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回到延安后，各机关、各学校的负责人和师生们纷纷前往医院慰问，毛泽东、朱德、张闻天、林育英等人也多次到医院看望他。林彪见到林育英，吃力地握着他的手，说：
“八哥，日本人没打着我，却意外地被国民党的哨兵给伤了。真没有料到。”
林育英惋惜地说：
“当初，咱们弟兄离开延安的时候，都下了决心，一定抓住这次到前线的机会，多消灭一些日本鬼子，为中华民族争口气。没有想到几个月的时间，我因病回了后方，你又因伤回了延安。”
林彪难过地说：
“我这回伤得比较重，恐怕一下子难以上前线了。”
林育英安慰他说：
“养伤不能急，还要心情愉快。你个性内向，不爱讲话，养病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此后，林育英每隔一两天总要去看看林彪。林彪本来就有神经衰弱症，这一枪又伤及了脊神经，日后给林彪带来了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由于长期使用一些吗啡和杜冷丁之类的药物，久而久之，反而服药成瘾，还逐渐形成了怕水、怕风、怕光、一紧张就出汗的毛病。此是后话。
再说3月3日，毛泽东参加了陕北公学6至10队的毕业典礼，发表了题目为《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的讲话，他说：
“陕公是全中国的一个缩影，有陕公中国就不会亡。”“你们是进步分子，是创造新中国的分子。因此，陕公代表着中国的统一战线，是中国进步的一个缩图。”“我们陕公的方向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走这个方向便须有坚定的意志和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不怕牺牲一切的精神。”“中国抗日的总的方向必然是胜利的。”
毛泽东最后说：
“你们毕业出去以后，无论在前方后方，内线外线，都要努力去创造无数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从建立山西的五台山，到建立全中国的五台山，争取最后的胜利。”“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
3月4日，毛泽东托去苏联的人给两个儿子带去了一封亲笔信。
原来在这3月初，从苏联回来的人给他捎来了两个儿子的照片，他高兴得一遍又一遍地看个没完没了。
本传前边说过，杨开慧牺牲后，毛泽民将被送到上海的毛岸英哥仨安置在董健吾的家里。后来因白色恐怖日甚一日，董健吾也不得不离开上海去了武汉，毛岸英兄弟3人的生活就无着落了，他们终日流浪街头，居无定所。岸英、岸青到烧饼铺当学徒，受不了老板的打骂，就靠卖报、捡破烂、帮助推人力车挣几个小钱维持生命。不久，幼小的老三毛岸龙与两个哥哥失散了，有资料说他是经不起折腾，病饿而死了。他唯一留在世上的是一张在大同幼稚园与小朋友们的合影。透过泛黄的照片，他那充满稚气的小脸还依稀可见。再后来，毛岸青在卖报时看到了一则让他十分震惊的消息，上面写着：“军息：伪中央区所属之伪师长毛泽覃（系毛泽东胞弟）前因我军积极搜剿，乃率领残部，鼠匿瑞金东之黄鳝口东北大山中，本月26日，经我毛炳文部24师汤团，在该处搜获，该匪顽抗拒捕，遂为我击毙……”毛岸青看着看着，眼泪模糊了双眼，妈妈死了，小弟弟失踪了，小叔叔也死了，他越想越恨，从口袋里掏出半支粉笔，在漆黑的电线杆上写下了“打倒帝国主义”几个字。巡捕和便衣特务看到了，跑过来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岸青倒在了水泥地上。毛岸英闻讯赶来，见弟弟已经昏了过去，鼻孔、眼角流着鲜血。毛岸青苏醒后就听不到声音了，他被打成了脑震荡。还是在冯雪峰到了上海以后，才找到了他们，小哥俩终于结束了流浪街头的生活。1936年6月底，地下党组织通过张学良的关系，趁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实业的机会，将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祺一同带出国去。1937年初，李杜一行几经辗转，到达了莫斯科。毛岸英、毛岸青先后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区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和伊万诺夫城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从此与父亲有了联系。
毛泽东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上写道：
亲爱的岸英、岸青：
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的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给我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
