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一个同志落在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
话说1937年2月2日晨，东北军军官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因第67军军长王以哲主张和扣押张学良的蒋介石讲和而心怀不满，枪杀了卧病在床的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等因事先避入杨虎城公馆，幸免。周恩来闻讯后，严厉批评了孙铭九等人杀害王以哲的错误，并和刘鼎等到王以哲家吊唁。
2月3日，驻防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得知王以哲被杀，立即向西安开拔，声称要杀孙铭九等人，为王以哲将军报仇。周恩来派党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到渭南说明情况，劝他们以大局为重，维护东北军的团结。
2月4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等人的名义致电杨虎城等并转王以哲家属，对王以哲遇害表示哀悼，他在电文中写道：
杨主任虎城先生，于主席孝侯先生，转王鼎芳先生家属诸君大鉴：
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士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特电致唁，敬候起居。
2月6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博古、罗瑞卿陪同下，离开西安，乘车前往延安。车上装载着军鞋、军衣等物，还有《左派幼稚病》等一些小册子。
早在1935年，范长江曾在川北、甘南一带采访，发表了一系列通讯报道，如实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西北的近况，分析了红军的动向及未来的前景。这一系列报道，轰动了全国。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被震惊得不知所措，他从傅作义那里获悉，中国共产党已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周恩来已到达西安。他预感到中国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就只身前往西安。1937年2月4日，范长江在杨虎城公馆采访了周恩来。周恩来在谈话中说：“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范长江提出要求，希望到延安采访，向毛泽东请教。周恩来当即表示向延安请示。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了范长江的请求。这样，范长江就成为第一个进入陕北苏区的国统区记者。
在驶往陕北的车上，博古、罗瑞卿成为继周恩来之后范长江在中共方面的两个重要采访对象。范长江问起他们各自的简历，以及红军长征中的一些情况，博古和罗瑞卿都作了回答。范长江一边倾听，一边做着详细记录。
2月9日下午，博古、罗瑞卿、范长江等人经过了3天跋涉，终于到达了延安。在进入延安的途中和落脚的抗日军政大学门上，范长江看到有很多欢迎他的标语，没想到中共中央对他的访问竟然如此重视。他在抗日军政大学先后采访了吴亮平、刘伯承、廖承志、林彪、林伯渠、朱德、张闻天等人，将他们的音容笑貌、仪表风采，一一写进了通讯中。
是日晚，中共中央为范长江举行了欢迎宴会。
晚上近10点，范长江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他后来曾经描述了见到毛泽东的最初印象：“他是书生外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似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
毛泽东和范长江谈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说：
“走上宪政之路，以民主求统一求和平。和平统一之后，始可以言抗日。故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可以放弃土地革命、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中国将来当然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但是，共产党不放弃工农生活之改革运动。”
范长江在北平读书时见到过一些小册子，那里边强调说，反对日本侵略必须首先武装保卫苏联，必须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他对这种主张疑惑不解，便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说：
“反对共产党谈爱国主义，是不彻底懂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在半殖民地的国家提倡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停止阶级斗争，是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在矛盾大过内在矛盾。所以，先缩小内在矛盾，解决外在矛盾。”
毛泽东的谈话，使范长江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
最后，范长江提出要求说，他希望留在陕北，一面学习，一面搜集材料，准备写书，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和事迹。毛泽东说：
“为了尽快地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宣传，广泛动员群众，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对日宣战，希望你立即回上海，最重要的是，设法利用《大公报》在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范长江这才意识到自身使命之重要，便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这次会见时间长达10小时，当他起身告辞时，东方已经发亮，回到抗大，稍事休息，便匆匆南返。不久，他就发表了长篇通讯《陕北之行》。
2月10日，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暨中国国民党党员诸先生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行。当此日寇猖獗，中华民族之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之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即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A）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B）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C）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D）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此前从2月9日开始，一直到2月10日、12日，毛泽东一连3次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指示说：
1、坚持我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的政治立场。“勿要再让”。2、关于军事问题：可提出红军改编为12个师4个军，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按中央军待遇领受。我党参加国防委员会、军委会和总司令部。规定我军防地。南方各省游击队可改为民团，但不能调到陕北。拒绝政训员、联络员的设置。3、关于党的问题和政治问题：我党参加各党派代表会议和国民大会。求得我党不被逮捕不受破坏即可。红军中组织领导不变。
