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毛泽东复电给周恩来，并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此前，周恩来在11月13日先后给毛泽东等人两份电报。前一份电报中说，沪、宁的求和空气渐浓，晋局也危，建议：（一）以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为一切动员的中心；（二）强调游击抗战，争取和影响友军同我们一致行动；（三）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并训练干部，以坚持抗战；（四）扩大八路军，以增强主力的决定作用；（五）放手收容溃兵散枪及资财；（六）加强各军区工作；（七）实现地方政治民主化；（八）实行党的战区政策，并组织民众发动群众斗争；（九）加强反汉奸的斗争。后一份电报中说，华北随着由正规战转到游击战，八路军将取得领导地位。但目前我们仍以在取得南京当局和阎锡山的同意和接济的情况下布置华北游击战，较易于争取友军，扩大八路军，发展游击战争，电报还谈到同卫立煌、黄绍竑商谈的情况，建议在同阎锡山、彭德怀商谈后再返延安。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周并告朱彭任：
甲、周元亥电悉。
乙、目前山西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因为国民党及阎、黄、卫在日寇打击之下，已基本上丧失在山西继续支持的精神与能力。我们须自己作主，减少对于他们的希望与依靠，故“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这是完全必要的。但仍然是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绝对的独立自主。在大的方面仍应与国民党及阎、黄、卫商量，例如周电所述各条及朱、彭要求补充等是完全对的，仅仅不要希望与依靠他们，因为他们答应的东西很多不能兑现。我们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我们还是能够干下去这样一个基点上。
丙、同意与朱彭任、阎黄卫见面后回延安，回时取道延长为宜，请朱、彭、任快点过汾河会商，以在隰县为宜。
毛泽东 15日12时
11月16日，毛泽东以他和张闻天及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的名义，给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高岗发了一份电报：
高岗同志：
（一）太原失守，绥远更加紧急，内蒙各旗盟王有的已动摇倾日，有的徘徊无主。日寇正利用德王及沙王，企图造成内蒙傀儡政府。归绥、包头失守后，马占山等部集于新五原附近，如日伪再西进，恐难支持目前形势，亟需我们有一支兵北出蒙境，以便镇定人心，联络各旗，开展游击战争，保卫三边。
（二）因此决定你为八路军骑兵司令，率骑兵团及蒙汉支队北出东西乌审旗、鄂托克旗一带，行动于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其任务是：甲、以“蒙汉两民族团结一致抗日”、“保卫绥远”的口号去发起与奔走各旗王的联席会议，做到伊克昭盟各旗上层的抗日统一战线，团结抗日（对德王、沙王采取批评态度），同时进行广大的蒙汉民族工作，组织与武装他们，建立新的抗日游击队与扩大自己。乙、与马占山何柱国等及当地国民党人取得联络，传达我们抗日主张及八路军在晋情况，督促他们改善民族政策，去团结全绥抗日组织与武装当地人民，坚决向汉奸作斗争，发展独立自主的群众的游击战争，来打击日寇进攻。
（三）省委蒙民部最大部分工作人员必须随你进入蒙地工作。定边只留一二人，任招待联络之责。
（四）骑兵团及支队经过数日整理动员及准备工作后即可出动。如无皮衣可从盐税局拨2000元购皮衣。
毛 洛 萧 16日
后来由于形势变化，向内蒙出动，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又交给了八路军120师。
11月17日晚，毛泽东以他和萧劲光的名义致电120师的贺龙、萧克、关向应、甘泗淇和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警备第6团团长王兆相和副团长孙超群，并致朱德、彭德怀、周恩来：
贺萧关甘，王孙并致朱彭，周：
甲、为保障我们河东部队能在晋省支持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及于必要时能迅速安全地西渡，且增加敌人河渡之阻碍，故河防之巩固为目前紧迫任务。
乙、已将整个河防线由神府马镇到宜川临真河划分3段，各段设河防司令部指挥之。
１、从临真河以北到清涧之河口，设两延河防司令部，何长工任司令员，以警备5团为河防部队。２、从河口到佳县归5县警备区指挥，以718团及警备3团为河防部队。３、从佳县到马镇设神府区河防司令部，以神府保安营任河防部队。
丙、为保障河东部队必要时实施西渡，拟选择以下地段之渡河要点：１、从三交到绥、米各渡口。２、两延间之马头及平渡两渡口。３、神府河防区内选择二三渡口（预备晋西北各兵团使用）。
丁、每一渡河地段备置船20只以上，大船每只可容百人，并征集必须的水手舵手。为隐蔽我之企图，这些船只应隐蔽河之西岸并派兵看管，防敌毁坏及刺探。其他各渡口之船只，除在必要任交通的渡口上留下一二只渡船外，其余一律或集中他处或停泊西岸，并准备必要时破坏之。
