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由于敌人的强大，我们不可能有固定的作战路线，大方向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中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可以变更的嘛。下一步，我们要开动两条腿走。走，也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打嘛。”

话说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大发脾气，他在发给薛岳的电报中说：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今后在前线作战，不论是追是堵，是攻是防，如不与阵地城池共存，未奉命而逃避者，一律治以失守纵敌之罪。”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带上宋美龄及陈诚、晏道刚一众人等，由武汉飞往重庆，住在范庄川军师长范绍增的公馆里，亲自策划对中央红军新的围攻。他命令：以川军的3个旅由桐梓扑向遵义；由上官云相的两个师从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对遵义的进攻；由周浑元、孙渡部分别至仁怀、鲁班场、大定、黔西地区堵截；由王家烈部主力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由已遭重创的吴奇伟部和部分黔军在乌江以南从贵阳、息烽一线配合行动；由湘军的3个师沿乌江东岸构筑碉堡，阻止中央红军东进。

蒋介石的目的是：以堡垒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术，实行南北夹击，压迫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一带狭小地区，围而歼之。

3月4日，中革军委在遵义县鸭溪镇汪家屋召开军事会议。为了加强领导和统一军事指挥，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员，由毛泽东任政委。

3月4日下午6时，中革军委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发布命令说：

“为了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

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被罢黜军事领导职务以来，再一次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扩大遵义战役的战果，他和中革军委商量决定：将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在鸭溪、白腊坎、长干山一带进击周浑元部，以决战的胜利，争取在遵义地区站住脚跟，赤化贵州，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

3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粉碎敌人的围攻赤化贵州告全党同志书》，说明了要在云、贵、川3省实施战略机动和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

3月5日这一天，朱德、毛泽东联名发布作战命令：中央红军大部主动撤离遵义，集中主力西进，寻歼国民党军第2纵队周浑元部。

中央红军主力刚刚开拔到鸭溪、青坑地区一带，遵义城即被川军袭占。没有后方的中央红军只有向前击破周浑元的主力，才能打开整个局面。可是周浑元部在长干一带不但畏缩不前，反而向西撤退了。这就使部队中一部分领导人产生了急躁情绪。

3月8日，毛泽东随前敌司令部由白腊坎移至花苗田，再移至荀坎，住在荀坎一个名叫新房子的庄子里。军委纵队也同时进驻荀坎。

3月9日，军委纵队到达距离金沙县打鼓新场百余里的遵义县苟坝。

3月10日凌晨1时，红1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电文如下：

（万急）朱主席：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一、以3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3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到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二、3军团另两个团及1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1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津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3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15里）。11日此1、3军团到达打鼓新场。三、1军团主力4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元敌。四、5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五、9军团仍旧。

林 聂   10日1时

朱德看了电文，感觉林彪、聂荣臻的意见可行。他认为：打鼓新场是黔北首镇，又是通往毕节的要塞，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打开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的基础。他将电报转交给毛泽东，说：

“二进遵义，部队打得痛快，士气很高，上上下下，求战心切。前些日子敌周浑元部避战不出，红军没捞到仗打，1、3军团休整了十来天，想打仗了。”

毛泽东看到朱德有些兴奋的样子，摇了摇头。最近几份破译敌人的电报表明，黔军、滇军已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很看重那个地方，认为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于是，他便劝告朱德，不可贸然进攻打鼓新场，建议召开军委会议认真研究一下。朱德便把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人传看。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已经回到了中央红军的领导岗位上，可是在党内军内存在着的另一种错误倾向，依然严重影响着他在军事方面的决策。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在消除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专横作风的同时，又形成了凡属重大的作战行动，每一次都要召开20多人的中央会议进行讨论方能决定的这一局面，不适当地发扬了民主，而缺乏应有的集中，这显然是与形势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不相适应的。

天亮后，张闻天即召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刘伯承、张云逸、李富春、叶剑英等20多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的建议。朱德发言说：

“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地，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与会的其他政治局成员、军委委员和军团负责人都一致赞同进攻打鼓新场，理由是红军士气高昂，打鼓新场地区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只有毛泽东一人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他说：

