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斗争，使杨开慧和毛泽东的爱情之火燃烧得越来越炽烈了。然而，这两个具有同样性格的年轻人的热恋，既没有一般年轻人的那种花前月下的浪漫，也没有卿卿我我的海誓山盟，两颗不平静的心反而都被矜持的外表隐藏了起来。杨开慧在《自传》中曾经这样写道：
“我们彼此，都有一个傲脾气。那时，我更唯恐他看见了我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
7月27日，毛泽东趁暑假在韶山探视家人的机会，在湘潭县发起成立了湘潭教育促进会。
这个促进会的宗旨是：倡导革新，宣传新思想，促进湘潭教育之发展。毛泽东被选举为湘潭教育促进会文牍干事。
7月30日，湘潭教育促进会举行第一次干事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份宣言书。
毛泽东在宣言中写道：
“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吾国新文化运动，随之而起。文学革新，思想解放，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然而，吾县则深闭固拒，对于外间情势，若罔闻知。思潮不能顺应，教育因而失效，教育界缺乏振作奋发之精神，若不急起直追，共谋补救，势必陷全县教育于破产状况。蔽会同人，本敬恭桑梓之心，为促进教育之计，愿与全县教育界人士交相勉励，外观世界之潮流，内审自身之缺陷，勉负职责，振起朝气，涤除旧污，大众一心，勇猛精进。”
几天后，这份《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发表在1920年8月3日、4日的湖南《大公报》上。
7月31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发表了由他撰写的《发起文化书社缘起》一文。
原来在张敬尧统治湖南的时候，公然提倡扶乩、卜卦，修建庙宇，祭祀孔圣，他本人也曾亲赴城隍庙拈香。一时间，湖南“阴风飒飒，神气沉沉”。处在这乌烟瘴气的环境中，湖南人民的思想觉悟自然难以提高。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针对这种状况，早就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当务之急。他要创办一个以推销新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新式书社，在湖南掀起一个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回到湖南后，他曾经与何叔衡、彭璜、熊瑾玎、陈昌、陶斯咏、罗宗翰、易礼容等新民学会会员和教育界人士方维夏、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职员赵运文等人多次磋商，动员他们共同做文化书社的发起人。
毛泽东在《发起文化书社缘起》一文前面加了一个按语，按语中说：
“省城教育界新闻界同志，近日发起文化书社，为传播新出版物之总机关，实为现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可省之一事。”
他在《发起文化书社缘起》一文中写道：
“湖南人在湖南省内闹新文化，外省人见了，颇觉稀奇，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湖南人了不得。其实，湖南人和新文化，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不和它相干。若说这话没有把握，试问三千万人有多少人入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人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的人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什么？彻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
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倒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呵！什么责任呢？‘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吗？文化书社的同人，愿于大家公负的责任中划出力所能胜的一个小部分，因此设立这个文化书社（此外研究社、编译社、印刷社亦急待筹设）。
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1920年8月2日，文化书社发起人毛泽东、彭璜、易礼容、何叔衡、王正枢等17人在楚怡小学何叔衡处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大纲共8条，其中规定：
“1、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书报杂志发售，务期便宜、迅速，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
2、本社资本金额，先由发起人认定开办费，从小规模起，依次扩大。各人投入之资本，均须自认为全社公共财产，无论何时不能取出，亦永远不要利息。
3、本社由投资人组织议事会，推举经理一人。议事会每半年开会一次，审查由经理所报告之营业状况。
4、本社在社内设立书报阅览室，陈列书报，供众人阅览。”
《文化书社组织大纲》中还规定了书社的组织机构和经营方法。
会议推定毛泽东、易礼容、彭璜为筹备员，负责起草书社议事会细则及营业细则，筹备书社成立。
8月20日，经赵运文介绍，毛泽东以低租金租定了长沙潮宗街56号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3间房子，解决了社址问题。
