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东是联结东北和华北的咽喉地带。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以战略家的眼光提出冀东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他说：“红军要有一支部队于敌后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现在，为配合国民党军徐州会战取得胜利，实施这一计划的时机成熟了。

2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发展雾灵山游击战争的电报给前方。

2月9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说，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广大发展前途，那是独立作战区域，应派精干部队去，派去的军政党领导人员须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

后来在1938年5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在毛泽东4月21日指示的再一次催促下，抽调第120师雁北支队和晋察冀军区的1个支队，在平西（今北京以西）宛平县斋堂、杜家庄地区组成八路军第4纵队，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李钟奇任参谋长；辖第11、第12支队和独立营、骑兵大队，共5000余人。5月31日，八路军第4纵队由平西斋堂出发，向冀东挺进，开始了创建冀东、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2月上旬，新四军军部发布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的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县的七里坪和河南确山县的竹沟等地集结整编。

不久，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除琼崖地区冯白驹领导的游击队和拒不下山的游击队外，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都集结到了指定地域，他们是：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领导的闽西南游击队，约有1200人，500多支枪。

叶飞领导的闽东游击队，有920余人，500多支枪。

傅秋涛领导的湘鄂赣游击队，有1100人，350支枪。

黄道领导的闽浙赣游击队，有929人，319支枪，3挺重机枪，3挺轻机枪。

粟裕、刘英领导的浙南游击队，有600人，200支枪。

钟得胜领导的闽赣游击队，有300人，150支枪。

关英等人领导的皖浙赣边游击队，有398人，75支枪。

谭余保领导的湘赣边游击队，有335人，200支枪。

项英、陈毅领导的赣粤边游击队和桂东游击队，有450人，215支枪。

高敬亭、林维先领导的鄂豫皖游击队，有900多人，500支枪。

周骏鸣领导的豫南桐柏山游击队，有600人左右。

刘厚总（后来，他枪杀了项英等人）、李林领导的两部分湘南游击队，合计300余人。

吴德标领导的闽中特务大队，近200人。

经过统编，新四军全军共有10300余人，编为4个支队。

第1支队：由湘鄂赣边16师、粤赣边、湘赣边及赣东北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下辖：第1团，团长傅秋涛（兼），副团长江渭清，参谋长王怀生，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第2团，团长张正坤，副团长刘享喜，参谋长王必成，政治部主任萧国生。

第2支队：由闽西、闽赣边、闽南及浙南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下辖：第3团，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参谋长熊梦辉，政治部主任钟国楚；第4团，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之，参谋长王胜，政治部主任缪海涛。

第3支队：由闽北、闽东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下辖：第5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参谋长桂蓬州，政治部主任刘文；第6团，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焜，参谋长黄元炎，政治部主任源英平。

第4支队：由鄂豫皖红28军、豫南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下辖：第7团，团长曹玉福，副团长杨克志，参谋长林英坚，政治部主任胡继亭；第8团，团长周骏鸣，副团长林凯，参谋长赵启民，政治部主任徐祥茅；第9团，团长顾士多，副团长高志荣，参谋长唐少田，政治部主任郑重。

另以湘南及闽中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军部特务营。李林任副营长，吴德标任2连连长。

再说在2月7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

“因最近时局中发生许多新的严重问题”，“建议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日期2月22日。”

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等，表示同意，并提出请王明准备政治报告。

2月9日，王明、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

“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问题，已成街谈巷议之资料，对于这一切问题，我们已到不能不公开答复之机会。我们决定，对于党和主义问题，用毛泽东名义发表一篇2月2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此稿由绍禹起草，经过长江局全体同志校阅和修正，现用油印发各报馆杂志及通讯社，明日《新华日报》（长江局1月份在武汉创办的机关报——笔者注）一次登完。此稿所以用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

在初春的一天，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朱光领着一位左翼青年作家来拜会毛泽东。这位青年作家就是舒群。

