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越出了对当前白区中“左”倾思想批判的范围，而扩大到对党的10年历史，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如何估价的问题了。他还写道：“直到现在许多地方还没有转变过去的错误传统，甚至还有一些地方还不觉得转变过去传统的必要。他们认为现在的转变，只是形势变更后政策的转变。他们满足于叫几句统一战线的口号。他们还不知道不转变过去的传统，就不能执行现在策略的。”“这些错误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还是我们的行动有了原则，还应否实事求是，应否估计形势，以及如何估计形势的问题。”

刘子久所说的会上印发的《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和《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就是上述刘少奇那4封长信中的重要两封。这些信中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指责，对博古、张闻天等人来说，自然是一种严重刺激。

5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结论报告，题目是：《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他说：

“同志们：对于我的报告——《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经这几天的讨论，除了个别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之外，大家都已表示同意。他们这些不同的意见，颇带重要性，因此我的结论，首先就来讨论这些意见，然后再说到一些其它的问题。”

接着，毛泽东在“讨论这些意见”时，谈到了和平问题、民主问题、革命前途问题。尔后，他又谈到了干部问题、党内民主问题、大会的团结和全党的团结。关于干部问题，他说：

“在一个4亿5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毛泽东最后讲的是：“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他说：

“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迅速地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需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完成。”

此后，会议讨论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

5月7日这一天，西路军左支队指战员们被拉到了新疆迪化（1954年改称乌鲁木齐），仅存的师级以上干部有：西路军总部参谋长李特，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一局局长郭天民，三局局长宋侃夫，五局局长欧阳毅，卫生部长苏静观，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红5军政委黄超，红9军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其中的李特和黄超在1938年初被王明污为托派分子，枪杀于迪化。

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王明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到极大的刺激。李特、黄超是从1931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他们到鄂豫皖之前，我们并不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为4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数百人逃亡新疆。”张国焘甚至说，李特之死对他是一种“重大的刺激”，成为他“最后决定脱离中共”的重要原因。

5月10日，博古在党代会上作了《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

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会议认为，在目前新的政治形势下，我们的工作方式及组织形式，毫无疑义的是要随着环境变更而变更，而这一变更的关键，就是这次党的代表会议所确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

5月14日下午，林伯渠致闭幕词，宣布全国代表会议结束。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确定了新形势下的方针和任务，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党代会结束后，由于会议期间印发了刘少奇的《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使得与会者及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30多位代表对白区工作的认识出现了严重分歧，中共中央决定接着召开白区工作会议。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工部长刘少奇出席政治局会议，对他准备提交给白区工作会议的报告《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作了说明。这个报告共分3个部分，其中的第1部分批评了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

张闻天对刘少奇提交的这份报告很不满意，当场宣布说，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第1部分暂不报告。

5月16日傍晚，罗荣桓和林月琴的新婚典礼在延安举行。35岁的新郎罗荣桓与新娘同属虎，比林月琴大12岁。

夫妻二人是去年相识的，那时林月琴22岁，端庄秀丽，人虽年轻却已经有了七八年的革命经历。说来也奇怪，原先并不打算考虑个人婚姻问题的罗荣桓，自从与林月琴相见几次之后，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个姑娘！爱情是个非常甜蜜的东西，罗荣桓在恋爱的日子里常常夜不能寐。正值青春芳龄的林月琴，也为能找到罗荣桓这样又是大学生人又淳朴厚实的如意郎君眼睛里常常闪着异彩。

婚期定好后，林月琴把罗荣桓的旧狗皮褥子翻晒好，又将毯子用碱水洗干净，搭设了一张双人木床，加上从老乡家借来的一套老式桌椅，新房就算布置好了。远在西安的井冈山时期的一个老战友，得到消息后，托人给罗荣桓捎来一袋子面粉。罗荣桓请几个炊事班战士全部擀成面条，招待客人。

结婚这天下午5点多钟，十几个客人及政治部的干事、警卫员、马夫都来了，大家在一起吃着罗荣桓、林月琴的喜面，还闹着要新郎新娘共吃一口面，气氛非常热烈。

婚后几天，罗荣桓奉命上了前线。又过了不久，据传在西路军中牺牲了的林月琴的前夫吴先恩（湖北红安县人，红9军供给部长，1955年授中将衔）回到了延安。消息传来，林月琴甚是尴尬，毛泽东亦震惊不已。他知道此事若处理不好，闹出矛盾，又会造成1、4两个方面军的不团结，不利于抗日救国大业。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让警卫员把林月琴叫来，听听她的想法。林月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站起来招呼她坐下，又为她倒茶，亲切地说：

“你就是林月琴同志，打过仗吗？”

林月琴自豪地说：

“在4方面军，我有一营妇女工兵哩！”

毛泽东笑了，说：

“噢，还是个营长哩。你们结婚吃了什么？”

林月琴说吃了一顿面条。毛泽东笑着说：

“好啊，吃面条也不请我！”

林月琴忍不住笑了。毛泽东说：

“罗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他原则性强。他这个同志爱吃辣椒，你们在一起生活习惯不习惯？”

林月琴笑而不答。毛泽东说：“月琴同志，你们新婚不久，我就把荣桓派去前线，战事紧张，没得办法哦。你不会怨我吧？”

林月琴说：

“主席，我哪能怨你呢！抗战是全民族的大事，怎能顾儿女私情？”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后认真地说：

“你前夫已回延安了，你准备和他和好吗？不过这是你的事，中央让你自己拿主意。你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我批准你去见见他，罗荣桓有意见我来解释。你同他商量后再告诉我，这样对你们3个人来说，都是公正、公平，也算仁至义尽。”

听了毛泽东的话，林月琴诚恳地说：

“毛主席，他已让人带口信给我，他不怪任何人，祝我和罗荣桓恩恩爱爱，永远幸福。你说，我还该去找他吗？”

“拿得起，放得下，好哇！这样的同志好！”毛泽东高兴地说：“口说无凭，信以为实。月琴同志，是否让他将心里话写出来，白纸黑字，永难反悔呢？”

林月琴听了毛泽东的话，连连点头。不久，她见到了吴先恩，说明了自己的态度，二人十分友好地分了手。后来在1955年授衔时，林月琴被授予全军唯一的女大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