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驻衡阳、上海等地的驱张代表团主办的《湘潮》、《天问》等周刊相继出版，平民通讯社还直接给这些周刊发送了大量稿件，毛泽东也为它们撰写了不少文章。
尽管毛泽东如此繁忙，可他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眼前往往会闪现出在汉口遇见的许志行的那双期盼的眼神。在一天深夜，他终于提笔给许志行写了一封信，并把新出版的宣传新文化的一些小册子整理了一下，连同信一起寄给了在浙江的许志行。
且说12月23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成员，将控诉张敬尧的联名呈文递交给总统府和国务院及教育部。
12月24日，驱张代表团12名代表求见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徐世昌和靳云鹏皆托辞不见，仅派一名教育次长出面敷衍。代表们无功而返。
毛泽东为了给当局施加压力，和代表团成员们一起在京奔走呼号，广泛联络湖南在京学生、学者、议员、社会名流和绅士，宣传驱张运动。
12月28日，毛泽东出席了驱张代表团在前门外湖南会馆召开的同乡会，参加集会的同乡有学生，有学者，还有工商界、教育界、新闻界、女界、绅士界、政界议员等1000多人。驱张代表团成员报告了驱张运动的形势，并和其他各界人士控诉了张敬尧的罪行，表示了驱张的决心。
北京《晨报》记者详细报道了同乡会的盛况。报道中写道：
“湖南来京请愿的代表刘敏君，报告张敬尧督湘以来摧残教育之实状。次由女代表李思安女士，列举张敬尧蹂躏湖南之罪恶，声泪俱下，在座之人，无不愤懑填膺，怒形于色。
李思安女士说：
‘以世界列国论起来，中国的地位为最弱。以中国各省论起来，湖南的地位为最苦。南北战争所受的残酷还不算，还要受张敬尧的摧残。我们湖南人，真正是该当蹂躏呀！该当受罪呀！该当死呀！想到此等情形，痛恨无比。恨不得马上死了才好，免得再到湖南去，受那种惨无人道的活罪哩！’”
大会请在场的湘籍议员，签字担保驱张。与会者群情激愤，议员们见大门紧闭，“会场不准先出，在场之议员见无可脱，乃书：‘担任驱逐张敬尧完全责任，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湘民’云云。”
大会议决了一份通电，在全国范围内公布张敬尧的各种罪状；其中包括将张敬尧交由国民公判等5项决议的内容。大会还决定设立旅京湖南各界委员会为驱张机关，推定了委员会委员20余人。
12月31日，毛泽东与彭璜、张百龄等14人，以湖南旅京公民的名义，就张敬尧违禁运烟一事上书国务院，揭露张敬尧到湘后大开烟禁并劝民种烟。要求国务院“速即呈明大总统，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
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安街99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看望毛泽东。他在桌子上发现了一本毛泽东研读的《共产党宣言》，还有各种有关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及报刊。
原来此时的北京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政治空气更加活跃，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也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趋广泛。促成这种局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早在1919年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政府同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宣言还说：“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宣言发表后，一直被中国反动政府严密封锁，现在终于公布出来了，社会各界人士反映十分强烈：全国31个社会团体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感谢电，报纸杂志介绍俄国革命和宣传、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也日益增多，有些进步报刊还摘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部分章节，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简要传记；同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相继成立，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热潮。