舒群是在报道了平型关伏击战之后从五台山奔赴延安的。他在途中从被日军炸毁的废墟里拾得了《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4本莎士比亚名著和《石索》、《三希堂》各两卷残帖，如获至宝。到延安之后，他认识了被毛泽东誉为“江南才子”的朱光，两人一见如故。朱光便引他来见毛泽东。

舒群虽然是初次见到毛泽东，但却似与故人重逢，欣喜不已，立即将挎包里的《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和《石索》、《三希堂》一一拿了出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见喜出望外，连连称好，哪承想朱光眼疾手快，一把将莎士比亚的名著夺了过去，说：

“这些归我。”

毛泽东顿时急了，连连说：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朱光却笑嘻嘻地说：

“见一面分一半么。字帖先不说，剧本理应归我。”

“谁说应归你？莎士比亚是一代戏剧大师，马克思就喜欢读他的书，《资本论》里还有大段引用他的名言。他的二女婿拉法格回忆马克思家中有一种真正的莎士比亚崇拜热。他的小女儿说莎士比亚作品是家里的《圣经》。我毛泽东不是教徒，莫非我不能阅读《圣经》吗？固然，也有人反对，拿破仑说过，莎士比亚的杂剧是不可说的，是可怜的。至于我，我主张公道，马克思正确！我是马克思的党徒，对于莎士比亚作品的所有权问题，岂能与你朱光善罢甘休！”

朱光依然面无愧色，强词夺理：

“我是南国社元老，当然有权决定莎士比亚的剧本归谁。书帖归你，剧本归我。”

舒群见他们二人各不相让，急忙进行调停，说是可以平分秋色，各得一半。朱光见他如此说，只得留下《奥赛罗》、《李尔王》和《石索》，将《哈姆莱特》、《仲夏夜之梦》和《三希堂》交还给毛泽东。他笑嘻嘻地问毛泽东：

“这样分配总算合理了吧？”

毛泽东看了一眼这位比自己小了十几岁的“江南才子”，只得无可奈何地点点头，说：

“权既在你手，我只得服从。但我要问你，你虽是南国社元老，而今你还能演莎士比亚的话剧吗？”

“怎么不能？”朱光说：“你先听我背诵一段独白：‘且慢，在你们未去以前，再听我说一两句话。我对于国家曾经立过相当的功绩，这是执政诸公所知道的，那些话现在也用不着说了。请你们在公文上老老实实照我未来样子叙述，不要徇情回护，也不要恶意构陷。’”

他的语言节奏及表演神态无不恰到好处，只是粤音有点浓重。毛泽东说：

“你的口音不够国语化。”

朱光毫不谦虚地说：

“我的表演，超群出众，精彩绝伦。”

“如此说来，你演出《奥赛罗》，我必须到场欣赏领教？”

“岂敢！岂敢！”

就这样，毛泽东眼睁睁地看着朱光把到手的“宝贝”给夺走了一半。这才叫：

一个是嗜读如命，见书眼开。

一个是闻剧起舞，横刀夺爱。

这小友耍赖，说是见面就要分一半；

惹领袖侧目，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很无奈。

且说2月11日晚7时，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全文如下：

同志们！

今天的反侵略大会，不仅是延安的，而且是全国的，全国各地在这几天均举行同样的大会，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反对侵略战争。这个大会又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在明天，伦敦将举行全世界的反侵略大会，几十国代表都参加，表示一个空前伟大的世界斗争的开始。现在世界的侵略者结成一种侵略阵线，破坏世界的和平，反侵略者则团结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保卫世界的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这样两个相反方向的阵线在全世界斗争着。过去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伟大的世界运动，还没有过像今天这样动员全世界地区的大运动，现在是全世界大多数好人向着世界上少数坏人算总账的时候。

