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可是“民主集中”在名词上不是矛盾的东西吗？

答：应当不但看名词，而且看实际。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需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民主集中制。

问：这和战时内阁制度不相符合吧？

答：这和历史上的某些战时内阁制度不相符合。

问：难道也有符合的？

答：也有符合的。战时的政治制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民主集中的，一是绝对集中的，由战争的性质所决定。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正义的战争，一是非正义的战争。例如二十几年前的欧洲大战，就是一个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那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强迫人民为帝国主义的利益作战，违反人民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英国路易乔治一类的政府就是需要的。路易乔治压迫英国人民不许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话，任何表现这种民意的机关和集会都不许存在；即使仍然有国会，那也是奉令通过战争预算的国会，也是一群帝国主义者的机关。政府和人民在战争中的不一致，就产生了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绝对集中主义的政府。可是历史上还有革命的战争，例如法国的革命战争、俄国的革命战争、目前西班牙的革命战争。在这一类的战争中，政府不怕人民不赞成战争，因为人民极愿意进行这种战争；政府的基础建设在人民的自愿支持之上，所以政府不但不惧怕人民，而且必须唤起人民，引导人民发表意见，以便积极地参加战争。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人民完全同意的，战争的进行没有人民参加又是不能胜利的，因此民主集中制成为必要。中国1926年到1927年的北伐战争，也是依靠民主集中制取得了胜利。由此可见，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时候，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这样的政府就不应畏惧人民反对战争，相反，这个政府所顾虑的，应是人民的不起来和对于战争的冷淡。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则。

问：那么，你们准备经过什么步骤实现新的政治制度？

答：关键在于国共两党的合作。

问：为什么？

答：15年来的中国政局，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决定的因素。1924年到1927年的两党合作，造成了第一次革命的胜利。1927年两党的分裂，造成了10年来的不幸局面。然而分裂的责任不在我们，我们是被迫转入抵抗国民党压迫的方向的，我们坚持了解放中国的光荣的旗帜。现在进入第三个阶段了，为了抗日救国，两党必须在一定纲领上进行彻底的合作。经过我们不断地努力，这个合作算是成立了，问题在于双方承认一个共同纲领，并在这个纲领上行动起来。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是这纲领的重要部分。

问：怎样经过两党的合作达到新制度的建立？

答：我们正在提议改造政府机构和军队制度。为应付当前的紧急状态，我们提议召集临时国民大会。这个大会的代表，应大体上采用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的主张，由各抗日党派、抗日军队、抗日民众团体和实业团体，按照一定比例推选出来。这个大会的职权，应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它决定救国方针，通过宪法大纲，并选举政府。我们认为抗战已到了紧急的转变关头，只有迅速召集这种有权力而又能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才能一新政治面目，挽救时局危机。这一提议我们正在向国民党交换意见，希望得到他们的同意。

问：国民政府不是宣布了停止国民大会的召集吗？

答：那个停止是对的。停止的是国民党过去准备召集的国民大会，那个大会按国民党的规定是一点权力也没有的，其选举更根本不合民意。我们和社会各界都不同意那样的国民大会。我们现在提议的临时国民大会，和已经停止的根本不同。临时国民大会开会之后，全国面目必为之一新，政府机构的改造，军队的改造和人民的动员，就得着一个必要的前提。抗战局面的转机，实系于此。

贝特兰在这次访谈后，就离开了延安，到晋南前线的八路军总部和120师采访，还冒着生命危险随一支小分队遍访华北战线前沿地区。他先后采访了朱德、彭德怀、周恩来、贺龙、萧克、左权、关向应等人，并作了详细记录。后来，他以公正客观的报道和有关著作，为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赢得了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

