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即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

话说从1934年2月起，蒋介石重新部署了对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的兵力，分东、西、南、北4路，向中央苏区继续进行碉堡推进。此次东路军是由入闽镇压福建事变的部队组成的，以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

在国民党军新的进攻面前，博古、李德等人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变，由原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一变而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他们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无堡垒地区作战的方针，也不采取以往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而是要求红军进行阵地防御，在重要城镇、大居民点、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构筑碉堡，以阵地防御顶住敌人；而且他们还经常轻率地要求红军主力，对敌军堡垒阵地或有堡垒作依托的敌军发动进攻，想以此来“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达到制止敌人5次‘围剿’的最终目的。”

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等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思想指导下，开始了以堡垒对堡垒的作战。

中央红军如此战法，毛泽东不能不为此而扼腕担忧。

2月9日，国民党北路军第94师在樟村以西大鸡公山与红1军团发生战事；第14师在小鸡公山及熊家寨与红9军团发生战事。红1、红9军团均失利。

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审左祥云及有关人员贪污一案。

早在1933年8月间，中央苏区决定在瑞金沙州坝村兴建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在叶坪村红军广场兴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亭，为纪念英勇牺牲的红5军团参谋长赵博生和红3军军长黄公略兴建博生堡、公略亭。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工程处”，由多才多艺的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钱壮飞任建筑设计师，由中央政府司法人民委员梁柏台任工程总指挥。具体的建筑施工由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赵宝成负责。赵宝成接到任务后，委任左祥云具体负责6大工程的基建施工。11月间，有人举报赵宝成及其下属的管理处处长徐毅，疏于管理和监督，导致6大工程在建筑施工中严重浪费，还揭发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股长管永才利用职务之便，联手贪污巨额工程款之事。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会同中央政府办公厅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0元。左祥云还盗窃机密，私盖公章，企图叛逃，犯下了严重罪行。

左祥云恶迹败露后，毛泽东亲自下令赵宝成扣押左祥云听候处理。赵宝成竟违抗毛泽东的命令，不但不予扣留，反而听任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放走左祥云。毛泽东获悉后，极为震怒，当即指示有关部门发出通缉令。不久，保卫部门将逃至赣县江口镇的左祥云缉拿归案。中央工农检察部在迅速查清了左祥云的罪行的同时，也查清了赵宝成、徐毅的严重问题。徐毅除放走左祥云外，还放走其他2名案犯，从中索贿金戒指2枚，且官僚主义习气严重，生活腐化，浪费公款数千元。赵宝成身居要职，却与腐败分子同流合污，包庇他们的罪行，平时在工作中脱离群众，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挥霍浪费公款上万元。

毛泽东、项英、张闻天亲自听取了中央工农检察部查处3犯情况的汇报，并及时在《红色中华》报上进行公布。为扩大社会宣传和影响，警示教育苏区广大干部，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庭长董必武，经请示毛泽东同意，决定在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对相关案件进行公开审判。

2月13日这一天，审判大会召开，主审法官由董必武亲自担任。观众席上，人头攒动，参加旁听的人员达数百人。旁听群众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法庭对犯罪分子给予严厉裁判。经过长达四五个小时的审理，临时最高法庭根据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对人犯所犯的罪行判决如下：“左祥云处以枪决；徐毅处以6年监禁，剥夺公民权利6年”；赵宝成浪费公款1万元，违抗中央政府扣押左祥云的命令，纵其出逃，被判处苦役1年。同时，法庭对总务厅事务股股长管永才、中央政府运输司务长刘兆明等贪污腐化案也进行了审判，管永才、刘兆明被判处监禁各半年。

后来在2月18日，左祥云被执行枪决，成为中共历史上因贪污腐败问题而被处决的第一个县处级干部。

再说2月15日，国民党北路军第8师、第70师在凤翔峰与红1军团发生战事；第67师在司令岩与红3、红9军团各一部发生战事；第94师在芦坑与红5军团发生战事。中央红军各部均失利。

2月24日，国民党东路军第10纵队汤恩伯部攻占福建沙县。驻沙县的红7军团伤亡400余人，国民党军伤亡200余人。

2月25日至27日，红1军团为保卫建宁，在黎川西南的三岬嶂同国民党北路军数个师激战3天，将国民党军1个师击溃。

1934年3月7日，国民党东路军孙元良师袭取福建将乐。

3月14日，国民党北路军第8纵队周浑元部第96师、第5师和第6纵队刘绍先部第43、第97师，会同第3纵队樊崧甫部主力，与红1、红3、红9军团战于寺前、东华山、白舍地区；随后再战于马鞍寨、元头寨、毕乐寨、石下寨和金家寨地区。

