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
第二卷
倚天抽剑
第1章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话说1918年5月，杨怀中先生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出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他举家迁至北京，住在地安门鼓楼东大街豆腐池胡同9号，院门外挂着一块精致的牌匾，上书“板仓杨寓”4个大字。
杨开慧随父母一起来到繁花似锦的北京。此时的北京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化的策源地，她一到这里，便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新书刊，眼界愈加开阔了，思想也更加深刻了。
杨怀中先生此次进京，也给毛泽东带来了新发展之良好机遇。
原来早在1912年初，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曾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一个留学俭学会，宣传并组织青年们到法国去勤工俭学。1915年，蔡元培和吴玉章等人又发起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为国内更多的青年赴法留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1916年，流亡在法国的蔡元培、吴玉章与法国社会名流共同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由蔡元培出任会长。就在这一年，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失败，南方各省组织的反袁军政府同北洋军阀政府达成和议，这样，流亡在海外的蔡元培、吴玉章等人便于1916年底由巴黎返回到北京。1917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尔后，为开展留法勤工俭学工作而设立的留法预备学校也随之开始招生了。
杨怀中先生时刻关心着湖南青年的教育问题，为此，他非常支持蔡元培等人倡导的赴法勤工俭学工作。来到北京后不久，他便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主办赴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消息，写信告诉给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并说希望毛泽东和蔡和森立即到北京去，帮助推动这项运动。
此时，毛泽东和蔡和森、张昆弟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艰难抉择。原因是他们刚刚开始的“新村”生活遇到了不少麻烦。
原来毛泽东还在一师读书的时候，因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就常常憧憬着未来的一种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互助友爱的理想生活，只因学业尚未完成，自然这“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实现的。现在他终于毕业了，于是便立即和同伴们一起进行“新社会生活”体验。
他和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等人一同搬进湖南大学筹备处，成立了工读同志会，共同谋划着如何找一处理想的村镇，从事半工半读，即一面劳动或者工作，一面自修学问，研究社会改造问题，开创一种人人平等互助的新社会生活。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建设“新村”的计划，他在计划中写道：
“合若干之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此后，他们为寻找一处适宜于建设人人平等、互相友爱的“新村”生活基地，几乎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个小镇和村庄，可他们最终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试验场所。
毛泽东和同伴们只得依然住在岳麓书院半学斋里，每天除了自学，还要穿着草鞋去挑水，到上山去砍柴，将蚕豆拌着大米煮着吃。
就在这时候，毛泽东接到了杨怀中先生的来信，自然是十分高兴的。他这才想起早在1917年10月的时候，就曾看到过华法学会广东分会散发的章程和有关资料。华法学会广东分会是华法学会发起者、副会长汪精卫在1917年与黄强、陈其瑗发起成立的。那时候，毛泽东看到湖南青年罗承鼎、戴勋在长沙散发的材料，就记住了汪精卫的名字。
且说在1918年6月下旬，新民学会在陈绍休、萧子暲任教的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萧子暲、陈绍休、周世钊、邹鼎丞、张昆弟、陈书农、李维汉等，还有尚未加入新民学会的何叔衡，共10余人。