“我军主力要在两天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和黔军也将赶到，加上川军的侧击，打又是啃硬的，损坏部队不值得。如果发动这场战役，肯定对我们不利，甚至有断送红军前途的危险。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你们既然要我负这个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了。”

张闻天一见毛泽东要撂挑子，也急了，就说：

“少数服从多数，你不干，就不干吧。 ”

“好，我不干！”

毛泽东气呼呼地走了。张闻天让与会者进行民主表决。这一表决不打紧，不但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而且连他那个刚刚被任命的前敌政治委员的职务也给表决掉了。会议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并要彭德怀暂代前敌总指挥。会议还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11日晨下达。

再说毛泽东回到住处，深为红军的前途担忧。一旦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势必会遭到土城战役的结局，后果不堪设想。他决定再找周恩来最后争取一下，便提着马灯去找军事行动最后决策者周恩来，建议周恩来先不忙下命令，还是要再考虑考虑。果然，侦察部队不久就送来了有关打鼓新场地区国民党军的情报，在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孙渡和郭勋祺纵队。如果按照原来的决议，坚持进攻打鼓新场，将对中央红军十分不利，有迅速被敌人主力合围的危险。

3月11日，周恩来重新召开军事负责人会议，研究作战计划。毛泽东终于说服了与会者，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以朱德的名义下达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

毛泽东鉴于军情多变，部队需要集中指挥，方能随机应变，抓住战机，提议成立“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3月12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苟坝附近召开会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设立中共中央3人军事领导小组，成员有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负责指挥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会议还恢复了毛泽东前敌政治委员的职务。

自此，毛泽东在“三人小组”内成为核心人物，王稼祥是他的有力支持者，周恩来则成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和执行者。如此一反复，他在党内和中央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反而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三人小组”成立后，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组织的又一轮围攻，决定仍然以黔北为中央红军的主要活动区域，控制赤水河上游，以消灭薛岳所部和王家烈残军为主要目标。

3月14日，中央红军在长干山区域多次设伏诱周浑元部，均未如愿。

3月15日拂晓，“三人小组”同朱德的前敌司令部移至坛场附近指挥作战。中央红军主力向仁怀县东南20多公里的鲁班场守敌周浑元纵队逼近。此战目的是要扫除西部最大的一个障碍，实现党中央“赤化贵州”的战略方针。根据判断，红军集中主力消灭周浑元的第5师和第96师是不成问题的。前敌司令部提出的口号是：“把蒋介石的主力周浑元纵队消灭，取得比遵义战斗更伟大的胜利”、“赤化贵州”。

中央红军的战斗部署是：以红1军团及红3军团第11、第12团和干部团为右翼，取道坛场，从北向南突击周浑元部第5师之左面；以红5军团及红3军团第10、第13团为左翼，向鲁班场东南、南、西南周浑元第96师攻击。

清晨，红1军团率先发起攻击。10时许，中央红军各部陆续按既定目标发起攻击。

下午3时，中央红军发起总攻。此时，周浑元部第13师6个团由三元洞急速回援，他的3个师集结在了一起，中央红军总攻击未能奏效。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对鲁班场的进攻，于晚上10时后撤出战斗。

是日晚，毛泽东决定转兵北进，向茅台地区机动，从贵州茅台附近西渡赤水河，以调动敌人，寻求新的战机。

此时中央红军在遵义以西的活动，使蒋介石产生了错觉，他认为：红军之所以徘徊于此种绝地，乃系大政方针未定的表现。于是，他立即命令各路“追剿军”，要不顾一切寻找红军决战。蒋介石还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3月16日晨，朱德根据“三人小组”的决定，以他和毛泽东的名义，颁布了《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由陈赓和宋任穷担任全军的渡河司令和政委。

在陈赓和宋任穷的指挥下，王耀南的工兵连迅速修好了国民党军炸毁的浮桥，还架好了新的浮桥。

3月16日晚，中央红军在盛产名酒的贵州茅台镇开始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