二章第十一节“实践论”，并以此为讲稿在抗大作过讲演。这一节后来单独成篇，以原题为篇名编入《毛泽东选集》。《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而写的。这篇文章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为核心，全面地阐明实践作为认识的来源、动力、标准对于认识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指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社会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文章论述了基于实践的关于认识的发展过程，即从实践中产生感性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又回到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文章论述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指出：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文章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表现形式及特征作了分析，指明教条主义者不承认认识依赖于实践，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经验主义者不承认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文章从哲学的高度，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本质，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实践论》同本年八月写出的《矛盾论》，都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为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同月 为抗大第二期毕业证书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8月1日 出席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并发表演说，指出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华北当局动摇不定，没有抗战决心和压制民众的爱国抗日运动所致，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号召同志们准备出发到河北去，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把我们这里的方针与办法带到全国各地去，把我们的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六日，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闭幕，毛泽东在闭幕词中提出，要努力学习军事体育来武装我们的手足，学习政治来武装我们的头脑。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认为依当前敌我情况，红军作战必须坚持以下两条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并说，以上原则，请与各同志商定，并准备携告国民党。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兵力和作战方针，不应请蒋介石决定颁发，只能待适当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
同日 在收到张冲〔21〕关于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的急电后，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拟复以朱、周、叶〔22〕三人赴京，如何盼复。”
8月3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叶剑英：“此次赴宁，须求得下列问题一同解决：（一）发表宣言。（二）确定政治纲领。（三）决定国防计划。（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五）红军作战方针。”
同日 收到朱德、周恩来草拟的中共方面准备向南京国防会议提出的提议案，共十九项。
8月4日 下午，在延安凤凰山住处同张闻天商讨对国防问题的意见。当天，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在同蒋介石谈判时中共方面对国防问题的意见：“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应给与必要的补充。”“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同日 致电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闽粤边区部队被国民党军阴谋缴械事件〔23〕，是极严重的教训，红军各部都应引为深戒。
同日 收到朱德、周恩来等的来电，来电提出关于对日抗战和红军主力出动抗战的意见，准备作为同蒋介石谈判的意见。
8月5日 关于红军参战等问题，和张闻天复电朱德、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关于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问题，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这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而不是“独当一面”。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关于使用兵力问题，应提出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但须估计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以及陕、甘是我们的唯一可靠后方（蒋介石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等问题。
同日 复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出动抗日，主力仍以在韩城、宜川渡河为有利。
同日 和张闻天复电朱德、周恩来、秦邦宪等：“我们以为朱德同志以即去南京一行为有利。”〔24〕
8月7日 写完《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并以此为讲稿在抗大作过讲演。这一节后来经作者作了部分补充、删节和修改，以《矛盾论》为篇名收入《毛泽东选集》。《矛盾论》是作者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文章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文章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而特别着力地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问题。文章说：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及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文章论述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的矛盾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文章说，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研究，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文章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同一性包含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矛盾的斗争性是指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8月8日 和张闻天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拟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
同日 为红军主力出动抗日事，致电彭德怀、任弼时：三个方面军宜靠拢前进，凡事以谨慎为宜。
8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有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在讲话中指出：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大规模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开始。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但离彻底转变还远。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即统治者怕群众起来。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在华北实际是节节退却。在谈到红军时说：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他还对此前的八条抗日救国纲领提出补充意见，成为十条。
同日 致电红军前方总指挥部，强调红军开动必须走韩城。
