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必须号召全国同胞实行这种最高的民族道德，这就是对于古代的封建道德给了改造和扩充。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行这些道德的模范，为国民之表率。党员过去已是这样做的，今后更应努力。如果不这样做，就不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因为一个真正的孝子慈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仅仅忠于少数与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对于仁义也是一样，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处理关系于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务而得其当谓之义。汉奸、汪派、托派之所以成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叛逆，就是因为他们只顾少数人的私利，抛弃了全民族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共产党员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必须号召全国同胞实行其对国家尽其大忠，为保卫祖国而奋战到底；对民族尽其大孝，直至中华民族之彻底解放；对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与人类之大多数给与绝大的同情与卫护，以实行其大仁；对危害国家民族危害大多数人利益之敌人、叛逆与横暴者施行坚决的斗争与制裁，以实行其大义，借以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
六、共产党员必须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号召全国同胞坚决实行三民主义。抗日战线中各党各派的任何人究竟信仰三民主义与否，不在其口头之自称，而在其行为之表现，只有言行相符，才可称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所以，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主要的不应从口头上看，而应从实行上看。只有实行三民主义，才能证明自己有这种信仰，否则只是证明他并没有信仰。对于那种行为上不实行三民主义，而只在口头上信仰三民主义的，这是一种表里不一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人，每个参加抗日战线的人决不应该如此。如果口称信仰民族主义而又企图与敌人妥协，口称信仰民权主义而又实行压制人民，口称信仰民生主义而又不顾人民生活的痛苦，都是假三民主义者，叛徒汪精卫辈就曾经是这样一种人，孙中山先生在世之时对于这种人是深恶痛绝的。国难已至极严重关头，必须广泛地动员全国同胞，切切实实地实行三民主义，揭穿汉奸汪精卫辈的假三民主义，为具体实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真三民主义而斗争。在为实行真三民主义而斗争中，共产党员同样应成为模范。
七、为着实行三民主义，争取最后胜利，必须厉行精神上的改造，“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苟且偷生之习性必须革除”，“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来所号召和实行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全中国人民都应该实行起来。在伟大的抗战时代中，如果不养成艰苦奋斗的作风，则奋发蓬勃之朝气必不能养成，而醉生梦死，苟且偷生，自私自利的恶习必不能掉除。汪精卫一类人因为不能艰苦奋斗，失了朝气，而陷于醉生梦死、苟且偷生自私自利的深渊，所以他出卖民族利益，叛党叛国，做了汉奸。可知一切不愿意做汉奸的人，必须在这次国民精神总动员中认识养成艰苦奋斗作风之必要，否则是非常危险的。至于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则尤为必要，这就必须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纷歧错杂的错误思想。第一，在“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的原则下，要纠正那一切有意无意曲解三民主义而成为汪精卫辈精神上俘虏的人，要纠正那一切企图利用托派奸徒把三民主义解释为反共旗帜的人，并且要纠正那一切对于三民主义阳奉阴违口挂三民主义之名躬行贪污腐化之实的人。第二，在“不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的原则下，要纠正一切对日寇妥协投降的邪说。要广大地动员民众反对汪精卫派，因为他们“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他们响应日寇主张所谓“东亚新秩序”“日满支共同体”，并进行所谓“共同防共”。要反对一切汉奸无耻地鼓吹超越民族，欢迎日寇做东亚的“盟主”，无耻地拱让自己国家听任敌人宰割。第三，在“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的统一”的原则下，必须根据“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目标，要纠正一切破坏军政军令的韩复榘式的人物，要纠正一切作战不力的现象，要纠正一切无纪律现象，要纠正一切企图响应伪政府破坏政权统一的人物，要纠正一切对政府抗日动员法令阳奉阴违的人物，要纠正一切不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的人物。第四，在“不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的原则下，要纠正一切利用抗战形势发国难财，吃摩擦饭的企图，要纠正一切利用抗战困难策动和平妥协的企图，要纠正一切利用抗战形势排斥异己破坏团结的企图，要纠正一切为一己之私利或为少数集团的狭隘利益，为金钱地位职位等利益而妨碍与牺牲民族国家利益之行为。除了上述各点之外，像那一切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和言论，反蒋反共的邪说，依赖外力的空论空想，以及否认劳动人民是民族基本主干的反民族论调，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三民主义好朋友的反劳动阶级论调等等，都是属于不利抗战的纷歧错杂的思想，都应加以纠正。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巩固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才能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争取抗战的胜利。