会议着重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大家认为，湖南省政治不宁，军阀连年混战，教育事业摧残殆尽，“莘莘学子，无校可入”。在这种形势下，会友应该向外发展，而留法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留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应尽力进行”。
毛泽东提议，由他与陈昌、何叔衡留在长沙，把注意力放在国内方面，着重于发展新民学会会员。于是大家便委托蔡和森先去北京了解情况，“专负进行之责”，组织会员向外发展。蔡和森最后表示，决心要在“3年之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并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
6月23日，蔡和森动身赴北京。
他到京后住在豆腐池胡同9号杨怀中先生家中。经杨怀中引荐，蔡和森很快便去拜访了华法教育会的蔡元培、李石曾，详细了解了有关留法勤工俭学的具体情况。
6月30日夜，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他与蔡元培、杨怀中等人交谈的情况。他在信中还写道：
“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弟以一面办报一面入学为言；师甚然之。前亚细亚报薛某者，今欲重整旗鼓，请师担任学术上之撰述，师颇有羞与为伍之意，辞之；然可荐信绍介，师言惟欲屈节。弟思大仁大勇，普度众生，非入地狱不行，究为所谓屈节。”
“大学蔡校长，弟会见一次，伊正谋网罗海内人才，集中一点，弟颇羡其所为。觉吾3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储养练习，或可同时并得。望兄细与子升讨论研究，定其行止，复我一函，是所至盼！”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复信，世人至今尚未发现，但其内容从蔡和森下一封信中似乎可以略窥一斑。
1918年7月21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到赴法勤工俭学一事，说他已经争取到了25个赴法名额。
他还就改造社会的“手段与目的”，即打入恶社会内部与改造社会问题，商之于毛泽东。起因是前一封信中所说的杨怀中羞于同亚细亚报薛某为伍的那句话。蔡和森写道：
“兄若以此为暂时的手段，则何如借路过身，一入地狱。弟尝慨世之君子，为种种的舆论律、道德律所束缚，只能为伪善，不能为伪恶，是以使小人得积极横行。”
由此看来，毛泽东把与薛某为伍，只看作是“暂时的手段”；而蔡和森的主张是“入地狱”，勇于打入恶社会中，敢于做“恶事”。他说：
“弟意现在当得一班正人立恶志，说恶话，行恶事，打恶仗，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时时与恶为缘，时时与恶战，时时与恶和，操而纵之，使自我出，支而配之，使自我生，演而进之，使自我发；然后，将万恶纳之袖中，玩之掌上。”“将此万恶捣之碎之，烧之溶之，锻之炼之，碎之磨之；神而化之，使成美质之原子，新而明之，使成优秀之国民。”
蔡和森在信中再一次提出了希望毛泽东去北京的建议，他写道：
“吾辈须有一二人驻此，自以兄在此间为最好。”“自由研究以兄为之，必有多少成处，而不至无结果。”“杨师自是喜兄来寓，每日可以学习英日文。弟事殊不好为计，故亦望兄来指教。”“驻京唯有润兄最宜。”
7月23日，蔡和森收到了毛泽东第二封来信。毛泽东在信中说，已决定赴京一行；同时提出了一个“大规模自由研究”的建议。蔡和森看罢，欣喜至极，次日便回信说：
“昨夜奉读来示，极忠极切！本以待兄主张然后定计，今计定矣。只要吾兄决来，来而能安，安而能久，则弟从前所虑种种，皆不成甚问题。”
他对毛泽东主张的“大规模自由研究”也极表赞成，他说：
“大规模之自由研究，最足动吾之心，慰吾之情……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通我智樃，祛我情瞀，甚为狂喜，自不待言。”“自由研究社，略分内涵与外延。今兄于外延已略揭其端，远矣大矣，只有巴黎一处，当加矣！至其内容，弟尝思非财力差厚不举，非通一二外国文字不行。”“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
7月26日，毛泽东曾经给蔡和森写过一封信，论及改造社会所需要的“才、财、学三事”。此信至今亦未发现，但从蔡和森给他的回信中，多少还可以看出那封信的主要内容。蔡和森在回信中是这样写的：
“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究竟我们现所最急者，是一财字；而才次之；而学则无处不有，无时不可以自致。”
“兄自由研究及兴办私塾之说，是弟中层之目的。”
关于毛泽东在来信中提出要从小学生起造就新的人才，“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的主张，蔡和森在回信中写道：
“弟深以为然。”“3年以来，每觉胡林翼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
关于新民学会会务，蔡和森则说：
“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以才为基，以财为用，以学为本，此万世之业，不必忧其一时无成也。兄以为如何？望与章甫兄商量之。”