因为中国今天是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全中国人有了一个空前伟大的团结，这也是过去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我们的全国大团结，现在已经有了基础。正在向着前途扩大，尽管暂时打了一些败仗，失了一些土地，但这样伟大的团结，是力量无比的，加上世界与日本人民的援助，一定能战胜日本侵略者。现在有3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还有一个是日本的统一战线，在日本有广大人民群众不赞成他们政府侵略中国，正在组织反侵略的统一战线。这3个统一战线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有人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反侵略运动都失败了，今天的反侵略运动也会失败。这是不对的，今天的情况和过去不同，主要因为今天不但有了全国的反侵略统一战线：而且这个统一战线恰好和历史上空前的全世界反侵略统一战线相遇合，不但能和全世界的统一战线相遇合，而且恰好又和历史上空前的日本内部矛盾相遇合，即同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相遇合。这些历史特点是从前没有的，现在恰巧都有了。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打败仗是暂时的，中国的抗战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其根据就在这里。这3种统一战线，正如日初升，向着日益巩固，日益扩大的方向走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

因此今天延安城的大会，有它的全国性及世界性的意义。全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厌恶战争的人也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日本国内的广大人民也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这个目标就是反侵略，这就是今天世界政治的总方向。这样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和全日本人民的大团结，其力量是如何伟大，这种伟大的力量是无疑要把侵略者的力量逐渐削弱下去，最后把它打倒，因此我们坚定地说：只要我们努力，中国一定能够战胜侵略者，新中国的创设是必然的。

2月14日，项英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

“新四军目前行动不宜全部集结岩寺，现首先以第1支队出动，第2支队则在第1支队实际到达之后再行动。叶挺偕陈毅今晨去绩溪会晤顾祝同，要求新四军不住岩寺，尽可能向前伸出到苏浙皖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以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正规军为原则，受领一定的机动任务。如不能取得所希望要求，则一面到岩寺，一面即出发前进，不在岩寺集结停留。”

2月14日这天是农历正月十五日，延长、延川、宜川3个县残疾医院的200多个伤员在延长集中，要到延安找毛泽东请愿。两延河防司令员何长工听说这么多人要到延安去找毛泽东，这还了得，就立即前去做工作。

原来，这几个县的残疾医院都是在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成立的，住院的主要是长征中和抗战初期负伤的一些病员。医院医疗条件很差，缺医少药，生活设施简陋。再加上有些伤员是南方人，不习惯北方的生活，以及医务人员态度生硬，对伤残病人关心不够，有的伤病员就不愿意在这里生活，要去延安找毛泽东反映问题。何长工了解到这些情况，马上打电话给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听到这个事情，在电话中指示说：

“这些同志，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流过血，对革命有功，现在残废了，没有向党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要求回老家去。是些好同志啊！我们确实有官僚主义，要发动伤病员给我们提意见。你转告伤员同志们，就说毛泽东的窑洞已经腾出来了，欢迎他们到延安来，整整我们的官僚主义。”

毛泽东专门找来何长工，商量怎样改进医疗状况。他还特别提出这个医院的名字不好，“残废医院”这个名称对伤病员人格不尊重，建议把医院名字改成“荣誉军人教导院”，并任命何长工为总院长。

尔后，在毛泽东指导下，延安专门召开了荣誉军人教导院工作会议，有60多位伤病员代表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从客观上说，边区条件确实很苦，伤员同志都来延安不大可能。从主观上说，我们有官僚主义，本来工作可以搞得好一点，但是我们没有及时发现问题，没有抓紧解决大家的困难。这方面大家批评得对，要求到延安来提意见也是对的，以后有意见还可以到延安来提。过去工作没有搞好，具体谁负什么责任就不要追究了，责任在我们上面没有组织好，缺乏主动精神去抓这一工作。”

会后，毛泽东还针对伤病员的具体情况，让周恩来负责同国民党方面联系、交涉，允许一些南方来的伤病员回老家去，把他们照顾好。后来经周恩来同国民党交涉，将1000多名不习惯北方生活的残废军人，送回了南方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