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1938年4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陈云、李富春及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陪同下，来到清凉山下的山谷里，参加陕北公学第二期1600多名学生的开学典礼。在热烈的掌声中，他开始了风趣而幽默的讲演，他说：
“今天陕北公学举行开学典礼，我应当送点礼物。但是，我没有多少东西送给你们，只能送你们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他还说：
“你们这样的一千五六百人，为什么不到别处去，而到这里来呢？”“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里。”“共产党为什么被你们信仰，又被日本帝国主义和某些人讨厌呢？”“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它的特点，也就是人所不及的地方。”“这特点就是：第一，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二，共产党也有它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
毛泽东的话音一停，陕北公学教育长邵式平领着师生们高呼口号：
“接受毛主席的礼物！”“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学习艰苦奋斗！”
典礼结束后，毛泽东拉着萧军与陈云、李富春、成仿吾、徐懋庸等人来到操场上，和学员们一起会餐。在春寒料峭中，粗陋的木桌上摆着几碟菜，没有凳子，大家围站在桌子的周围，没有杯子，就用一只大碗盛满酒，你一口我一口的轮流着喝。毛泽东对身边的徐懋庸说：
“我看到你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文章了，写得不错嘛，这样的文章望你多写写。”
他所说的文章，是徐懋庸应《新中华报》负责人向仲华之约撰写的《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一文，大意是以抗日为内容的文艺作品要使群众能接受，形式是可以不拘一格的，有些旧形式为群众所习惯的，也可以采用。
徐懋庸得到领袖的赞许和鼓励，自然是十分高兴。那生性豪爽的萧军，听着毛泽东鼓舞人心的话语，也愈发兴奋。他洒脱地喝着酒，只觉得心里是一片火热。
是日晚，毛泽东应邀为山西阎锡山驻汉口办事处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题词：
“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的中国而奋斗。”
4月1日这一天，王明复电中共中央，他以来不及送交为理由，拒绝将毛泽东3月2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8项建议送交国民党。他在复电中说：
“我们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起草的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建议书，于24日送去，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昨天已闭幕，你们所写的东西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对此问题的详细情形，我们有信交可靠同志带给你们。”
王明的行为已经发展到了危害共产党的肌体、涣散共产党的团结，并有可能断送毛泽东艰难开创的中国革命局面的地步，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但是，如何处理王明问题，毛泽东深知必须十分慎重，必须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起码是默许。同时，处理王明问题必然会牵扯到中央领导核心中的相当一部分领导人。所以，此时的毛泽东深思熟虑、运筹帷幄、成竹在胸，再一次表现出了他那高超的斗争艺术。
4月初，毛泽东决定让刘亚楼去苏联“治病”，并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刘亚楼出国前，毛泽东在办公室召见了他，笑着问道：
“这次没听说你发明什么理论吧？”
刘亚楼想到当年毛泽东让他当红军大学训练部长，自己还发牢骚，不好意思地笑了，就说：
“感谢主席，给了我这个学习机会。”
毛泽东特别嘱咐说：
“你这一次去莫斯科要办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学习，为党争光，多学军事，少学政治。第二件事是要向季米特洛夫汇报。共产国际对我们不够了解，你要把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党当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你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遵义会议决议，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
后来，刘亚楼在苏联将近8年，在1945年8月9日，随苏军进入中国东北。
再说清明节又要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按照民间习俗，准备派政府秘书长曹力如去中部县黄陵祭祖。
4月1日晚上，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找到毛泽东，向毛泽东提出，他要去黄陵扫墓。此时的张国焘一直还在中央领导机构中，住在延安近郊一所漂亮的房子里，平时他只在抗日军政大学讲一点课。毛泽东对张国焘说：
“当前抗日形势很紧张，延安有许多事情要做，你身为政府副主席，就不要去了。”
4月2日，张国焘又去找毛泽东，执意请求去祭黄陵。毛泽东无奈地说：
“昨晚我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还要去呀？如果你没有去过黄陵，转转也可以。不过，你祭陵完毕，就马上回延安！”
毛泽东和张国焘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这天延安干部子弟学校的周六歌舞晚会上。张国焘的儿子是这所学校的学生，能歌善舞，自然也在节目中扮演了角色。但令张国焘不高兴的是，儿子扮演的竟然是一个叫张慕焘的反面人物，一个叛徒。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一起欣赏孩子们的表演。张国焘后来说，毛泽东在看到叛徒受到责骂时笑了。他马上站了起来，撕下儿子脸上的面具，一边拽着儿子走出大厅，一边愤怒地吼道：