戊、凡对我军不需用之渡口，应依照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彻底破坏，并在沿河某些要点上，特别在我渡河地段上，利用天然险要，或破坏或构筑相当程度工事。其具体布置由各河防司令部负责侦察计划，并告我们。
己、两延及5县河防区已着手布置。关于神府区，请贺萧直接派人，或令王兆相派得力干部为该河防区司令员，前往侦察布置一切与指挥担任该段河防之保安部队，并请转达神府特委知照。
毛 萧 17号晚
11月19日，蒋介石以国防最高会议议长的身份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在会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他明确告知与会者说：
“现在中央已经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了。”
11月20日，林森一行抵达汉口，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言》中说：“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属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
这一天，中央通讯社奉命向全世界播发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尔后，中央党政人员纷纷乘轮西上，中央通讯社与中央电台人员也撤离南京，经长沙而往重庆。
11月间，柯仲平从武汉辗转来到了延安。
柯仲平，云南广南县人。他曾先后在“创造社”和“狂飙社”出版部工作，得到鲁迅的指教，致力于诗歌创作，被誉为“狂飙诗人”。1930年3月，柯仲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的秘密报纸《红旗报》采访记者兼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秘书。此后他先后3次被捕；1935年被营救出狱，东渡日本留学。“七七”事变后，柯仲平归国到了武汉，在董必武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柯仲平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经历和打算，毛泽东爽朗地说：
“我看你今后不能光埋头写诗，要做点文艺的领导工作。”
不久，柯仲平便担任了边区文教副主任一职。
在入冬后的某一天，中央党校在学员们吃午饭的时候，通知说下午2点在礼堂听报告，要求学员们按时入座，不得迟到。
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在1933年3月13日为纪念3月14日马克思逝世50周年在瑞金建立的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首任校长是任弼时，副校长杨尚昆。不久，由张闻天任校长，董必武为副校长。长征到陕北后，中央党校以瓦窑堡附近的安定镇第二小学为校址，由董必武任校长。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入延安，中央党校也随之迁入延安东郊桥儿沟法国神甫建造的天主教堂。1937年5月，李维汉接替董必武出任中央党校校长。
下午1点多钟的时候，礼堂里开始有学员出出进进。2点钟以前，四五百名学员已经全部到齐了。
2点整，毛泽东在党校校长李维汉的陪同下，出现在讲台上，礼堂里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全体学员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毛泽东穿着打有补丁的棉军装，没有扎绑腿，脚上是黑布鞋。他的长发向后梳着，额头很宽，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亲切地向学员们招手，示意大家坐下来。
毛泽东走到主席台中央，在一个长木桌后面坐下来，开始讲哲学问题。他的精彩演讲不时地被学员们的热烈掌声所打断。中间休息时，毛泽东走下主席台，来到学员们中间。方志纯很想上去向他问好，但又怕他不记得自己了。
本传第三卷已经讲过，方志纯曾和邵式平一起在1933年初见过毛泽东一面，并汇报了工作。在第4次反围剿中，红10军被改编为红11军。反围剿胜利以后，方志纯、邵式平被调离红11军，另行分配了工作。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时，方志纯被留在闽赣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和党的地下工作，邵式平调任中央军委纵队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后，邵式平调任红5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方志纯则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从南方风尘仆仆地奔向陕北，于1937年10月间到了延安，被组织上安排在中央党校第13班学习，任班长、党支部书记。
