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云相随即给所属部队下达了分区清剿新四军余部的命令，要求“各部细密打扫战场，须注意遗弃械弹及化装潜匿之匪军要员，勿使得逃。”

至此，皖南新四军指战员们经过7昼夜的英勇拚杀，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阵地完全被国民党军占领。除黄火星、傅秋涛、江渭清等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7000余人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和失散，被俘的指战员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来查明，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周子昆等人是在1月13日又擅自离开了部队，袁国平在突围中身负重伤自戕而死，项英同警卫人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五六个人，周子昆同警卫员黄诚，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同张益平、王本元等四五个人，分头突出了包围。几天过后，项英等同李志高、谢忠良以及刘厚总等先后相遇。又过了几天，项英一行十多人，又与周子昆、黄诚等相遇。项英、周子昆见面时心情非常激动，都流下了眼泪。项英说：

“部队受到这么大的损失，责任在我。回到中央后，我要作检讨。”

他们在石井坑的一个小茅棚里住了几天，随后又向激坑方向转移。在转移过程中，项英、周子昆都曾掉到河里，烤衣服时，暴露了他身上保存的黄金、银元、钞票和首饰。

在激坑期间，又有一些指战员与项英等会合在一起，其中有军部代理协理员杨汉林、5团3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军部参谋刘查、老一团的营长李元、营教导员敖箔胜等。在2月底至3月初，他们又转移到了撅坑的石牛坞村。在蜜蜂桶附近有一个山洞，位处半山腰，地势险要，又较隐蔽，项英、周子昆便住在这个洞里。住在这个洞里的还有警卫员夏冬青、黄诚和副官刘厚总。洞下面约200米处，搭了一个茅棚，谢忠良、李德和、张益乎、郑德胜等住在那里担任警卫。3月13日晚，警卫员夏冬青有事外出，洞里点上了蜡烛，项英和周子昆在地上划了个棋盘，用小石子作棋子下棋。10点多钟，黄诚说：“天很晚了，首长睡觉吧”周子昆说：“小黄，你先睡吧，等一下就睡。”3月14日凌晨，黄诚睡得正熟，突然被几声沉闷的枪声惊醒，伸手就去摸枕头下面的手枪，突然一道电筒光射在他脸上，右臂挨了一抢，紧接着又是一枪，他就昏过去了。开枪的不是别人，就是刘厚总，他以为3个人都被打死了，便抄走了他们的武器和经费，急急忙忙下山逃走了。

后来，已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的叶挺将军听到项英的死讯后，对探监的朋友说：“项英也是一有志气有才干的英雄。他的重大失误不是与我合作不好，而是对中共中央一再要他提高政治警惕性的指示置若罔闻，竟然完全按国民党顽军设计的陷阱走，最后铸成大错。”

再说在１月15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皖南事变，他在发言中说：

“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新四军的领导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摩擦的思想准备，其次便是指挥上的错误。新四军本来可以北上，但项英动摇，如不是项英动摇，是可以不失败的。对于皖南事变，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前年我们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那样的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中间派喊叫，我们也不可全信。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对项、袁的错误须立即宣布，如何处置交‘七大’解决。”