且说10月26日拂晓，刘伯承获悉驻守井陉测鱼镇日军第20师团的辎重部队在300多名步兵掩护下，向西开进，便指挥129师第386旅772团在七亘村设伏待敌。

9时许，日军进入伏击区。第772团第3营放过敌人的前卫部队，向它的本队突然发起火力袭击，陡坡顶上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也像冰雹似的砸向敌群。日军顿时像炸了窝的马蜂乱碰乱撞，死的死，伤的伤，有不少被挤下了深沟。战士们随着一片喊杀声，奋勇跳入敌群，跟日军展开了白刃战。两个多小时后，枪声、喊杀声渐渐沉寂了下来。此战共歼灭日军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和一批军用物资。

胜利的消息很快就在七亘村一带传开了，附近的孔氏村、南泉村、北泉村推派代表抬着大肥猪，送到第386旅旅部，给八路军庆贺胜利。

这一天，刘伯承又得到了一个情报，说正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也正继续向旧关抄袭。他很清楚，日军的意图是急于打通正太路，从背后威胁太原。据此，他判断七亘村仍然是日军进军的必经之路，便断然决定还在七亘村设伏。根据“用兵不复”的原则，日军万万想不到八路军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

刘伯承为迷惑日军，让772团主力第3营在27日当着来七亘村收尸日军的面，佯装撤退，造成七亘村无兵把守的假象。敌人再也想不到3营绕了一圈又返回了，集结在七亘村西改道庙公路南侧山地里。

10月28日晨，敌人的辎重部队果然循原路过来了，前后有100多骑兵，300多步兵作掩护。他们毕竟吃过亏，一路加强了搜索警戒，遇有可疑处便发炮轰击。到了七亘村附近，他们更加小心翼翼，朝村里村外进行了反复的炮击。第772团3营的指战员们隐蔽在灌木、草丛和石洞里，沉着镇定，不发一枪。

11时许，日军进入了伏击地域。第772团第3营的机枪、步枪一齐响了起来，组成了严密的火力网。这次日军已有准备，一遇打击便就地组织抵抗。第3营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仍英勇出击，将日军截成两段。负责增援的第2营因天雨路滑没能按时赶到，因此第3营没能将敌军全歼。战至黄昏后，敌人乘夜色突围而出，一部分向西逃往山西平定，大部分则向东退回测鱼镇。

这次伏击战虽然只击毙日军百余名，缴获骡马几十匹，但却牵制了敌人，使困在旧关以南的国民党军曾万钟部1000余人从敌人的包围中成功突围。

再说忻口会战的正面战场，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10月26日，国民党守军放弃娘子关，全线后撤。娘子关一失，日军迅速占领平定、阳泉、昔阳一线，对太原和忻口形成了大包围。

10月2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他写道：

朱彭：

甲、苏联远东军似对满洲日本有所示威，华北日军有一部出关一部回国说，但未证实，请勿下达致起轻敌之心。

乙、我右翼主力既集中正太路，如打得好当能有效制止敌进。我前提120师主力北上未见答复，仍盼考虑。我意只留一团在原平以西，主力两团，以宋（宋时轮——笔者注）团全部位于大同、怀仁、岱岳、左云、右玉至平鲁地区，分数支队，主力袭击铁路沿线，一部开辟西面工作；另一团位于山阴、雁门关、朔县地区，主力袭击铁道，一部开辟朔县工作，目的在保证切断运输大道，又能发展北面工作。

丙、王兆相部暂在原地待命，如86师（以高双成为师长的国民党军——笔者注）不占神府苏区交涉有效，则该师可以不回，使其在晋补充整理，交涉无效时，再电告调回。

毛泽东

10月30日，八路军第115师主力进至昔阳以西的沾尚地区，准备袭击由平定、昔阳西犯之敌。

1937年11月1日，陕北公学在延安城东的清凉山正式举行开学典礼。

这天天气格外晴朗，同学们都穿上新军装，彩旗飘扬、歌声嘹亮，一片欢腾。中共中央和延安各机关团体派出了七八十名代表前来庆贺。毛泽东在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对抗战形势作了精辟分析，批判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和单纯防御，批判了唯武器论和战必败论。他还说：

