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38年的中国之行，张同道说，伊文思在来华的飞机上研究中国，读的是斯诺的那本《红星照耀中国》。辗转到了武汉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很客气地招待伊文思一行。

在武汉，伊文思和卡帕很快与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副书记周恩来取得了联系。

本传前面曾经讲过，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竭力吹嘘“蒋先生的雄才大略足以领导抗战”。他还提出了一套放弃共产党领导权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竟然被党内高层多数人接受了。12月23日，“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的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在武汉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共代表团和中央长江局合并为一个组织。周恩来不经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将长江局书记让给了王明，自任副书记。这样，在武汉就形成了一个以王明为首的唯蒋介石马首是瞻的中共“第二中央”。

当伊文思来到武汉的时候，周恩来正好也在武汉。他与伊文思摄制组见了面。周恩来对伊文思摄制组访问延安的计划表示欢迎，并让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为他们准备车辆。

不久，伊文思一行先到郑州，再到徐州战场，在台儿庄见到了李宗仁。张同道说，4月中旬，拍摄完台儿庄战役尾声之后，伊文思等人更加坚定了要去延安的想法。以“到中国西北拍摄长城”为借口，伊文思、卡帕等在1938年5月到达了西安。宋美龄获悉伊文思要去延安，便指示她的部下黄少将发电报阻拦。黄少将在电文中说：

“你要想拍游击队，到处都是，不用去延安。夫人要我告诉你，中国只有一支军队，就是委员长领导的军队，没有别的什么军队。”

伊文思一行决定摆脱国民政府的控制，便再次联系了在武汉的周恩来。周恩来接到伊文思的求助电报，鉴于宋美龄的态度，给伊文思发去电报，劝告他说：

“你们能到延安去固然好，但是如果现在强行去延安，你们很可能回不了武汉。你不要再去了。一旦要是让国民党知道是我们安排你去延安，那么你将来拍的这个影片也要受到伤害。在国际上，谁愿意看一个共产党抗战的故事呢？而且暴露了两个政府这样一个现实，外国人会不理解，不利于中国抗战。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

伊文思无奈，只好又返回了武汉。他向周恩来提出，要拍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在武汉的领导人。周恩来爽快地满足了他的要求。在武汉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等人开会的场面，被伊文思等摄入了纪录片。卡帕还特意为周恩来拍摄了几张特写和肖像。

离开武汉之前，伊文思托人将一台35毫米埃摩摄影机和几千尺胶片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成立了“延安电影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伊文思赠送的摄影机和胶片就成了延安电影团的第一批拍摄器材。吴印咸后来也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

再说1938年4月16日，延安“抗大”第4期举行开学典礼，这期学员猛增至5562人，其中有八路军、新四军和白区地下党干部907人。

此后，“抗大”每一期招收的学员都有所增加，而且还先后开设了13所分校。到1945年，“抗大”办学10年，总共培养出了10多万名军政干部。

4月17日这天，天一亮，第2战区前敌总指挥的车队从黄河西岸的延水关经延川县直奔延安而来。走在车队最前面的是两辆黑色的小汽车，第一辆车中坐的是卫立煌和司令部参谋长兼第9军军长郭寄峤及司令部副参谋长文朝藉，与司机并排坐在前排的是戴着金丝眼镜、白手套，带着左轮手枪的交际副官罗香山。第二辆车中坐的是一位参谋和第9军军部参谋长杜凤翥，还有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和随从副官张学诚，与司机并排坐的是一个带盒子枪的卫士排长。紧随其后的十几辆大卡车，满载着总指挥部几个大处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个特务营和一个新成立的战地工作团的官兵们。

卫立煌，字俊如，1897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卫杨村一个贫农家庭。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孙中山卫士；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4师师长，1932年任国民党第14军军长，积极追随蒋介石“剿共”，成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蒋介石为奖励卫立煌，在安徽省金家寨设立一个新的县治，以卫立煌的名字命名为“立煌县”。早在1931年7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3次“围剿”，卫立煌率第45师作为中路军，向苏区进攻，遭到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军的沉重打击，仓皇败退，领教了毛泽东和红军的厉害。抗日战争爆发后，卫立煌先后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率部在山西忻口战役中重创日军，在太原数次会晤周恩来、朱德，对共产党人有了新的认识。在国民党阵营里面，因为他不是蒋介石的同乡，也不是从黄埔军校出来的“天子门生”，所以蒋介石往往在急需用人之际才会想起他；而到了提拔封赏时，他就不如黄埔系的那些宠儿吃香了。因此，他常常耿耿于怀。

卫立煌此行本是去洛阳参加军事会议的，他借机转道延安，来拜访慕名已久的毛泽东。

延安军民在离延安城二三十里处就贴出了红绿纸标语，上面写着：“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欢迎卫副司令长官！”在延安城外欢迎的队伍排列在道路两边，许多机关都来了人，各学校的师生也差不多都到了。卫立煌的车队一到，欢迎人群中立刻响起了震天的锣鼓声，欢迎的口号此起彼伏，表达了延安人士盼望国共合作的热忱和对于同八路军并肩作战的友军的热情。礼遇之隆可能是延安空前未有的，卫立煌半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热烈的欢迎场面。

车队在离城门不远处停下来，卫立煌等人下了车。前来迎接的滕代远参谋长、八路军陕北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交际处处长金城等人迎上前去。

滕代远等人陪同卫立煌一行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走进贴满标语的城门，来到一个接待处。这时，毛泽东已跨出客厅房门，一见到卫立煌，就握着他的手说：

“欢迎，欢迎啊。路上辛苦了！”

