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整风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澄清思想，分清是非，辩明真伪，提高认识，而不是追查个人责任。”

话说1942年6月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因沿途通过无保障，山东又缺乏统筹之人，故你不宜西进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115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似较适宜。”

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了整风最高领导机构——“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康生、凯丰、李富春、陈云组成，负责监督和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毛泽东担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

总学委下设4个委员会：1、中共中央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负责人康生、李富春。2、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负责人王稼祥、陈云。3、陕甘宁边区系统学习委员会，负责人任弼时、高岗。4、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学习委员会，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

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讨论学习问题，并通报时事、政治和工作等问题。

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直接领导下，中央直属机关系统学习委员会、军委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陕甘宁边区系统学习委员会，分别成立了中心学习组（甲组）；此外，还有文委系统学委会和中央党校学委会、延安各机关、学校学委会，分别成立了中级学习组（乙组）和普通学习组（丙组）。

延安共有10098人参加了整风学习。总学委先后派出许多巡视团和巡视员，深入到各个机关和学校检查学习的情况，听取各个单位负责人的汇报，还不定期地抽查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进一步推动了学习运动的深入开展。

中共中央要求各学习组在整风运动中要掌握以下几个原则：

1、在分析错误时要实事求是，一般错误绝不上升为路线错误，非原则错误绝不上升为原则错误，偶然的局部的错误绝不上升为一贯的全局的错误。2、弄清楚犯错误的原因，不着重个人责任。3、对任何问题，采取分析态度，不搞否定一切，就是对王明等人也不要一概否定。4、发扬民主，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敢于讲话。5、对犯错误的人，要满腔热忱，不搞惩办主义。

整风的方法，就是学习、检查、总结；即学习文件，检查对照，反省自己，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写出总结。

后来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对党内历次错误路线寻根追底的现象，有的人要追查错误路线的责任人，要查明哪份文件是谁起草的，要追究起草人的动机和意图。毛泽东知道后，指示说：

“整风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澄清思想，分清是非，辩明真伪，提高认识，而不是追查个人责任。那样做是不对的。”

6月4日，中央研究院召开了一个批判王实味的专题会议，与会者声色俱厉地对王实味提出了各种质问。王实味刚要申辩几句，即被打断，会场秩序比较乱。萧军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会议主持者说：

“大会主席，这是不行的，应该让他发言说全了话大家再反驳他，无论什么会也得有个秩序啊！”

会后在回家的路上，萧军对妻子说：

“这开的是什么会啊！怎么把屎盆子朝一个人头上扣，这哪像高等学府！”

没想到他这牢骚话被旁边的一位女士听到了，便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第二天晚上10点，萧军为批判王实味的事来见毛泽东，反映了他对批斗王实味不正当方式的意见。毛泽东劝他说：

“王实味的问题很复杂，不但犯了政治错误，还有托派和国民党特务嫌疑问题，你不要管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

萧军在这天的日记里记载道：毛泽东显然很懊恼，“也许在烦恼我又去多事。”

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4名代表给萧军送来一份有108人签名的《抗议书》。《抗议书》中说：

“你是鲁迅的学生，是《八月的乡村》的作者，我们很尊敬你。既然你是共产党的朋友，为什么同情托派分子王实味？为什么反对我们批判王实味？为什么说怪话？你应当向大家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萧军一看就火了，把4名代表轰了出去。代表们走后，他写了一份备忘录，追记了那次批判会的详细经过，先是在“文抗”作家俱乐部当众宣读，然后又亲自给毛泽东抄送了一份。

6月11日，中央研究院的全院座谈会结束。

在座谈会期间，有人举证成全、王里夫妇一起到中央研究院看望潘芳、宗铮夫妇，潘芳、宗铮就住在王实味隔壁的窑洞里，这两对夫妇又一起拜访了王实味。后来5人又来往了几次，还在一起吃过饭。座谈会以此为据，把他们5人说成是“托派关系”，他们的来往是“托派组织活动”。

最后，座谈会把王实味与成全、王里夫妇和潘芳、宗铮夫妇5人定性为“五人反党集团”。

6月12日，毛泽东仔细阅读了罗烽在延安写的《高尔基论艺术思想》等几篇文章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罗烽同志：

你的文章读过了，今付还。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得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途是有益的。

未知当否，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6月20日，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的决定》：

一、“七七”5周年纪念的时候，正是处在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日益强固的时候，苏英新条约的签订，苏美协定的成立，20余国热烈举行联合国日，特别是苏联前线的胜利，都表示反侵略同盟国的力量正在迅速增强与结集，准备最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法西斯侵略者则日益接近失败和死亡的末路。我们纪念“七七”，要庆祝苏英美协定的签订，庆祝联合国的团结与胜利，欢迎中苏英美及一切反侵略国的胜利的光明的前途。

二、“七七”5周年，表明了中国人民在反对日寇的战争中的艰苦卓绝排除万难的精神。抗战第6个年头，将是接近于战败日寇的年头，同时也是抗战最困难而应做绝大努力的年头，我们全国军民必须团结一致，度过目前的困难，迎接将来的胜利。为此必须：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建国，加强国共合作，加强全民族的团结，改善各抗日党派间的关系，提高军民抗战的积极性，坚持抗战到底，实行反攻日寇，与反侵略国一同打倒世界法西斯。

三、抗战5年中，我们很多的抗日英雄为国捐躯了，很多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党无派的人士及爱国同胞在前线在后方牺牲了，最近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同志又在太行山战斗中英勇殉国。我们纪念“七七”5周年，应对抗战死难将士举行追悼大会，以慰死者，以励士气。