中央红军彭德怀等部，在南丰西南三溪圩、三坑等地反击国民党北路军的作战中，遭受重创，其中红3军团伤亡多达2000余人。

就这样，中央红军各部在博古、李德等人的指挥下，节节失利。红5军团、红9军团和红1军团一部，在抵御失败后，被迫向南边的广昌方向撤退。

在这3月中旬，国民党北路军已经完成了北起南城，西至乐安、宜黄，南至南丰的白舍，东达黎川的邱家隘的堡垒封锁线，并开始了向广昌进行攻击的准备。

3月19日，国民党东路军王仲廉师攻占泰宁。此战，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一部伤亡600余人，王仲廉师伤亡70余人。

3月23日，国民党东路军李默庵师攻占归化，红7军团伤亡500余人。

沙县、将乐、泰宁、归化失守后，红7军团和第34师等部被迫退守建宁、宁化一线。国民党东路军步步筑垒推进，向中央苏区东北部的战略要地建宁进逼，并在闽赣边的德胜关与其北路军一部会合。至此，国民党东、北两路军对中央根据地形成了合围之势。

3月下旬，蒋介石为攻占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命令以罗卓英部为河西纵队，以樊崧甫部为河东纵队，集中了11个师的兵力，夹盱江两岸南下，准备大举进攻广昌。

1934年4月3日，林彪鉴于此时的不利局面，以《关于5次反围剿之战术问题》为题，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有些主要的负责同志，以为敌数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三四百米一推或三五里一挺进）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了一个战役中消灭几个师的机会，因而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保持接触与敌对峙，去专门寻求小的战斗胜利以削弱敌人，想去凭在长期无数小的胜利中（每团消灭敌人1个连或1个营），就此把敌人的围剿完全粉碎，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我们主力通常应隐蔽集结于机动地点，于运动战中的以我主力军大量消灭敌人，每次消灭它数个师，只有这样的仗，才能转变战略形势，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而彻底解决问题，如果零敲碎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林彪这封信中的观点，正是毛泽东一贯战法的简要表述。与林彪正相反，李德以华夫为名，4月间在军事杂志《革命与战争》上发表了《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一文，对他的“短促突击”的战术理论，再次作了说明，他写道：“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建立分散的堡垒或牢固的阵地堡垒群，来抵抗敌机的轰炸和炮兵的射击。”

毛泽东立即对李德的堡垒战理论提出了反驳意见。他说：

“由于这种战术，我们失去了主动性，自己放弃了在有利条件下，即在敌人占领区或苏区内部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的可能性。”

后来，毛泽东又针对怕丧失土地而拒绝“诱敌深入”的观念，作了更深刻的批评。他生动地说：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即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

毛泽东的反驳与斗争，使他不断地遭受到排挤和打击。后来中革军委召开会议，让他参加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毛泽东还不知道，在此一时期博古等人为了排挤他，曾准备将他送到苏联莫斯科去。

那还是在1934年3月27日，在上海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李竹声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的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说：“中央报告说，毛泽东已长时间患病，请求派他去莫斯科。他已停止工作。您是否认为可以派他去作为出席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七大——笔者注）上的代表？您的代表（指下文中的埃韦特——笔者注）和上海中央局认为，他的旅行安全难以保证。此外，应该考虑政治后果。”

为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在1934年4月3日召开会议，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因病是否适宜去苏联的电报。”并作出决定说：“认为他不宜来莫斯科。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中国苏区将他治好。只有在中国苏区绝对不能医治时，他才可以来苏联。”这样，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便在4月9日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驻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的电报中说：“我们坚决反对毛泽东出行，因为我们不认为能够使他在旅途中免遭危险。即使需要大笔开支，也绝对需要在苏区组织对他的治疗。只有在完全不可能在当地医治和有病死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才同意他来莫斯科。”

据吴亮平回忆说：“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由此可知，博古在会议上宣读的就是4月9日的这份电报。

那么在共产国际里究竟是什么人“坚决反对毛泽东出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