八、国民精神总动员，应当成为全国人民的广大的政治运动，精神动员即是政治动员，它不依靠于强迫命令，而依靠于人民之政治的自觉。若以强迫命令的方法行之，必至成为虎头蛇尾，官样文章，而毫无生气。只有经过民主方式，着重宣传鼓动，才能推动全国人民，造成压倒敌人刷新自己的巨潮。
以上8点，特指出其最要者。中央希望全体党员协同友党党员与各界先进人士，一致努力，认真地进行这一动员运动。更望全国青年，不辞艰苦，家喻户晓，使这一运动推行于全国。以期组织全国人民一体进入抗战到底的伟大运动中。全国人民真正奋起之日，就是抗日建国大功告成之时，愿与全体同志全国同胞共勉之。
1939年5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在第70期上发表了毛泽东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撰写的《五四运动》一文。在新中国成立后，这篇文章以原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他在文章中写道：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有了20个周年，抗日战争也快到两周年了。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青年们，努力呵！”
5月1日下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开幕典礼在桥儿沟隆重举行。
这个展览会是由中共中央提议，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等机关共同筹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会。展览大厅设在一个旧的天主教堂里，大门内迎面摆着一幅会场展览布置图，四周挂满了各方送来的贺词。正中的一块红色横幅上是中共中央的贺词：“劳动创造一切”。毛泽东书写的贺词是：“无产阶级是抗日的先锋队，应为坚持抗战到底、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各参展单位都有产品说明以及各种图表，边区机器厂（茶坊兵工厂）还有“工人生活一瞥”等照片和墙报，充分展现了边区的工业建设新面貌。展品近1000种，2460余件，分为原料、成品、机械、模型等几个部分，包括机床、石油、煤、盐、化工原料、织布机、弹花机、棉布、农具、各种日用品及轻工产品等。
毛泽东、李富春、林育英、高自立、刘景范、王明等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结束之后，毛泽东在边区政府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工业展品。
在这次边区工业展览会上，最吸引参观者的展品是军工产品，如步枪、机关枪、高射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地雷、复装子弹等武器弹药，它们大多是边区机器厂及后方修械所制造的。其中最令人赞不绝口的是一支新颖、美观、短小轻巧的步枪，口径7.9毫米，一把折叠式的三棱形枪刺连接在枪管下方。这是由刘贵福和孙云龙等人在1939年4月25日制造出来的，经过试验，枪的性能良好，当时就被列为“五一”展览会的展品。这支新枪尚未命名，展览会因其短小就标了个“无名式马步枪”。
毛泽东走到崭新的马步枪前，将枪拿在手中，仔细地看来看去，掂了掂，拉拉枪栓，瞄了瞄准，高兴地对身旁的军委军工局局长李强说：
“使上我们自己造的枪啦！枪造得很好嘛，也很漂亮啊，要创造条件多生产，狠狠打击日寇。”
展览大厅里熙熙攘攘地挤满了参观的人群。尤其是那新式的马步枪和高射机枪，被许多八路军的首长和战士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舍不得离开，纷纷惊奇地议论：
“咱们边区也能造枪啦！真不简单！”
在此后的十几天里，参观者络绎不绝，达数万之众，屡有观众要求延缓展期。
5月4日下午，延安各界青年在抗大第5大队坪场举行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暨首届中国青年节庆祝大会。据记载：
“一列列年轻的队伍，浪潮似地拥到延安城北门外的广场上，凝聚成钢铁似的一团。从广场上，从广场旁边的青运资料展览室的附近，嘹亮的歌声，快乐的笑语声，汇合成巨大的喧哗，在泛滥着夕阳的红光和浮游着灰尘的空中震荡着，在酝酿着夜霭的山谷里回响着”。
在大会主席的报告完了以后，“有一个面色很和蔼的人，踏着稳重的步子，走上主席台。场上的空气立刻变了。人们热情地鼓着掌，发出心灵的呼唤。一个披着黑色头发的抗大女同学，闪着颤动的喜悦的眼光，喃喃地道：‘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的毛主席！’”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的演讲。这篇演讲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青年运动的方向》为题，编入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他在演讲中说：
“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20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
毛泽东还说：
“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到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的一天。每个青年都要担负这个责任。每个青年现在必须和过去不同，一定要下一个大决心，把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把全国的人民组织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这就是我所希望于你们的。”
