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

话说在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北京的黎锦熙老师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邵西先生阁下：

省城一面，几回欲通音问，懒惰未果。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家国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昨16日回省，20日入校，22日开学，明日开讲。乘暇作此信，将胸中所见，陈求指答，幸垂察焉。

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叁。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祖国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近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也，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道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今人学为文，即好议论，能推断是非，下笔千言，世即誉之为有才，不知此亦妄也。彼其有所议论，皆其心中之臆见，未尝有当于宇宙事理之真。彼既未曾略用研究工夫，真理从何而来？故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也。顾既腾之以为口说，世方以为贤者之言，奉而行矣，今乃知其为妄，宁不误尽天下！弟亦颇有蹈此弊倾向，今后宜戒，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阁下以为何如？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叁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惟宗教家见众人以为神奇，则自神奇之，如耶苏、摩哈默德、释迦牟尼。）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大亦不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某君语弟：人何以愚者多而智者少哉？老朽者聪明已蔽，语之以真理而不能听，促之而能动，是亦固然不足怪。惟少年亦多不顾道理之人，只欲冥行，即如上哲学讲堂，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解释，只顾目前稊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弟谓此种人，大都可悯。彼其不顾道理者，千百年恶社会所陶铸而然，非彼所能自主也，且亦大可怜矣。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则只曰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此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一种笼统之社会制裁，则对于善者鼓吹之，对于恶者裁抑之。一切之人，被驱于此制裁之下，则相率为善不为恶，如今之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无非盲目的动作。此种事实固佳，而要其制裁与被制裁两面之心理，则固尽为盲目的也，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吾人欲使此愚人而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知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他日当为书与阁下详论之。现届毕业不远，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祖国，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强而为之，定惟徒费日力，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惧。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叁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家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4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有叁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叁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叁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阁下于此，不知赞否若何？又阁下于自己进修之筹画，愿示规模，作我楷法。

润之 1917年8月23日

8月31日，黎锦熙接到了毛泽东8月23日的信，非常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

“下午……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1917年9月16日，毛泽东趁着周末休息和张昆弟、彭道良结伴外出野游，他们的目的地是昭山。这昭山乃是潇湘8景之一，有“山市晴岚”之称。

张昆弟在他的日记中生动细致地记述了这次野游活动的前后状况。这种近百年前的史料，尽管后人读起来有点困难，耐不住性子，但因它极其稀少而珍贵，所以笔者就不忍妄加改写，只好抄录如次了。

“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作一、二日之旅行。早饭后，彭君过河，邀蔡君同至渔湾市会伴，余与毛君先到渔湾市。稍久，彭君一人来，蔡君以值今日移居，不果行。此议发自蔡君，余诺之，并商之于彭、毛二君也。事之难合，诚莫能料。

三人遂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边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休息于一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碗五十文，菜每碗二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浅不及股，止。遂至店拿行具前行。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性甚不自由。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

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内有和尚三四人。余辈告以来意，时晚，欲在该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丛树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

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缓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语，不见山之倒立矣。

和尚待于前门，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和尚带余辈至一客房，指旷床为宿处，并借余辈小被一块。

房外有小楼一间，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话颇久，甚相得也。

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

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

又云：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

余甚然其言，且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故余有以谭嗣同《仁学》可炼心力之说，友鼎丞然之。

彭君以清夜之惑，久有为僧之志。且云数年后邀余辈同至该邑名山读书，余与毛君亦有此志，毛君之志较余尤坚。余当时亦有感云，风吹树扰声天籁，欲报无从悟弃形。但未出以相示。夜深始睡。”

张昆弟在这篇日记中所说的“彭君以清夜之惑，久有为僧之志”的话，可能是彭道良一时之戏言耳。后来，彭道良不但没有出家当和尚，他还和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很多贡献，最终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此乃后话。

且说9月20日，毛泽东和张昆弟等人一起冒着西北风前往水陆洲游泳。

张昆弟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游，人多言西北风过大，天气太冷。余等全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力气，不得不谓运动中最有益者。人言固不足信哉！”

9月23日，张昆弟日记中记述了他和毛泽东、蔡和森在22日下午及23日的活动：

“昨日下午与毛君润之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

毛润之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成性，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光明思想。余甚然其意。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又，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点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