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延安的公安部门曾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为了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除了警卫人员以外，其他在延安一带的军人不准私自带枪，随身枪支由原单位封存。中共中央将报告批转给中革军委，中革军委批准了这一报告。于是一场收缴枪支弹药的工作在延安地区迅速展开了。抗大当然也不例外。此时，红4方面军的一部分学员本来就憋着一股子气，对立情绪很大，这一来就更紧张了。住在医院的许仕有不但带头拒绝缴枪，而且还破口大骂，弄得收枪者下不来台。到医院看望许仕有的红4方面军的一部分营、团、师、军级干部，也都是牢骚满腹，一个个哭成了泪人。这对许仕有触动很大。他看着这些一起出生入死为穷人打天下的战友们眼下都感到没了出路，左思右想，便做出了一个出乎常人意料的决定。他对刘世模、詹道奎、王建安、朱德崇（后于1939年投敌）、吴世安、洪学智、陈再道等人说：
“你们就知道淌眼泪，哭有什么屁用！”
大家都说：
“被人家捏在手心里，往后的日子咋办呐？”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
“走？到哪？”
许仕有胸有成竹地说：
“回四川找刘子才（又名涛，安徽六安人，红4方面军转移时被留下打游击，任巴山游击队司令员，后来在1940年春被捕，6月在四川南江被国民政府杀害——笔者注）去！他们还有1万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巴不得我们去哩。在这里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还要缴枪！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此后，众人便秘密串联，愿意走的人越来越多，到第3天已经有2个营级干部、20多个团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愿意走。他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为他们都要骑马。许仕有作了详细计划，准备在4月4日夜10时，趁人们熟睡之时出发，从城北墙下的一个水道里出城，步行7天7夜，到达四川巴山与刘子才会合。许仕有还画了一张路线图，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都藏在身上备用。
转眼到了4月4日，这一天是星期日，天气晴朗，抗大教职员、学员们大多都到延安城内和宝塔山、清凉山等地去玩了。准备出走的学员们都不动声色地采购食品，整理着行装。许仕有也悄悄地从医院回到抗大，安排吴世安和两名警卫员携枪夜间在北门外接应。一切准备工作都在顺利地进行着。许仕有对这次行动充满了自信，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意外竟然在他最信任的老战友、红4军前政委王建安身上发生了。
原来，王建安在关键时刻幡然醒悟了。对于此次行动，他一开始就有些迟疑，尔后由迟疑到动摇，由动摇到否定。他感到不能这么干，但他又深知许仕有的脾气，单凭自己是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这次行动的。事不宜迟，否则将铸成大错。这天上午10点多，他将众人出走计划报告给了第2队的党支部书记、校党总支委员谢富治。谢富治一听不敢怠慢，马上报告给校党总支书记邓富连（后改名为邓飞），邓富连闻言大惊失色，看了看表，已是11点钟，便跑步去找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莫文骅，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了一遍。莫文骅感到事情重大，让邓富连留下注意继续了解情况，观察动静，他自己则马上去找刘亚楼、傅钟等校领导，可跑了几处都没找到，只得直接去找校长林彪。他打听到林彪在毛泽东住处开会，便飞奔而去。毛泽东住在凤凰山脚下的石窑洞里，离学校不远，过一条街很快就到了。林彪听了莫文骅的汇报，显得异常冷静，说道：
“此事不许声张，我去请示主席。”
他让莫文骅先回校，不动声色了解新的情况，并做好应急准备，待他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后再回校处理。
莫文骅急忙回到了学校，向保卫科及身边的人告知了此事，并布置好一切，以防万一。不久，林彪回来了，马上召集刘亚楼、傅钟、莫文骅、邓富连、谢富治及保卫科负责人等开会，宣布党中央、毛泽东的决定，立即将许仕有等一伙人逮捕。
谢富治，1909年8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城关镇丰岗谢家垱村一个贫农家庭里。小时候，他放过牛，喂过猪，种过地，也时断时续读过私塾；青年时当过手工工人，他常从亲朋好友处借一些书报来读，因而见识较广，周围常常聚集着一些同龄青年。1926年谢富治参加了农民协会，1930年参加工人纠察队，不久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排长、副连长。从1932年起，他曾任宣传队队长、连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红9军26师政治部主任、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川陕省委组织部部长，1935年参加红4方面军长征，曾任红9军政治部主任、中共懋功中心县委书记。