毛泽东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还与方维夏、何叔衡、彭璜、陈昌等人一起，联络教育界、新闻界和社会知名人士仇鳌、姜济寰、易培基、包道平、贺民范等人，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
8月22日，毛泽东等10余人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召开俄罗斯研究会筹备会，商讨研究会简章和组织。与会者一致认为，俄国的劳农政府既然有这样前无千古的大变，我们怎能不研究他的内情。
会议通过了俄罗斯研究会简章，主要内容有：
一、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有3人以上为介绍者，得为本会会员。二、本会会务：1、研究有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2、派人赴俄实地调查；3、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三、本会会费由会员自由捐助。四、会内设总干事、书记、庶务干事各1人。
众人推举何叔衡、毛泽东、彭璜、包道平4人为筹备员，继续进行俄罗斯研究会的筹备工作。
8月27至30日，彭璜在湖南《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感言》反映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共同思想，进一步扩大了俄罗斯研究会的影响。
不久，毛泽东被他原来的老师、现任湖南省教育会长兼一师校长易培基聘为一师附属小学主事，也就是校长，同时兼任一师校友会会长。
毛泽东到一师附小一上任就反对以往的专制管理制度，大刀阔斧的进行了改革。他提倡民主作风，选聘教员以才德为标准，实行经济公开，选用时文做教材。他在附小的大礼堂题写了一副对联：
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
他还动员学生们把这副对联挂在柱子上，便于师生们常看常诵。
毛泽东的同窗好友陈昌也是一师附小的一名教员。毛泽东和在附小读书的毛泽覃、赵先桂与陈昌一家，同住在天鹅塘青山祠一所院子内。毛泽东对陈昌的爱人毛秉琴叫大姐，陈昌的女儿陈一元自然就亲昵地称呼他和毛泽覃为舅舅。毛泽东建议两家组成一个革命大家庭，合在一处吃饭，由毛秉琴管理生活，负责做饭，而那些粗活脏活则由他与陈昌分担。
毛泽东在附属小学还认识了教英文的周谷城。周谷城比毛泽东小5岁，五四运动前在省立一中读书。学生时代他俩虽然不同校，却有着杨怀中、徐特立等几位共同的老师。现在他们同住在一个学校里，又同是教师，彼此都有好感，便多有交往。毛泽东常常在晚饭后来到周谷城住处，与他促膝长谈。
有一次，毛泽东看见周谷城的书架上有本英文版的《资本论》第3卷，很感兴趣，拿起来翻了翻，半开玩笑地说：
“你看这些书，不怕惹麻烦吗？”
周谷城愣了一下，坦率地说：
“我看该不会惹什么麻烦吧。”
从此，毛泽东对周谷城刮目相看，他也时时拿一些共产主义的小册子，送给周谷城看。
后来毛泽东被易培基破格聘任为师范部22班国文教员，他推荐由何叔衡接任了第一师范附小主事。
毛泽东在一师校务会议上提出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可以参加校务会议，学校的经济要公开，不要开除学生。他的这些意见获得了校务会议的通过。
毛泽东多次在一师举行演讲活动，动员师生们参加国民革命。周谷城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毛泽东在夏曦的陪同下，一双赤足穿着草鞋，裤管卷到膝盖以上，站在一师大礼堂的讲台上，运用手势以生动的比喻向工农群众和师生们讲阶级斗争的道理，他说：
“阶级斗争，是没有妥协没有中立的余地的。比如一条大河，你在里面游泳，老不靠岸，既不爬上这一边，也不爬上那一边，终究是要被水淹死的。在阶级斗争中，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没有中立的余地。要么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要么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而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终究是要被无产阶级消灭的。”
1920年9月初，由何叔衡任馆长的湖南省通俗教育馆，决定创办《湖南通俗报》，其主编是谢觉哉。毛泽东应何叔衡之邀，参加了《湖南通俗报》第一次编辑会议。他根据自己的办报经验，在发言中说：
“报纸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长谈空洞的大道理。”
会后，毛泽东又专门拜访了谢觉哉，给比他年长9岁的谢觉哉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以至于在30余年后，谢觉哉还能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当时“坐的地方和姿势”；他还说，毛泽东虽然说话不多，“但他那谦虚与诚恳的态度，简要的语言，给我印象很深”。
谢觉哉，名维鋆，字焕南，1884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萧家湾。
此后，何叔衡、谢觉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熊瑾玎的帮助下，对《湖南通俗报》进行了全新设计。不久，读者就从上面看到了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军阀等方面通俗而又简洁且极具说服力的文章。
毛泽东看到这份报纸办得很有生气，便常常给何叔衡打气鼓劲。他也经常给《通俗报》写文章、寄稿子。谢觉哉觉得毛泽东的文字很优美，每有稿子来便及时地予以刊发。
后来，通俗报馆还成了毛泽东、何叔衡开展革命活动的联络站，他们常常在那里“约集新民学会会员和建党有关人员谈问题”。
且说在9月3日及其以后的5天里，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等4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