2月15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这一天，范长江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蒋介石闻之大怒，他严厉申斥正在南京参加会议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说，范长江的文章是替共产党作宣传，《大公报》不应当发表；并责令张季鸾严格检查范长江的文章、信件。
2月21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一个停止剿共内战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该《决议案》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除了对中国共产党提出4项苛刻的要求之外，还自始至终摇唇鼓舌、喋喋不休地重复着10年内战中污蔑共产党的谎言。为了让读者诸君领略一下蒋介石和他的笔杆子及同一类政治骗子说假话的厚颜无耻，特将这个《决议》的全文抄录如下：
本党以历史之使命，奉总理遗教，致力国民革命，以建设国家，复兴民族，本春秋无外之恉，对于世界殷殷焉蕲至于大同之治，对于国内更断无町畦畛域之见，惟求集中国力，奠定统一之基，以维护中国之自由平等。故凡服膺三民主义，遵奉革命方略，而愿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者，无不引为同志，而竭诚容纳，此为总理创立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以迄中国国民党一贯之精神。是以兴中同盟时代，延致具有民族意识之志士，十三年改组时，则容纳共产党员个人加入本党，史实具在，可考而知也。乃共产党人加入本党之后，竟食誓言，在本党掩之下，初则对本党阴分壁垒，继则对本党多方分化，当时本党犹力予容忍，冀其自悟。逮国民革命军出衡湘，克武汉，乃复遮断本党与民众之连系，播植赤化之祸种，以谋颠覆本党革命建国之基础，阻挠东下沪宁之师，牵掣北定郑汴之役，演成两湖之恐怖，构成宁汉之痛史，北伐大业，几致停顿。又复倡言创立红军，破坏本党干部，鼓动阶级斗争，夺取革命政权。本党为巩固党基，完成北伐，以救拔人民计，乃不得不当机立断，以有清党之役。此共产党人以自绝于国民，自绝于本党，往事历历，为当世所共见共闻者也。嗣复一面鼓其邪说，荧惑青年，一面结集成队，四出骚扰，为患十年余，荼毒十数省，远之如武汉、南昌、广州、长沙之变乱，以及粤之陆、海丰，闽之龙岩、永定，赣之吉安、上饶、永新、铜鼓、弋阳，湘之平江、浏阳、华容，鄂之沔阳、黄安、监利，豫之商城、潢川等县，匪踪所至，田畴为墟。又复伪立政府，致赣、粤、闽、浙、湘、鄂等省受彼等蹂躏最久，人民之苦痛最深。中央有保育人民之责，对于毒害人民之匪类，自不得不予以荡除，数年以来，节节清剿，赖我将士智勇忠诚，秉持三民主义，牺牲奋斗，卒能抉其根株，凡经匪众盘踞而国军克复之地，立即为之区处条理，招辑流亡，不数月而渐复旧观，民获安居，咸庆得所。以我宽仁，易彼残暴，相形之下，妇孺皆知。彼等自江西总崩溃后，由湘、黔、滇边境而四川，而甘、陕、宁、晋、青等省，于人民则裹胁之后，继以残杀，于庐舍则摧毁焚烧，惟恐不尽，城市农村之经济，莫不尽力破坏，鲜有孑遗，是皆陈事昭彰，无待缕举。其尤可痛心疾首者，九一八以来，国难严重，全国国民在统一政府之下，实行集中国力，精诚团结，悉心建设，充实国防，以御外侮，犹恐不及。而共产党人乃乘国定危急存亡之际，肆意扰乱，于淞沪之役，则猛攻赣州，长城各口之役，则猛攻抚州，危及南昌，使抗战之师，为之牵制，其它破坏国防，摧残民力之事，更变本加厉，言念及此，举国共愤。今者共产党人于穷蹙边隅之际，倡输诚授命之说，本党以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惟是鉴往思来，不容再误，非彼等精诚悔祸，服从三民主义，恪遵国法，严守军令，束身为中华民国良善之国民，则中央为保持国家之治安，维护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计，不能置亿万人永久之利害于不顾，而姑息少数巧言暴行之徒，以贻民族无穷之殷忧。就目前最低限度之办法言之：
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兼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它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它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兼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雠，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要之，凡独立自主之国，断不能容许有反国家、反民族而依附外力之团体，亦决不容忍任何残害民生，毁弃道德之行为。本党负建国立人之责，共产党封建割裂专制残酷之策略，及其以国际组织为背景，而破坏国家统一之行动与宣传，实与建国立人之要旨，绝对相反。吾人须知必先恢复中华民族固有之精神与道德，树立中华民国独立自主之人格，乃能恢复中华民国固有之版图，承继我中华民族历史之光荣，以实现三民主义。故赤祸必须根绝，乃为维护吾国家民族至当不易之大道。凡喻斯旨，果具决心，而以事实表曝于全体国民之前者，均所容与，否则仍当以国脉民命为重，决不能轻信诡言，贻国家民族以无穷之患；此乃本党责任所在，敢为全国同胞昭告者也。
2月22日，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发表的闭幕宣言中，对于上述内容再度强调说：
“至于共产分子，近日虽假共同御侮之口号以号召，然征之往事，十三年以来，扬言加入本党以从事国民革命，而实则破坏国民革命。十六年以来，以暴动手法，危害民国，使国家对外之力量为之减削，人民无量数之生命财产为之荡析，种种罪恶，实不能以片言之表示，即予置信。本党为国家计，为人民计，决不忍数年以来，掷其血汗以从事剿匪工作之武装同志及一切同志，怀功亏一篑之痛，无论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祸根绝于中国，免贻将来无穷之戚，而又奠民族复兴之基，此当明白为天下告者也。”
至于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文中所提的5项要求，三中全会所有文件中都没有提及。直到2月24日，蒋介石才在对新闻界发表的谈话中提出了“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3个问题，算是对中共中央的要求有了一个间接的答复。
2月26日，红4方面军西路军在甘肃临泽县倪家营子又陷入马步青、马步芳的重兵包围。
2月27日，中革军委为了接应西路军，一方面将红4、红31、红28、红32军及骑兵第1团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林育英为政委的援西军，自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兼程西进；另一方面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通过政治谈判和重金收买，寻求马步青、马步芳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
此时，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正在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进行两党第二次合作的谈判，他们重申了中共中央2月10日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5项要求和4项保证。国民党代表则根据2月21日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强硬地宣称：“中共武装必须解除”，“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要把共产党的军队缩编为3000人，继之增加为5000人，后来又提出编为两个师8个团1.5万人，“不能再多”。而所编“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关于陕甘宁苏区，国民党代表提出要划归相关各省。后来又允许成立一行政区，由国民党派任正职长官。还提出要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朱德出国留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