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人说：
“红军编5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50万元，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此数。27、28、29、30各军及地方部队不在5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费内开支。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苏票之善后费。”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针对西安及全国反蒋派的活动指示说：
“坚持拥蒋抗日路线，一方面向蒋建议，去除挑拨离间排斥异己的政策，改为实际的全国团结一致的对外政策。但对于勾结日本的地方派，则与蒋一道反对之。一方面向各反蒋派建议，废除反蒋政策，争取推动南京进一步改变国策。”
3月1日下午，毛泽东出席延安文艺协会和新中华社联会欢迎女作家史沫特莱到延安访问的集会。
是日晚，毛泽东会见史沫特莱，就统一战线问题、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等同她进行了第一次长谈。《谈话记录》在3月16日至4月3日刊登在《新中华报》第338期至343期上，全文如下：
史沫特莱问：共产党现在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与你去年秋季跟斯诺记者所谈的，基本上有无改变？
毛泽东答：如果从基本上说来，是没有什么改变的。这表现在下列各点:
一、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正向中国侵略。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苏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不反对；在这个基点上我们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二、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阵线，这种民族阵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三、因此，这个抗日的民族阵线之主要政纲，应该包括下面各项：
（一）国内的和平统一；（二）对日抗战；（三）人民的民主自由；（四）南京政府转变为真正的国防政府，容纳各党各派，罢免亲日派；（五）国家制度改变为基于普选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六）改善人民生活；（七）发展工商业；（八）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
史沫特莱问：为了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们准备牺牲到什么程度？
毛泽东答：这要看看历史情形。从1927年夏天开始，国民党放弃了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放弃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放弃了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政纲，并且走向相反的方面。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不单独负起中国革命的责任，并执行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政策，与国民党处于对立地位。我们当时采取的这种同国民党对立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与必要的。但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就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愿在3个条件下与国民党订立国内和平对日抗战的协定。可是那时仅有19路军同意我们的主张，南京方面则完全不同意，并且还举行了大规模的“围剿”。及至华北问题发生，国难已临极端严重关头，我们乃于1935年8月1日进一步发表了组织抗日联军、国防政府的宣言。同年12月发布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的决议案，并提出统一战线的具体纲领。这个新政策宣布之后，立即得到广大民众的赞同，国民党中不少爱国分子也都赞同了这种政策。这是因为更大敌人站在面前，只有停止国内战争，才能进行抗日御侮，在中国政治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但是国民党还不愿放弃其老政策。到了去年8月，我们又写给国民党一封长信，坚决要求把敌对的目标，由国内移到日本侵略者身上，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提出改变国家制度为民主共和国，召集普选国会，要求他们痛悔既往，与民更始。我们声明：苏区愿意实行与全国一样的民主制度。这封信获得了国民党中广大的同情。然而国民党中央并没有回答我们。西安事变爆发，国家处于重大危险面前，其危险性就在日本必然地乘机进攻，其得和平解决，实是如天之福。我们为了巩固国内和平，实现迅速抗日起见，当国民党三中全会开会之前夜，乃于2月10日给了国民党一个重要的电报，在电报里表示了下列各点：
一、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并受南京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二、在特区政府境内施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三、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此种方针，在去年我们就已实行，现在不过重说一遍）；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这些新的表示，完全是为了消除各界疑虑，取消对立状态，以便同国民党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党方面，则要求他们根本改变过去的政策，实行对外抗战，对内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等纲领。