健康、愉快与进步！
毛泽东
此时的毛岸英、毛岸青不仅得到了父亲的关爱，同时也得到了贺妈妈的呵护。
那是在1938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一位叫阿烈耶夫的老师领着一个干部模样的女人，来到毛岸英、毛岸青在儿童院的住处。阿烈耶夫叫着他们的俄文名字说：
“谢廖沙，戈勒，你们瞧她是谁？她是专门来看你们的。”
毛岸英哥俩一愣，心想，我们没有亲人在这里，怎么会有人专门来看我们呢？他俩打量着来人，只见她30岁上下，浓眉毛，大眼睛，瘦长的个子，温和的脸庞上带着微笑。她回头问阿烈耶夫：
“他们就是岸英、岸青吧？”
阿烈耶夫说：
“是的，他是哥哥岸英，又叫谢廖沙；这是弟弟岸青，叫戈勒。”
阿烈耶夫介绍罢，又对毛岸英哥俩说：
“她是你们的贺妈妈，贺子珍！现在东方大学学习。”
“是的！我就是贺子珍，到苏联后改名叫文英。”贺子珍脸上洋溢着笑意，亲昵地说：“你们的爸爸可想你们哪！”
毛岸英哥俩从妈妈杨开慧牺牲后，便失去了母爱，“妈妈”这两个字，对他们来说是太生疏了。他们既不向贺子珍喊妈妈，也不向她打听爸爸的事儿。贺子珍见两个孩子不说话，又补充道：
“你们父亲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他常常念着你们呢！”
阿烈耶夫见他们已经接上了头，招呼贺子珍坐下就走了。贺子珍见哥俩的床铺又脏又乱，就把拎来的水果放在桌上，为他们收拾起来。整理好后，又弯腰把床下清理好。把他们的脏衣服卷起来，拿到河边洗净、晾开。毛岸英哥俩看到贺子珍忙里忙外，觉得过意不去，也就跟着干起来。忙完了，3个人才坐了下来。贺子珍把削了皮的苹果送到毛岸英和毛岸青手里。毛岸英也忙泡了一杯热茶送到贺子珍面前。
贺子珍所在的东方大学离儿童院不远，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她总要带些物品去看毛岸英哥俩。她每个月领到的70卢布津贴除了自己开销，其余的全用在了小哥俩身上。渐渐地，小哥俩就主动地到贺子珍住的共产国际办公室的一间小屋里来玩了。1938年5月，毛岸英、毛岸青有一段时间没见到贺子珍，不知道她是生病了，还是回国了，就决定去看看她。哥俩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刚出生的小男孩，他们明白，这是父亲的又一个儿子。
“哎唷，小弟弟多像我爸爸呀！”
毛岸英盯着那小脸上打着褶的小男孩，左端详右端详，那高高大大的额头，很像爸爸，就连鼻子眼睛也都像爸爸。
“对，小弟弟还真像爸爸。”
毛岸青说着就去轻轻地摸他的小手腕。贺子珍见小哥俩高兴，就说：
“因为他和你们是同一个爸爸呀！”
从此，贺子珍的小房间就成了毛岸英哥俩与亲人团聚的家。贺子珍给他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如何爬雪山，如何过草地，讲他们的爸爸，也讲自己负伤的痛苦经历，还给他们唱江西民歌。毛岸英也帮助贺子珍学习俄语。
贺子珍满月后，为了回到东方大学读书，就把孩子送到了婴儿室。小孩在10个月的时候患了感冒，贺子珍怕影响学习，不想请假，仍然把孩子送到婴儿室。婴儿室的条件很差，没有护理好，小孩转为肺炎，没来得及送医院就夭折了。贺子珍流着泪把孩子葬在郊外的一处公墓里。
有一天，毛岸英哥俩回到这个温暖的家里，发现贺子珍变了，衣衫不整，也不梳洗，无力地和衣躺在床上，好像突然间苍老了许多。再一看，她泪流满面，两只眼睛痴痴的、呆呆的样子。毛岸英诧异之际，突然发现小弟弟没有在房间里，急切地问：
“弟弟呢？小弟弟呢？”
贺子珍闻言，忍不住悲痛，嚎啕大哭起来。毛岸英这才知道可爱的小弟弟因患肺炎而夭折了。哥俩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如涌泉般地哭了起来。稍顷，毛岸英劝贺子珍说：
“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呢，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
贺子珍闻言，渐渐止住了哭声。不久，毛泽东再婚的消息，隐隐约约地传到了他们那里，贺子珍还不怎么相信。毛岸英和弟弟想方设法使她高兴，有时讲故事，有时说笑话，只是闭口不提他们时时都会想到的那个人——他们的爸爸毛泽东。
且说在3月6日，毛泽东给彭雪枫回复了一封电报。
此前，彭雪枫在对鄂豫边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考察后，在3月1日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建议说：从目前山西战局及陕北三边形势看，我军有以陕南、豫西及川北之通南巴这一地域做大后方的绝对必要。党从现在起，即应重新估计这一地域，目前应：1、迅速发展并健全党的组织；2、轮番训练大批当地的党军群众工作干部；3、相机扩大而重心在于提高高（敬亭）周（骏鸣）两部军事政治水平。
为此，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雪枫：
