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

话说在1921年6月29日黎明时分，毛泽东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新婚燕尔的娇妻杨开慧，与何叔衡应邀参加了一部分朋友在草场门外举行的小型聚会，他们吃了一些猪肉，还一起照了相。毛泽东、何叔衡与大家一一握别，各道珍重。李振翩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润之兄，你从事政治活动，我则专心学医，将来定可重逢。”

这天下午6时许，长沙上空乌云密布，大有风雨欲来之势。毛泽东与何叔衡秘密登上由武汉转道上海的轮船，离开了长沙。说来也是凑巧，毛泽东没有想到在同一船舱里竟然碰上了老朋友萧子升。原来萧子升是要取道上海回法国去的。作为老朋友，他不忍心眼看着萧子升日渐落伍，便从他正在研读的《资本主义制度概论》一书说起，就中国的政治前途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毕竟是道不同话不投机，两个人争论来争论去，一直到深夜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1921年7月4日，毛泽东与何叔衡、萧子升到了上海。

第二天，毛泽东见各地代表尚未到齐，离开会之期还有些时日，便邀约萧子升一起去杭州览胜。他们在西湖附近的花园、小山和寺庙里游览了整整一天。萧子升非常羡慕杭州的山山水水，不住赞叹其壮丽美观。毛泽东则说：

“这是罪恶的产生之地，多少人都用他们的金钱来干可耻勾当。”

他们在杭州住了一夜，又去南京转了一下就回到了上海。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最初是由李达、李汉俊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负责的。后来北京的张国焘在6月中旬就早早到了上海，他在马林的助手张太雷的引荐下，认识了马林。那时候惯于颐指气使的马林，与学者型且颇有个性的李达、李汉俊在筹备工作中时有龃龉，他一见能言善辩有“铁嘴”之称的张国焘，很是欣赏，于是便让张国焘也参与了大会的筹备工作。

代表们的住宿是由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出面安排的，她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用了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子学校楼上的3个房间。此时博文女子学校正放着暑假，校园里非常安静。

毛泽东和其他9个人汗流浃背地住进了已经定好的房间里。临街的两个房间，靠东边的一间住着张国焘、周佛海、包惠僧，靠西边的一间住的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王尽美、邓恩铭。毛泽东与何叔衡则住在临街房后面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光线很暗，毛泽东用两条长凳子架起一块板，算是搭好了床铺。其他代表没有床，由王会悟买来了苇席，一人一张，就睡在地板上。

广州小组的代表陈公博没有来女校住，他带着新婚妻子李励庄住在豪华的大东旅馆里，而且花了很多时间陪着漂亮的妻子逛街逛商店购物。

7月23日晚8时许，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正式拉开了“序幕”。这就是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称“一大”。

树德里3号是李汉俊和他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租住的寓所。这栋装有黑漆大门、青红砖交错的砖木结构两层楼房，底层没有窗户，外表平平，并没有什么特色。楼上是李书城夫妇的寝室，楼下的客厅就是代表大会的会场。

客厅内没有特别的布置，陈设非常简单，中间就摆着一张大餐桌，代表们围坐在餐桌周围，桌子上放着茶杯和文件，气氛十分庄重。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人，他们代表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53名成员（一说是57名，据以下统计实为55名，其中包括周恩来在内）。

这12名代表及其所在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是：

长沙小组代表毛泽东（28岁）、何叔衡（45岁）；长沙组其他成员是萧铮、彭璜、陈子博、贺民范，共6人。

武汉小组代表董必武（35岁）、陈潭秋（25岁）；武汉组其他成员是刘伯垂（原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到武汉帮助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包惠僧、郑凯卿、赵子键、赵子骏、刘子通、黄负生，共9人。

济南小组代表王尽美（23岁）、邓恩铭（20岁、水族）；济南组其他成员是王翔千、庄龙甲，共4人。

上海小组代表李达（31岁）、李汉俊（31岁）；上海组其他成员是陈独秀、俞秀松、陈望道、沈定一、杨明斋、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沈泽民、林伯渠、李中、袁振英，共14人。

北京小组代表张国焘（24岁）、刘仁静（19岁）；北京组其他成员是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女）、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共12人。

广州小组代表陈公博（29岁）；广州组其他成员是谭平山、谭植棠，共3人。

东京小组代表周佛海（24岁）；东京组其他成员有施存统（原邀代表，未到会），共2人。

另外，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一说有张申府、刘清扬（女，天津女界解放运动先驱之一，新民学会在旅法期间发展的会员。在旅法期间，她与张申府结婚，二人同为周恩来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介绍人，大革命失败后脱党）、赵世炎、陈公培、周恩来共5人。