史沫特莱问：你们现在在这里和在别的区域，将如何实行你们的统一战线的原则，例如对于商人、知识分子、地主、农民、工人、军队等方面的办法？
毛泽东答：对商人的关系，过去与现在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从来就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红军所至，无不保护商人。最近在西安、三原一带，红军不但保护商人，并且连地主的土地也没有没收一家，取得了各界的称赞，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至于苏区里面，商业是完全自由的。对知识分子的关系，过去与现在也是一贯的保护政策，优待技术人员、文化人员与艺术家，对他们都采取尊重的态度。对地主，只要他们不反对抗日救亡政策，就不没收他们的土地，但必须改善农民的生活。工人方面，则斟酌情形，实行各种改良待遇的办法。对待国民党军队的态度问题，任何中国军队尤其是有光荣历史的黄埔军都应在民族阵线下亲密团结，一致抗日，枪口向外，不生内战。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虽打了10年，但我们绝不记旧恨，愿和他们携手偕行，并在统一指挥下，一致为保卫祖国而战，我们相信，他们一定是和我们有同心的。
上述这些政策，我们都愿意同国民党及各界人士商量，取得一致的意见，并把这些附在抗日方针、国家制度等等主要条款之后，一并放进民族阵线的纲领里面去，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史沫特莱问：新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否即谓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民族阵线，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
毛泽东答：如前所述，共产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因此必须实现国内和平，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状态，否则对日抗战是不可能的。这叫作将部分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国内任何政党与个人，都应明此大义。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下述两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此问题：
第一，在地主资本家方面，他们是有钱有势的，首先应当尊重民族利益，对于工农的生活及待遇极力加以改善。因为地主资本家如果照旧对工农施行各种惨无人道的压迫与剥削，只顾他们一部分一阶级的利益，工农就不能生存，更不能抗日，国家就要灭亡，地主资本家也要变成亡国奴。所以稍有良心的地主资本家，都应激发爱国心，为了抗日救国的必要，赞成改善工农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决不能只让自己有饭吃，工农就没有饭吃；自己有政治上自由，工农就没有自由。我想除非日本的走狗即汉奸分子，才不顾大局与民族利益，当此亡国灭种关头，还向工农尽力地压迫剥削。这一方面的要求，我们已经代表全国工农向国民党提出，国民党为了大局与民族利益，对此应该有满意的答复。
第二，在工农贫苦群众方面，他们是无钱无势的，但他们是国家的基础，是最大的阶级。当此亡国灭种关头，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样是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并且他们将是抗日救国的主要力量，抗日救国没有他们是完全不行的。他们在得到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改良之后，他们对于地主资本家与国民党的不满，也就可以减少。但工农同样应该顾全大局与民族利益，因此，凡与抗日救国不适合的要求，我们同样不主张提出。共产党主张改善人民生活，而停止没收土地，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的是带着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15年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
史沫特莱问：如果中国民族阵线政府建立起来，那么对日本的和平条件是什么？中日两国之间是否还应该进行谈判？
毛泽东答：如果日本愿意和平的话，我们是不拒绝谈判的。我们的和平条件是下列各项:
第一，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即取消其所谓大陆政策与广田三原则，尊重中国的独立，将两国放在完全平等地位；第二，交还东北4省及察哈尔北部，取消“满洲国”，取消殷汝耕冀东政府；第三，撤退华北驻屯军；第四，停止日本飞机在中国境内的自由飞航；第五，取消日本在中国各地的侦探组织，即所谓特务机关；第六，禁止在中国境内的日本人对于中国人所施的横暴无理态度；第七，禁止走私。
只有在日本同意谈判这些条件的原则之下，才应该进行和平谈判。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我们都要反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只有日本人民政府成立，才有在这些条件上谈判之可能。日本现在是军阀政府，这种可能并不存在。
史沫特莱问：对日作战是否已成为不可避免？
毛泽东答：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战争无可避免。德日协定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了一步。
史沫特莱问：日本方面宣称中国国共合作是妨碍远东和平的，你如何答复这种理论？