关于这次庆祝大会的记载中还这样写道：“这个对一切人一切事物都关心的巨人的指示，深深地激动了青年。解放社的青年工人笑着，拿着红缨矛子的青年在笑着，扛着枪杆的青年战士在笑着，抗大、鲁艺等单位的青年学生在笑着。突然，有两把火炬冲开了群众，绕着广场，飞奔着一转又一转，像火龙开浪似地奔到主席台前，一小队茁壮的青年紧紧地挽着手，他们高掌着辉耀的火炬，有一个人挥动着粗壮的臂膀，奋然展开一面黑色的绸旗，上面闪烁着白色的大字：‘新中国的火炬！’一个女孩走出来，读她手捧着的一封信道：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延安市全体青年，谨向您——中国革命领袖致崇高的敬礼；您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青年最好的朋友。毛泽东同志，我们向您宣誓：我们一定要用自己一切力量去实现您向我们青年所指示的任务。’
读完了信，她郑重地献给毛泽东同志。在广场的另一个角落里，升起了一盏红灯。这是告诉大家，一个新颖的野火晚会快要开始了。”
冼星海走上主席台，指挥大家唱起他根据毛泽东的嘱咐与塞克共同创作的新歌《生产运动大合唱》：“二月里来呀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
5月6日，叶挺、邓子恢、赖传珠、罗炳辉等一行人抵达庐江东汤池。
5月7日，叶挺等在东汤池召开干部和共产党员会议，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下辖第4支队、第5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由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领导和指挥。
与此同时，根据项英的指示，江北指挥部还成立了以张云逸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成员有罗炳辉、赖传珠、周骏鸣、林恺、戴季英、郭述申。
5月9日，项英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报告新四军江北部队的编制及干部配备情况：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主持，高敬亭仍任第4支队司令员，罗炳辉任第5支队司令员，戴季英为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并提出了各部队的编组方案。
5月9日这一天，叶挺、张云逸、邓子恢来到舒城县高敬亭的驻地，向高敬亭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江北部队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和新四军军部关于江北部队的有关指示，要高敬亭率领支队司令部和仍在皖中的部队东进皖东地区。
高敬亭，1907年出生在河南新县，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当选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后，他历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苏维埃政府主席，光山县委书记，豫东南道书记，红25军75师政治委员。1934年11月，红25军长征北上，高敬亭奉命组建红28军，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在大别山坚持了3年坚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7年9月，红28军同国民党卫立煌部谈判，改编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不久，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和周骏鸣领导的桐柏山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由高敬亭任司令员，下辖第7、第8两个团，第7团由原红28军改编，第8团由周骏鸣领导的桐柏山游击队改编。后来，高敬亭又从第8团中分出一部成立了第9团。
1937年底，党中央为了加强第4支队的领导力量，派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郑位三去担任4支队副司令员（对内为政委）、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行前，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说：“高敬亭同志在大别山，以那样少的部队，吸引国民党17万正规部队，支援了主力红军长征，是作出重大贡献的。”可后来郑位三、萧望东到了4支队，高敬亭却坚拒二人在4支队任职，并向驻在汉口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提出，要从延安另换戴季英取代郑位三。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为求得4支队顺利改编和迅速出动，只得致电中央屈从高敬亭的要求。于是，郑位三被调去中共鄂豫皖特委任书记，萧望东也被调到豫皖苏边区彭雪枫游击支队担任政治部主任。
1937年12月25日，高敬亭和4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新四军编制会议，周恩来指着高敬亭和林维先向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介绍说：“这两位就是闻名于大别山的游击专家高敬亭和林维先同志。”
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在武汉的周恩来、项英说：“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3点之间作战，但须附电台并加强军政人员。”
1938年2月1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致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电中说：“关于鄂豫皖28军即新四军第4支队问题，必须帮助高敬亭同志才能使4支队进步和迅速出动。”