此一时期，毛泽东和部分新民学会会员一道，就赴法勤工俭学问题，在一师、长郡中学、周南女校等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鼓动，很快就有30多人报了名。
正在忙碌之际，母亲文氏因患淋巴腺炎去外婆家养病的消息使毛泽东归心似箭。他急忙从长沙赶到唐家圫，探望母亲，并为母亲四处求医，殷勤侍奉汤药。怎奈母亲病情甚重，短时间内难于痊愈，眼看赴京之期日近，他只得将母亲拜托给两家舅父舅母和诸位表兄弟照料，赶回长沙。
1918年8月11日，毛泽东给罗学瓒写了一封信。起因是罗学瓒的家庭不同意他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也在信中劝他留在长沙从事教育。他在信中写道：
“弟与蔡君等往返商量，深以同人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弟又有一言奉商者，兄于从事工艺，似乎不甚相宜；而兄所宜，乃在教育。似宜斟酌于远近去住之间，而不宜贸然从事。”“不如从事教育之大有益。”
罗学瓒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复信中坚持说：
“考察强国的情况，学习强国之经验，要见见中国以外的大世面。”
毛泽东见他决心已定，就不再挽留了，转而支持他去法国勤工俭学。
8月13日，毛泽东给七舅父文玉瑞、八舅父文玉钦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座下：
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它意。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莲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甥 叩
此时，毛泽东已经向朋友借来了赴京的路费，收拾好了动身的行囊，待时而发。
8月15日，他同罗学瓒、陈绍休、张昆弟、熊光楚、周世钊、萧子升、萧子暲、李维汉、李思安（女）、罗章龙、曾以鲁、邹彝鼎12名新民学会会员和进步青年李富春、贺果、任理、侯国昌、唐灵运等25人，在长沙码头登上轮船，向汉口进发。
李思安，又名钦文，1892年10月出生于长沙县大贤镇（今北山镇赵公塘）一个耕读世家。孩提时代，她跟随祖父读书识字，研习四书五经、诸子百家。15岁那年，她奉命结婚，但次年丈夫就去世了（后终生未再嫁）。李思安哀叹自己命运多舛，曾女扮男装当过管店先生，却并未能真正获得与男人平等的地位。1915年，李思安从梨江女校毕业后，接替祖父教蒙馆，成为当地第一位女先生。1916年后，李思安进入长沙崇实女校学习，后转入湖南省立蚕业女子专科学校学习。
且说一行人到了汉口，转乘火车，继续北上。火车行至河南省郾城县漯河寨境内，恰逢天降大雨，沙河洪水泛滥，铁路被冲毁，一时前进不得。
毛泽东和罗章龙、陈绍休不愿待在车上久等，便下了火车，来到漯河寨，看到了农村破败不堪的景象，心情十分沉重。他们又到郾城城郊的农村去考察，了解北方农村的风俗习惯和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尔后徒步去了许昌，游览魏都旧墟。他们徜徉在魏都旧址那狭窄的街道上，看着眼前颓废的景物，可真是萧条异代，禁不住吟诵起曹操的《短歌行》，又吟诵了《让县自明本志令》。他们抚今追昔，激情勃发，诗意顿生。罗章龙首先口占一句：
“横槊赋诗意飞扬，”
毛泽东顺口接道：
“《自明本志》好文章。萧条异代西田墓，”
“铜雀荒沦落夕阳。”
罗章龙吟罢尾句，陈绍休忍不住叫声好，说：
“这首七绝就叫《过魏都》吧。”
已经一天一夜过去了，直到第二天，毛泽东他们才在许昌等来了火车，继续乘车前行。
8月19日，毛泽东一行抵达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
新民学会会员和其他青年都分散居住在湖南各县设在北京的会馆里，而毛泽东所借的路费已经花光了，身无分文的他只好到豆腐池9号杨怀中先生家中暂住。
杨怀中先生一家人十分欢迎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此时杨先生家里的住宿条件也不太好，只好在看门人住的一间小屋里为毛泽东加了一张床铺。
毛泽东有了暂时安身之处，便去拜访黎锦熙和符定一两位恩师，师生之间相见甚欢。
再说毛泽东一众人等散居在各处，相互之间联系都需要来往奔波，极不方便。为了便于学习和讨论问题，毛泽东与萧子升等8个人商量着搬到了一起，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吉安所东夹道7号（现吉安所左巷8号）。这是一个破旧的小院子，8人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他们在北京一住就是半年之久，在这京华之地的开销，自然要比在长沙大得多，每月的房租费、生活费就不少，再加上冬季里还要买煤烧炕的昂贵费用，使得这一群并不富裕的青年手头十分拮据。他们每天只能吃清水煮白面。有一次，毛泽东在做饭时把面给煮烂了，其他人便戏言要他请客。湖南人从来没有穿过大衣，可是在北京的冬季里没有大衣是不行的，而他们每人都买一件又不可能，所以8个人就只好合买了一件轮流着穿，抵御严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