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叶挺和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等人去了皖东。
5月中旬，在4支队主力部队东进途中，高敬亭又命令第7、第9两团抵制执行东进命令。第9团团长詹化雨、政委胡继亭认为不妥，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并将高敬亭的指令上缴江北指挥部。而第7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在5月20日带领两个警卫班投靠了国民党军桂系第21集团军。
杨克志和曹玉福原是红28军时期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这次逃跑前，他们在2月份乘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被人揭发了出来。高敬亭要撤销他们的职务，因戴季英说情而暂缓执行，此时惧怕再受制裁，就投了桂系。在江北指挥部发动的“反杨、曹斗争”中，不少干部对高敬亭也逐渐产生了不满情绪，揭发他以往在“肃反”期间杀过自己部队不少人，还有贪污腐化、抵制东进等问题，由此，“反杨、曹斗争”演变成了反高斗争。江北指挥部随即将这一情况电告新四军军部。
1939年5月26日，项英在皖南军部以他和叶挺的名义致电重庆的蒋介石，“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诫，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
6月4日，叶挺、张云逸等在合肥青龙厂召见高敬亭。高敬亭率教导大队来到合肥青龙厂，周骏鸣从褚家圩子出来迎接高敬亭说：
“军长在褚家圩子等高司令，你们的住处已安排好了。”
高敬亭到了宿营地，未进屋子就带3名警卫员去见叶挺，被军部副官处处长黄序周扣留，并将他的警卫员及整个警卫班的枪缴了。接着，叶挺将教导大队李世安大队长叫来，对他说：
“高敬亭不执行命令，已经关起来了，你要保证部队不出问题。”
戴季英也对李世安说：
“你回去集合队伍，向部队说清楚，高违抗命令已经关押，叶军长过江来就是处理高敬亭问题的。”
李世安回去后即将教导大队300余人集合起来，他和政委江岚都讲了话，传达了叶挺军长的指示，要求部队保持稳定。
3天后，戴季英从教导大队抽调出一批手枪，装备到新成立的支队警卫排和缺手枪的营连干部。教导大队很多人想不通，有20余人离队。
叶挺派随戴季英一道从延安来第4支队的原红4军第36团参谋长杜国平，到教导大队接替了李世安的大队长职务。随即，李世安也被撤职关押。
6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新四军军部复电中明示项英：“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4支队，担任副指挥兼4支队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备干部时注意。”
6月21日至23日，江北指挥部在青龙厂附近的褚家圩子连续3天召开连以上干部批斗大会，张云逸、叶挺、邓子恢等人先后发了言。叶挺在会上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对高敬亭的错误行为和不正确的意识，是尽了很大的纠正和教育的责任的。中共数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和纠正你的缺点，你都置之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实可为你的命运惋惜。”
会议给高敬亭加上了“反党、反中央”、“违抗军令”、“可能率部叛变投敌”等罪名，要高敬亭承认错误。高敬亭拒不认错，并以自杀相威胁。他还说：
“红28军艰苦奋斗几年才有今天这支部队，我没有错误，第4支队没有搞好，不能怨我。”
会议就如何处置高敬亭，要大家讨论。大家讨论的意见综合起来是教育高敬亭，并由戴季英向军部作了汇报。可是就在6月23日傍晚，项英转来了蒋介石批准杀高敬亭的电报：“白崇禧电 奉委座电令 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关于此事，时在江北现场参加反高斗争大会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曾著文证实，就在反高斗争大会第3天傍晚正要宣告散会时，收到了蒋介石批准处死高敬亭的来电，并在会上宣读。
6月24日上午8时，年仅32岁的高敬亭被押赴刑场，他大义凛然地说：
“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死在红地毯上。请代转史玉清同志（即高敬亭爱人——笔者注），孩子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
高敬亭被处决后，江北指挥部提出了“肃清高敬亭余毒”的口号，派工作组进驻第4支队，原红28军的许多干部受到株连，有的被降职、清洗、处决，还有100多人离开了部队。高敬亭的亲属也受到了极不人道的虐待，史玉清被开除党籍，逮捕入狱，在狱中生下小女儿高凤英。她的大女儿刚10个月，被送给一户农民抚养，后被饿死。
高敬亭被杀不久，中共中央要高敬亭到延安学习的电报就到了。毛泽东得知高敬亭已经被处决，气愤地说：“项英好糊涂啊，内战时期，蒋介石曾以重金悬赏高敬亭的脑袋而不可得，现新四军主动要求杀高，蒋岂有不准之理？”
他立即发电报质问叶挺、邓子恢等人：
“我们让高敬亭回延安，你们为什么杀他？速查清原因报中央。”
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是年11月间，周恩来、刘少奇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质问有关人员：