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英、袁国平同志错误的决定》，全文如下：

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项英于1937年9月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说，即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此后，他对统一战线的了解，都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不认识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在此问题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是完全和项英一致的。他所领导的政治工作，也是失去党的独立性，引导新四军去适合国民党要求的。3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地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机会主义路线。他们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3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关于项、袁所犯各项原则错误，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以为他们有了转变，今始证明依然未改。在新四军之其他部分，则在胡服、陈毅诸同志领导下，或则执行了正确的转变，例如皖东与苏南，或则自始即未受项、袁错误领导的影响，例如鄂中与淮北。在这些地方的新四军，适与项、袁直接领导之皖南部分（约占老部队三分之一，在全军则占九分之一）成为相反之对照。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因项、袁先是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刚刚开动走30里，又停下来，在泾县以南之茂林村地方，徘徊不进，让反共军逐渐合围，最后，除傅秋涛同志率领一部突出外（但至今尚未脱离大包围），主力约七千人全部覆灭。该部于1月5日开至茂林，在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之反共军七万人合围后，仓促应战，除项英、袁国平等少数人仍然表示可耻的怯懦动摇外，全体指战员在军长叶挺与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二人领导下，与反共军激战7昼夜，表示了共产党员与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但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至于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当项英、袁国平一贯执行其机会主义路线时，新四军军委分会委员与东南局委员中即有不满或反对项、袁错误的同志。对于项英压制干部积极性的家长制态度，党内不满意的人是很多的。当胡服同志在皖东，陈毅同志在苏南，传达中央指示，执行工作转变时，当地同志全体对于项英错误的坚决反对与对于中央路线的热烈拥护，就是明显的证据。为了今后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胜利地进行抗日反汉奸的斗争，中央对于项英、袁国平所犯错误特有如下之决定：

一、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全党全军应该警惕，引为鉴戒。当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时，项英、袁国平也是参加了的，但随后他们却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强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虽然在现时我们还不把项英与叛变了的张国焘同等看待，还待他今后事实的证明，如果项英没有在战斗中牺牲与没有冲出包围而是被反共军俘虏，我们还希望他们在被俘后能够表示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但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是应该指出的。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像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而对于已经犯了严重错误又不服从中央或上级领导的同志，必须及时预防，加以调动与处置，这亦是从项、袁失败应该引出教训的。

二、当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处于严重困难关头，蒋介石与国民党实行坚决的反共政策之时，我全党全军必须以项、袁为戒，于坚持抗日立场之下，在精神上、政治上、军事上及一切组织上严肃我党我军的阵容，方能粉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反共进攻与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

三、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四、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

1月15日晚，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人说：

“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只有猛烈地坚决地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裂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1月16日，在医院休养的林育英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又见党内不少人出于对国民党背信弃义的愤怒，要求与国民党决裂，心里很不平静。他抱病给毛泽东写信说：

“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矛盾，皖南事变虽然使我党受到很大损失，但与‘四一二’、‘马日事变’还是有些不同，日本帝国主义未赶出中国，统一战线仍要坚持。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不可能胜利。”

毛泽东读了林育英的信，为他关心党的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的精神所感动，马上复信嘱咐道：

“你病如何，甚以为念，请好生保养为盼!”

此后，毛泽东又来到林育英住处看望他，握着他的手说：

“育英同志，你的病情我一直挂记在心，我总想来看看你，因为太忙，一直没有来成。今天，我特地抽点时间来看看你。同时，也感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

林育英说：

“主席，我现在是老病号。你太忙，再不要来了。”

1月17日傍晚，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发布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通令中还说：“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

同时发表军委会发言人谈话说：“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

此前，白崇禧力主取消新四军番号，蒋介石便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关于此事，王世杰在1月17日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今晨予往蒋先生寓邸，面述关于处置新四军问题之意见。予力主不将处理命令公布，如有必要，仍应以密电通知各军政机关。予所顾虑者，此种公开宣示，有促成共产党军队叛变，造成大规模内战之危险，国际方面观感及沦陷区域人心亦应顾虑。”此意见虽未被蒋接受，但蒋明确表态说：“公布文件中应不涉及共产党或第十八集团军，而以指斥新四军为限。”

毛泽东获悉重庆军委会发布的通令和军委会发言人的谈话，立即致电周恩来说：

“蒋1月17日命令及谈话，对我们甚为有利，因为他把我们推到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因为破裂是他发动的，我们应该捉住1月17号命令，坚决反攻。”“蒋以为我们怕破裂，我们须表示不怕破裂。”

1月17日，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他又打电话怒斥何应钦说：

“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被国民党当局扣发后，指示报纸次日刊出他书写的题词：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