毛泽东在这样的形势下来到北京，有了更多的机会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利用驱张活动之余暇，同正在北大秘密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密切联系，搜寻和研读了许多介绍十月革命的书刊及所能借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
再说1月8日，毛泽东和邓中夏与在京的湖南“辅仁学社”部分成员在陶然亭聚会，尔后，众人来到慈悲庵前的大槐树下，合影留念。
就在这1月间，毛泽东由王光祈介绍，加入了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
这位王光祈是毛泽东刚到北京后不久就新结识的一个好朋友，字润玙，笔名若愚，1892年出生于四川省温江县。他的祖父是清末著名诗人，父亲早逝。此后他家境衰落，生计日艰，1918年6月在中国大学毕业后，先后任成都《群报》、《川报》驻京记者。在和李大钊、周太玄、曾琦等筹备少年中国学会之初，他被推举为筹备处主任。
少年中国学会于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成为五四运动以后的著名社团，其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其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的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赵世炎、黄日葵、田汉等人，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
有一次“少年中国学会”在愚生家中讨论“工读互助”问题，会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发表了不少议论，诸如穷学生半工半读要取何种办法？是只能自修还是也可以进入学校学习？半天做工，选择那种工作才合适？议论来议论去，结果是不了了之。毛泽东早就听得不耐烦了，他说：
“不要老是坐而论道，要干就干。很简单嘛，你们诸位把换洗衣服拿出来，交与我去洗，1个铜子1件，无论大件小件，一样价钱，3天后交货拿钱。”
大家见他这般说话，竟无一人搭言。愚生的太太在旁边打趣说：
“我才不交与你去洗咧！你们斯文男子，是洗不干净衣服的！”
王光祈看看毛泽东，生怕他难为情，就搭话道：
“你明天就拿我的换洗衣服去试洗一下，看你洗得干净么？”
毛泽东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第二天他还真的将王光祈的衣服拿去洗了。
自此以后，毛泽东很长时间一直和少年中国学会保持着联系。在1923年5月出版的《少年中国》杂志上，还有“收毛泽东第3年会费2元”的记载。
且说在1月15日，毛泽东去胡适家里谈自修大学事。
据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记载：“毛泽东来谈湖南事。”关于这次会面，胡适在1951年5月读到萧三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时，因其中两次提到毛泽东在湖南组织“自修大学”，便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学’见于记录，似只有这两处，故我记在这里。”
1月中，杨怀中先生的病情愈发严重了。毛泽东赶往医院探望恩师。杨怀中先生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示意毛泽东坐在他的病榻边，用颤抖的手从身上掏出一块怀表，递给毛泽东，说：
“润之，这块表跟我多年，送给你，作个纪念吧。你和开慧的事，我全知道。我就把她托付给你了。开慧年轻幼稚，你要多照顾她。”
“老师、师母，请放心！”
毛泽东强忍悲痛，站起身来，向恩师和师母深深地一鞠躬。
杨怀中先生对毛泽东、蔡和森非常器重，他在临终前给好朋友、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方军政府议和代表章士钊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奇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1月17日午前5时，一代学人杨怀中先生在北京溘然长逝。
他的灵柩停放在北京西城区法源寺内。毛泽东以半子半婿的身份，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还有蔡和森、陈绍休等同学，一起在法源寺为杨怀中先生守灵。
杨怀中的夫人向振熙致电在长沙的六弟向明卿，要他到北京帮助料理杨怀中先生的后事。向明卿接到电报后怀着悲痛心情，立即启程来到北京。
向明卿少年时聪颖好学，后毕业于湖南大学的前身湖南高等农业学堂水土工程系，立志实业报国。此人为人正直厚道，好交游，亦热心教育。
1月18日，毛泽东同罗宗翰、彭璜等55人，就防止张敬尧侵吞湖南省米盐公款一事，向北京、天津、上海、湖南等地的湘籍知名人士和群众团体发出快邮代电，代电中说：