毛泽东答：日本军阀的所谓“远东和平”，是说日本占领中国，而中国则不要抵抗，让其占领，同中国问题有关系的各国如英、美、法、苏等也不要反对。这就是“不战而亡人之国”，是日本军阀需要的所谓“远东和平”。但是还有一种远东和平，那就是实行我在上面讲过的办法，日本取消侵略政策，交还东北4省，撤退驻屯军等等，使得中国人民和平地生活，世界各国与中国和平地通商，这是另外的一种远东和平。但只有这种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这是中国人所需要的，也是世界各和平国家所需要的，也是日本人民所需要的。不需要这种和平的，仅只有日本军阀及其侵略盟友德意两法西斯国家。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反对“远东和平”，这就是说的前一种“和平”；我们又赞成远东和平，这就是说的后一种和平。我们主张拿后一种和平去代替前一种“和平”。因为日本军阀口中的所谓“和平”，只是战争的别名，只是使得中国人当奴隶的别名，只是使得世界各和平国家大家感受威胁的别名，而且只是给日本人民以极大损害的别名。这种“和平”，据我看来，是应该对它“妨碍”一下的。
史沫特莱问：中日战争和世界和平之间是否有矛盾？能否找出调和的基点呢？
毛泽东答：中日战争和世界和平之间当然是有矛盾的。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都希望和平，但是日本军阀则希望战争。这种矛盾，依照日本的方针是不能调和的。要解决这一矛盾，只有一条道路，就是一方面世界各和平国家与中国一同反对日本的侵略政策，迫使日本军阀服从世界公论；另一方面，如果战争不能避免的话，中国应该坚决抗战。只有这些办法，才是同世界和平相适应的。同世界和平调和的基点，也只能建立在制裁与抵抗侵略者的政策上面。
史沫特莱问：九国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国联盟约等类和平公约，你以为能够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吗？在中日战争中，你以为这些条约将起何种作用，有何种意义？
毛泽东答：这些条约，在今天看来，确表示着一种和平愿望，因此，侵略国家就表示了它们的坚决反对。但这些条约，对于日本这样的侵略国家，仅只是一种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是不可能的。这些条约在中日战争中，决不会起多大作用，因此也就没有多大的实际政治上的意义。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必须有一种新的条约，而这种条约应该包括以武力对付日本侵略暴行的具体事项在内，如像缔结太平洋集体安全条约之类。只有这种条约才能真正阻止战争，战争起来时，也能够迅速结束战争。
史沫特莱问：在联合阵线政府成立之后，中国能够立即对日作战吗？或者还需相当的准备时期？
毛泽东答：这要看日本的情形。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但我们并不主张向日本挑衅，我们的方针是自卫战。因此，我们应该迅速地切实地从各方面作准备，使中国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应付事变。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所谓“长期准备”，反对借准备之名，行妥协之实。
史沫特莱问：如果没有国际帮助，中国人民现有的资源、财力，是否已足以发动一个胜利的抗日战争？中国能否支持战争的财政经济负担？
毛泽东答：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红军的10年作战史，就是活的证据。但是我们正在找寻友军，这是因为日本已有了它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5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因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国的大祸，也是世界的大祸，如像德国是世界的大祸一样。何况这两个侵略国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我以为中、英、美、法、苏5国应该赶快地联合一致，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之虞。
史沫特莱问：在现状下——即日、德、意同盟的状况之下，这样一个战争，对日本的经济、财政、贸易等的影响将如何？日本能够在这两国的帮助下度过这个战争吗？
毛泽东答：日本侵略中国，对于日本人民是完全没有利益的。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这一点，不仅日本人民知道，就是日本资产阶级中具有远见的人们也是知道的，但日本军阀则无论如何也不知道。日本军阀已经结合了一个世界的侵略同盟，希望得到德、意的帮助和策应。他们不但希望用这种方法去度过向中国侵略的战争，而且正准备用这种方法取得全世界。他们所做的梦当然是很完满的，但是据我看来，他们的结果将不是怎样完满的。中国人应该有战胜日本的自信心。
史沫特莱问：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家如出意外，希望有所解释。
毛泽东答：并不在意外，实是在意中，只是大家没有联系过去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罢了。自从日本侵略开始以来，我们就是愿意停止内战的，因为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4年前3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前年的八一宣言，去年的致国民党书等等，无不是表示我们诚恳地愿意同国民党建立新的联合战线。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当西安事变中，日本军阀方面，宁、沪、平、津一部分中国人方面，都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这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事变之后，宁陕对立，于是又有人说：共产党要把西安造成马德里，这也完全不合事实。中国与西班牙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是内战，而在中国的今天唯一的是对外抗战，国内则必须和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话完全是臆测，有些则是恶意造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