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反投降问题的结论，其中谈到了“转变问题”，他说：

“一、我们说准备自己，应付新的可能情况，应付可能的米亚哈（即何塞·米亚哈，西班牙内战期间任马德里城防司令，与卡萨多、贝斯泰罗发动反共和国的军事政变，向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叛军投降——笔者注），是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之下的。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下，准备对付可能的米亚哈或哈恰（哈恰，即埃米尔·哈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接受了慕尼黑协定——笔者注），与准备在可能的米亚哈占领地区采取暂时的退却政策。到此为止，不能设想对六中全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即是说，如果有转变的话，不是路线的转变，而是战术或策略之局部的暂时的转变，以防意外地袭击，这一点要首先弄清楚。我们要坚持过去的总路线。

二、目前要极力争取的，用党的全力去争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争取多数抗日，拥护并帮助并监督并批评国民党与蒋，使之能够从反汪斗争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三、因此应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长期合作，而不是强调其他东西。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克服投降危机，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更好地准备自己，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切为了孤立投降派而不是使自己孤立。”

关于“几个策略问题”，毛泽东说：

“一、巩固党问题（组织上的紧缩政策）。去年3月会议决定大大发展党之后，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故须暂时地一般地停止发展。当然不是一个也不准入党，有些地方还是应发展。停止发展为的是便于清理、除奸和教育，将来还是要再发展的。

二、党应好好保护新党员新干部，主要责任在老党员老干部身上。新老党员新老干部之间，一定要弄好，如弄不好，老党员老干部负其主责。有完全的理由给新党员新干部以原谅，而对老党员老干部则没有这种理由。此问题过去存在着某些不正确观点。这事，与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部队的关系大略相同。要从新党员中提拔大批的干部。

三、要加紧党内教育。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的统一。但目前应着重阶级教育，同时不忽略统一战线教育。要编制中级课本，哲学问题上要着重唯物史观。

四、要提拔地方干部。没有地方干部——中级的，高级的，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反对‘钦差大臣’的倾向，反对轻视‘土包子’，取消‘土包子’这个称呼。

五、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要说服工农干部，吃得下，不怕他们。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

6月中旬，萧三把他在苏联出版的《埃弥萧诗选》送给毛泽东，同时，他为了活动方便，向毛泽东提出想要一匹马。

6月17日，毛泽东在给萧三的信中写道：

子暲同志：

（一）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二）高尔基文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一些。（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果你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法子。敬复

毛泽东

夏季的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带着保卫参谋蒋泽民到附近的农民家串门。他们来到一户农舍，这家的孩子立刻认出了毛泽东，高兴得直朝屋里喊：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

孩子的父亲急忙从屋里走出来，亲热地和毛泽东打招呼，让毛泽东坐下来，一起拉家常。毛泽东问道：

“你们这一带有多少户人家？生产和生活怎么样啊？”

农民见他很亲切，便打开了话匣子，说：

“这一带有十几户人家，几乎家家都饲养点啥。一般人家最少养一头猪，最多的养30多头。养鸡最少五六只，最多二十来只。以前不敢多养，人少卖不出去。现在好了，鸡蛋、猪肉有多少卖多少，猪肉1斤能卖1角钱，鸡蛋1角钱10斤。家家都有副业收入，少则1年十几元，多则六十多元，够零花钱了。大牲畜不是每家都有，有的养马，有的养牛，有的养驴，基本上两户一台车，一副犁。地都种在山坡上，如果风调雨顺，能把粮食全收回来。”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说：

“要搞好养殖业，得选些优良品种。饲养上还要注意卫生，猪和鸡不能进窑洞，那样人容易得传染病，猪和鸡也容易得传染病。”

说罢，他起身望着光秃秃的山，感慨地说：

“山坡上有这么多人家，可是没有一棵树，要植树造林啊！”

离开了农家，毛泽东边走边对蒋泽民说：

“这十几户农民有一定的代表性，生活不富裕，我们要帮他们。我们的战士来自五湖四海，要把家乡的农业和养殖业的好经验传授给他们。还要在他们当中举办家庭识字班，晚上派去战士教他们，一晚上学一个小时就行。”

回去后，蒋泽民把毛泽东的指示汇报给有关部门。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制定出了相应的措施：抽出有文化的战士办了农民识字班，派有生产经验的战士到农民中传授先进的养殖方法，还组织了机关人员上山植树。

蒋泽民后来回忆说：“两年后我离开延安时，坡坡岭岭上都栽满了小树苗，光秃秃的山穿上了绿衣。”

