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工人阶级要得到彻底解放，就要走俄国人的路，一定要夺取政权。没有自己的政权，就逃不脱资产者的压迫和剥削。”
话说毛泽东在学校放寒假后，与杨开慧和毛泽覃、赵先桂从长沙回到了湘潭。毛泽覃和赵先桂结伴先回了韶山冲，毛泽东则和杨开慧一起到了板仓，一来是看望杨老太太和兄嫂，拜祭恩师，探亲访友；二来也算是度蜜月了。他们在板仓小住了十几日。杨开慧陪着毛泽东踏遍了板仓的山山水水，实地考察风土人情。在杨开慧短暂的一生中，这十几天给她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回忆。
1921年2月8日，这一天是中国的农历正月初一，毛泽东从板仓回到唐家圫舅舅家，给全家人拜了年，尔后便回到韶山冲过春节。他到家后没有见到妹妹毛泽建，便向毛泽民问起了毛泽建的下落。
原来在父亲去世后，14岁的毛泽建知道自己没了依靠，家里也已经难以支撑了，就不得不重新回了东茅塘的家。
毛泽东体谅四弟毛泽民的处境，但母亲的嘱托言犹在耳，怎能不管这个小妹妹呢？他不久就来到东茅塘找毛泽建。他问毛泽建的生母蔚生六阿婆：
“怎么不见泽建？”
蔚生六阿婆说：
“你父母都死了，你叔叔也死了，没有人能养活她，把她嫁出去了。”
毛泽东眼看着这个家的确不像个样子，蔚生六阿婆和她年幼的儿子毛泽连基本上没有生活来源。毛泽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一家人能活下去，一回到东茅塘就不得不依旧去四处讨米。后来她的一个亲戚萧南庭对蔚生六阿婆说：
“这么大的妹子，出去讨米太丑了，何不找个人家嫁出去算了。我可以帮这个忙，做个介绍。不知道你放心不放心？”
蔚生六阿婆说：
“有你帮忙那当然好，我那有不放心的。”
萧南庭介绍的那个人是住在宁乡县杨林的他的一个本家。那人的母亲去世早，只有一个父亲，有几亩田地，家境还算不错。不久，毛泽建就被送到杨林萧家，做了童养媳。
毛泽东听了六阿婆的诉说，就说：
“我要把她接回去。”
他一回到家里，便让一个叫毛希乔的农民去杨林送信，说是要毛泽建回来见他。
那毛泽建自从到了萧家，可谓是度日如年，一家大小、里里外外、粗粗细细的全部家务，都压在她稚嫩的肩上，尽管做牛做马，还是得不到一丝温情，经常遭家人责骂，甚至连饭也吃不饱。她时常想起母亲，想起三哥，怀念着上屋场的那段生活，还时不时地跑回上屋场打听三哥的消息。盼星星、盼月亮，现在终于把三哥盼回来了，她立即回到上屋场，见到三哥早已是泣不成声。毛泽东安慰她说：
“你莫哭，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别做童养媳了，我这就接你回来，到长沙去读书，好吗？”
毛泽建听了，忙说：
“三哥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去。”
毛泽东让毛泽建把她丈夫叫来，他对那人说：
“我要带泽建去读书，你也一起去吧。”
那位小丈夫说，他要和他父亲商量商量。可那人走后一连几天都没有回话。
2月15日晚上，毛泽东和四弟毛泽民及弟媳王淑兰、六弟毛泽覃、小妹毛泽建，还有表哥文南松、堂表弟文东仙，围坐在火塘边烤火取暖，一边吃着韶山的土果品，一边叙家常。毛泽东对大家说：
“今天是正月初八日，是母亲的诞生日，我们要多打一下讲呀！”
他又对毛泽民和王淑兰说：
“这几年我不在家，泽覃也在长沙读书，家里只有你们两口子撑着。母亲死了，父亲死了，后事都是你们料理的，我没有尽孝，你们费了不少心。”
毛泽民因三哥求学在外，只读了几年私塾就不得不辍学在家，帮助父亲持家理财，也算是能写会算。三哥一席话，勾起了他心中的辛酸，他说：
“费心倒莫讲，我们在屋里当然要尽力。只是这些年家里日子也不好过。民国六年修房子，母亲生病；民国七年，败兵几次来屋里要谷要钱，强盗也来抢过一次；民国八年，娘先死，不久后爹死；民国九年，安葬父母，还有给泽覃订婚。这几年钱用得太多，20亩田的谷，只够糊口。”
毛泽东问道：
“是不是欠了人家的钱？”
毛泽民说：
“别人欠我们的有几头牛，我们欠人家的，就是顺义堂的几张票子。牛，别人家在喂；可欠人家的票子，总得还钱呀！”
“能抵消的有么子东西？”
“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了，只有两头猪，还有几担谷。”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说：
“你讲的都是实在的。但败兵抢东西，日子不好过，不是我们一家人的事，国乱民不安嘛！我的意见是把屋里捡一下场，田也不作了，这些田你们两口子也作不了，还要请人。我在学校里找了个安生的地方，你们都跟我出去吧。”
他指指毛泽民，又说：
“润莲细时在家里搞劳动，没读好多书。现在离开这个家，跟我到长沙读点书，边做些事，将来再正式参加一些有利我们祖国、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工作。”
毛泽民和王淑兰没想到三哥会如此安排，连家都不要了，瞪着眼睛望着毛泽东，一脸的迷茫。毛泽东看出了他们的心思，继续开导说：