8月10日 致电彭雪枫，指出：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度，要向他们请教各方面的情况，不可自夸红军的长处，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应向各方着重说明红军“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它，致失去其长处”。与阎锡山交涉红军出动路线问题，请他同意红军由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县开赴抗日前线。立即开设太原公开办事处，以你为主任。
8月12日 电告朱德、周恩来：阎锡山已答应红军由韩城渡河，经同蒲路输送。
8月13日 再次会见美国记者韦尔斯，给她一份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草案。毛泽东说：如果有国民党政府的合作，这个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同日 日军进攻上海。
8月14日 和张闻天复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十三日关于《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修改等问题的建议的来电，指出：宣言可以修改，但决不能照康泽提案〔25〕，我们的修改案即告。
同日 致电彭雪枫：红军本可迅速出动，因南京对于宣言、纲领、指挥部、参谋长等问题诸多留难，以致尚须待朱德、周恩来此次在南京谈判结束才能确定出动日期。此点可向阎锡山说明。
8月17日 为红军抗日的出动路线问题，分别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和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强调指出：“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在给朱、周、叶的电报中还指出，红军“在独立自主的指挥与游击战山地战原则下受阎百川节制，速通知阎”。
8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的训令，指出：“两党合作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上，目前最重要问题，须使党与红军放在合法地位。因此要求国民党迅即实现下列各项，以便红军早日开赴前线杀敌。”要求实现的各项是：（一）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二）发表边区组织；（三）发表指挥部；（四）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五）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六）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七）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特长；（八）为适应游击战原则，须依情况出兵与使用兵力；（九）不分割使用；（十）第一批出动红军的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并受阎百川节制。
同日 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黄白案〔26〕将红军分割出动，其中包含着极大阴谋，坚决不能同意。在根本问题解决后，我军主力（不是全部）决由韩城渡河，决不走陇海线和平汉线。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甲、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它的企图是：（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二）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三）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乙、我们对策见中央给周、叶训令。丙、此事关系重大，须在洛川会议中慎重讨论。”
8月20日 从延安出发去洛川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8月22日—25日 出席在洛川冯家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洛川会议。会议议程为：（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在报告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及国共两党关系，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说：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即我们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单纯政府抗战的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在统一战线下是相对的独立自主，但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依情况决定，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要内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宣传提纲指出：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全国人民必须坚固地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而作战到底。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里的关键是国民党政策的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特别是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为十一人，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会议对所讨论的问题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对于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存在一些不同认识，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充分讨论。《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这个宣传提纲编入《毛泽东选集》。
8月22日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委任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
8月25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出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7〕的命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周昆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训处主任，萧华任政训处副主任；第一二〇师，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任政训处副主任；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任政训处副主任。命令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8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洛川召开的座谈会，在会上说：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的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从各方面影响和吸引共产党及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要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跟随我党走。国民党内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这对我们吸引国民党是有利的，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之间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解决。他指出：统一战线建立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注意在党内加强教育。
8月30日 由洛川回到延安。当夜，复叶剑英二十九日来电，指出拒绝康泽所提丁惟汾〔28〕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任，必须以林伯渠为边区政府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
8月31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周恩来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锡山，商量好八路军入山西后各事，即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九月五日，周恩来到达太原。
同日 电告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国民党对红军实行种种限制，每月只给军饷五十万元并非百万元，并无枪炮等之补充，仅有衣物及少数弹药之补充，宣言拖延不发，陕甘宁边区要以丁惟汾为主任，要向红军派政治部副主任及参谋长。我们坚持原则，与之斗争。