6月22日，八路军第3纵队司令员吕正操分别致电蒋介石、程潜、卫立煌和毛泽东，报告了国民党摩擦专家张荫梧袭击围攻河北深县刘家庄八路军驻军的情形，他在电报中称：

“正当武邑、衡水、束鹿之敌分路大举向职部进攻‘扫荡’之际，深县南之陈二庄、各家庄驻军，于6月21日夜12时半突闻枪声四起，同时附近蔡家庄以北之程家、芦家庄亦均发现枪声，当职等人从梦中惊醒，而我刘家庄之驻军已陷于严密的包围中。经探悉为张荫梧亲率河北‘民军’向我攻击，及派员持函交涉，请首先停止军事行动，有何问题，自可相互开诚布公协商，共同解决。乃张氏不问来由，不分皂白，竟惨杀我派去之人员，反集中兵力，进攻益急，我刘家庄驻军在猛烈炮火下死伤过半。职闻警立即饬部驰救，不意途中‘民军’伏击，经高呼口号要求停战无效，为自卫计，不得已乃出于抵抗。故在张家寺、北马庄一带发生接战。张氏亲饬所属占据附近村落，向职部施行包围，企图全部歼灭，情况万分紧张。迄翌日黄昏，幸张氏部中有不少深明大义之士，经我宣传，士气顿挫，至此刘家庄之围乃解。”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文。此文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者进行了修改，将题目定为《反对投降活动》。他在原文中曾经写了这样一段话：

“抗战两周年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新中华报》与八路军军政杂志，要我作一篇纪念文章。我手边搜集了不少材料，拟写一篇纪念抗战两周年的论文，借以答复自《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即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笔者注）出版以来从某些方面发生的责难、挑战和质疑，名之曰《再论持久战》。这里只能简略地说一说当前时局的危机问题。”

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

“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自‘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之间，这个问题争论得很严重。‘战则存，不战则亡’——这是一切爱国党派和一切爱国同胞的结论；‘战则亡，不战则存’——这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结论。卢沟桥抗战的炮声，把这个争论暂时地解决了。它宣告：第一个结论是对的，第二个结论是错了。”

“战或不战的问题，如今改成了战或和的问题，但性质还是一样，这是一切问题中的第一个大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用全民族的血肉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两个周年的战争，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动摇和叛卖。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破坏和分裂。

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

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

何去何从，国人速择。我们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也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呵！”

1939年7月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林育英、孔原、林伯渠、张鼎丞、邓小平、高岗、谭政、滕代远。这次会议一直开到8月25日才结束。

7月3日这一天，张闻天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共讲了7个问题：（一）投降妥协的危险性问题；（二）武汉、广州失守后的形势变化；（三）当前党的任务；（四）关于三民主义问题；（五）关于国民党的问题；（六）文化政策；（七）党的工作问题。他在分析形势变化时说：

“现在日本的军事压力减弱，正面的战争减少，它的主要力量集中于‘扫荡’八路军与新四军。就国民党而言，现在抗战的旗帜还存在，但正面的战争却减弱了，外来的压力减弱了。在这种情况下，疲倦与悲观失望情绪增加。敌人军事进攻减少而政治诱降加强，国民党的投降危险也增加了。”“今天的任务是要援助全国的进步力量，与妥协投降的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目前要自力更生，就是要团结一切进步力量，与妥协、投降、退步的倾向作斗争，把统一战线推向前进。”

7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南方局的工作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南方工作，是广大的地方工作与统战工作，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这是周恩来领导下取得的成绩。”

毛泽东也指出了南方局工作的弱点，他说：

“党不巩固，群众运动不深入，统一战线中没有中层阶级更大的发展。”

他在讲话中还说：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性的三民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主要政纲与我党相同，但整个革命全部政纲与我党纲领则不同。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一是理论上承认它，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二是实践上实行它，八路军、新四军、边区和党的工作，都是执行三民主义这一共同纲领。”

7月5日，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在四川乐山沙湾镇病逝，享年86岁。郭沫若回家奔丧。郭家治丧期间，收到军政要员、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挽联近300幅。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何应钦、于右任、陈布雷、孔祥熙等要员送了挽联；共产党方面的毛泽东、王明、博古、吴玉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以“世侄”的名义，送去了由毛泽东题写的挽联：

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古；

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另外，周恩来、林伯渠、林彪、贺龙、刘伯承、左权、徐向前、聂荣臻、陈光、吕正操也送了挽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