他和每个客人亲切握手，陪同卫立煌进入客厅，分宾主落座。卫立煌说：

“八路军对日作战，机智勇猛，深表钦佩。卫某此次到延安，有机会与润之主席见面聆教，真是不胜荣幸！”

毛泽东说：

“你也非常厉害啊，‘支那虎将’可是名副其实呢。你抗日坚决，与我们八路军相处友好，我们深表感谢。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希望你能沿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在目前日本帝国主义猖狂的情况下，要想中华不亡，大家只有精诚合作才有出路啊。你说是不是？”

毛泽东所说的“支那虎将”这一称谓，源自卫立煌在忻口会战中破坏了日军的作战计划后，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称其为“支那虎将”。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国内政治、军事形势，谈到了国共合作的重要性。他认为目前国际国内均有投降主义的活动，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他还说：

“我们是坚决反对投降主义的！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只会亡国！卫将军，我们决心抗日的人都忽视不得哟。我们必须把片面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在政治上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也有改造的可能。”

毛泽东对日军的动向作了全面分析。他认为目前在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他说：

“现在，你领导的山西抗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们拖住了日军的‘尾巴’，使他们行动就没那么利索了，八路军在后方也就能放得开手脚了。如果我们不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日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截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就可进一步压迫国民政府。据我们判断，日军从山西打不到陇海线，华东日军可能很快就要进攻徐州的。”

卫立煌是行伍出身，听了毛泽东的分析，连连点头说：

“有理，有理。毛先生分析得很对！”

果不其然，正像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日军在台儿庄战役后日益迫近徐州，而蒋介石则是在一个月后才有了感觉。5月中旬，前方越来越惨烈的战报不断传到武昌国民党军委会蒋介石的案前，徐州面临的严重危机，使他因台儿庄的胜利冲得有点晕乎乎的大脑一下子冷静下来。但他意识到的是日军要围歼徐州的中国军队主力，而不是打通陇海线。他叫来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封裔忠等人研究对策。何应钦等人主张放弃徐州，赶紧突围。于是，蒋介石便口授给李宗仁的电令，令其部力避决战，撤离徐州，火速突围。5月16日，第5战区命令各部队分别向豫、皖边界突围。日军沿陇海铁路向西一直追到了开封。1938年6月9日，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前进，竟又下令炸了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的黄河大堤，河水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造成了比日祸更甚的黄祸！此事容后详述。

且说毛泽东又告诉卫立煌说：

“卫将军，我们八路军深入敌后，困难也是很多的。首先这弹药的消耗就很大啊，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呢？还有，我们的卫生医药器材也非常缺乏，战士负伤无法及时医治。再加上快夏天了，同志们的夏服也还没个影子。这些都拜托卫长官向主管部门催促一下啊。”

卫立煌当即表示说：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这天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卫立煌。参加宴席的还有司令部两位参谋长和一个参谋及秘书赵荣声。作陪的有滕代远、萧劲光。

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又叫赵荣生，笔名任天马，1915年出生于安徽太湖一个“四代翰林”之家，1935年考入燕京大学法学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4月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1937年冬参加了丁玲任团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通讯部当记者，后接陈克寒任通讯股股长。此时，卫立煌为摆脱蒋介石特务的监视，大量用自己安徽同乡当秘书。当他看到延安《群众》杂志上的通讯《西线上的盛会》后，了解到这篇通讯的作者任天马本名叫赵荣声，不但是他的安徽同乡，而且还出身于名门望族，与赵朴初、赵荣琛还是堂兄弟，立即命令刘毓珩把任天马聘到他的司令部当秘书。赵荣声不愿去，丁玲就把此事汇报到八路军总政治部。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找赵荣声谈话说，希望他去卫立煌处工作。傅钟还叫赵荣声到西安去请示林伯渠。次日，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通知丁玲说，让赵荣声到卫立煌处去报到。赵荣声到了卫立煌处，即被任命为司令部的少校秘书。卫立煌此次到延安来，就是受了赵荣声的影响。10天前，他受命来延安联络，停留了3天，向滕代远汇报了自己怎么进入卫立煌司令部以及在那里的所见所闻，滕代远又带着他向中央军委统战部的刘向三作了汇报。

且说毛泽东设的午宴非常丰盛。延安向来有一个好客的风俗，平时自奉虽然极其清苦，可是一旦来了客人，主人便将最好的食品拿出来飨客。这卫立煌、郭寄峤、文朝藉等人前些日子在山西受日寇追击，给养补充不上，有什么吃什么，体重都减轻了，现在他们对每一道菜都感到很满意。毛泽东酒量不大，却谈笑风生，宴会历时甚长。结束后，毛泽东与卫立煌合影留念，并和所有参加宴会的人员合影留念。赵荣声借机在客厅外面的过道上偷偷把预先写好的一个新情报交给了滕代远，并且告诉滕代远说，卫立煌已经背熟了到抗大演讲的稿子。滕代远就临时更改了接待卫立煌的日程。

这天下午，卫立煌来到了抗日军政大学，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罗瑞卿向卫立煌介绍了抗大的历史和现状，又领着他和随从人员参观了学员们住的窑洞，看了学员们的课堂。卫立煌称赞道：

“中国各地都像你们这样搞起来，还愁日本鬼子打不走吗？”

罗瑞卿请卫立煌去大操场演讲。卫立煌登上讲台，学员们立即高呼：

“国共两党紧密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妥协投降！”“和卫副司令长官一起打到鸭绿江！”

卫立煌立刻激动起来，丢开事先背熟的讲稿，发表了铿锵有力的讲演。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只有和八路军合作，才能战胜日本，表示今后要继续与八路军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坚持华北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他每讲一段，下面就呼口号，越呼口号，他讲得越起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