“高敬亭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有什么不好？我们开辟的根据地为什么要让给国民党。离开大别山，我们没有根据地。”
1943年，参与杀害高敬亭的周骏鸣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在和他谈话中说：
“按你们说的，高敬亭有错误，为什么你们不听中央的，为什么要枪毙高敬亭！”
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和新四军代表谈话，问某负责人：
“那个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
对方肯定地回答：
“应该可以。”
听完这句话，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后来在1952年2月，毛泽东到皖中视察工作，安庆地委书记在汇报工作时说：
“高敬亭同志在这里影响很大，至今上年纪的人还常提到他。”
毛泽东低沉地说：
“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
后来在1975年11月10日，高敬亭的小女儿高凤英（解放军一○五医院眼科主任）在父亲老部下、老战友的帮助下，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她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我是已故红28军军长、 新四军4支队政委兼司令员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中共党员，现在安徽省军区105医院任医师……我父亲是革命者，而不是反革命者。既然是革命却又为什么被杀呢？……我希望能够早日知道这个结论，来解除我母女政治上的压力。
11月30日，病中的毛泽东批示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
“请汪向了解此案的同志询问一下，以其结果告我。”
12月9日，汪东兴向毛泽东报告说，查到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称，“白崇禧电 奉委座电令 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毛泽东批示：
“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1977年4月27日，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对高敬亭的功过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便是高敬亭冤案及毛泽东为其平反的来龙去脉。
再说在1939年5月5日傍晚，毛泽东来到鲁艺看望萧三，萧三出迎。毛泽东说：
“特来专程拜谒。”
萧三说：
“真不敢当。”
他请毛泽东来到他那间位于山下空坪的平房里。这是新盖的3间平房中的一间，屋子里没有多余的凳子，毛泽东就坐在木板床上，靠着墙，还像同学一样和萧三说话。他们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
“《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妾，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他们所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
毛泽东问萧三：
“苏联对《聊斋》有何评论？”
萧三说：
“没有读到什么评论，只知道这部书的译者是苏联院士、汉学家阿列克谢也夫，他请当时在列宁格列东方学院教中文的曹靖华替他校正译文，每章只付给5个卢布的报酬。”
谈到写作，萧三说：
“我写东西很迟缓，难能下笔千言。”
毛泽东笑着说：
“下笔千言有时离题万里。”
萧三说：
“我在苏联时，写过主席的传记，想再继续增补、修改。假如主席不反对‘翻古’，希望能详细谈谈。”
毛泽东说：
“无事‘翻翻古’，也有趣味。我在政治上帮助过你，不过你要研究调查一些历史事实才能写东西。把一些历史事实写出一部小说来，拿一个人做引线，那是有味的。”
毛泽东还答应待他休息时，可以和萧三再谈谈。
5月6日，国民党将领、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参加完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北上榆林途中到了延安，悄悄地住进了城南关一家骡马店里。晚上查店的保安人员得知此情，立即报告了上级。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在电话里指示边区交际处处长金城说：
“一定要给予邓宝珊一行以热情欢迎和优待。”
金城来到骡马店里，迎面碰上了邓宝珊的副官长于浚都，金城告诉他说：
“邓总司令远道而来，我们没有得到通知，有失迎迓。我们边区政府有几个招待所，房子虽然小，但总比这个骡马店好一些，欢迎总司令和诸位到招待所休息。”
于浚都说：
“邓总司令明天就要赶路回榆林，现在既然已经在旅店住下了，就不再惊扰贵党和政府了。”
金城无奈，只好回到办公室用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指示说：
“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多住几天。”
第二天清晨，金城早早来到旅店，在门口又遇到了于浚都，请求面见邓宝珊，说是有要事相告。于浚都依然是借故推辞。正在里边洗脸的邓宝珊听到二人说话，就走了出来，和气的对金城说：
