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在延安中央会议厅召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局及其所属的北平、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还有上海的代表等，共20多人。

这天上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向会议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他只讲了第3部分的提纲。

5月20日及其以后，白区工作会议对刘少奇的报告进行了激烈争论，先后有24人发言，多数人对刘少奇的报告提出批评，有的十分尖锐，集中反映在3个问题上：（1）关于对白区工作的估计。（2）关于对“左”倾错误的历史传统的认识。（3）关于白区工作的策略方针问题。也有人不赞成对报告全盘否定，不同意某些过激批评。

会外，代表中对刘少奇不满的情绪表现得更为激烈。李雪峰回忆道：“少奇同志对过去工作作风的批评比较尖锐，语气重。”“因此，有些同志觉得我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辛辛苦苦在下面工作，怎么都错了？”李昌回忆说：有的人当时“嚎啕大哭，说以前死的同志白死了？”还有16个人联名写了意见书。吴德回忆说：“我们这个屋的大部分都签了字，我也签了名。显然，这是错误的。关于这件事，建国后，少奇同志见我时讲过：你那时还年轻，不懂得什么路线斗争。”

5月23日，周恩来、林伯渠携带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去见蒋介石。

5月24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后，蒋介石以个人谈话方式承认：1、开放言论；2、集中人才；3、赦免政治犯。

同时，蒋介石还密令所属：以后不得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字眼。

5月24日这天，毛泽东电告周恩来，会见蒋介石时要谈下列两个问题：

“第一方面，关于纲领及苏区、红军、共犯、党报、经费、防地等问题；第二方面，关于对日、对英、对苏外交、国防、经济及国民大会、人民自由、政治犯等问题。”

电报中还说，中央要求周恩来拟定具体意见电告中央。

5月25日，毛泽东接到了周恩来的复电，在回电中表示同意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又提出下列各点：

“1、特区政府委员9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2、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可以并准备让步设总指挥部；至少4个师，1师长林彪，2师长贺龙、3师长徐向前，4师长刘伯承，先发表上述6个人，余俟后呈请委任。为加强抗日政治教育，政治部制度照旧，也准备让步设政训处。”

5月27日，中共中央为迎接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宣布白区工作会议休会。

5月29日下午5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一行18人，在涂思宗、萧致平率领下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陕北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是日晚，苏区政府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出席晚会并致欢迎词。他说：

这次欢迎会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是由国共两党合作干起来的，现在与那时不同，民族危机比那时严重，因此，今天国共合作比以前合作的意义与作用是更大的。过去10年国共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民族危机严重，如果国共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考察团此来，使国共两党团结进入新的阶段，其意义是很大的。

毛泽东在致词中还批评了两种错误观点：一是怀疑国共两党合作是否有诚意；一是怀疑国共两党合作只是临时的策略。他说：

考察团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召开欢迎会，就是国共合作的表现。我们希望两党长期合作下去，并且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做。

毛泽东还说：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所写的文章，是为着民族解放，是为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今后要写文章，一个人是写不成的。写民族独立固是一篇大文章，写由封建专制转入民权自由更是一篇长文章，民生幸福的一篇自然是更大更长的文章。我们希望的是使两党合作达到新的阶段，这不是短期的合作，是长期的问题，这篇文章怎样写，共产党的笔已经在手里了。”

5月30日下午，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和武装部队在城南门外大操场召开五卅纪念与欢迎中央考察团的群众大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说：

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现在中国最中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打日本救中国。要打日本救中国，就要国内团结。他还就某些人怀疑国共两党是否有诚意合作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解释。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在延安考察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和各武装部队，受到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群众的热情接待。此后，他们又先后考察了关中、甘肃东部的红军驻地。考察团表示，愿将苏区各界对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和诚意转达南京政府，以迅速促进对日抗战的实现。

1937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白区工作会议上的争论，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朱德、刘少奇、关向应、凯丰。

张闻天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刘少奇的报告和刘少奇3月4日的《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都是错误的。他还说，他准备了一个提交白区工作会议的报告，以取代刘少奇的报告。他准备提交的报告的第1部分中说：“四中全会后，犯了一些错误，然而总的路线是正确的，并不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且对于这些部分的错误，都经过了自己的力量而克服与纠正了。”

6月2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首先发言，为自己作了辩解。他刚讲完，立刻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仍是不同意说党内存在着一个“左”的错误传统。凯丰说：

“少奇同志有许多地方说得过火，是由于对历史条件的忽略。”“我们说，在10年中，对于左倾是斗争过的，而克服了；克服而又发生又是一件事。对于盲动主义、立三路线都是坚决斗争过的，而且是克服过的，虽然有时没有完全克服，这是由于许多同志认为左倾比右倾好些，另方面，因为反对左又来一个右，因为要反对主要的右倾，所以对左不能不放松些。就是假定有这样的左，也不是不变的，有时缩小，有时扩大。在总的说有个传统是不对的。”

