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要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不能光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搞死打硬拼。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粉碎敌人的围剿，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

话说1934年5月3日，博古、李德和朱德离开广昌前线，于5日回到了瑞金。

李德提出了准备退出中央根据地的主张，并电告共产国际批准。

5月16日，国民党东路军孙元良部在北路军和空军的配合下，攻击建宁。中央红军开展了建宁保卫战。

1934年6月1日，国民党军占领连城，中央红军被迫退往宁化、石城、长汀、宁都、兴国一线。

此时，林彪写了一篇《论短促突击》，一反他4月3日在给中革军委的建议信中，曾经认为短促突击是“零敲碎打”的观点。

林彪何以会转这么大的弯子？据李德在回忆录中说，是他和林彪作了一次深谈，他约林彪写一篇文章。李德说，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迷惑敌人。林彪毕竟年轻，竟然答应了。

林彪在《论短促突击》中写道：

“短促突击虽然也是运动战的一种，但我们如完全束缚在这种战斗方式中，则是非常错误的。”“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有造成战役上胜利的可能，而忽略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有害的。”

林彪还在文章的末尾引用了李德的一段语录，作为结束语。

6月上旬，毛泽东骑马从会昌文武坝来到站塘的李官山，视察红22师。他住在老乡一间不大的堂屋里。

当天晚上，毛泽东召见红22师前线部队的领导干部，询问敌情、战士们的生活和心情、地方群众、地方工作、作战经过等情况。

稍后，毛泽东在李官山召开红军指战员和赤卫队员大会，在大会上作了形势报告。他说：

“反第5次大‘围剿’的失利，不单是军事上的原则问题，而且在地方工作上也犯了脱离群众的错误。”“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一定要坚持游击战和游击性运动战的打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毛泽东在李官山进行了10多天的视察后回到文武坝，参加了粤赣省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深知陈济棠和蒋介石有利害冲突，所以陈济棠在南线战场上，对红军采取的是“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并没有积极地向苏区发动强势进攻。他在会议上详细分析了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然后说道：

“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要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不能光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搞死打硬拼。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粉碎敌人的围剿，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以派一些化装的小分队，潜入陈济棠部管区，宣传抗日救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陈济棠的军队停战抗日。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总的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

毛泽东这些指示，对消除南线的两军对立，为促进陈济棠和红军进行谈判达成“就地停战”协议，为后来中央红军的突围顺利突破第1、2道封锁线，埋下了一个重要伏笔。

6月22日，毛泽东就中革军委准备将红7军团南调，以加强南线的防御一事，同刘晓、何长工等粤赣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研究后，复电周恩来，报告南线的实际情况，他说：

“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因此判断是渐进，不是突然”，建议红7军团可不南调，“寻淮洲部以在瑞金待机为宜”。

周恩来接受了这一建议。

6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6个师由泰和地区渡过赣江，向沙村、兴国推进。

1934年7月上旬，蒋介石又下令加紧“围剿”，从6个方面向中央根据地中心的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

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决定派出两支远征军打到外线去。这两支远征军用周恩来的话说是：“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负责探路的这第1支远征军叫作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联合发布《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7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把红7军团6000余人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北上皖南，再转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率领的新红10军会师。中央代表曾洪易随军行动。由曾洪易和乐少华、寻淮洲3人组成前委会，以曾洪易（后叛变投敌）为书记，全权指挥先遣队的行动。

上边所说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刘英，是一位男子汉。此刘英非彼刘英。本传前面所说的刘英，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张闻天留苏的同学、后来的夫人。她是一个娇小柔弱的小姑娘。而这一位刘英，1905年出生在江西瑞金象湖镇竹岗村，1918年高小毕业后辍学，1924年到松山小学任教员，1927年在瑞金城开米店。这期间，他结识了中共瑞金地下组织负责人，参加了革命工作。1929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进驻瑞金，刘英参加了红军，任军部会计、供给部出纳股股长、军部文书；同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从1930年起，刘英先后任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1932年任红15军44师政委；1933年调红9军团，先后任3师、14师政委；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7月初，被任命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后，他在11月间又被任命为与红10军合编的红10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第19师政治部主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成员。1935年1月，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地区突围时，他不顾身负重伤，率先头部队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安全抵达闽浙赣根据地，并与中共闽浙赣省委取得联系。2月间，根据中央指示，以先遣队突围出来的部队为基础，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他任政治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后来与粟裕等建立了纵横百余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10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成立，他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挺进师被编入新四军。1938年3月，闽浙边抗日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第3支队，北上抗日，他留浙江坚持斗争；5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成立，他被任命为省委书记。次年1月，他随省委机关迁至丽水，化名王志远，以“兴华百货商店”老板的身份作掩护，领导全省工作；同年7月，主持召开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并为浙江省出席中共“七大”代表团团长；10月，他抵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开始撰写《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12月，因斗争需要，他返回丽水。同年秋，他被中共中央任命为闽浙赣三省特派员；1942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在温州被捕。1942年5月17日，蒋介石自重庆发出急电：“饬速处决刘英。”18日拂晓，刘英在永康方岩马头山上英勇就义。后来，毛泽东曾深情地说：“刘英为人民而牺牲，人民就会永远纪念他。”

再说7月6日这一天，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北上。此一去也有分教：

艰难困苦百战多，壮士鲜血沃山河。

可怜粟裕少年将，几经生死多蹉跎。

7月中旬，国民党东路军3个师向广昌赤水、驿前；石城小松及县城推进。另有6个师由闽西朋口、连城向长汀推进。同时，南路军的3个师也由筠门岭向会昌佯动。

7月中旬的一天凌晨，毛泽东带领粤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的部分干部及警卫员，从文武坝出发，渡过绵水，经黄坊从半山寺右侧的羊肠小道，登上会昌城外的山峰岚山岭，视察阵地。

毛泽东站在岚山岭上，极目四望，感触颇深。他回到文武坝后，当晚挥笔写下了一首感时词作《清平乐·会昌》，其词云：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巅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不久，毛泽东接到来自瑞金的急信，要他赶回红都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背上红纸雨伞，走向文武坝渡口，望着田野说：

“好快啊！我来的时候早稻才有1尺来高，转眼已经抽穗，再过些天就要割禾了！”

毛泽东告别了会昌，坐上小船行了一程，尔后登岸步行，回到了瑞金。

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联名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言》中说：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掠，曾经一再号召全中国民众武装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公开对日宣战，并下了对日宣战的危急动员令，动员全苏区的民众，准备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更曾经向全中国民众一再宣言，在‘1、停止进攻苏区与红军；2、给民众以初步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示威和自由；3、立即武装民众与创立民众的反日义勇军，以保卫中国’的3个条件之下，愿意同全中国任何武装队伍，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

宣言还表示，若接受前述3个条件，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全部出动，“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在抗日反蒋号召的影响下，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在7月间秘密派人到苏区接洽，双方建立了秘密的通讯联系。

7月23日，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为对付国民党围剿军6路进攻，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形成“6路分兵”、“全线防御”。继续同优势国民党围剿军拼消耗。其具体布置是：

红3军团第6师、第21师位于兴国西北地区；红3军团第23师和江西独立团、独立营位于古龙岗以北地区。红3军团第4、第5师和红5军团第34师位于广昌驿前以北地区；红5军团第13师位于广昌头陂地区。红1、红9军团及第24师位于朋口、连城地区。红22师位于筠门岭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