“这次过延安，时间仓促，没有打扰边区政府。我们在这里住得很好，就不麻烦你们了。”
金城说：
“听说您来了，我已报告毛主席和边区政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非常欢迎您，希望您能在延安多逗留几天，和大家见见面。”
邓宝珊见他如此说，感觉盛情难却，就答应不走了。
这天上午，毛泽东和高岗、萧劲光一起来到骡马店看望邓宝珊，一番客套之后，毛泽东邀请邓宝珊和他的随行人员到交际处吃午饭。
交际处在机关食堂里摆了几桌酒席，邓宝珊及其随从分别落座。延安方面另有李富春、高岗、萧劲光、周小舟作陪。毛泽东殷勤招待客人，和客人边吃边谈，他说：
“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我党合作搞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够合作得更好。”
邓宝珊说：
“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毛先生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两党重新和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
毛泽东挽留邓宝珊多住几天，说是请他到延安各处去参观指导。邓宝珊欣然决定改变计划，多住几天。
此后，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一星期，到毛泽东住处作了回访，与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也进行了交往，还由高岗等陪同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看望了在陕北公学上学的女儿邓友梅，出席了边区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
后来回到榆林不久，邓宝珊患牙疼，毛泽东特地派牙科医师梁智到榆林为他治疗。邓宝珊知道毛泽东爱吸烟，就回送毛泽东一些好的纸烟。他对毛泽东极为钦佩，案头经常放着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他读过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讲义等油印本，常和部下谈论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阐明的观点。他认为毛泽东精通辩证法，对问题看得远看得深。他还说“毛泽东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读书很多，住的窑洞里书架上有马、恩、列、斯著作，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还有陕北各县的县志。他对毛泽东的谈话印象很深，说毛泽东“讲问题深入浅出，比喻生动，风趣幽默，引人入胜。”
5月7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作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讲演。他全面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攻击共产主义，宣扬其专制独裁的假三民主义。他强调要以国民党来“管理一切”，实行“以党治国”、“以党建国”。
5月10日，鲁艺为庆祝建校一周年，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并举行了大型展览会，共设10个展览室，其中第3展室在显要位置悬挂着“孙中山先生、蒋委员长、毛泽东同志”的大幅画像。毛泽东的亲笔手书《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两首诗参加了展出。
毛泽东还为鲁艺题了词，他写的是：“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5月11日晚，鲁艺举行周年纪念第一次音乐会，正式公演由冼星海和光未然共同创作的《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共分8个部分，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冼星海是从1939年3月下旬开始谱曲，历时6天，到3月31日终于完成了这一伟大的作品。他在《创作<民族交响曲>的经过》一文中写道：“这作品是我诚恳地贡献给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他是我最崇拜的民族的救星。他指示的道路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可以救中国，拯救整个民族的危亡。”
且说演出就要开始了，冼星海率领100多人的合唱团，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上舞台，整装列队。随着他的指挥，乐队奏响了序曲，雄壮的歌声随之而起，时而哀怨，时而咆哮，那起伏跌宕的旋律，激动人心。冼星海在日记中写道：“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晚会。里面有几首非常感动人的曲子：‘一、《黄河船夫曲》；二、《保卫黄河》；三、《怒吼吧，黄河》及《黄水谣》。’”
毛泽东被深深地打动了，当《黄河大合唱》结束的时候，他高兴得从座位上跳将起来，激动得连声说：
“好，好！这样的作品太好了！应该送到前线去演出，可以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