“畜生！混蛋！猪狗不如！”
4月3日，张国焘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带着警卫员张海、陆秘书和1个警卫班，乘一辆卡车从延安出发，下午到达了黄陵。
是日晚，张国焘背着身边的警卫员，去国民党的代表西北行营主任、陕西省主席蒋鼎文的住处，和蒋鼎文及以前和他有过交往的谷正鼎、李贻燕等，密谈到深夜。
4月4日，张国焘和蒋鼎文祭罢黄陵，并肩而行，李贻燕紧紧挎着张国焘的右臂，谷正鼎紧步其后。蒋鼎文对张国焘说：
“蒋委员长请你去西安谈谈，他正在西安等着你。”
张国焘遂对张海和陆秘书说：
“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吧，我要去西安办点事。”
张海说：
“毛主席不是说，让你祭陵完毕就回延安去吗？”
张国焘说：
“我要去西安找林祖涵同志，研究一些重要事情。”
说完，他就钻进了蒋鼎文派来的小车里，张海也只好跟了进去。到西安后，张海问张国焘：
“去八路军办事处吗？”
张国焘说：
“不，先住在西京招待所吧。”
4月5日，张国焘吩咐张海去订到武汉的火车票。张海订好火车票后，马上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负责人林伯渠，说张国焘弄不好要走。林伯渠立即赶往火车站，找到了张国焘。张国焘说：
“林主席，我到武汉去一趟。”
林伯渠问：
“中央批准了吗？”
“是我自己要去的，回头你告诉延安一声好了。”
“你是边区政府副主席，怎么能不经过批准擅自行动呢？”
“我要到武汉同蒋介石谈统一战线问题，今天就去。”
“国焘同志，请你不要走，有什么意见可以坐下来好好协商嘛。”
“谢谢你，伯渠同志，我一定要到武汉去。”
林伯渠劝阻无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张国焘走了。他马上回到办事处，将张国焘去武汉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请他拍电报给在武汉的周恩来，要周恩来设法截住张国焘。
张国焘一到汉口车站就被李克农截住了。李克农在国共两党的知情人中间，威名远扬，尤其是叛徒特务更是望而生畏。张国焘身边的两个特务一看来者是李克农，也顾不了张国焘了，转身便跑。此后好多天，国民党特务再无法与张国焘接触。周恩来和张国焘进行了长谈。
此时，在抗大学习的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来找毛泽东，她痛哭流涕地说：
“主席呀，怎么办呢？你得给我做主啊。这个老家伙丢下我们母子俩跑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哇……”
毛泽东说：
“张国焘，我们和他一起干革命20多年，他要走，要跑，不愿干革命，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希望他回来和我们一起干革命才好。”
毛泽东还想继续挽救张国焘。他双手叉腰，在窑洞里踱了几步，又对杨子烈说：
“这样吧，现在你可以去武汉，劝说劝说，做做工作。希望你们一起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他，对过去的错误，改了就好嘛！”
后来在杨子烈母子上路时，毛泽东还指示有关部门给了她500元法币做路费。结果杨子烈也一去不复返了。
且说4月5日这天下午，毛泽东第7次来到陕北公学，给学生们作了关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问题的报告，对两党为什么能够第二次合作，如何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和国共两党应该互相尊重等问题，一一作了阐述。同时，他也驳斥了有人借口“统一”要取消共产党的谬论。他说：
“目前谁也不能吞并谁，国民党要取消共产党是不可能的。两个不同的政党要统一起来，就要有一个桥梁，组织一个共同的委员会，或者是另外组织一个党，国共两党都参加进去，作为统一战线的上层组织。”
4月初，延安文艺界举行关于话剧《血祭上海》的座谈会。
早在1938年初春，延安为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6周年，组织抗大、陕北公学等机关六七十个生气勃勃的青年艺术家，公演了4幕话剧《血祭上海》，连演20天，观众多达数万人，轰动一时。
在这次座谈会上，有人建议创办艺术学院，立刻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当即表示赞同，他说要用最大的力量给予帮助。座谈会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为纪念已故大文豪鲁迅，艺术学院定名为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
一个星期后，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7人联名签署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一文正式发表，说明了设立鲁迅艺术学院的原因、宗旨和任务。
鲁迅艺术学院建在延安北门外。毛泽东亲自担任院长，并提名由周扬任鲁艺副院长。
前边已经说过，周扬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于9月间从上海来到延安的。原来，中共中央考虑延安需要文化方面的带头人，以领导推动延安文化向前发展，经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推荐，周扬、艾思奇、李初黎一行人来到延安工作。周扬到延安后，曾经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
4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4期3大队成立大会上讲话说：
“诸同学不避艰苦，从很远的地方风尘跋涉来此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决心是很好的。你们在这里学习，就是要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即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学校的总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因此你们在这里应当学到以下几样东西：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都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抗日救国、怎样打、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被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要学一个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必须有这种作风才能达到及完成以上的政治方向。再次，你们要学做一个军人，要学军事，要学战略战术——灵活的战略战术。即是无论敌人用什么方法来进攻，我们都有一种办法对付；敌人用这一种方法打过来，我们用另一种方法打过去，等到敌人技穷了，我们便可以打胜他。总之，你们在这里要学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样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胜敌人。”