“我和你嫂子都投入了革命事业，泽覃和泽建也跟我去。古话说：一人犯法满门抄斩，你们留在家里也是不可能了，只有革命这条路可走。当然，你还可以走另一条路，或宣布和我脱离兄弟关系，或躲避他乡，但我相信你不会走那条路的。你们不要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为了建立美好的家，让千千万万的人有一个好家，我们只得离开这个家，舍小家为大家，为祖国嘛！”
毛泽民问道：
“我们都走了，那田怎么办？房子怎么办？账目又怎么办？”
“好办，好办得很！”毛泽东笑着说：“家里发出的票子，写个告示出去，请他们几天内来兑钱。你把猪赶到银田寺卖了，准备点钱，让人家来兑。牛，就让别人去喂，不要向人家要钱，快春耕了，不能让人家买牛呵！别人欠我们的账，就莫要了。田让给又穷又会作田的人去作，房子也让给作田的人住。仓里剩下的谷子也不要动了，到春荒时给那些最没有饭吃的人吃。还有，穿过的衣服又用不着的，送给那些最困难的人家。出去不要带蛮多的东西，带多了倒是个负担。”
毛泽民说：
“跟你出去，我同意，你最好多住几天，跟我作个计划。”
毛泽东说：
“你做主就是了。我还有事，不能在家久待。”
最后，毛泽东嘱咐毛泽民和王淑兰打些鱼，拿些腊肉，送给左右邻居和亲戚朋友，表示感谢。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请了邻近一些辈份高和年纪大的人，来家里吃晚饭。
正月初十这天，毛泽东带着毛泽覃、毛泽建，还有赵先桂，离开了韶山。
毛泽建跟着三哥高高兴兴地开始了新的生活。后来杨林萧家曾到东茅塘要人，说没活人也要死尸。他们还问了毛泽东的地址，写信去要人。毛泽东给东茅塘蔚生六阿婆回信说：
“泽建不会回去了，让萧家再找一个媳妇吧。”
一个星期后，毛泽民、王淑兰夫妇也带着孩子离开韶山，和文东仙一起到了长沙城。毛泽东把毛泽民安排到师范附小搞校务，负责管理全校师生伙食；把堂表弟文东仙安排在附小当工友。
新学期开学前的一天，杨开慧也从板仓回到了长沙。她带着简单的衣物，夹着一个书包，来到湖南一师教员宿舍——妙高峰下的青山祠——毛泽东的住室。早有王淑兰和陈昌的爱人毛秉琴迎着，二人一番道贺毕，便和杨开慧一起布置她和毛泽东的“新房”。
这天下午，杨开慧和王淑兰、毛秉琴忙活了好一阵子，用6元钱操办了一席晚餐。毛泽东请了王季范、方维夏、谢觉哉、彭璜、何叔衡、陈昌等人在家中小聚。他和杨开慧向客人们宣布说：“我们结婚了。”
如此简朴的操办婚事，并不是因为毛泽东手里没有钱，而是他和杨开慧事先的约定。本传前面已经说过，章士钊为支持留法勤工俭学募捐两万块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支配。杨开慧的母亲为女儿办嫁妆的百十块银元，也交给了毛泽东作为革命的活动经费。这笔款子已经用去了一大部分，还剩有一小部分，可他不愿为自己的事动用其中的一分一毫。
毛泽东见客人们有些诧异，便向大家宣布说：
“我和开慧早就商量好了，我们不作俗人之举：一不置嫁妆，二不坐花轿，三不布置新房，四不办酒席，五不举行婚礼仪式，以同居表示结婚蛮好嘛。”
师友们对这惊世骇俗的结合方式交口称赞，还说他们是“理想的罗曼蒂克”。
新学期开学后，杨开慧继续到学校里去读书，住的还是集体宿舍，只有到了周末，她才回来和毛泽东住在一起。婚后的生活是幸福而甜蜜的，然而他们并没有沉溺于卿卿我我之中。毛泽东除了繁杂的校务工作和授课，大部分时间依然用于社会活动。杨开慧则一有时间就和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们一道，听毛泽东联系中国国情、湖南省情讲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受启迪。
1921年春，毛泽东在一师附小高小部办了一个工农子弟补习班，专门招收18岁以上的失学青年，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毛泽民一边工作，一边在补习班里学习。
毛泽东给浙江海宁的许志行写了一封信，要他也来长沙在补习班里学习，并负责他的一切费用。许志行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欢天喜地，不顾一切地又从家里偷偷跑到长沙找毛泽东，进了补习班。
黎锦熙的七弟黎锦光，因随他三哥黎锦曜到长沙报考中学，也来到了这个班里学习。
黎锦熙昆仲8人，个个成才，卓然成家，其名字已被分别载入各种辞典，乡里人誉为“黎氏八俊”、“八龙八桂”。他们分别是老大黎锦熙，著名的语言学家；老二黎锦晖，著名的音乐家；老三黎锦曜，地质矿产专家；老四黎锦纾，平民教育家；老五黎锦炯，铁道桥梁专家；老六黎锦明，文学家；老七就是这黎锦光，老八黎锦扬，美籍华裔作家。
黎锦光，字履衢，生于1907年。他在大革命时期曾就读于黄埔军校第3期，但最终却成了一位勤奋多产的音乐家，创作过1000多首歌曲、戏剧。如由他和吴震填词、由他编曲的《送我一枝玫瑰花》以及《西厢记》插曲《拷红》等等。
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出自黎姓一家，堪称少有，这在湖南近现代史上乃是一桩奇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