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代表们先后来到法租界老渔阳2号陈独秀家里，陈独秀夫人高君曼和女儿陈子美、儿子陈鹤年（陈子美系陈独秀次女，陈鹤年系陈独秀四子）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晚10点，张国焘让包惠僧去李汉俊家探视情况，这才知道以后不能在那里继续开会了，大家商定暂时休会几天。

1921年8月4日，代表们聚在一起商量选择新的会址。王会悟建议说：

“如果在上海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可以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去开。南湖风景优美，我可以雇一只大画船，你们一面游湖，一面开会。”

大家都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于是，李达就让王会悟当晚去上海北站了解到嘉兴的火车班次。

8月5日早上，王会悟为安排会务，与董必武、何叔衡乘第一次班车先行出发了。李汉俊作为上海会场主人，正受到密探严密监视，那两位国际代表又太招人眼，都不能去嘉兴参加会议；而陈公博则是借口夫人胆小怕事，几天前因法国巡总等突然搜查受了惊吓，带了李励庄坐上火车溜到杭州西湖、灵隐寺游山玩水去了。

毛泽东邀萧子升一同前往嘉兴，与其他代表一起乘坐第二次班车于上午8点到达嘉兴。王会悟早已在车站等候多时，将大家临时安排在张家弄鸳湖旅馆。毛泽东和萧子升同在一个房间里，他初衷不改，依然力劝萧子升参加会议，萧子升还是不答应。

上午9点多钟，代表们离开旅馆去南湖，在租来的一条16米长的游船上品尝着南湖的鱼，继续开会。王会悟还为他们准备了一副麻将，万一出现意外情况就以打牌为掩护。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通过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决议案》，二个是《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决议案》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联合第三国际”，每个月向莫斯科总部汇报一次。党的纲领是：“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2、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时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

《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组织工会，发展工人运动。

大会最后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局，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为中央局委员，选举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中央局候补委员。

陈独秀为临时中央局书记；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为临时中央局组织部主任。

刘仁静对张国焘在“一大”上的表现印象非常深刻，他曾经回忆说：“张国焘是精明能干的人，也是喜欢出风头的人。”

下午6时许，代表大会完成了全部议程。代表们乘坐晚间火车回到了上海。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7月23日正式开始，到8月5日结束，历时14天。

后来毛泽东在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时曾经这样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第一次明确提出把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从这一年开始，延安每年都要在7月1日举行纪念活动。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在“七一”采取多种方式举行纪念活动。这样，“七一”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就在全国范围内正式确定了下来。的确，把7月1日定为纪念日，不但好记，而且也符合规定节日的传统习惯。

且说毛泽东和萧子升回到女子学校，还住在一个房间里。他热得浑身是汗，从早到晚忙碌了一整天，虽然又困又乏但依然处于亢奋状态，顾不上洗澡就躺到了木板“床”上。

“代表们大多都不错。”他激动地用长沙老乡之间谈话的口吻对萧子升说：“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

第二天，毛泽东和萧子升就分手了，他与何叔衡回了长沙，萧子升则去了法国巴黎。后来萧子升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和毛泽东经常讨论社会主义问题，彼此虽都以老朋友真诚相待，都希望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可是越谈越谈不下去，以至谈崩。在争论各自选择道路的时候，有时竟夜长谈，忘记睡觉。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都很伤心，甚至潸然泪下。但是，我们都以友情为重，谁也没有出口伤人。”

毛泽东在陕北同斯诺谈话时也说到了萧子升及其结局，他说：

“和我一同游学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可是萧瑜却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

且说在1921年8月上旬，毛泽东与何叔衡从上海回到长沙，立即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据易礼容回忆说：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先去潮宗街文化书社找到易礼容。他看到社里人多，说话不方便，就把易礼容邀出来，站在书社对面的竹篱笆旁边谈话。毛泽东说要成立共产党。易礼容说：

“我听说俄国1917年列宁领导的革命，死了3000万人。中国现在要成立共产党，是要死30个人，救70个人，损失太大，我就不干。”

毛泽东说：

“你错了。社会主义革命是瓜熟蒂落。”

易礼容说：

“瓜熟蒂落，就干吧。”

毛泽东非常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和研究，这是毛泽东在建党活动中的一个重大特点。

8月11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8月20日）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宣言》中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它的任务是“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

随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济南、广州、武汉、长沙建立了5个分部。毛泽东任湖南长沙分部主任。

就在这8月间，毛泽东一面与何叔衡、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等人领导湖南地区的工人运动，讨论组建湖南党组织问题，一面又与何叔衡筹备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他们筹措经费，选择创办自修大学地址，以加强党团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并以此掩护党组织的活动。