就在这2月间，戴季英从延安被派到第4支队任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湖北黄安人，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在红25军时期曾是高敬亭的上级。他本是高敬亭指名要来的人，可他在抵达4支队的当晚，就与高敬亭发生了争论。他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要部队迅速东进安徽合肥以东敌后抗战。但高敬亭却另有计划，暴露出留恋大别山的思想。戴季英以中央使者自居，疾言厉色地斥责高敬亭：“趁早把你自己的计划搁在一边，必须统一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为此，两人的关系很快就闹僵了。
1938年4月中旬，张国焘在武汉投向国民党，并到处发信联络其旧部反水。鉴于高敬亭是张国焘到鄂豫皖后考察提拔的干部，长江局特地委派在湖北威望极高的董必武专程赴皖中舒城，向高敬亭当面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鼓励他坚定立场，革命到底。6月下旬，高敬亭因与戴季英的矛盾激化，扬言要在第4支队搞肃反，消息不胫而走，引起部队骚动，以戴季英为首的外来政工人员连夜逃离，这便是“新开岭事件”。为此，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7月3日在给长江局的报告中说：“4支队问题，最近发生一严重事件。戴同志已离开政治部，其他政治部工作人员也离开了……这事表示高已走到登峰造极。这对于统一战线，对于抗日，对于安徽的工作，都会发生莫大的影响，因此须得有一个断然的解决。”
1938年11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派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传达中央和军部指示，争取和推动高敬亭部东进。张云逸到江北后，与戴季英一起到安徽战时省会立煌，同安徽省政府主席、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会商，双方指定皖东地区为4支队活动范围，划无为县为江北新四军与皖南军部的联络通道，廖磊还批给新四军一个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任命戴季英为纵队司令员，由省府供给给养。这个会商结果是有利于新四军东进和发展的，却遭到高敬亭的反对。张云逸无奈，只得审慎地采取率领周骏鸣第8团和江北游击纵队东进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和推动整个4支队东进。此前，第8团团长周骏鸣、团政委林恺因高敬亭对下属亲疏有别，分配不公，曾多次向军部要求脱离与4支队的隶属关系，此次能随张云逸东进，正中下怀。而高敬亭和4支队主力第7、9团却始终在淮南铁路以西徘徊不前，并企图把部队拉到怀宁、桐城、庐江一带，开辟背靠大别山的根据地。
1939年1月27日，项英在致延安电中转报张云逸来电：“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企图在怀桐庐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党及上级使用他认为是限制他发展，因此正对党及军部极不满”，“自己不愿东进，亦不能派队伍随张行动，争取可能极少。”
1939年3月2日，项英、周子昆报中央并转中原局电中说：“我们正在解决高敬亭问题，你们有何意见？”3月14日，项英、周子昆致延安电中说：“高敬亭显然进步极慢，对东进至今怀疑，对执行党的路线可说极差，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故季英初采取推动政策是对的。但亦不能因此对高客气，硬说是他坚决执行了党的路线，使之或骄或疑，都会发生不好影响。”
1939年4月18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在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提出对高敬亭的3种处理方案：“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为上策；给以副指挥名义，4支队改为纵队，由其他同志带为中策……撤销高的职务为下策。”4月21日，项英报中央及军委并转中原局电中，有“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曾见廖磊请假”，“戴工作有成绩，下面已有对高不满”等语。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共中央书记处在4月25日发出了致“东南局并中原局转8团”的《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而为了贯彻这一指示，才有了上面所说的4月25日叶挺等人准备建立江北指挥部的江北之行。而叶挺等人的江北之行，谁也想不到竟会引发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段荒诞的且至今推诿责任的错杀高敬亭的公案。为此，笔者才不惜笔墨在前面将高敬亭与方方面面的矛盾一一叙述出来，而且还要在下边将错杀高敬亭事件的整个过程摆在读者面前，以正视听。
就在叶挺等人北上出发以前，项英、袁国平等与叶挺又讨论了高敬亭的问题，大家还商量着“顶好尽到教育责任”，将其挽救过来。叶挺到江北后，项英怕他压不住台，又于5月4日以毛泽东的名义致电高敬亭，鼓励4支队克服困难，迅速东进，其中说道：“你们要解决困难与壮大部队，就要迅速东进，积极作战，以胜利达此目的。这不仅是为了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而主要的是为了使4支队得着更大的发展前途。党中央同志均热烈希望你们、信任你们能向这一前途迈进。”
5月10日，叶挺在安徽舒城县西港冲主持召开第4支队连以上干部及游击纵队负责人参加的会议，重申中共中央关于东进敌后的方针，动员第4支队主力部队7、9团东进。
此前，高敬亭一直对中央和新四军军部要他率部东进建立皖东根据地的决定不理解，因此表现得犹豫不决，行动迟缓。原因是他的部队在鄂豫皖山区作战多年，建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熟悉大别山情况，擅长山区作战，所以他一直想把部队留在大别山区。
5月11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说：“高部人数最多，五千多，问题不解决可影响发展，这对江北有大关系。”
叶挺在西港冲主持召开的会议一直开了两天，经过动员，第4支队许多干部表示坚决执行东进的命令，高敬亭也表示服从中共中央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