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 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
话说1938年6月11日，晋西北120师抽调第715团、独立第4支队和骑兵营一部编成大青山支队，由李井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于9月间进入绥远（今内蒙古）大青山地区，开辟了绥南、绥西和绥中区。
6月15日，毛泽东复电给在武汉的周恩来等人。
此前，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说：日军主力进攻陇海、津浦，山西、平汉及津浦北段较为空虚，提议应抓紧有利时机扩大我军我党的政治影响，鼓励和坚定友军的抗战决心。周恩来在此电中婉转地提出了要八路军配合武汉会战的问题。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周电提议是正确的。”“我上月26日电已大略指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均暂时无法多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目前为配合中央作战，为缩小华北敌之占领地，为发展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
就在6月15日这一天，王明等人在武汉发表长篇文章，主张与日军大战，以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精神保卫武汉，片面强调保卫武汉的重大影响。与王明等人相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6月中旬制定的保卫武汉的作战方针是，要点不在于死守武汉，而在于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6月27日，毛泽东第9次来到陕北公学讲学，专门将《论持久战》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向学生们作了介绍。他还讲到了保卫武汉的问题。
初夏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参加了边区印刷厂工人文艺小组发起组织的文艺晚会。柯仲平在晚会上朗诵他创作于5月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博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他朗诵了一半，感到下面还有很长，怕耽搁毛泽东的时间，就停下来问道：
“还要不要念？”
毛泽东听得正高兴，兴致勃勃地说：
“把它朗诵完吧！”
柯仲平又挥舞着手臂，大声朗诵起来。待柯仲平朗诵完了，毛泽东走到台边，与他亲切握手，赞扬他把工农兵大众作了诗的主人，赞扬他为民歌的吸收融化和形成诗的大众化风格所作的辛勤努力。
晚会结束后，毛泽东把柯仲平的诗稿带回去审阅，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还写出了一个批语：“此诗很好，赶快发表。”
不久，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便破例在第41期、第42期上连载了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
1938年7月1日，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在延安《解放》周刊第43期、44期（合刊）正式刊出。随后，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单行本，封面上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书名和署名；扉页上有毛泽东的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此后，各抗日根据地印发了单行本。1938年7月25日，汉口新华日报馆出版了单行本，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新华日报馆也相继出版了铅印订正本，《论持久战》在国统区正式发行。
7月上旬，就在《解放》周刊刊登《论持久战》之后，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其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尽快刊登《论持久战》，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其分期刊登，王明仍不予理睬。他反对毛泽东对抗日战争3阶段的科学分析。在这年夏天的一首诗中，他是这样写的：“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心态。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王明也表露了他的心迹：“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该报编辑部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我的政策是，中国人民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则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7月3日，中共中央接到八路军总部参谋长滕代远转来的彭雪枫、朱理治发自6月9日的报告。彭雪枫、朱理治在报告电文中写道：
“统战工作在豫省开展，程潜、李世璋、戴民权、孙殿英、何基沣及各区行政专员，均与我有联系。豫西之别廷芳在南阳、镇平、内乡、淅川（为我于陇海路断后入陕大道）有武装近10万，已派代表与之见面，别表示只有共产党不逃，将来只有共产党天下。”
毛泽东阅罢报告，即以他和张闻天（化名洛甫）、刘少奇（化名胡服）的名义，复电给彭雪枫、朱理治，全文如下：
雪枫、理治：
来电已收到。你们对游击战争的布置一般同意，但游击战争的发动一般不应过早，须在敌人后方比较空虚的地方发动。对于伏牛山脉须即去建立党与群众工作基础，干部准备在这期抗大毕业生中派400人到河南及安徽北部，惟有游击经验的干部甚少，现正物色中，可派数人来。苏鲁边区郭子化已与山东省委郭洪涛接上头。洪涛现在蒙山建立根据地。以后请将河南游击战争发展情况随时电告。
毛 洛 胡
7月4日，彭雪枫立即致电毛泽东，报告豫东及南阳的军事情况。他在电文中写道：
毛主席：
1、河南自开封失守之后，各县难民之较先进者，纷纷前来联络以图揭竿而起，甚至团、旅、师长，及今在乡村间之军人，亦前来求得联系，要求指导者甚多。2、宛西之别廷芳在镇平、内乡、淅川，为我陇海路断后入陕之大道，握有极大兵力，单武装即有8万之多。目前曾派人赴内乡与之联络，别认为：（1）敌人一到，只有共产党不走。（2）将来为我党天下。对保卫家乡及前途发展，愿与我们切取联络。又豫东之西华民众运动，做得极好，男女老幼均有组织，一声呼唤，即可集合武装力量之脱离生产者约计7000人，枪支弹药齐全，并在我党绝对领导控制之下。又如遂平三区一个学校武装数百人，均在我党领导之下；舞阳县青年救国会约3000人，南召武装3000人，杞县1000人，均在我党领导之下。另外各县之零碎武装以统一战线关系及同情于我之武装力量，均不在内。3、形势现已好转，惟所缺者军事政治干部，各地前来要干部者日内数起，无法应付。根据晋冀经验，各地武装之发展壮大为我党干部领导之力。我党对中原前途应加以重视，必须派来大批有经验之团营连各级军事政治干部，方能应付目前局面。4、抗大学生毕业来时，请另送一个保卫局干部，即来工作为要。