再说就在方志纯正犹豫时，毛泽东发现了他，并主动和他打招呼。方志纯赶忙上前几步，来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伸出手，用力握着方志纯的手，热情地说：
“你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刚到，到延安不到一个月。”
方志纯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既激动，又高兴。毛泽东告诉他说：
“邵式平同志早就来了。”
方志纯说：
“我知道，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好，来了就好好学习吧。有时间到我那里去谈谈。”
“好，好。”
方志纯连声答应着。毛泽东返回讲台上继续演讲。两个多小时的演讲结束后，李维汉挽留毛泽东和学员们一起吃晚饭。会场摆上几个桌子，就变成了餐厅。十几个学员坐一桌，一边吃饭，一边品尝着延安生产的散装白酒。一位女青年端着一杯酒来到毛泽东跟前，用标准的国语说道：
“毛主席，你刚才的讲话真好，我很受教育，我这个新学员敬你一杯。”
这位女青年头戴八角帽，帽子下面是一头浓密的乌发，身上穿着丹士林布做的衣服，腰身很细，脚上穿的是一双用布条打的草鞋式鞋子。因为女学员很少，毛泽东认出了她就是坐在最前排听报告的那位做着记录的女青年，他接过酒杯，说了一声：“谢谢。”那女青年见毛泽东没喝酒，也不便勉强，便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毛泽东问李维汉：
“这个女同志叫什么？她从哪里来？”
李维汉说：
“她叫江青，是上海的电影演员。”
毛泽东轻轻地“哦”了一声，没有说什么。此时，江青同桌的人见她很活跃，就让她代表大家向毛泽东敬酒。于是，江青再次来到毛泽东面前，她说：
“毛主席，这杯酒是我们全桌人敬你的，你一定得喝呀！”
毛泽东接过酒杯说了声“谢谢大家”，微笑着问道：
“江青同志，你来延安吃小米习惯吗？”
江青说：
“小米饭可好吃啦，我完全习惯了。”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鼓励她好好锻炼。晚饭后，毛泽东要走了，江青来到毛泽东面前说：
“毛主席，你讲的话很重要，我是个新党员，学习中会碰到许多问题，理解不了，要请你给解答。”
毛泽东说：
“那好办，可以找同学找教员研究，也可以找校部和校长。”
江青说：
“那还解决不了呢？”
毛泽东说：
“如果还有问题解决不了，可以反映给我，大家一起讨论，总可以解决嘛。”
江青，1914年3月5日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东关，父亲李德文，母亲栾氏，家里开着一个木匠铺，雇了一个小徒弟。
早在李德文60岁那一年，30来岁的栾氏从诸城县西南100多公里外的临沂地区一路逃荒要饭，来到了诸城东关。李德文看她年轻貌美，便讨为小老婆。他的正室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因此他就满心盼望着栾氏再给他生一个儿子。当他看到栾氏生了一个女婴时，心就凉了，气来了，火大了，大骂倒霉。
封建时代的男人都希望多生男孩子，李德文也是如此。所以他时常把新生女儿叫作“进孩”，“李进孩”。后来人们知道江青的另一个名字叫李进，那就是从“李进孩”化来的。母亲栾氏则为女儿起了一个小名，叫李淑蒙，意思是让女儿纯洁无瑕而又朦胧糊涂地听天由命。可江青却违背了母亲的心愿，生就一个倔强性格。稍长时，母亲为她缠脚，她不情愿，白天刚缠上，晚上她就撕掉了。到头来，她的脚是名副其实的“革新脚”。
李德文本来是由一个学徒才辛辛苦苦地干到了一个作坊主，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可在江青出生后，他为了发财把全部家当典入了土地，没承想却赔了本，为此和那家地主反目成仇，打起了旷日持久的官司。李德文让算命先生给他测八字，算命先生说他命运不佳是因为娶了小老婆的缘故。于是，他便挥着拳头对栾氏吼骂：“你是个败家的祸根！”自此以后，他的脾气愈发乖戾、暴躁，稍不如意便对栾氏拳打脚踢。曾经在江青的心灵上留下巨大创伤的事，是发生在一个元宵节里。那一天，李德文喝了酒回到家，栾氏战战兢兢地伺候他，一不小心打了只碗。李德文又是打又是骂，盛怒之下，抓起一把铁铲打在了栾氏的背上，第二次又打在栾氏的手上，竟打断了栾氏一根小手指。小江青吓得放声大哭，父亲又迁怒于她，一巴掌打下来，打掉了她一颗牙齿。母亲背起女儿离家出走，给一个地主家当了佣人。李德文从此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
江青很小就开始读书识字，接受了正规的私塾教育。她的小学校长叫薛焕登，是诸城县的知名人士。江青的学名李云鹤就是这位薛校长给起的。薛先生说：
江青“学习刻苦认真”，“文字功底很扎实”，“成绩非常突出”。“但家境太贫寒了，连件制服都做不起，净穿男孩子不要了的旧衣服，长短大小都不合适，所以显得滑稽可笑。脚下穿着破烂的鞋子，有时露出大脚趾。”“李云鹤长得很清秀，小脸蛋俊俏，惹人喜爱。只是脾气倔强，从不愿受人欺侮，有时与别人拼力打架来保护自己。”
薛先生还说，江青的性格从小就像一个男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