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由朱光担任艺术学院秘书长。
朱光，原名朱光琛，1906年出生于广西博白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7岁丧母，11岁丧父，小时候常常辍学。他自幼热爱书画，能双手执笔写字。1927年，朱光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共青团广西省委书记，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发起组织“上海艺术剧社”；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4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参加了长征；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长，马列学院秘书长，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7年他在延安同丁玲一道领导了“中国文艺协会”。他带领的戏剧组在延安先后演出了话剧《炭矿夫》、《广州暴动》、《秘密》和《血祭上海》，被毛泽东称为“江南才子”。
毛泽东在鲁艺成立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文艺工作者要坚决地到战场上去，不要在楼上不肯下来，或者下了一半又要上去。日本帝国主义是条野牛，要过黄河到陕北来吃草，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就可以了解它如何过黄河；如何奸淫抢劫，老百姓如何组织起来，拿起梭镖矛枪，八路军如何打它，如何在平型关拉着牛尾巴，扯掉了几根毛等等。或者绘成画，谱成歌，演成戏，写成文章，岂不妙哉?”
毛泽东把文艺上的提高比作“大树”，把文艺上的普及比作“豆芽菜”，即树苗，他说：
“我们要有大树，也要有豆芽菜，没有豆芽菜，怎能有大树呢?”“《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这两种歌，你们喜欢哪一种呢？我看《下里巴人》也不错，全国人民都会唱。”
毛泽东对群众中丰富的语言是高度赞扬的。他说：
“夏天的夜晚，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不用任何古典。他们讲的故事内容是那么丰富，用了许多新典，极美丽的口头言辞。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因此，大众语言，要从实际生活中去学习。”
关于文艺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根据地原有的文艺队伍和由沦陷区国统区来延安的文艺队伍的统一战线；第二种是不同文艺流派的统一战线。他称根据地原有的文艺队伍为“山上”的人，称由沦陷区国统区来延安的文艺队伍为“亭子间”的人。他说：
“在抗日战争的伟大时代里，从前遥相呼应的两部分人现在见面了，结成统一战线。但是，这两部分人各有自己的毛病。亭子间的人自以为是，摆架子，写了本小书，便以为自己不是天下第一便是天下第二。山上的人也摆架子，是老粗的架子，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呐！’”“亭子间的作品形式精，内容较空，可以比方为做出的菜，是‘好看不好吃’；山上的作品有内容则形式粗，可以比方为‘好吃不好看’。艺术作品，就应把两者统一起来，做到既好看又好吃。”“应该去掉这两种坏现象，大家要团结起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进行创作、演出。”
关于不同文艺流派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说：
“现在艺术派别上也需要统一战线，如鲁迅先生所说，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派、浪漫主义派、风花雪月派、鸳鸯蝴蝶派，或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然而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我们在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
欲知毛泽东在文学艺术方面还有什么高论，请看后边的叙述。
东方翁曰：请读者注意王明在3月21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毛泽东在3月25日为中共中央另行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以及王明在4月1日给中共中央的复电。这3个历史资料已经说明了党内极不正常的现象。作为中共中央派出机构的长江局，理应服从中央指挥；作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王明，也应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工作；可王明一伙在复电中竟然声称：“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他们显然是以党的决策者自居，凌驾于中央之上了。在武汉的政治局人数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还公然提出中央书记处不具备合法性，指责毛泽东、张闻天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毛泽东后来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可见王明一伙人已经专横跋扈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