四、在延安举行纪念抗战5周年追悼抗战死难将士的大会，指定李富春、谭政、高自立、陈正人、方强、李力果、萧向荣7同志为纪念及追悼大会筹备会的委员，以李富春同志为主任。各地纪念会由各地党政军机关按照当地情况规定之。

6月25日，毛泽东关于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等问题给林哲写了一封信。

据俄罗斯解密档案和俄文翻译师哲回忆录记载，林哲的日本名字叫野坂参三，原是在共产国际工作的日本共产党代表，1940年3月受共产国际派遣，化名“林哲”，随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一同到了延安，执行“破坏日本军队以援助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设立反战中心并确立与日本国内共产主义者的联络”等任务。在延安期间，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顾问，指导敌军工作部，具体工作是主持日本问题研究室和日本问题研究会，同时创办教育和训练日军俘虏的“日本工农学校”。

毛泽东给林哲的这封信是用毛笔写在两张纸上的，自左而右横书，笔力遒劲，潇洒脱俗，一气呵成，可以说是他“毛体”书札中的一幅力作。原文如下：

林哲同志：

今天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的消息，非常高兴，我跟同盟诸同志的心是完全一致的。同盟给我的信，我十分感谢！现在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又快开会了，我谨以至诚祝大会的成功！正如大山同志所说，在华北的几十万日本兄弟，必能响应大会的号召，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与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共同敌人而奋斗。所有同盟及大会的革命活动都是在你领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你及一切日本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动，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援助你们，请以此意告诉同盟诸同志。敬致

中日两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敬礼！

毛泽东 1942年6月25日

6月间，斯大林派飞机为延安送来一批医务人员，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送给毛泽东10件皮大衣，10双筒皮靴、几双皮鞋、10条毛毯和几箱香烟。毛泽东向机组人员询问了斯大林的健康状况，对他们表示欢迎。毛泽东除了留下一箱香烟和一双皮鞋外，其余物品全分给其他人了。

第二天，苏联飞机要回国了，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回信，让人缝了一个小布袋，装上他自己亲手种的红辣椒。毛泽东告诉苏联机组人员说：

“延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给斯大林同志送这点礼品，表示我的谢意吧。”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一文，文章说：

“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

这一天，邓拓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由他撰写的题目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社论中说：“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所以能够成为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坚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因为有了毛泽东主义。”

社论中还说，“毛泽东同志领导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斗争，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直到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在这些斗争中巩固了党和党的正确路线，同时更加确立了毛泽东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

社论强调，毛泽东“在其理论与实践中，有着许多新的创造，给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理论以更进一步的具体化与充实，使之更加适应于中国与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的新的历史条件。”

社论号召“深入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真正灵活地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应用到一时一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中去”

7月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原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逐渐提升上来的，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能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干部投降了敌人，但这是不足为奇的，原1、2方面军干部中亦有极少数分子投敌。

二、原四方面军干部在国焘路线统治时期，是服从与执行了国焘路线，但必须区别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与积极帮手之间的分别。只有几个人对国焘路线的发展是起了积极帮手的作用的。压倒的大多数由于文化政治水平关系，由于国焘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由于军队的集中原则等原因，而服从和执行了国焘路线。抗战5年来的实际，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了1937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所指积极起帮手作用的几个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内，他们在国焘路线时期并未起过此种作用。就是对国焘路线起过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争取教育，使他们觉悟转变，而不是抛弃他们，这一政策也已收到了效果。

三、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他们过去执行过国焘路线而有所歧视，应当根据这些干部每个人的德（对党的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凡原有工作不适当者，应设法改变之，尤其重要地是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政治军事水平。

四、对原四方面军干部如果在现在工作中有成绩则应表扬，如犯有错误（任何干部都有错误可能）则应当就其错误的性质和程度加以指示和帮助纠正其错误，不指出和夸大错误都是不对的，应当有相互间的诚恳坦白的关系，任何隔阂、冷淡、歧视的态度都是不应当存在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当原四方面军干部犯有错误时决不可轻易加上“国焘路线的继续”、“国焘路线的残余”等等大帽子，因为这是不合事实的，对干部团结是极端有害的，这实际上是帮助敌人来挑拨我们的内部关系。

五、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做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对工作有意见时，应坦白地直率地随时向当地军政党领导者提出。尤其重要地是加紧自己文化、政治、军事的学习，提高自己对党的认识和工作能力。

六、10年内战、5年抗战已经证明，我们军队干部及其他干部除个别分子外，不管他们来历如何，是团结的是一致的。现在抗战日益困难，日寇及国内反动分子想用一切方法来挑拨我党干部的内部的关系，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地方关系而发生的任何微小的隔阂。

七、各地接到此指示后，应在各级干部会议上报告并讨论之。

7月4日，毛泽东关于整风问题致电聂荣臻。他在电文中写道：

“你的文章‘号召整风学习，纠正整风中的偏向。’并指出边区学习的特点，对于整风开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点请你注意，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些，某些是上级多些。即如党八股，就是包含着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内的，如不包含这些，就不叫作党八股了。”

“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纠正。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已发现许多同志的毛病，正在纠正中，你们那里可作参考。”

7月9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我们很望你来延安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仍以在敌后依靠军队为适宜。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以此标准来决定暂在山东还是仍回军部。”

7月21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他告诉周恩来说：国民党已经决定由张治中、刘斐同共产党代表谈判，并将继续派联络参谋去延安。

1942年8月1日，贺龙与薛明结为终身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