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早在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在赶走张敬尧之后，为笼络人心，急急忙忙策划官方自治，他通电号召“湘人治湘”。其后，他又在通电中提出了“联省自治”的主张。湖南的自治主张很快引起了社会上的普遍关注，各地纷纷发表文章，支持湖南省自治。毛泽东早就提出过湖南省自治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把主要精力逐渐转移到自治运动上来了。

毛泽东在上述文章中写道：

辛亥革命以来，“9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觉醒，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22行省3特区2藩地，合共27个地方，最好分为27国。”

9月5日，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是“彻底的总革命”。俄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在于“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源，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

“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中国没有大中国建设的基础。现在全中国之政府，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由武人官僚割据垄断，政治更腐败。然而，在这当中必然要发生一种新现象，这就是在军阀的割据中，生长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各省人民因不堪军阀的垄断之苦，奋起而争自由，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奉人自决，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10年乃至20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

“我们应该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27个小中国的首倡。”

毛泽东的主张立即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就在此时，毛泽东获悉七舅父文玉瑞已于9月5日这一天病逝，他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回到唐家圫为七舅父料理后事。

9月9日下午，文化书社门前挂出毛泽东特意请擅长书法的军阀省长谭延闿为书社题写的招牌，举行隆重的开业典礼。

谭延闿出席了开业仪式。毛泽东在一师的老师方维夏也以湖南教育司长的身份出席了开业仪式。

文化书社开张后，何叔衡在楚怡小学设立了一个贩卖部，后来又和好友姜梦周在宁乡创立了文化书社分社。

易礼容在1979年5月17日回忆创办文化书社时的情形时说：“文化书社……最初只有陈子博和我两个人工作，开办的经费只有20块钱，是由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秘书赵运文经手借来的。”

那时候，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何叔衡除了尽自己最大努力捐助外，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四处奔走求援。他和毛泽东一同去拜访长沙县开明知事姜济寰，取得了姜济寰的支持。姜济寰和毛泽东、方维夏、朱剑凡、易培基、王正枢等人先后集资3次。在个人出资中，最多的是姜济寰，3次共投光洋228元、纸洋18元、小纸洋59元3角、钱100文；长沙总商会会长左学谦一次投纸洋、铜元共200元，仅次于姜济寰。另外投资的还有毛泽东、易培基、仇鳌、朱矫、杨绩荪、方维夏、王季范、朱剑凡、匡互生、李抱一、张平子、龙兼公、易礼容、贺民范、周世钊、陶斯咏、陈书农等。其中有毛泽东光洋10元，陶斯咏光洋10元，周世钊光洋2元，朱剑凡光洋1元、纸洋9元，易礼容光洋1元，陈书农纸洋10元。

9月13日，谭延闿召开“官绅自治会议”，确定了“湖南自治会”宪法起草成员，其中有11人是省政府选派的，有一部分是省议会选派的，共同负责起草省宪法。

9月15日，俄国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文化书社召开。何叔衡宣读了研究会章程。

会议推举姜济寰为总务干事；聘请船山学社社长仇鳌为指导员；毛泽东为书记干事，负责记录及文书事务；彭璜为会计干事，驻会负责主持日常工作。

仇鳌，字亦山，湖南汨罗人，早年赴日留学，毕业于明治大学；归国后襄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首倡武昌革命。后来他无意仕途，醉心于国民教育。由于他年长资深、学识渊博、思想开明、奖掖后进，故声望甚隆，为各方所敬仰。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曾多次听过他的学术演讲。

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大会还议决：除会员个人进行研究外，每星期六下午可自愿去潮宗街文化书社集体讨论；集中个人和集体的研究成果，发行一种《俄罗斯丛刊》；派代表赴京与俄代表接洽，筹备赴俄勤工俭学事宜；在船山学社开设赴俄青年俄文班，聘请上海的俄国人来湘教授。

此后，俄罗斯研究会会员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

后来在1920年深秋，毛泽东和彭璜先后介绍了16名俄文班进步青年刘少奇、萧劲光、任弼时、任作民等人，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为他们去俄国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打好基础。

9月26日，毛泽东从这一天起先后发表了7篇文章，力图在谭延闿的官方自治活动中推行人民自治。他在文章中写道：

“现在官与民都起来了，都要搞自治。但真正的自治只能由‘民’来发起，否则，这种自治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

他在文章中以俄国为例，说明人民是有参与宪法制定的能力的。他写道：

“俄国人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官也罢，乞丐也罢，要人也罢，你总有权发言，并且你一定应该发言，并且你一定能够发言。只要你将你那不应该自疑的疑点祛去，你便立刻发现你自己的重大本领和重大责任。这本领发现在你的心坎里，这责任便立刻落在你们的双肩上。”

1920年10月5日，《大公报》发表了由毛泽东、彭璜和《大公报》主笔龙兼公3人动议并起草的一个有毛泽东、彭璜、龙兼公、张平子、何叔衡、朱剑凡等377人签名的《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的提案。

毛泽东和《大公报》主笔龙兼公、张平子是同乡，交往十分密切。他们在这个提案里提出：湖南人民有参加宪法起草的权力；应该产生一个“湖南人民宪法会议”来具体主持省宪法的制定工作；制宪会议的代表由全体人民公推，每5万人产生一个代表。

10月7日，毛泽东发表了他在这次讨论中的最后一篇文章，号召长沙30万市民首先行动起来，“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

10月8日，毛泽东出席了由省教育会召开的436人参加的“第二次筹备自治运动之各界联席会议”。会议公推毛泽东担任会议主席。

会议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讨论，通过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选举法和组织法，并决定派方维夏等15人将选举法和组织法要点于9日午前，递交湖南省政府。

10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长沙各界万余人举行的自治运动请愿大会和游行示威。

参加游行示威的民众们一路上高呼着口号：“湖南自治！”、“普遍选举！”、“直接选举！”、“省长民选！”、“县长民选！”、“百姓是主人！”、“建设新湖南！”冒着大雨向督军府前进，情绪十分激昂，口号声此起彼伏。

游行队伍到达督军府后，谭延闿一看这阵势不得不接受了毛泽东、龙兼公等人起草的《请愿书》。

《请愿书》中强烈要求：从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实行直接选举法和普遍选举法；制宪会议代表不得兼任官职和军职；自治以后，湖南“宜采取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以解决政治上及经济上之特别难点，而免日后再有流血革命之惨。”这些条件自然是谭延闿不能接受的，所以在事后不久，他就断然拒绝了《请愿书》中提出的各项请求。

这正是：“一张敬尧去，百张敬尧环伺”；

毛公从来虑事高。

前门驱狼，后门进虎，

说什么“湘人治湘”？“联省自治”？

到头来还真是“换汤不换药”。

欲知湖南自治运动能否继续进行下去，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20年9月5日撰写的文章中断言：“现在全中国之政府，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由武人官僚割据垄断，政治更腐败。”“如此者10年乃至20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这是继1915年关于中日关系发展的预言和1919年关于法德关系发展的预言之后，毛泽东发出的又一个重要预言。凡是懂得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这一次又被他言中了：后来在二十世纪的整个20年代，全中国始终都处在新老军阀的割据混战之中，真可谓“大乱而特乱”。而到了30年代及40年代，这才出现了“异军苍头特起”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这便是他所预言的而且是由他亲自领导的“彻底的总革命。”能够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如此之精确，舍毛泽东其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