彭雪枫
7月4日这一天，柯仲平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筹建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正式成立。民众剧团是在延安师范学校“乡土剧团”和延安“群众业余剧团”基础上，经过调整、充实组建起来的，由柯仲平任团长，刘克礼任副团长，张季纯、马健翎任剧务主任，隶属于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剧团的团旗上绣着8个大字：“大众艺术野战兵团”。剧团团歌的歌词中有这样两句话：
“你们从哪搭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搭去？到老百姓中去。”
剧团演出舞台两边的对联是：
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
明白世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
横批是：“团结抗战”
这个剧团仅仅是靠着几十元钱起家的。剧团成立后，没有汽灯、幕布，甚至没有必不可少的舞台道具。柯仲平为筹措经费，四处奔波。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纷纷相助，毛泽东拿出300元，买了毛驴、汽灯等；周恩来、博古从蒋管区回来，每人给剧团50元法币；陈云送了一台小电动机；贺龙从晋西北回来，不仅给了70元法币，还托刘白羽、林山从山西前线带回一批缴获日军的军用物品如钢盔、皮鞋、军刀、军大衣等等，赠给剧团做道具；张鼎丞也送了许多战利品。后来，民众剧团常年坚持在陕甘宁边区巡回演出，颇受陕北人民欢迎。
7月5日，中共中央长江局根据王明的意见，在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署名为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名中共方面参政员的《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意见》中说：
“我们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诚恳地愿意在参政会内与国民党和其他各党派以及无党派关系的国民参政员同志们亲密地携手和共同的努力，以期能友好和睦地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利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具体办法与实施方案，以便能够有效地打击与战胜日寇，并奠定使中华民国走向独立、自由、幸福的新国家的基础。”
《意见》中还说：国民参政会在产生方法和职权规定上还不是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它的召开显示着，团结全国抗战力量和走向民主化初步开端的作用与意义。《意见》提出，在参政会内应讨论怎样“动员军力人力财力物力来保卫我们军事政治经济交通中心的大武汉”，并就如何保证最低限度的人民生活的改善，如何确保各党派和人民的合法权利，普遍组织民众、扩大民主和改革政治机构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这一天，毛泽东在延安致电国民参政会，称因病不能到会，向国民参政会进3言：“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
7月6日，第一届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开幕。
参加参政会第一次会议的全国知名人士有：张伯苓、王造时、黄炎培、史良、邹韬奋、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许德珩、杜重远、王云五、谭平山、梁漱溟等100余人。
中共方面参政员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了会议。
王明在会上领衔提出了《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号召全国军民积极帮助政府，为全部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努力奋斗。同时希望国民政府尽快根据该纲领制定具体详明的实施办法。全体参政员起立鼓掌，通过了这一提案。
7月7日上午，延安各界召开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暨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向抗日阵亡将士献的挽词是“抗战到底，浩气长存”8个大字。他在哀乐声中为死难者敬献了花圈，并在大雨中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
下午安排的是文艺演出，地点在延安钟楼东边原巡抚衙门旧址。
此前，延安组织“抗战戏剧节”。“鲁艺”一连排练了3个现代戏：新编京剧《松花江》、3幕话剧《流寇队长》、由丁里主演的3幕歌剧《农村曲》。据“鲁艺”戏剧系第一期学员张颖回忆说：排练《流寇队长》时，江青主动挑选一个绰号“大红鞋”的农村暗娼角色。《松花江》是根据传统京剧《打渔杀家》唱腔，填写现代生活内容的旧戏新唱，称得上是现代革命京剧的滥觞。江青扮演女主角桂英，阿甲扮演配角老父亲萧恩。彩排那天，康生来看戏，大加赞扬，并表示正式演出时，他要请毛泽东来看，江青十分高兴。
这天下午，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演出。最后的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新编京剧《松花江》。
《松花江》成功地将抗战的时代内容与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穿着渔民、农民当时通常的服装来表现抗战生活，故事的结构和唱腔板式则套用《打渔杀家》的，内容和人物塑造及其身段动作尽可能求其比较合乎现实生活，而又保持京剧的特点。演出时，戏中所表现的群众遭受惨祸的情景以及人民的抗日情绪，把旧形式和新内容的矛盾冲淡了，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参加演出的阿甲由此感叹，“想不到在‘五四’时期被否定了的京戏，竟在抗战的革命圣地延安复兴起来。”这次成功的艺术尝试，正暗合了毛泽东随后在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主张“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据翟林椿回忆说：“江青扮演的萧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演出结束后，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领导们和广大观众致谢。之后，江青和演员们回到后台卸妆。临时化妆室是一间残破的小屋，点着一盏汽灯。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的谈着。”
马社香也记载说：“2002年我曾采访过一个警卫员赵登本，黄麻起义老红军。抗战初期他在中央警卫连工作，他清楚地记得延安纪念抗战一周年时召开过一次庆祝会，毛主席也来了。江青表演京剧折子戏后，拿出一个小本请毛主席签名题字。毛主席点点头，签了名。没感觉有什么亲密关系。”
此后，毛泽东在延安机关合作社宴请了参加演出的鲁艺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