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红军已经失去了在中央苏区、在内线作战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在此情况下，毛泽东迫切希望红军能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适时地突进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歼灭国民党军。他把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的“6路分兵”、“全线抵御”，作为军事平均主义的典型，提出了深刻的批评。

毛泽东多次建议改变打法，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结果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他曾感慨地评论说：

“‘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1、2、3、4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2、3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7月底，中央红军反“围剿”的形势更加严峻了，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名义正式提出了红军战略转移问题；同时制定了《8、9、10三个月战略计划》，提出要“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求得战略情况的改变”。

就在这危急时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孔荷宠叛变投敌，亲手将他偷偷勾画的沙洲坝党、政、军首脑机关的分布图交给了蒋介石。

孔荷宠的叛变开了红军指挥员较大规模叛变的先河。随后，湘赣军区独立第4团的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全部叛变；湘鄂赣军区红16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代主任也都先后投敌；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祜、新红10军副军长倪宝树等也先后叛变。

龚楚是在1935年5月2日带着一个连由湖南临武基地赴郴县黄茅村。当晚，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就寝，趁警卫酣睡之际，悄然逃离黄茅村回到故乡长来村。不久，龚楚投靠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先后担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犯下了累累罪行。

且说孔荷宠投敌不久，沙洲坝便遭到了国民党军飞机的连续轰炸，中央机关和毛泽东、朱德不得不由沙洲坝迁到了背梅坑。

背梅坑在沙洲坝西南，两地相距15公里。这里有一座高仅30多米占地约20来亩的石灰岩小山包，叫作云石山。云石山上竹木葱郁，山顶有一座坐东北朝西南的古寺，面宽5间，是一座极普通的青瓦黄墙小庙宇。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中央政府各机关为了交通方便，分别驻在云石山下的村庄里，毛泽东和张闻天则被分配住在云石山的古寺里。

此时，张闻天正在闽赣省巡视，毛泽东与贺子珍带着小毛来到了古寺。古寺里住着一个法号叫乐能的大和尚，还有两个小和尚。警卫人员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准备让和尚们搬走，毛泽东说：

“他们是主人，我们是客人，岂有反客为主之理？”

于是，毛泽东搬进了左厢房，和尚们住在右厢房。中堂就作为会议室。一向清贫的和尚们，见毛泽东这样的“大官”一家人的伙食竟然也跟他们差不多，十分感叹。

古寺后边有一棵大樟树，枝叶茂密，树下有两个青石圆凳。毛泽东常常坐在石凳上读书。有时，他和贺子珍带着小毛在树下相对长坐。

云石山距红军大学不远，被调离领导岗位正在红大学习的贺敏学，前来看望毛泽东一家。当贺子珍牵着3岁的小毛出门迎接时，贺敏学便兴奋地抱起孩子用胡子扎他，逗得孩子咯咯直笑。毛泽东关切地问起贺敏学的近况，而后缓缓地说：

“他们整你，是因为我，你是受了我的连累呀！”

毛泽东在送贺敏学下山时，面对眼前一排苍劲有力的青松，忽地止步，仰望片刻，吟诵出杜甫的诗句：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有一天晚上，朱德手下的一名军官来和毛泽东聊天，他带来了酒和鸡。在那种艰苦的岁月里，这是再美不过的佳肴啦。他们坐在毛泽东住所院子里的藤椅上，品着还剩下的酒，说起了令人留恋的往事。毛泽东叹道：

“唉，现在不再是井冈山同志们的天下了。”

在云石山期间，中革军委要毛泽东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毛泽东用了近1个月的时间，写成了近3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全书共分为3章：第1章：《概论》，论述游击队的任务、组织及游击队如何发展成为红军。第2章：《游击战术》，论述游击队战斗动作的要则，对付敌人围剿和追击及关于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事项。第3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游击队内部的政治工作、游击队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游击队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

这本书后来在中央红军大转移时，定名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印发到了各部队中。

且说1934年8月1日，毛泽东应邀为《红星》报题词，他写的是：“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一定能够最后的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

8月5日，国民党北路军集中9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向广昌驿前以北地区进攻。红3军团和红5军团一部在广昌高虎垴、万年亭至驿前约15公里纵深地区，构筑防御阵地进行固守。红军虽然打退了北路军多次进攻，迫使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第8师退出战斗；但红军也伤亡了2300余人，其中指挥员就多达600余人。

8月7日，红3军团和红5军团一部放弃了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向石城、宁都、于都地区撤退。

就在8月7日这一天，中革军委组织了负责“调敌”的第2支远征军——红6军团，其任务是从湘赣苏区出发，突围西征，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以调动国民党“围剿”军回援，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

8月12日，红6军团由红17师、红18师计2个师6000余人在桂东寨前圩组成，并召开了誓师大会。以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为红6军团中央代表，以萧克任军团长兼17师师长，以王震任军团政委兼17师政委，以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

红18师以龙云为师长，甘泗淇为政委，谭家述为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

龙云，苗族，1904年出生于贵州省锦屏县茅坪镇。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7月，他参加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的平江起义；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第2纵队中队长，随黄公略在湘鄂赣边地区坚持游击斗争。1929年后，龙云任红5军随营学校大队长、红3军团第8军支队长、红4师第1团团长，参加了长沙战役、中央苏区第1至第3次反“围剿”作战和赣州战役。1931年秋，龙云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1队队长，1932年夏任红3军团第7军21师师长，1933年初任湘赣军区参谋长兼红军学校第4分校校长；后任湘赣军区独立师师长，参加湘赣苏区反“围剿”作战。1934年，龙云任红6军团第18师参谋长、师长，率部参加红6军团西征。后来在这一年的10月间，龙云在贵州石阡甘溪遭国民党军重兵突袭，他所率领红18师52团与主力失去联系后，与敌激战3昼夜，弹尽粮绝，只有200余人突出重围；10月25日又在战斗中负伤被俘。1936年2月，龙云在武昌英勇就义，时年32岁。

且说8月20日，周恩来在《红星》报上发表《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一文。文章说：9、10两月间将是决定胜负的血战关键，红军必须时刻准备着全部出动，去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此后，中央红军的突围准备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全面展开了。

8月26日，吴亮平、林伯渠和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部长滕代远联名发出通知，通知中提出：从9月15日起，苏区扩红30000人；要求所属各部必须在1个月之内完成。

8月下旬，张闻天结束了在闽赣省的巡视工作，回到瑞金，就住在云石山古寺的侧屋，毛泽东和他接触的机会更多了。他们除了谈工作，有时也谈谈文学。毛泽东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张闻天则在24岁时就发表了长篇小说《旅途》。

1934年9月1日，红1军团在红9军团及红24师的配合下，在福建连城温坊地区先后歼敌1个多旅，缴枪1300余支，迫击炮6门，子弹23万发。

9月初，中央红军各路高级指挥员陆续返回瑞金，接受新的命令。

周恩来和奉命从前线赶回瑞金的林彪、聂荣臻，进行了单独谈话，向他们说明了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指示他们秘密进行准备工作，暂时不要向下级透露。中央只要求在转移之前，红1军团先到兴国阻击敌军，以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的地域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