电悉。甲：观察甚当。目前根据地仍应坚持陕甘边，但准备转移时，最好是在鄂豫皖边，望以大力发展该区工作。乙、干部可从抗大、陕公毕业生酌派一部给你们，并望从豫南各县优秀青年中挑选最好的40名送抗大学习。丙、经费不足可否斟酌考虑向民众募捐。河南局面不久将变化，熬过短时期就有办法。丁、你们中心根据地在何县何区？派人来走何路到何地与何人接触？即告。陇海路即将隔断，要指出走商南、淅川、唐县至泌阳、桐柏这几条路。
毛泽东
3月间，毛泽民的女儿毛远志和毛慎仪与文静纯的女儿章淼洪，在表哥文赐生的护送下，通过长沙、武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辗转来到了延安。
原来在1937年，王淑兰突然接到了毛泽民从延安发来的一封信，要求把女儿毛远志送到延安学习和工作。是年年底，王淑兰把女儿送到了长沙。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把她们和章淼洪等一起护送到了武汉。
毛远志到延安时，爸爸和钱希钧已经去苏联了。第二天，她带上妈妈特意做的云片糕，来看望伯父。毛泽东见到远道而来的侄女非常高兴，一边吃着云片糕，一边说：
“好吃，好吃！多年没有吃到家乡的东西了。你妈妈现在怎么样？”
毛远志回答说：
“妈妈送我到了武汉，又折回湖南去了。”
“那里工作需要，就回去吧。”毛泽东说：“四嫂是很会说话的，死人也会被她说活。你还有个大哥，你知道么？”
毛远志说：
“不知道。”
毛泽东说：
“可惜他活到7岁时，得了肝炎，发高烧，送到长沙医院治疗，不料洗了个澡就死了。”
毛远志想起妈妈嘱咐的话，就对伯伯说：
“临行前，妈妈一再交代我说，伯伯干的是大事，要我到了延安后要好好学习，要靠自己奋斗，不要打搅您。”
她还说要参加八路军，要去抗大学习。毛泽东说：
“你年龄还小了点。”
说着顺手在纸上写了5个字让毛远志念，毛远志连一个字也不认识。他笑着说：
“你应该先补习基础文化，有了一定的文化，再去抗大或别处学习。”
“我就是盼着能上学读书。”
“那好！”
毛泽东提笔给滕代远写了封信，请他送毛远志去延安鲁迅小学读书。毛远志又和伯父说了一会儿话，不便久留，就要告辞。临走前，她向大伯讲述了妈妈讨米干革命的经历，向大伯提出建议说，组织上是否可以给予妈妈一点资助。毛泽东没有立即答应，要她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向上级反映。后来，毛远志将她妈妈的情况反映到陈云那里，陈云说：
“需要寄多少钱？”
毛远志说：
“20元就够了。”
陈云说：
“不算多。你提出的要求太低了。”
毛远志刚到延安，不习惯吃陕北的小米饭，加上她有胃病，有时就到食堂找米饭锅巴，用热水泡泡吃。毛泽东的一位秘书看到了，给了她一块钱，叫她每天花5分钱买碗粥喝。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立即把毛远志叫去，说：
“你能不能吃小米饭呢？小米饭养人哩！不吃小米饭要饿肚子的。”
毛远志听了伯父的劝告，开始练着吃小米饭，很快也就适应了。
欲知毛泽东的亲人们后来的情况如何？请看后边的叙述。
东方翁曰：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及“三月政治局会议”可真够凶险的！张闻天要让总书记在前，周恩来让出长江局书记在后。更为严重的是在3月政治局会议上，除了在国外的王稼祥之外，只有康生、任弼时、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而在反对王明去武汉的问题上，就只有康生一个人支持毛泽东了。其他绝大多数高层领导人几乎全部反水，站到了王明一边。毛泽东又处在了十分孤立的地位。遵义会议后刚刚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现在却又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毛泽东为挽救危局，不动声色地派出了任弼时，后来又派出了刘亚楼，他要来一个釜底抽薪。这的确是高明之举！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在党内始终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莫斯科派’，也叫‘国际派’，以王明为首，团结在斯大林周围。刘少奇、总理其实都是‘国际派’的，任弼时也不例外。还有一个‘国际派’蔡和森，他和毛主席亲如兄弟，可惜去世得早。关向应也是‘国际派’。不过，在现实的艰苦斗争中，关向应认准了毛主席，较早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关向应、贺龙和任弼时一起率领红2、6 军团长征。关向应1946 年在延安病故，临死前告诫任弼时、贺龙要跟毛主席走，千万不能反毛主席。在关向应的影响下，任弼时也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真心地转向了毛主席。”这就是毛泽东在党内屡遭孤立的真实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