9月1日 致电周恩来等，提出对付康泽等人的进攻应采取的对策：陕甘宁边区设长官，不设主任，任林伯渠、张国焘为正、副长官；委任任弼时、邓小平为八路军政治部正、副主任；拒绝国民党向八路军派遣高级参谋。电报还指出：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及八路军总部接连出发，第一二九师非待国共间各主要问题解决后决不出动，这种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八路军主力接蒋介石第一次命令即由甘肃出发并无丝毫延迟，国民党一切无理的拖延与限制则层出不穷，表示其没有必要的诚意。
同日 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作关于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全国性抗战已经开始，但还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压制人民的积极性，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争取胜利。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组织义勇军，建立抗日根据地，由“壮气军”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报告提出是“资产阶级追随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追随资产阶级（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问题，指出必须反对即将成为全党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
9月3日 致电周恩来等，告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约在九月二十五日前后可以展开于北平、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之间。请周恩来、彭德怀到太原与阎锡山交涉，明确规定红军活动区域。
9月4日 致电彭雪枫转周恩来，指出：冀、察、晋、绥四省军政人物的做法“完全脱离民众，挫败之后失去胜心，整个华北战线酝酿着极大危机，利用红军新到壮其气而相当改变其做法，是一极好时机”。请周恩来考虑同他们会面，详细交谈。
9月7日 为八路军活动区域问题，再致电周恩来等，指出汤恩伯、卫立煌、刘汝明〔29〕三部六万余人已将蔚县、涞源、广灵、灵丘四县及其东北地区占据，上述地区已无八路军活动余地。阎锡山有将八路军开赴阳原、大同之意。现时对八路军有利地区是阜平、唐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繁峙、浑源、五台、盂县及涞源、灵丘两县之南部地区，望向阎锡山力争规定上述地区为八路军活动区域。
同日 写《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文章说：“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文中列举自由主义十一种主要表现，指出它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对革命十分有害，强调提出反对和克服自由主义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9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宣传教育工作。毛泽东就教材和教学法等问题发表意见，强调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军事理论应讲授战略思想、战略原则。并指出：有的高级军事干部，对战略问题毫无兴趣，上不联系战略，下不联系红军实际，变成外国教条主义；教学法要研究，旧的考试方法要改变，现在的教学法多是注入式，要注意启发式。
同日 关于对待托派分子的原则问题，和张闻天致电林伯渠，全文如下：“请告罗汉我们对待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甲）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行考虑。”〔30〕
9月12日 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致电彭德怀：“甲、同意你偕恩来去南京一行。乙、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丙、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现在蒋鼎文还在说刘师应速上前线，彼等用意或者不明白使用大兵团于一个狭小地域实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如果是这样，可见我们对此原则并未向他们有过彻底坚持的说明；或者他们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丁、你未回军以前属我直接指挥，通知朱、任、林、贺。”
9月13日 日军占领大同。
9月14日 就驳斥蒋鼎文的无理态度问题，致电林伯渠等，指出：“游击战争与按照情况使用兵力，是朱、周在京与蒋、何、白、黄〔31〕决定之战略方针与指挥原则。红军主力已上前线，多兵堆于狭地不合游击战使用，因此一二九师留驻待机是完全正当的。蒋鼎文身为军人不懂军事，还应加意学习我们的兵法，依照他的无知妄想是要打败仗的。”
同日 鉴于湘鄂赣边区游击队负责人在谈判改编时接受国民党提出的由武汉行营派副职人员的要求等错误，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叶剑英、周恩来等，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为党的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
9月16日 关于八路军三个师的部署问题，复电朱德、任弼时。电报指出：“日寇分两路进攻广灵、灵丘，晋军已放弃大同，绥远全境实际已失，以五台为中心之晋东北日寇将以重兵进据，并继进攻取太原。在此情况下，我三个师已无集中晋东北一处之可能，更无此必要。”“拟以百十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
9月17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指出：根据华北日军进攻的形势，恒山山脉成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的战略中枢，敌军向这里出动主力，阎锡山指挥的各军已失锐气，节节败退。在此情况下，过去决定八路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已根本上不适用了，如果仍按原计划全部进到晋东北恒山山脉，必将使自己处于敌人大迂回中，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因此应改变原来的部署，以达到在战略上展开于主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侧翼，钳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真正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根据地，支援华北游击战争和扩大自己本身。还指出：八路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果部署得当，能在华北，主要在山西，起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9月19日 致电彭德怀：“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贺龙部应位于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翼，向绥远与大同游击，方能给敌南进太原以相当有效的钳制作用”。“因此，贺师应速赴晋西北占先着。”
9月21日 致电彭德怀，进一步阐明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我完全同意你十八日电中‘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与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同日 八路军总部令第一一五师在晋东北地区活动，第一二〇师挺进晋西北抗日前线，第一二九师准备开赴晋东南地区。
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七月提交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团结御侮的必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宣布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成立。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叶剑英，指出：“宣言既已发表，目前谈判须解决者，应着重下列三事：（一）发布共同纲领。（二）解决边区问题。（三）解放报〔32〕在全国发行。”
9月23日 复电彭雪枫并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提出在山西进行游击战争的意见：“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区域之一，现在就应加紧准备，不宜迟缓。同时应该充分注意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的部署与准备。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与吕梁山脉之晋西南，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之部署。“游击战争除军事部署以外，最主要的是紧密依靠乡村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9月24日 关于山西地方党的工作问题，致电周恩来、朱德等：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在五台山脉，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立即开始普遍地组织地方支队和群众组织，在半个月内应全部布置完毕。一切工作应在敌占太原的设想下作布置的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