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问：许多人不但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而且说在城墙上红旗高悬，又说红军在三原一带掳掠青年男女，究竟事实如何？

毛泽东答：关于西安插红旗一类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汉奸看见了吧，可是西安人至今没有看见。掳掠青年男女的话，也必然是出之于日本人与汉奸之口，这也只有去问三原的青年男女才会明白。现在官方文件（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笔者注）中，还在说红军杀人放火，压迫民众，破坏农村。这些话他们已经说了10年了，可是至今还不疲倦，还要说一遍，说话的人固然有他说话的自由，可是全中国人也都有用眼睛看事实的自由。现在政府还没有制出禁止人民用眼睛看事实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跑到红军走过或住过的地方去看看实在情形，用不着我来多说。

史沫特莱问：外面传说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于此，你有何意见？

毛泽东答：我知道外面正有人这样说。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却不愿意这样说，日本人只愿意国共相打，决不赞成这种“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因为日本军阀深知共产党采取与国民党协调的政策，尽管有人说它是“屈服、投降和悔过”，可是实际是给予日本侵略政策以严重打击的。观察中国问题有一个标准，就是凡属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反对；凡属反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欢迎。要检查任何一政策一行动之是否正确，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态度就得了。现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对所谓“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共产党向国民党要求的，是请他们结束10年来的老政策，转变到新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政策。这些要求，表现在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那就是关于召集救国代表大会，人民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迅速准备抗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愿意改变苏维埃与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这叫作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中所有明智的领袖与党员，都是明白这种意义的。但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作“屈服、投降和悔过”。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上，描写了一个叫作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物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患着“左”倾幼稚病的人士，这种人各地都有，枪杀王以哲的那位孙铭九，就是这类人物的极端的代表。他们爱国出于热忱，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与现在、今日与明日的差别与联系。他们开始即反对蒋先生回京，后来又反对和平解决。在西安方面，有一部分人，不但对共产党不了解，即对张杨及其他主持和平的人士也都不了解。他们不了解国民党进步虽极缓慢，但一致抗日的前途是存在的。国民党中国民革命军中的抗日情绪在日益增涨，大多数的领袖与党员是能够和我们及人民一道从事于抗日救亡的事业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满人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作这种开始转变的证据。他们不知道把国民党多数的爱国分子及可能走向爱国的分子，同实际卖国的分子即所谓亲日派区别开来，他们把这二者混而为一。他们又不知道国内一切先进分子的责任，在于多方说服暂时还不能了解我们观点的人使之得到了解，以便共同赴敌。这其间需要忍耐性，有时需要退让一步，只要不违反抗日救国的大原则都可以商量。关于这部分性急的志士们，对于我们政策的不了解，我们唯有以上述的自我批评奉献他们。至于有些唯求个人与部分利益而把民族利益置之脑后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亲日派或是口头抗日家，那就不是什么自我批评，也不是仅仅讽刺几句的问题，而是揭破他们的阴谋，使之无法施展其伎俩。

史沫特莱问：你们对于三民主义的态度如何？

毛泽东答：我们老早就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1924年至1927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谢觉哉、董维键诸位都是。又有许多人曾经是国民革命军的领导干部，我们的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叶剑英、徐向前诸位都是。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以对外抗战求得中国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以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以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的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去年8月致国民党书中，已要求他们恢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是最坚决最忠诚地为实现三民主义中国而奋斗的。即以我们过去实行土地革命政策而论，亦无非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而已。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国民党员中有许多是信仰资本主义的，有许多还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则信仰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无所不有，也无所不包。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中华民国光明灿烂的前途，实基于此。

3月5日，毛泽东就国共双方谈判中的军事、政党和边区问题致电周恩来等人说：

“1、总部直属队可编为两个特务团，每团1500人。2、在我党发表合作宣言的同时，国民党也发表宣言，承认我们之合法地位。3、行政区设主席与委员制为宜；经费每个月30万。4、周恩来、叶剑英两人参加国防会议，毛泽东不参加。林伯渠为特区主席。”

3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为抗大题了词，他写的是：

“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你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为抗大同学会成立纪念 毛泽东”

