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周恩来就毛泽东准备会见蒋介石的问题复电毛泽东说：

“1、见蒋的时机尚未成熟，蒋介石的政治解决是要中共屈服，我屡次请求回延安，蒋皆不准；蒋继续派人欲劝降狱中的叶挺，说明蒋介石仍包藏祸心，不能不防。2、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顽固派欲借苏联对德战争处境困难之时妄图压中共屈服，若主席来此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公可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我估计晤蒋前途有二：（1）表面上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2）约主席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主席长住，不让回延安，如此于我损失太大。”

周恩来建议：由林彪出来打开谈判大门，“看蒋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定主席是否出来。”

9月7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了一篇题目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参看《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但是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

“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而第5年以后的抗战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抗日的第5第6年，包含着这样的情况，既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我们的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的维持着庞大的机构。”“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战胜敌人。所以我们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的同敌人做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

毛泽东针对有人担心精兵简政以后无法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他写道：

“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很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9月间，毛泽东为自然科学院题写了院名。原自然科学院学员毛雪华回忆说：

“194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根据领导的嘱托，到延安杨家岭找毛主席为我校题校名。我到杨家岭见到了毛主席，把来意对他说了，他很高兴，他停下工作为我校题校名。勤务员为他准备了纸墨，纸是《解放日报》旧报纸代用的。每半张纸写一个字，写了‘自然科学院’5个大字。共写了两套，让我带回供选用。回校后，学校把毛主席所写的校名墨迹一比一地照搬到一块长木板上，挂在杜甫川我校的大门口。”

9月1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1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2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期间，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

电文中还说：林彪昨晨已乘车起身，闻蒋介石已返渝，我们仍要林彪到西安后赴渝，以期打开商谈门路。

9月15日晚，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说：

“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200余人作了报告，据舒群说，影响很好，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的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解放（指《解放日报》——笔者注）第4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范（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孙雪苇（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刘雪苇）及工、妇、青3委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接着，毛泽东又给谢觉哉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谢觉哉由于繁忙的政务，大量的写作，加上生活条件不好，积劳成疾，在1942年元月，毛泽东让他搬到杨家岭休养。最近，他的好友王凌波在延安病逝，谢觉哉于9月6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诉说了他沉痛的心情。毛泽东在给他复信中写道：

谢老：

6日函悉，死者已矣，生者务宜注意。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有所调节，务不过劳，文章亦不宜写得太多，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谢觉哉收到信后，即复信给毛泽东说：

“示悉。于公于私都需要活下去，至少还想活10年以上。然鉴于凌波的死，知道活下去也不易。上次到你处不知道路上有那么热，脑筋昏胀了。你似乎看了不对叫我睡，我还能够马上静下来，否则就要发生病。我执行4小时工作制已数日，很好”

9月17日下午1时，盛世才派出军警特务，将陈潭秋、毛泽民、林为梁（化名林基路）、徐梦秋（化名孟一鸣，任新疆教育厅厅长）、李一欧、汪小川（化名汪哮春）的住处包围，以他捏造的所谓中共“在陈潭秋、毛泽民的策划指挥下，由李一欧几次召开秘密会议，与徐梦秋等共同讨论决定，为了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新疆政府，定于民国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在群众大会上刺杀盛世才等军政要员”的“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为由，将他们软禁在刘公馆。接着，又囚禁了共产党在新疆的所有党员。

盛世才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他准备公开审理“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和遗留积案“杜重远（新疆学院院长，1940年被软禁，1941年5月被逮捕，1943年6月被杀害）阴谋暴动案”等，请蒋介石迅速派一个懂法律的“审判团”到新疆协助审理。蒋介石收到请求信，清楚盛世才的用意，便将这一“重任”交与有丰富反共经验的徐恩曾办理。

且说毛泽民见盛世才翻脸成仇，顿时怒火满腔，当众把盛世才的特务头子、警务处处长李英奇痛骂一顿。李英奇被迫打电话请示盛世才，毛泽民抢过话筒，大声斥责说：

“你背信弃义，竟敢把我们这些抗日有功的人关押起来。你必须无条件地立即释放我们，把我们送回延安去，否则，你是没有好下场的！”

