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让他们炸吧！让他们剿吧！让他们堵截吧！我可以告诉他们，就是他们再加上几十万人，也挡不住我们北进！”
话说1935年4月7日晚，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抓住各路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以东调动、云南和黔西南地区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命令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命令此时在乌江北岸负责佯攻仁怀掩护主力的红9军团，由沙土地区向“毕节、大定前进”。
朱德、毛泽东致电各军团负责人，部署行动，电文中说：
“我野战军决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龙里姿势，从贵阳、龙里中间向南急进，以便迅速占领定番。”
4月8日，红1军团先头部队控制了贵阳、龙里间公路的黄泥哨至观音山一段，掩护主力南移，另一部分兵力佯攻龙里。红3军团以1个团占领贵阳以东梨儿关、黄泥哨有利地形，佯攻贵阳。一时间枪声不断。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真的来攻打贵阳了，便亲自命令守城部队加强防守，还派出了侦察机对红军进行轰炸。
4月9日，中央红军在贵阳、龙里间所控制的约30里宽的地段上，由北向南，全部通过了湘黔公路，一下子甩开了尾追的国民党军，每天以120里的速度，经青岸、广顺、鸡场、定番、长顺、紫云等地，向云南方向急进。中央红军的这一行动，使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于黔东的计划又一次成为泡影。
蒋介石气急败坏，急忙调整部署，命令周浑元、吴奇伟所部再掉头向西，在红军右侧沿黔滇公路向西急进；命令滇军孙渡率部在红军后面尾追。由于各部往返奔波，已经疲惫不堪，士气非常低落。
4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在贞丰县的白层渡口、望谟县的者坪地区，西渡北盘江。全部渡过北盘江后，又分路西进，向云南境内进发。
4月23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境内，把尾追的国民党军甩在后面远隔几天的路程。
蒋介石看到中央红军一部由贵州进入了云南，而未渡乌江的红9军团正在黔西水城地区活动，他由此判断：红军主力可能由平彝北进会合红9军团，然后，西渡金沙江或向北经毕节进入川南。于是，他又重新部署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宣威、威宁地区。
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为了利用蒋介石的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决定让红9军团继续单独行动，从水城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以吸引追兵向北；而红军主力则在林彪的指挥下，经平彝向沾益、曲靖、马龙西进，前锋威逼昆明。这样，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宣威、威宁地区的计划又落空了。
此时的蒋介石如梦初醒，红军直进云南，兵临昆明，他判断红军“必渡金沙江无疑”。于是又赶忙部署围歼计划：命令薛岳部及滇军尾追红军，命令川军在金沙江对岸阻截，将中央红军消灭于金沙江畔。
4月23日傍晚，毛泽东得到急报，贺子珍受伤了，而且非常严重。
原来，董必武率领的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在行军途中来到了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太阳下山后，大家就在村边靠着山边田坎休息。因为毛泽东兵逼贵阳之计很成功，连日来行军比较顺利，所以大家的兴致十分高，于是董必武便提议唱唱歌，轻松轻松。大伙儿首先公推贺子珍唱支山歌。前边说过贺子珍2月中在白沙生下一个女儿，还未亲上一亲，就被迫送给了老乡，此事不过月余，心痛犹在。她再三推辞，终因同志们盛情难却，便强打精神站了起来，刚唱了一句“哎呀嘞——”，突然从远处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一架又大又黑的国民党军轰炸机突然从山后窜了过来，一阵狂轰滥炸之后扬长而去。连队休息的地方完全被粗黑的烟柱笼罩了，经清点，有二人牺牲，多人受伤。董必武虽然没有受伤，可他的大半截身子却被泥土埋住了。贺子珍为了掩护一位在攻打遵义时受伤的师政委，被炸倒在一个小山坡上。董必武和战士们找到她时，她已是遍体鳞伤，血流如注，昏迷了过去。医生孙仪之和李治马上为她进行包扎，这才知道她的头上、胸脯上、臂膀上竟有17处伤口。大家难过得一时不知如何才好。毛泽东派来照顾贺子珍的警卫员吴吉清，急得流着眼泪说：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董必武和休养连的领导反复商量，认为比较妥当的办法，就是将贺子珍安排在一个老乡家里养伤。他们一面把血泊中的贺子珍抬上担架，一面派骑兵通讯员飞奔总部，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正在指挥部队，一刻也不能离开。听到这个消息，他果断地说：
“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要死也要把她抬着走。”
他马上派傅连暲到休养连去，协助连队医生进行救治，还把自己的担架队也调了去，让他们抬着贺子珍走。
贺子珍苏醒后，看到毛泽民和钱希钧在身旁，就对他们说：
