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贺龙与萧克分别娶了出身于商人家庭的一对学生姐妹，萧克娶了妹妹蹇先佛，姐姐蹇先任成为贺龙的第4任夫人。到延安后，因感情不和，贺龙与蹇先任离婚。
1938年，贺龙42岁，薛明22岁。二人第一次见面，贺龙向来自天津的漂亮女学生薛明发出邀请：我那儿有一个会做天津包子的厨师，今后你可以到我那儿去玩玩，看看这个天津包子像不像。此后，虽经陈正人等撮合，薛明一直没有动心。
据薛明后来回忆，她对贺龙真正动心是因为一次大雨。那一回，薛明被派往贺龙驻地汇报学习整风文件的心得，汇报结束后贺龙送薛明回住处。贺龙在前，薛明在后。恰逢大雨，天黑路滑，薛明一只脚陷进泥沼里，贺龙回头拉她。她一抬头，正好一个大闪电，她这么一看，他穿着长筒皮靴，白衬衣扎进灰裤子里，腿比较长，走路步子很大。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她当时觉得他很英武。就是这么一瞬间，情定终身。这次雨夜送行迅速在西北局“传为佳话”。
贺龙结婚的当天，任弼时、林伯渠、高岗、陈正人、张邦英等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以及王震、李井泉等老部下前来祝贺。几天后，毛泽东在贺龙的陪同下，来到贺龙驻地接见“战斗篮球队”队员，同时也向贺龙和薛明表示热烈祝贺。
8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他重提7月21日国民党决定由张治中、刘斐与共产党代表谈判的事，问道：
“恩来，延安最近有无来电？”
周恩来说：
“我党来电说，有关政治军事问题，愿与张文白、刘为章谈判，以寻求解决途径。”
蒋介石说：
“目前战事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要好好解决。我一周后将去西安，想在西安约见毛泽东先生一晤。”
周恩来答复说，待请示延安后即行奉告。回到住所，周恩来将见蒋情况电告毛泽东，说蒋欲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测”，在态度上还看不出蒋介石有啥恶意。周恩来提出两条对策供中央选择：一是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介石。二是周恩来和蒋介石一起去西安，然后周恩来回延安，再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去西安见蒋。周恩来估计：前一个办法可行，因为林彪在苏联治病期间受到斯大林的器重，在今年初回国后，由兰州返回延安的途中，蒋介石曾严令国民党军政当局好好接待，妥为护送；而后一个办法不易得到蒋介石的同意，除非带到西安的是朱德。
8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说：
“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更好。”
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会议认为丘吉尔和斯大林从8月12日至15日进行了会谈，讨论关于建立第二战线问题，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局势有好转可能。
8月19日4时半，毛泽东急电周恩来说：
“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10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
周恩来随即复电毛泽东说：
与蒋会晤时间“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来渝，也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毛泽东再来渝。
8月间的一个星期天，中共“七大”代表毛朗明与堂弟毛泽普、堂侄毛远耀及另一个老乡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正在院里看书，见他们来了，忙起身相迎。寒暄之后，毛泽东交代担任中央办公厅科长的毛泽普，要他写一个材料。毛泽普接受任务后，就和那位老乡走了。毛泽东询问了毛朗明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情况，接着又问道：
“你从家乡来，乡亲们都好吧？”
毛朗明回答说：
“都好。”
“你这次来延安的途中，走了不少地方吧？”
“我们路过湖南、广西、江西、浙江、安徽、山东、陕西各省的好多地方，看了不少风光。”
“你到了这些地方，心中一定有个比较。你认为，农业搞生产，哪些地方搞得好？”
“还是湖南搞得好。湖南人最勤劳，农业生产技术比较先进，江浙都不及湖南。北方，如山东、河北、陕西，生产技术比较落后，农民搞生产，没有南方人发狠？”
“你有什么根据？”
“比如冬天，南方农民有事干，打粪积肥，冬耕冬种，忙个不停。北方农民冬天就没事干。陕西人运东西用毛驴驮，不仅行动慢，而且一次只能驮七八十斤，而湖南人运东西用箩筐挑，一担就可挑一百七八十斤，速度也比毛驴快。”
毛泽东笑着说：
“北方没有南方的簸箕箩筐等运输工具，因此，北方人不会挑。你路上看到荒地多不多？”
毛朗明说：
“不多。延安开展大生产，荒地尤其少。”
毛泽东把话头一转，问道：
“你们党校出了个吴奚如是吗？”
毛朗明说：
“是的。”
“吴奚如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吴奚如是党的高级干部，会写文章，是个作家。他思想上有些问题，是老古董，倚老卖老，讲话不注意场合。还有，他对延安的艰苦生活不满意，有贪图安逸的想法。”
“你看，对这个人怎么办？”
“组织上已经对他做了处理，但处理有点过分。”
“为什么呢？”
“说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不对。虽然思想上有些毛病，但他毕竟是老干部，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么做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利于弄清是非、团结同志。”
毛泽东点了点头，不再问什么了。
也就是在这8月间，毛泽东突然接到陈潭秋、毛泽民从新疆发来的急电，建议党中央把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迅速撤离。