“现在的抗战虽然进行得不顺利，上海危急，敌人在华北已突破娘子关，向太原逼进，但我们决不要悲观。我们应看到我们的有利条件，如：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最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性质是正义的，国内也比较团结，有广泛的国际同情，等等。因此，只要坚决执行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进行人民战争，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去打击敌人，我们是一定能战胜敌人的。”

尔后，毛泽东听了在延安的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的建议，给他在牛津大学学英语时的学友、如今的英国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尊敬的先生：

我们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并代表正在与侵略者进行殊死较量的全体中国人民，向英国人民和您所领导的英国工党送上良好的祝愿。

我们特别请求您的党派支持任何在英国组织的对中国的实际援助。

我们相信，当英国人民了解到日本侵华的真相后将响应中国人民，为中国人民提供实际援助，并将敦促英国政府采取积极抵抗的政策来应对这一最终将给英国人民带来同等威胁的危险。

抗击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民主国家和平阵线万岁！

谨致问候

毛泽东 朱德

这封信由贝特兰译为英文，用打字机打出，末尾的署名是毛泽东亲笔用汉字和英文签名。贝特兰又在信中附上一张字条，上写着“如果自己恰巧充当了一个友好使命的中间人，将为此感到荣幸”等字样，并提醒艾德礼要妥善保管这封信，因为“这可能是毛泽东和朱德的亲笔签名第一次出现在英国”。也许是贝特兰的话起到了作用，也可能是艾德礼意识到了毛泽东的重要性，他把这封信悉心保存了下来，历经数代而未遭损毁。

后来在2015 年12月15日，苏富比拍卖行在伦敦将这一封特殊的信件拍卖，最终以60.5万英镑（约合482万元人民币）的高价，被一名匿名的中国收藏家买走。艾德礼的儿媳安妮在拍卖此信时表示，虽然艾德礼家族将这封信视为珍宝，但她希望这封信件能被更多的人所知。

再说11月2日，阎锡山命令卫立煌指挥的正面守军撤出忻口阵地，回防太原外围，协助傅作义部固守太原。

晚9时，卫立煌部不得不撤离忻口阵地，退往太原。就在他们后撤时，遭到日军主力追击，损失重大，无法组织新防线，被迫退到汾河西岸。

忻口战役开创了抗战以来华北各次战役中最有利的局面。中国军民坚守近1个月，日军被阻于忻口不能前进一步。此战共毙伤日军四五万人，由于国民党指挥上的错误，中国军队亦伤亡了10万人左右。

11月3日，叶挺由南京转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会见叶挺时，亲切地对他说：

“你是我们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

毛泽东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是因为1927年12月爆发的广州起义首次打出了“红军”的旗号，而叶挺正是这支红军的总司令。接着，毛泽东向叶挺详细介绍和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解释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毛泽东还陪同叶挺参观了抗大和中央党校。在中央党校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毛泽东致词说：

“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激动地说：

“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后来在11月9日，叶挺告别了毛泽东等人，到武汉筹建新四军军部。

再说11月初，日军第20师团第40旅团先头第79联队主力逼近昔阳城西马道岭。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旅长陈光以第686团第2营在马道岭节节抗击，迟滞、疲惫日军，掩护旅主力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完成伏击部署；以第686团占领昔阳广阳镇以南瑶村、前小寒以北高地，担任主攻；以第685团第3营由狼窝沟北山出击，协同第686团歼灭进入伏击区的日军。

11月4日下午1时许，日军先头两个联队4000余人通过伏击区进至寿阳县松塔镇。八路军预伏部队采取避强击弱的战法，放过其先头主力，当日军辎重部队进至广阳地区时，预伏部队突然开火并发起冲击，将其队形分割成两段，经4小时激战，以伤亡20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近千人，缴获骡马700余匹、步枪300余支以及大批军需物资。这是115师继平型关伏击战后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日军遭此打击后，不敢冒进，进至松塔的两个联队于6日撤回广阳，接应由昔阳以西沾尚镇西进的后续部队。

11月7日，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陈赓指挥所部及第385旅第769团，在第115师第343旅的配合下，再次于广阳以东地区设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