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话说1937年4月25日上午9时，周恩来为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红军改编问题，和副参谋长张云逸、军委参谋处负责人孔石泉、副官陈友才、机要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及4名警卫员，还有负责护送的西北保卫处特务队的副排长陈国桥率领的一个班战士，共计25人，乘卡车从延安南门兵站出发去西安。

卡车穿过红军防区三十里铺兵站，沿着盘山公路驶进距延安60多里的劳山北麓的湫沿山。这里山险林密，人烟稀少，豺狼出没，土匪横行。卡车转过峡谷，刚刚进入两山间的一段平地，突然从正前方传来“叭”的一声响。陈友才警惕地问：

“什么声？”

坐在车后边的警卫员刘久洲答道：

“像是放羊人的鞭子声。”

另一个战士说：

“不对，这里是高山密林，怎么会有人放羊呢？”

说话间，劫匪们的子弹如雨点般射来，射向驾驶室，射向汽车轮胎。车上部分战士牺牲，司机的腿部受重伤，鲜血直流。子弹又打穿了汽车的轮胎，卡车躺在了公路中间。周恩来当即命令：

“快下车，散开还击！”

他推开车门，跳出驾驶室，伏在前车轮胎后，观察敌情，指挥战斗。张云逸命令陈友才和警卫员跳下车保护周恩来转移，命令陈国桥率战士们掩护。保卫处特务队成员都是从红军部队中精选而来的，个个英勇善战，可惜手中都是短枪，火力不如敌人。陈友才已经被子弹打伤了腿，他命令警卫员刘久洲、陈贤仁、向三光、曹鸿都护卫周恩来撤下公路，向右侧树林转移。他自己为了吸引敌人火力，壮烈牺牲。陈国桥继续指挥顽强反击，又命令曹鸿都这4个警卫员先撤，曹鸿都非要一起打，陈国桥揪住他的领子大喊：

“我又不是要你逃命，是要你去保护周副主席！”

曹鸿都只好带人先撤，等追上周恩来时他的3个伙伴也都牺牲了。前方有一道两人高的土崖拦住去路，曹鸿都攀爬上去，用绑腿拉上周恩来等人，向树林转移。

枪声惊动了驻守在附近山头的通讯班，他们急忙与步兵一连联络，但电话线早被割断。他们立即通过另一条线路直接向红军总参谋部一局值班参谋报告。毛泽东闻讯，没来得及戴帽子，鞋子趿拉着，亲自打电话询问情况，并下令总参谋长刘伯承集中机关与中央首长的坐骑，交由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集合警卫员前往救援。他还叮嘱黄霖：

“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

黄霖带上十几个战士飞马而去。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西北保卫处处长周兴率领集结起来的部队火速奔赴劳山，其中有蔡顺礼集中起来的骑兵，有延安市公安局文书于桑带领的保卫处特务队骑兵排，还有延属军分区独立团和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集合的民兵等。

下午4时，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吴涛、曹鸿都5人徒步回到了三十里铺。

黄霖率领的警卫员们首先赶到三十里铺。随后，蔡顺礼、于桑带领的几十个骑兵陆续赶到。张云逸令黄霖护送周恩来等回延安，自己则立即率领一部分人马赶往湫沿山的伏击现场营救。

此时，劫匪已经散去，弹痕累累的卡车停在谷底，行李、文件散落在周围，牺牲的红军战士还保持着作战姿势。还有刘久洲、温太林等4个重伤员一息尚存，立即被众人救起。张云逸检查发现牺牲的机要员口袋里的密码尚在，周恩来的毛毯被砍了几刀。于桑带领战士们收殓了烈士们的遗体。

4月26日一早，周恩来乘坐顾祝同派来迎接的双座小飞机，单人飞往西安。

4月27日，红军总参谋部在延安为壮烈牺牲的陈友才、陈国桥等烈士们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由萧劲光主持，张云逸致悼词。追悼会后，烈士们的遗体被安葬在宝塔山下。

接下来，周兴亲自布置了剿匪行动。

周兴，1905年出生于江西西部山区的永丰县，父亲是做爆竹营生的。周兴年轻时做过染坊学徒，1925 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 年转入共产党，1927 年随朱德的公安局教导团参加了南昌起义。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之后，周兴先后担任江西省肃反委员会秘书、侦察部长、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长征中，周兴任红1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红军干部团特派员。后来，斯诺在采访毛泽东的时候问：“国民党方面认为，周兴是中共的特务头子？”毛泽东笑答：“我以为，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