原来，毛泽民因患有气管炎病经毛泽东和党组织批准，由妻子钱希钧陪同，在1937年冬去苏联“治疗休养”。1938年初，毛泽民、钱希钧行至新疆，恰遇新疆与苏联交界处发生鼠疫，交通中断，不得不留在迪化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暂住。
此前，新疆军阀盛世才打出了“亲苏拥共”的旗号，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多次要求共产党从延安派干部到新疆工作。中共中央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保证西北国际交通线运输的安全，决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从1937年起，陆续派遣了100多名干部到新疆工作。此时，盛世才要求共产党派一名财经能手到新疆整理财政，毛泽东和中央便决定由逗留在迪化的毛泽民，与接替邓发为党代表的陈潭秋一起，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民化名周彬，出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尔后又任民政厅长。
钱希钧在1939年与毛泽民离了婚，从新疆回到了延安。因为她和毛泽民没有生育，所以在延安见到毛远志和王淑兰的养子毛华初，就格外怜爱，胜如己出。每到周末，兄妹俩也总要去看望“钱妈妈”，钱希钧便拿出自己的伙食“尾子”，给兄妹俩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后来，钱希钧又和周小鼎重新建立了家庭。新中国成立后，钱希钧先后担任了食品局副局长、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职务。
毛泽民则是在1939年再次被派往苏联，于6月初到达了莫斯科。
毛泽民的外孙、毛远志的儿子曹耘山，为了搞清楚外祖父去苏联“治病”的真实原因和目的，曾到莫斯科查阅了毛泽民的档案，最终还原了历史真相。
毛泽民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请他回忆撰写一系列有关中共重大事件情况的报告。此后，毛泽民撰写了一系列报告，其中有《关于过去肃反工作中的片断材料》、《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的报告、写给共产国际执委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两封亲笔信件等，以及他在共产国际召开的研究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都陆续转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上。
毛泽民在这些报告材料中，几乎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总结了“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共带来的教训，笔锋直接指向王明，条分缕析，反驳了王明的一系列相关说法。他还写道：“18年来，中国革命和整个党遭到的损失更多是来自内部的敌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流血的教训，重要的是找出这些教训的实质。”
曹耘山还看到了一份由刘亚楼、林彪、毛泽民联名写给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有3000多字，内中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尖锐质疑：“遵义会议这样重要的决议案”，为什么3年之久“尚未到达国际主席团”？“我们不了解过去中国驻国际代表团在干什么！”报告提出的一连串疑问，都与王明有直接关系。
另据2004年8月《作家文摘》转载卢弘的《李德曾对在华错误做过检查》一文记载：1939年12月底，毛泽民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监委会召开的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的会议，并在会上有发言。文中提到，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曾对过往“耿耿于怀”，李德是这样写的：“毛泽民把许多罪名无理地归咎于我……周恩来（1939年8月至1940年3月在莫斯科治病——笔者注）坐在一旁，像是‘原告’……后来我多次听说，周恩来和毛泽民受了毛泽东的委托，要在莫斯科把我当作‘人民的敌人’开除出党，如有可能还要把我消灭。”
诸多史料说明，毛泽民也是毛泽东“阶梯式”地派往苏联对王明宗派主义错误路线实施釜底抽薪的重要使者之一。
后来在1940年1月22日，毛泽民离开莫斯科，回到了新疆。他与一个在新疆做统战工作的地下共产党员朱丹华（又名朱旦华）的姑娘，结为伴侣。朱丹华从此成为“周厅长”夫人。1941年2月14日，朱丹华在新疆迪化生下了她和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就在这一年，蒋介石发动第2次反共高潮，盛世才逐渐撕下了“亲苏拥共”的假面具。1942年8月，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初到迪化与盛世才谈判，达成了反共协议。陈潭秋、毛泽民正是鉴于这一重大变故，立即给党中央发了急电。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责成他们制定一个分期分批撤离党员的计划。陈潭秋和毛泽民接到中央的指示后，立即组织117名准备撤离的党员、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开展气节教育，以便应付突发事变。同时，他们探知新疆与延安的道路已经被国民党封锁了，便决定和苏联取得联系，暂时撤到苏联去。
再说8月25日，毛泽东修改了《中情通报十八号》。《通报》中说：斯大林、丘吉尔会谈后，反希特勒战争即将进入决战的阶段，这是整个战争的新形势。
《通报》中还说：国民党近已放弃了5月间的军事反共计划，而采取政治上解决国共关系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谈话，国共关系确有走向好转的趋势。