“在张贼未去湘乱未宁以前，只可暂归湘绅保管，不得变动。俟湘事平定后，再由全省民意公决用途。”
1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毛泽东、陈绍休、彭璜等湖南各界公民代表给北京政府总统、国务院总理的呈文：《乡人控张敬尧十大罪》。
1月22日，毛泽东与蔡元培、章士钊等29人联名在《北大日刊》上发布杨怀中先生病逝讣告。
毛泽东并发表了为恩师撰写的挽联：
忆夫子易帻三呼，努力努力齐努力；
恨昊天不遗一老，无情无情太无情。
他还与蔡元培、章士钊、黎锦熙、杨度、朱剑凡等8人发了一则启事，启事中说：
敬启者，湖南杨怀中先生，于本年1月17日午前5时，病殁于北京德国医院。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同人等闻其逝世，相与悼惜。先生既无意于富贵利达，薪资所储，仅具薄田数亩，平日生计，仍恃修俸。殁后遗族，尚无以自存。同人等拟对其遗族，谋集资以裨生活，积有成数，或为储蓄，或营生产，裨其遗孤子女，略有所依恃。伏冀诸君子知交，慨加赙助，此则同人等所感盼者也。诸维亮察不尽。
蔡元培 章士钊
朱剑凡 毛泽东 同启
范源濂 杨 度
黎锦熙 熊崇煦
蔡元培又与马寅初、胡适、陶孟和4人另发了一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赠。
1月25日，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参加了杨怀中先生的追悼会。
上午8时许，北京大学小礼堂里哀乐阵阵。蔡元培校长胸缀白花、臂带黑纱，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庄严宣布杨怀中先生追悼大会开始。
身材修长、一派学者风度的青年毛泽东，毕恭毕敬地向灵堂正中的杨怀中先生遗像三鞠躬，展卷宣读由蔡元培、范源濂、杨度、章士钊、黎锦熙、毛泽东等29人联名撰写的《治丧词》，深切悼念令人钦敬的伟大教育家、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
此时的毛泽东可以说是祸不单行，正在他忙于操办恩师杨怀中先生的后事之际，又从湖南老家韶山传来了一个惊人噩耗：年仅50岁（差9个月）的父亲，因患急性伤寒病已于1月23日病逝了。他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并没有立即回家奔丧，因为此时的驱张运动已经到了节骨眼上，他把无限的悲痛和对父亲的哀悼深深地埋在心里，给在韶山的大弟弟毛泽民写了一封信，嘱咐他操办好父亲的后事，支撑起那个即将瘫痪的家。
1月28日，毛泽东和湖南公民、教职员、学生3个代表团及部分北京学生，为要求撤惩张敬尧，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国务院门前请愿。
上午12时，3个代表团的成员们及北京学生打着写有请愿内容的旗帜，分别从前门、后门、西华门3个出发地来到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请愿队伍前面的3面大旗上分别写着：
“请政府速即撤惩张敬尧”、“代表三千万湘民请愿”、“与张偕亡”。
后面还有数十面旗帜上写着：
“围焚株醴的张敬尧”、“勒种鸦片的张敬尧”等等。
毛泽东是湖南公民代表团中的首席代表，以他为首的6人被推举为3个代表团的总代表，声明非要见到靳云鹏讨个说法不可。
毛泽东等人在国务院门前等了许久，也没有见到靳云鹏，他们愤而转至棉花胡同靳云鹏的私宅前，“效秦廷之哭”。靳云鹏托辞不出，由其副官长于化龙接见了毛泽东等人。6位代表痛陈张敬尧祸湘十大罪状，要求靳云鹏当众宣布解决办法。
靳云鹏传出口信，诈称他将于“明日国务会议，将湖南问题提出”，在下星期四请代表们再到靳宅听候答复。
1920年2月5日，毛泽东等6位总代表兴致勃勃地依约前往靳云鹏的私宅听候答复。当他们一行来至棉花胡同，却看见那里早有大量兵警设了防，不但阻住了他们的去路，而且还把整个街道和靳宅也围了个严严实实。无论毛泽东等人如何解释，那些兵警就是不让通行，别说是去见靳云鹏的面，就是连靳宅也别想进去了。毛泽东等人这才恍然大悟，知道受了官僚们的骗，上了靳云鹏老贼的当了。
此时毛泽东主持的驱张运动的阻力，不但来自北京政府方面，而且还来自于社会方面。在北京与驱张运动相对抗的，是由一些反动官僚、绅士和所谓“社会名流”拼凑起来的“旅京湘事维持会”及“湖南旅京界联合委员会”，这两个被张敬尧用金钱收买的保张团体，打出了拥护张敬尧的旗帜，千方百计与驱张运动相抗衡。
时人有诗单道这执政者之奸诈可恶：
嫩姜不如老姜辣，官家从来多狡黠。
请看今日庙堂上，羊头狗肉高高挂。
欲知驱张运动能否成功，请看下一章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路遇狼狈不堪、言语不通的小青年许志行，以笔谈相交，仗义扶困。他一诺千金，终生实践。自此以后，每每一有机遇，从未忘记这位小朋友，提携他，教育他，终于使他成为一个有益于中国教育事业的人才。能济天下者不以事小而不为，毛泽东是也。他和许志行的轶事，在后面的大传中还多有提及，请读者诸君慢慢鉴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