盛世才支支吾吾，企图为自己开脱。毛泽民知道盛世才已经无可救药，一怒之下，把电话机砸成了碎片。

后来一直到194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才从共产国际那里得到了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被盛世才扣押的消息，随即电告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要他“设法打听他们的消息并考虑有无营救的办法”。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电告周恩来说：“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陈潭秋的化名——笔者注）等140多人的要求……要求重庆方面去电迪化，释放并准他们经兰州、西安回延。”5月间，中共代表林伯渠赴渝，又向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面交《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之意见书》，其中说：“请政府命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件被捕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此等人员，均属爱国志士，请予自由，以利抗日。”

再说9月20日，毛泽东和文艺版主编舒群为《解放日报》第4版拟定了一个征稿办法，让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按名单发出通知，说是晚上毛泽东要在杨家岭宴请他们。

是日晚，所邀请的人如期而至，毛泽东欣然说道：

“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日摆宴，必有所求。”

接着，他当众宣读拟订的征稿计划，只听他念道：

“一、《解放日报》第4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

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江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它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图画。

张庚同志：以戏剧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0000字。

柯仲平同志：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范文澜同志：以历史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邓发同志：以工运为主，其它附之，每月8000字。

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5000字。

王震之同志：以戏剧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冯文彬同志：以青运及体育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艾思奇同志：以文化及哲学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0000字。

陈伯达同志：以政治、经济、国际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0000字。

吕骥同志：以音乐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蔡畅同志：以妇运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董纯才同志：以教育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吴老：以语文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以上共149000字。

二、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

三、每篇以不超过4000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作为例外。

四、如每人征集之稿件满12000字者，可在第4版一次登完。但编辑部也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3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

五、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征补。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

毛泽东放下征稿计划，笑嘻嘻地接着说：

“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只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4版负责，当仁不让，所求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诸人欣闻毛泽东相约是为了征稿的事，皆乐于接受，纷纷表示，为办好党报，愿尽全力而为之。众人边吃边交谈，直到很晚方才尽兴而散。

毛泽东送走客人，见柯仲平一个人仍然坐在那里又吃又喝，兴致正浓，便叫来舒群，又让警卫员添上两个碗，连柯仲平面前的酒碗里都一一斟满了酒，说道：

“喝吧，老柯、大舒，‘酒逢知己千杯少’，”

柯仲平接口吟道：

“话不投机半句多。”

毛泽东吟道：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柯仲平抢着说：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吟罢，3人各饮了一碗。毛泽东见柯仲平对答如流，非常高兴，说道：

“老柯，你带个剧团，常年奔波‘他乡’，辛苦了。喝吧，这是慰劳酒，慰劳酒！”

柯仲平说：

“感谢你，是你——毛主席批给我300块钱，让我搞起这个剧团。”

毛泽东说：

“让你去受苦受难。”

柯仲平说：

“过惯了，我愿意和老百姓在一起。”

月光如水，夜色已浓。舒群悄悄写了个纸条，背着毛泽东递向柯仲平，欲劝他罢饮归去，不料却被毛泽东截住了。毛泽东看了一眼，笑了笑，撕掉纸条，劝二人继续喝下去，直到柯仲平喝到不能再喝了，这才散席。他把客人送到屋门口，望着柯仲平和舒群远去。

柯仲平喝多了，骑在马上左摇右晃，行至半道从马上摔了下来，舒群下马搀扶，两人东倒西歪，没走多远，竟卧地呼呼大睡。不一会儿，毛泽东带着两个警卫员又赶了来，叫醒二人，扶上汽车，亲自送他们回机关。

欲知此后《解放日报》办得如何？请诸君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传曾经提到毛泽东注意到了山东根据地不团结的问题。在那种特殊条件下，不团结的问题在其它根据地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正像毛泽东在1942年9月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由他起草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序言部分所说：由于“日寇扫荡的残酷、封锁线与根据地增强，上下的联系很困难，抗战的地区性与游击性的增大”，“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的领导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本位主义，门户之见”“这些不协调的现象”。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不利因素存在，《决定》就要求各根据地“各系统上下级隶属关系更加灵活，每一地区活动独立性以及活动各方面的领导统一性更加扩大与增强，要求各地区的各种组织更加密切地配合，不给敌人以任何可利用的间隙。”这个《决定》值得认真一读。毛泽东思虑严密，其指示环环相扣，在方方面面都作了严格的规定，使这个《决定》成为各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保证。这种严密的组织纪律，至今依然可以作为社会活动家的重要借鉴。

另外，本章末所叙述的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征稿宴客一节，读来让人忍俊不禁，真可谓是快人快事，着实有趣得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