毛泽东等人在船山学社社长仇鳌和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的支持下，促使省政府同意利用长沙小吴门正街船山学社社址和每月400块银元的经费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杨开慧也参加了自修大学的筹建工作，她利用担任学联干事的身份，筹集经费。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对中国的旧式学校就深恶痛绝。这种旧式教育始于1902年前后，那时候中国开始废除书院，兴办学校。到辛亥革命后，中国学校教育主要是模仿日本的教育方式，其最大的问题是课程多，学生负担重，管理不善，束缚学生思想。毛泽东在1915年给黎锦熙的信中就表示了对束缚学生意志的旧式学校不满。他很早就想对旧式教育制度进行“去弊取利”的改革，创办一所新型的学校。

8月中旬，毛泽东起草了一份体现自修大学新的办学思想的著名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发表在8月16日湖南《大公报》上。他在大纲第一章“宗旨及定名”中明确写道：

“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交流于社会，由湖南船山学社创设，定名‘湖南自修大学’。”

《组织大纲》规定：

“凡中等以上学校毕业学生，不分男女老少，具有自修能力，志愿用自修方法以研究高深学术者，经本大学注明认可，得报名入学。”

毛泽东还起草了一份《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他在《宣言》中写道：

“从前求学的地方在书院，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所谓书院可毁，在他们研究的内容不对。书院研究的内容，就是‘八股’等等干禄之具，这些只是一种玩物，哪能算得上正当的学问；就这一点论，我们可以说书院不对的很！”当然书院也有好处：“一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究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自得。故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但是，现代学校有一特长，就是他‘研究的内容’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这一点则是书院所不及学校的。”

“现代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不过是一种商业行为罢了！”“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自有划一地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地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最大的缺点。”

“学校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

“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究底却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20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总的坏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灵性，庸懦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

毛泽东因对传统教育强烈不满，便创造出“学阀”一词，这是从“军阀”一词套用而来的。他在宣言中写道：

“学阀冷酷无情，用学问做交易，只知给学生灌输知识，并要学生的酒喝。”

人类为尊重人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

毛泽东在《宣言》中还指出了学校和书院共存的3个弊端：

一是“书院和官式大学均有极严峻的程限，不及程限的不能入学，固不待言；实及了而偶不及，即有本为优才，经入学考试而见遗的，便从此绝其向学的路。现在，确实有好些有志青年，没有得到求学的机会，实在可叹可惜！”

二是“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来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

三是“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学里毕一个业，非千余元乃至两千元不可，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真‘野猫子想吃天鹅肉’了。”

既然各有利弊，就应该作改进之图。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上明确写道：

“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是一个“取其利去其弊”的新式学校。“自修大学之所以为一种新制，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

“一则除住校学生，因房屋关系须稍示限制外，校外学生则诸凡有志向学以上均可入学。二则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三则自修大学在现在这‘金钱就是生命’的时代，固不能使所谓‘无产阶级’的人，人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高深学问，但心里则务必使他趋向‘不须多钱可以求学’的路上去。自修大学的学生可以到校里来研究，也可以就在自己的家里研究，也可以就在各种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比较官式大学便利得多，花费也就自然少了。”

毛泽东在宣言中强调说：

“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此后不久，湖南自修大学就成立了领导机构，由贺民范挂名为校长，由毛泽东担任自修大学教务长，实际负责一切事务。毛泽东还请仇鳌为自修大学题写了校名。

自修大学招收学员极为慎重。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中明确写道：

“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因此，对于一个新同学入校，取比较慎重的态度。”

为此，学员在入校前，先要以通讯的方式答复以下问题：

（1）以前进过什么学校？做过什么事？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情形怎样？（2）要研究哪几科？为什么要研究这几科？（3）以前学过什么学科？（4）愿来研究几个学期？以后再作什么办法？（5）对于人生观的主张。（6）对于社会的批评。

“凡要入学的，须将上列6项，用通信方法详细写出，寄交本校学生会总书记转交学长评阅，再行当面接洽决定。”

这正是：开天辟地一声雷，纪元新开战鼓催。

革命尚需后来人，我办大学育蓓蕾。

欲知湖南自修大学能否创办成功，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及《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既是一种人性化、科学化的新式教育宣言，同时也是对“现代教育”的再次严正挑战。下一章内容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凡是学有所得的人们都知道自学的重要性，而那些学有所成的人，其成就绝不是靠老师灌输出来的。中国有句老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人性化教育，个性化教育，研讨式教育，边学习边实践，早已成为世界教育界人士的共识。可在当今中国的教育界，这种现代化的教育模式，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