再说周兴命保卫处侦察部长谢滋群抽调一批侦察员，秘密潜入土匪活动地域，张丕谋、李树标两人化装成货郎到金盆湾一带侦察。张丕谋在老沟了解到土匪头子李青伍近来很少回家，行为反常，只有土匪“坐地大爷”李凤山来李青伍家中联络。张丕谋就秘密逮捕李凤山，审讯查出：劳山事件正是李青伍股匪所为。边区党委指挥剿匪部队从南面迂回，数县合剿，很快将土匪四面包围。土匪头子李青伍落网，这才查明了劳山事件真相。

原来，李青伍与姬延寿勾结，早已四处抢劫，劳山事件之前还在三十里铺附近抢劫了东北军的车队。李青伍在延安南门安插了一个坐探冯长斗，专门通报延安商旅信息。周恩来出行之前，卡车停在南门外待命两天。李青伍以为车上有财物，便带人等候在湫沿山，劫掠财物。

4月底，红4方面军西路军的左支队余部到了甘肃、新疆交界处新疆一侧的哈密县星星峡。中共中央联络在苏联的陈云、滕代远，带领满载衣服、药品、食物的40辆汽车，赶往星星峡迎接这支尚存400余名红军指战员的队伍。

而此时的徐向前已经到达了援西军驻地。而陈昌浩则从河西民乐县花家寨回了他的湖北老家。后来他又在8月间回到了延安，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教书。曾编纂了一部《近代世界革命史》。

1937年5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致电徐向前说：

“向前同志：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于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

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时称苏区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有260人，列席代表74人。会议的主题是进一步动员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对日抗战。

张闻天首先致开幕词。接着，与会代表选举了由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刘少奇、林伯渠、凯丰、林彪、杨尚昆、聂荣臻、萧克、郭洪涛、傅钟、彭真、马明方、蔡畅、贾拓夫、刘长胜1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并通过了大会议程：1．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2．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

5月3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共分3个部分：1、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2、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3、我们的领导责任；一共讲了20个问题。

毛泽东在报告的第一部分，深刻地分析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他明确地说：

“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必须知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

他在第二部分着重讲了如何争取民主和自由的问题。他说：

“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

毛泽东还说，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中国共产党在斗争策略上可以做些让步，以便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当然“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

“1、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他在第三部分中讲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他说：

“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依现实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

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部分强调说，为了保证党对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必须同“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又要反对陈独秀的尾巴主义。

在党代会期间，朱德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带领着红军高级指挥员们去看望尼姆，为支持尼姆准备写作的《中国共产党人》，交给尼姆34份领导人的简单自传。此后，尼姆又对一些人进行了重点采访。

尼姆看得出来，这些活动都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她后来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从礼节到对外政策，毛是每件事的主宰。”

史沫特莱在会议期间则担任了红军指挥员们的舞蹈教师。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这样记述：

“在延安一次高级军事将领会议期间，我曾试图教他们中间一些人跳舞。他们的反映富有启示意味。朱德是个希望能学会世界上一切事情的人，从不让自尊心妨碍他做这种努力，他配合我作出了最初的示范。跟上来的是周恩来，但是他像是个研究数学问题的学者。彭德怀宁愿作壁上观，而不愿挪动一下腿，他是和革命结了婚的。贺龙简直是节奏的化身，不在那活动的砖块铺砌的场地上，从一头跳到另一头，就无法控制住他自己。我在延安妇女界，博得了一种很坏的名声，她们认为我在败坏红军的风气。这种名声变得坏到使我有一次拒绝再给朱德上一次舞蹈课，他却反驳我道：‘我反封建反了整整一生，现在也不打算罢休！’于是，我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又教了他一课。”

5月7日上午，刘少奇在党代会上作了发言。

据刘子久回忆说，会上还印发了刘少奇的两篇文章：《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和《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这两篇文章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不能不引起与会代表们的广泛注意。

原来，刘少奇曾在1937年2月20日、2月25日、2月26日、3月4日接连从天津给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写了4封长信。他在信中强烈地提出：“我要求你们切实注意‘左’倾的问题。12月决议仅是我们自己的原则的转变，而在今天则是这种原则的转变已经进入实际的转变。在这个转变关头，如果发生错误，甚至是一点小小的疏忽，都要引起深远的结果。我和全国的事实都要求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指示。”

刘少奇已经认定，他所提出的反对“左”倾的问题已经不是日常工作性质的问题，而是在历史“转变关头”将会“引起深远的结果”的大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左”倾错误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他写道：“我觉得我们从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以来，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正因为有这种错误，所以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虽然有极艰苦与英勇的工作，也就不能巩固、聚积与加强我们的力量，反而削弱了我们的力量。”“10年来是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到现在是已成了一种传统。”

他这样说仍嫌不够，接着又写道：“必须还得着重地指出，我们在四中全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改正、而且继续着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左’倾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