博古讲得更直截了当。他一开始就说：

“少奇同志的提法是：六次大会的任务没有完成，原因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我想，问题这样的提法根本不对。”“假如像少奇同志的提法，1917年前的苏联的党那就要认为完全是错误的，我们不能以组织的破坏而说过去都是错的。我们党过去有没有缺点？有。我同意洛甫说的6点，但不能说是一贯的左倾盲动关门主义的传统。如果这样说，那便认为我们是勃朗基主义的党。少奇同志的估计与季米特洛夫同志的估计是相反的。我们的传统是革命的传统。我们只能说我们有过一些缺点，这些缺点是有一线牵连的。”“我以为两重性的转变是对的。但少奇同志对后一种转变又有一个弱点，只看到左的，不看到右的。”

6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讲了7个问题：

1、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2、这个问题在今天提出是因为什么？3、少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4、少奇的错误。5、党的路线是否正确？6、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7、几个问题——合法非法问题，少奇过去的问题，今后对付这类问题的态度。

毛泽东在以上提出的问题中说道：

“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少奇写给中央的几封信上”，“他也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勃勃有生气的，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他也批评刘少奇不对的地方：（1）把问题扩大化一般化了；（2）非辩证的发展观，似乎一无变化只是直线发展的观点是不对的；（3）过于强调了主观能动性，而主观指导也受着客观可能性的限制；（4）有时忽视了“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

毛泽东还说：党在15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我们党内也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宣传教育与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党内还没有克服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的提出来解决。

6月间，毛泽东鉴于王稼祥病情恶化，决定送他去苏联疗伤，还亲自指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护他到苏联去。王稼祥在贺诚陪同下经西安到上海，又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乘西伯利亚火车于7月抵达莫斯科。苏联医生从他腹部取出了折磨他4年多的弹片和腐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王稼祥的身体恢复了健康。

6月4日，周恩来抵达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张冲进行谈判。周恩来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中央《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蒋介石对中共中央的草案不屑一顾，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就放在了一边，对周恩来说：

“两党存在，总免不了冲突与竞争。你们共产党讲策略，则共产党隐藏在国民党内来发展，不是好策略吗？”“共产党应避开实干，不要太大，不必力争目前不能实现的要求，以便将来发展。”“化多党为一党，国民党可以改变名称，各党派均取消，加入这一党，党内是可以有派的。你们可以进来作为共产派，不要在外面。”

蒋介石设计的方案是：由国共两党干部共同组成国民革命同盟会，成员由他指定，他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之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决定，然后执行。将来视情况允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的党，并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代替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凄凄惨惨地说：

“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周恩来力争红军改编为4个师，45000人，地方部队10000人，工兵10000人，部队设总司令部，朱德、彭德怀为正副司令。

蒋介石说只给3个师的番号，45000人，在3个师上面设立政治训练处指挥之。他还说：

“红军改编后，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

周恩来提出了中共中央拟定的边区政府组成人员：林伯渠、张国焘、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

蒋介石坚持要由国民党方面人士担任边区政府正职。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后，毛泽东指示说：

红军与苏区必须全权由中国共产党包办，绝不让步，领导机关人选不能让步，“国民党不准插入一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坚持林伯渠为正，张国焘为副，不要国民党任何人。”“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周恩来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据理力争。他们在谈判中明确告诉蒋介石：

“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作，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但是，共产党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任何政党。”

不久，国民党派出高级参谋4人，副主任1人，到达西安。毛泽东果断决定：

“全部坚决拒绝，不许其踏入营门一步。”

6月6日，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复会，由于毛泽东6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情况便发生了根本变化，扭转了对刘少奇不利的局面。张闻天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加进了毛泽东对刘少奇评价的一部分内容。

6月9日至10日，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长篇结论发言，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报告，并说这次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对革命极端负责的精神。会议表决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和刘少奇的结论。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见了上海等地的代表，在谈话中强调了白区工作要深入群众、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打算，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做到稳扎稳打，逐步提高。后来，他又根据白区工作长期斗争的经验教训，完整地制定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在党的正确路线和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党的白区工作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6月10日这天，毛泽东在接见参加白区工作会议的上海等地代表后，又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列席会议。刘少奇说：

“关于华北党的政治问题已解决了，今天解决具体问题。”

毛泽东谈了宣传问题和组织问题。他说：

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的口号很好，用来进行政治动员，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根据张闻天的提议，会议决定仍派刘少奇为中央代表，并改组了北方局。

再说在6月上旬，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常委、组织委员会书记彭泽湘来到了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