关于在法国的建党情况，据贺果日记和尹宽回忆，1921年5月，蔡和森与赵世炎、王若飞等商议，拟成立“少年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与上海中共一大开幕同一天），在新民学会及其法国分支“工学世界社”（始称“勤工俭学励进会”）举行的会议上，蔡和森建议“工学世界社”改名为“少年共产党”。由于投票时赞成者与反对者各半，改名提议没有通过，“暂时保留旧名”。这个情况，与长沙“新年会议”一样。此后，由于勤工俭学学生发动了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蔡和森、李立三等104人（含湖南籍学生44名）被法国军警驱逐出境，组建旅欧少年共产党一事又搁置下来，最后由留下来的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李富春、蔡畅等人在1922年6月18日完成。蔡和森、李立三以及稍后归国的向警予等人，陆续在国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含旅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19人）的革命斗争和建党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当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与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另据张珊珍主编的《建党伟业》考证：“1922年6 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块空地上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有旅法、旅德、旅比利时等国的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余立亚、袁庆云、傅钟、王灵汉、李维农、萧朴生、萧子暲、汪泽楷、郑超麟、尹宽、任卓宜等18人。大会由赵世炎主持，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1922冬，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立，旅欧少年共产党中够条件的同志全部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2月，少共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再说在“一大”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武汉小组的包惠僧则是曾受李汉俊委托，到广州与陈独秀联系后回到上海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最熟悉的李大钊和陈独秀都不能出席会议。陈独秀是因为受广东军阀陈炯明的邀请在广州政府任职；李大钊则是因为北大学年终校务繁忙，无法脱身。他们虽然没有来上海，但会议的规模和时间基本上都是由他们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商量决定的。

在出席会议的12位正式代表中，年龄最长的是45岁的何叔衡，年纪最小的是只有19岁的刘仁静，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8岁，正巧与毛泽东同龄。

毛泽东在其他14个与会者中所熟悉的除何叔衡外，还有在北大认识的张国焘、陈公博、刘仁静；与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只是有过书信往来，而其他那些人则都是第一次打交道。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零陵县一个佃农家庭。他曾两次赴日本留学，学习理科；1918年6月，李达第3次到日本，放弃理科专攻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夏回国后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在代表大会正式开始前夕，由于原定会议主持人陈独秀不能到会，会议不得不另行推举一位主持人。在几位大会筹备人员当中，李达、李汉俊都不善交际，且与马林的关系不够融洽；而张国焘则正好相反，他在来上海途经济南之时，已经笼络好了涉世未深的王尽美、邓恩铭，到沪之后又在与会者中非常活跃，出尽风头，并显示出一定的组织能力，深得马林倚重，所以就顺利地被推举为会议主席，由他来主持代表大会。

毛泽东和周佛海被安排为会议秘书，负责记录；由刘仁静担任国际代表的英文翻译。

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应当具体讨论和解决的问题。经与会者讨论决定，大会的议程共有3项：一、听取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报告；二、起草、讨论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三、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一直忙于记录，在大会上只有一次发言，代表湖南6名成员汇报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发展和工作情况。有人称赞说：“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已经有了实际的工作成绩。

毛泽东给与会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达回忆说：

“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

张国焘回忆说：

“毛泽东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长布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后，都没有提出过什么具体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

包惠僧回忆说：

“我同毛泽东是在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时才见面。在见面以前，我在武汉临时支部负责时曾为工作的联系通过信。在第一次代表会议中我对他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

刘仁静曾回忆说：

“在‘一大’会议上，毛主席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采取谨慎谦虚态度，不轻易发表意见，也没有坚持什么特殊主张。”

毛泽东同时也给与会者们留下了不修边幅的形象。他大热天里还穿着一件土布长衫，有时穿鞋不穿袜子，即使穿了袜子也往往耷拉在鞋面上，像是一位来自湖南乡下的道士。他在吃饭时，一看到洒在桌上的残留物和酒水，就用袖子擦去。曾有一位不怀好意的与会者夸张地说：“你可以从他的脖子和身上刮下斤把灰尘。”

且说7月30日晚7时许，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正在客厅里进行着。在大门外负责望风的王会悟突然发现一群可疑的人正向这里走来，便立即来到会场，报告给大家。马林是极富地下工作经验的，警惕性很高，他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道：

“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头离开。”

说罢便与尼克尔斯基先行离开了客厅。李汉俊和李达等人约定，由他和陈公博留下应付，其余的人立即分头离开，到陈独秀家里会合。

几分钟后，客厅里果然闯进9个人来：一个法国巡总，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还有一个法国兵和三个翻译员。那巡总厉声问道：

“你们为什么开会？”

李汉俊解释说，我们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聚会叙谈。

“那两个教授是哪国人？”

“英国人。”

法国巡总立即下令搜查，那些侦探和法国兵足足搜了半个钟头，也没有找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只得悻悻而去。值得庆幸的是，有人在慌乱之中将一张党纲草案塞进了抽屉里，竟然没有被他们搜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