且说4月4日下午4时，一阵刺耳的哨声响彻抗大1、2队的驻地。臂戴红袖章的值班员站在院子中央，口中喊道：
“紧急集合，不准带枪！”
此时的许仕有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听到哨声，觉得情况反常。但他仍然自信自己的计划不会泄露。于是他随着1队的学员们走出宿舍，进了一个教室。他注意到2队的学员进了另一个教室。
就在此时，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率领中央警卫团荷枪实弹冲进校园，缴了抗大警卫连的枪。因为这个连原是红4方面军的警卫连。接着，警卫团又迅速包围了1、2队进入的教室。与此同时，由邓富连带几个人到学员宿舍收缴所有的手枪。
两个教室里的安排是，第1队由党支部书记胡耀邦主持开会，第2队由队长倪志亮主持开会，而傅钟、谢富治二人则分别到1队、2队宣布许仕有等人密谋拖枪逃跑的罪行和中央的逮捕决定。
两个警卫战士抱着一捆麻绳走进1队的教室，“呯”的一声关上了门。许仕有见状，方知大祸临头了。早已等候在教室里的抗大政治部主任傅钟走上讲台，简单说明了原委，就一个一个地宣读名单，喊一个，警卫战士捆一个，包括王建安在内。许仕有是最后一个被点到名字的，他走出前排，冷笑一声道：
“你们来啊，上来绑吧！”
两个警卫战士走上前去，一边一个，刚抓住许仕有的手，不意许仕有突然发力，将两个警卫战士打倒在地。学员们大哗。许仕有傲慢地将双手反剪背后，得意地说：
“你们来捆吧！”
说时迟，那时快，8名警卫战士一拥而上，将许仕有按倒在地，瞬间捆了个结结实实。许仕有破口大骂：
“娘日的，你们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你们是强盗！你们是土匪！只要我许仕有不死，总有报仇雪恨的一天。”
“快堵上他那狗嘴，别让他满嘴喷粪！”
傅钟一声令下，警卫战士立即用手绢塞住了许仕有的嘴巴。
晚饭后，许仕有被押进一间审讯室，接受了中央成立的“许仕有反革命集团”高级军事法庭的第一次审讯。主诉人傅钟问道：
“密谋出走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许仕有说：
“出走是他们逼的，我们成了军阀，我们成了土匪，还要枪毙，我们受不了这窝囊气，要说犯法，首先是他们犯法，应该先审讯的是他们。”
“够了，够了。你们要到哪里去？”
“到四川，我们要打一块根据地，让他们瞧瞧，究竟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
“谁指使你们这样干的？”
“我不是3岁的伢子，容易受人利用。要杀要斩，由我一人负责。”
“张国焘知道你们要走吗？”
“他想跟我们走，我还看不上哩！包括何畏、周纯全。”
“你知道还有哪些人想走？”
“谁告的密，你就去问谁吧。”
“这次行动听说是你策划的？”
“是，一切计划都是我做的，跟其他人没关系。”
许仕有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过去：
“给，这是我准备留给毛泽东的信，是我写的，拿去吧，算作证据。”
许仕有回到关押室已经是晚上10点左右，正遇上同班学员小张给他送行李来了。
“谁让你送的？”
许仕有冷眼相向。小张说：
“陈赓队长。”
“外面有什么风声？”
小张小声说：
“陈赓队长让我转告你，要你小心点，现在外面讲得好厉害，说你组织反革命集团，领导暴动，还要抢去张国焘，打死毛主席，炸平延安。”
“娘的屁，全是胡说八道。”
“不要乱骂，还是小心点好。我要走了，有没有要我帮忙的事？”
许仕有想了一下，说：
“如果你要有空的话，带个口信给我老婆雷明珍，叫她来一趟。”
自此许仕有度日如年，天天盼望着雷明珍出现，可是半个月过去了，雷明珍还是没有出现。这雷明珍是一位投奔延安来的革命女青年，经人介绍后不久，二人便结了婚，每到周末才能相聚一次，正在如胶似漆的爱恋之中。许仕有盼望老婆来，是要当面向她陈述这次出走的真相，他相信雷明珍是会理解自己的。盼来盼去雷明珍始终没有来，可他委托捎话的那个小张又出现了。小张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
“这是陈赓队长送给你的一条烟。”
许仕有问：
“上次的口信捎到了没有？”
小张叹了一口气，说：
“雷明珍已经提升为延安县妇女部长，昨天她到抗大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转给你。”
说着，就拿出一封没有信封的信递给许仕有。许仕有急不可待地展开一看，犹如五雷轰顶，只见信上写着：
许仕有：
我恨你！我决不爱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保卫革命的纯洁性，咱俩的事情一刀两断，我坚决要求离婚！请你看后签字。
雷明珍
许仕有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所爱的人竟然这么不理解他，恨恨地说：
“我许仕有今生今世算是瞎了眼！”
他抖动着手，连划3根火柴才点着了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他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的理智，他要骂娘，骂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
“你不要我，我还看不上你哩！”
说罢，他掐灭烟头，要过笔，唰唰唰，在信上写了“坚决离婚！许仕有”，交给小张。
众人的指责，战友的背叛，老婆的离婚，许仕有把这一切都记在了毛泽东的账上。他像一头困兽一样，大骂中央，大骂毛泽东。他以为这样一骂，一定会有人报告中央，自己就能快点死。然而人们似乎把他遗忘了，既没有人提审，也没有人来探望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