“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吧。”
后来贺子珍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我当时昏迷着，不知道连里曾经决定把我留下，放到老乡的家里，当然，连里这样决定也是一片好心。但如果那时毛泽东同意了，我就没命了，我的伤势那么重，农村又没有医疗条件，不要说碰到敌人了，就是光躺着也要死的。我自己苏醒过来后，怕增加同志们的负担，也曾经多次向连里提出把我留下来的意见，他们都没有同意。我这才活过来了。”
再说直到贺子珍受伤的第3天，毛泽东才终于抽出时间急匆匆地赶到了休养连。身披大衣一脸风尘的他一跳下马，便一把握着董必武的手，关切地问：
“董老，你这次很危险啊，没有事吧？”
然后，他快步走到担架前，弯着腰细细察看贺子珍的伤势，只见贺子珍的头部、脖子上和身上缠满了雪白的绷带，脸色显得更加苍白了。毛泽东难过得拉着贺子珍的手，哽咽着连声呼唤：
“子珍，子珍……”
一向从容镇定的红军统帅，终于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滚滚热泪。贺子珍对毛泽东说：
“润之，把我留下吧，我不能工作，还要别人抬着，心里很不安。我跟连里说了，不要抬我了。把我放到老乡家里等伤养好了，我会找你们的。”
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把贺子珍留下，留下就必死无疑。他安慰贺子珍说：
“子珍，你不要想那么多，会治好的。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抬也要把你抬到目的地。你安心休息吧。”
对亲人的爱，对敌人的恨，就像地下翻腾的岩浆一样狂怒地喷涌而出。愤怒已极的毛泽东向空中打了一个强有力的手势，指着北方吼道：
“让他们炸吧！让他们剿吧！让他们堵截吧！我可以告诉他们，就是他们再加上几十万人，也挡不住我们北进！”
4月27日，奉命单独行动的红9军团由水城地区西进，攻占宣威。
此时，中央红军仅有一份云南省略图，地点路线都很不准确，不知道金沙江渡口的确切位置究竟在哪里？光依靠向导只能探明两三天的路程，有时还要走弯路。于是，中革军委指示各部队要想方设法，搜集小比例尺地图和向当地群众进行调查，迅速找到供大部队渡江的地点。
4月28日，主持中央红军总部机要科工作的吕黎平和侦察队长陈育才，在率领小分队从曲靖到马龙的行军途中，截获了一辆从昆明开往贵州的薛岳部的汽车，俘获了薛岳的一名副官，缴获了龙云赠送给薛岳的十万分之一的云南省军用地图及大批云南白药、宣威火腿、普洱名茶等物品。
4月28日晚上，军委纵队行至昆明以东50公里的马龙一带，毛泽东获悉已经缴获了龙云的军用地图了，特别高兴，他说：
“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可谓巧获呀！”
他立即召集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陈云、刘伯承、李富春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在红军总部作战科办公室召开会议，研究如何部署兵力、抢占渡口、北上四川等问题。
吕黎平奉命在刚刚缴获的地图上用红铅笔标出军委纵队和各军团从驻地到金沙江的龙街、皎平渡、洪门3个渡口的距离和行进路线；最近的有200公里，最远的有230 公里。
关于如何抢占渡口，与会者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毛泽东讲了3条意见：
“1、自遵义会议后，我军由于大胆穿插，机动作战，已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现在，已经取得了西进北渡金沙江的最有利时机。但蒋介石在贵阳已发现我主力从贵州西南向云南的东北方向急速前进，因而，正调集近70个团的兵力向我尾追，其先锋部队万耀煌的第13师，离我军后卫部队5军团仅有两三天路程。不过，金沙江两岸目前尚无敌人正规部队防守，比较空虚，对我有利。
2、从进入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特别是从今天缴获的十万分之一图上看，昆明东北地区是一块比较大的平原，不像湖南、贵州两省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现在不宜在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尤其以避开省城昆明为好。
3、根据上述的敌情地形和我军今天所到的位置，对我们过去决定北上进入四川西部，同红4方面军会合，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军尚有三四天的行程，争取先机，迅速抢渡金沙江。”
他还就具体的兵力部署发表了意见，他说：
“1军团为左纵队，从现驻地出发，经嵩明、武定一线西进至元谋，然后急速北进，抢占龙街渡口；3军团为右纵队，从现驻地出发，经寻甸然后北进，抢占洪门渡口；军委纵队和5军团为中路，提议由刘伯承率领，以干部团为前锋，经石板河、团街，直插皎平渡口。以上3路，从翌日拂晓起，均应日夜兼程前进，先头部队每天必须行程50公里以上，沿途不与敌人恋战，更不要费时强攻县城，务必在5月3日前抢占上述渡口，收集船只。北渡之后，要不惜一切牺牲巩固与坚守阵地，为后续部队渡江北进创造有利条件。”
毛泽东又进一步分析说：
“我军在5月3日前，若能抢占龙街、皎平、洪门3个渡口是上策；能占领其中的1个到两个亦有办法。最忌的是，龙云先我通风报信，下令把各渡口船只在我军到达以前烧毁或撤到北岸。所以，务必限定在4天之内，赶到江边抢占渡口，这是全军胜败最关键的一着棋，一定要把这步棋走活！9军团作为钳制部队，独立行动，以分散尾追之敌。该军团应在会泽、巧家之间自行选择渡江的地点，渡江以后再同主力会师。”
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