3月8日，国共双方在西安的谈判中意见大体一致，周恩来便将谈判结果拟成条文，电告蒋介石。

3月10日，国民党代表根据蒋介石的指令，节外生枝，对8日拟成的条文作了原则性的修改。谈判双方在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苏区隶属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

3月10日晚，毛泽东在写给斯诺的信中，附上了他3月1日与史沫特莱谈话的记录稿。他在信中写道：

斯诺先生：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谅好？我同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问健康！

毛泽东 3月10日于延安

3月11日，周恩来、叶剑英在《致中央书记处并告彭、任、刘、张电》中汇报说，顾祝同与贺衷寒已经将原条文大加修改，使之明显具有收编性质。新条文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今后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及中国国民党的领导，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请求国民政府分批释放共产党，容许其在适当期内公开各节，可面报领袖候核。

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改编军队，指定现在之地区，遵照地方行政区之规划，执行中央统一政令，其行政人员得由地方及中央任命。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3个师，服从军委会及蒋委员长一切命令：子、各级军政人员第一步得由部队长保荐呈请军委会任命；丑、各级副佐人员由中央改编后逐渐派遣；寅、政工工作由中央召集原有政工人员加以训练，与新派人员一同回部队工作；卯、现有骑兵改编问题及设指挥部一节，候请示后再定。

四、请求参加国民大会及国防会议，由中央决定后通知。

五、部队改编后应积极整理，以备国防上需要及随时调动至前线参加作战。

六、各事接洽妥善，望将中国只能实行三民主义而不能实行共产主义之真谛宣告国人。

毛泽东等立即复电周恩来、叶剑英，指示说：

“贺、顾所提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彼方所提如：一、划去民选，二、分裂苏区，三、派遣副佐人员，四、取消政治工作人员，五、缩小红军至3万人，六、地方部队由行营决定，七、改要求为请求，八、服从一切命令，九、置西路军不提等，均须严拒，申明无从接受。我们的最后限度：一、3个国防师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副佐不派，学校必须办完本期，政工人员不变，每师人数1万5千余，编制表自定，服从国防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战；二、苏区完整，坚持民选，地方部队不能少于9千人。”

电报中还说：“抗战准备”、“民主制度”、“改善民生”、“释放政治犯”、“民意的国民大会”，“必须与苏区问题同时解决”。

3月11日这一天，西路军在突围撤退中遭受重大损失。此时由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各部已经抵达甘肃镇原、固原地区，得悉西路军失败，按照中革军委指示，停止西进，就地待命，派人四处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

3月12日凌晨1时，徐向前、陈昌浩向中革军委告急说：

西路军人员已经“不满3000……无日无夜不战，弹药几尽……全军决死战斗待援，希望适时反攻”。

3月13日，西路军在肃南县石窝召开会议，决定将剩余的2000多人编为两个支队，分散到祁连山打游击：以红30军余部为主体编为左支队，由李卓然、李先念率领。以红9军余部为主体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率领。

会议根据陈昌浩的提议，决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李卓然为书记，王树声、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黄火青为委员，统一领导两个支队的行动。陈昌浩、徐向前二人离开部队，返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西路军情况。

3月13日晚，毛泽东等致电周恩来并转张冲：

“顾、贺提案完全不能接受，因其带有侮辱性，已经引起我方干部极大愤慨。”“周提15条，关于国民党方面，我们认为不满意，关于共产党方面，亦当须部分修正。”“故谈判须重新作起，两星期内周回延开会。”

3月14日晨，周恩来将中共中央来电直接抄送顾祝同和张冲，并准备立即返回延安。顾祝同不得不请张冲转告周恩来：“此事实为贺（衷寒）所弄坏”，要张冲根据原案再谈。张冲也向周恩来说明贺案作废，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应停止西安谈判的指示明确加以拒绝。他说：

“贺案作废固好，原案做基础我方仍有意见。”“每个国防师人数至少1万5千，骑兵要求一个团，地方武装人数亦应有规定，河西问题须有办法，等等，这些均须回延讨论。”

在顾祝同的坚持下，周恩来又与他们接连举行了两次会谈，并根据中央的意见，提出要直接与蒋介石面谈。

3月16日，蒋介石致电周恩来称：“请约恩来兄22至25日到沪再约地相晤，一切皆要严守秘密。”西安谈判遂告结束。周恩来返回延安。叶剑英仍留西安进行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